“中国科幻大片在哪里”，似乎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超人》和《大西洋底来的人》开拓了国人眼界，《侏罗纪公园》和《星球大战》则让我们看到科幻大片作为一种文化商品的影响力。如果说好莱坞的超级英雄电影几乎就是“美国梦”最好的广告，那么对于“中国科幻大片”的殷殷期盼，其实也在某种心理层面上，与“中国梦”微妙地联系在一起。
《三体》片场
我们何时能将中国科幻大片卖到全世界去，意味着我们何时在技术、经济与文化的层面上，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意味着我们有能力想象，当世界陷入危急存亡之时，中国人可以敢为天下先，承担起我的责任。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科幻大片”的关键不在“大片”，而在“中国”，在于我们的文化产业是否有能力塑造出一个个顶天立地的“中国式英雄”，能否让这些英雄代表中国人去做梦和行动。然而，看惯了“美国大兵救世界”的桥段，再将目光转移到身边黄皮肤黑头发的同胞身上，观众们是否会感觉到某种错位和不和谐？对于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英雄，我们该如何刻画他的情感、价值观与个人选择，又该如何想象“他”与“人类”之间的关系？
如果我们对比一下那些同样涉及到灾难和拯救的中美科幻作品，就会发现明显不同：一方面，像“超人”或者“美国队长”那样肌肉发达三观正的超级英雄们，大多擅长行动而想得很少，危急时刻，他们会不假思索地挺身而出，发挥自己的能力，去做每一个好公民应该做的事情；相比之下，中国科幻作家笔下的hero(英雄/主人公）们，则总是显得有几分悲情、软弱和纠结，有些找不到前进的方向。譬如说，韩松的男主角，大多像《地铁》中的“老王”和“周行”一样，卑微、懦弱、害羞、胆小，在难以把握的诡异世界中徘徊犹豫。宝树的男主角，则大多是内心善良、有点宅、有点不善于社交，也许还有点中二的男青年。在潘海天笔下，那些莽撞、急急忙忙、凭直觉行动的男性英雄，似乎总是在等待着某位伟大女性的拯救。而在王晋康笔下，主人公干脆一分为二，彼此惺惺相惜，却又为了各自心中正义的目标势不两立，就像《亚当回归》中的“钱人杰”和“王亚当”一样。这些人物身上，依稀都有作者本人的影子。即便是善于写大场面的刘慈欣，其笔下的“乡村教师”、“罗辑”、“云天明”、“丁仪”，他们拯救世界的方式，也与好莱坞超级英雄们完全不同。在刘慈欣看来，自己笔下的人物，在性格上大都比较简单，在精神上比较极端，从而能够在像“黑暗森林”那样假想的极端环境下，作出常人无法作出的选择。或许正如一位评论者所说的那样，刘慈欣笔下的人物，“在本我自我和超我中，去掉了自我，只剩本我和超我。”这样的人物是抽象的、理想化的，他们与“现实世界”格格不入，只有在另一个同样抽象而空灵的“科幻世界”中，才能发挥自己的价值。 “迄今为止，我没有写出过自己特别有认同感的角色，这是件很遗憾的事。”刘慈欣这样说。在青年科幻作家飞氘看来，在一个高度技术化的现代世界中，已经很难去讲述“行动者”的故事了。为此他另辟蹊径，在自己的科幻作品集《中国科幻大片》中，效仿了鲁迅《故事新编》的写法，将中国神话与科幻元素相结合，让那些像盘古一样天赋异禀的上古英雄们，去完成开天辟地拯救世界的崇高使命。在书的后记中，飞氘写道：“调用一个族群对古老过去的自我讲述，也隐含着某种企图：想要挖掘和探索一种可贵的精神，也就是《故事新编》里面的那些人，大写的人的精神。” 问题在于，这种“大写的人的精神”，与我们今天所生活的这个“小时代”之间，是否注定存在着一道深刻的鸿沟呢？在潘海天看来，除恶扬善、拯救世界的侠客梦想，根植于每一个普通人心中，所以一定会有中国式英雄；但另一方面，在我们生活的时代，任何超越社会秩序的行为都很难得到认可，这使得中国式英雄的生存状态变得非常怪诞。 “我就梦见过自己变成超人，但是立刻收到了居委会的通知，只有每周一二下午3点到4点间可以飞行，其他时间要事先报批……”潘海天很认真地说。他把这种怪诞的感觉写进自己的作品《桶盖侠》里，主人公“阿豚”是一位正直善良的都市青年，拎着一只红色塑料桶盖去四处维持正义。但这只桶盖却不像美国队长的盾牌那样刀枪不入。在小说里，让他本人最有认同感的一段是这样的写的：“我是桶盖侠。”阿豚抱着头悲愤地喊。 “打的就是桶盖侠。”小流氓说，又照阿豚的重要部位来了一脚。
在宝树看来，中美超级英雄形象不同，表现出背后深层次的文化差异。首先，美国超级英雄一般都是力量型的，遇到问题抡起膀子直接解决，而中国由于儒家文化的影响，不太喜欢强调这种赤裸裸的暴力。譬如武侠小说里的高手，一般都是文弱书生或者睿智老人的形象，技艺胜过武力。“所以中国观众也许会觉得美国大片里的超级英雄很傻很天真。” 除此之外，另一个原因可能在于，中国人对于“世界”的理解也与西方不同。“当我们说‘世界’的时候，不是一个单纯的“全体地球人”的概念，而是隐含着一个世界秩序在里面，这个秩序是最近几百年里由西方国家建立的。中国自古有一套关于‘天下’的秩序，但在近代历史进程中，这个秩序被瓦解了，中国被强行带进‘世界’的秩序里，这引起了很多直到今天也没能完全解决的矛盾。” 在宝树看来，当英美科幻作品里的英雄拯救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是以他们熟悉的国家、生活、价值观为中心的，其他地区和人民只是附庸于这一中心，所以拯救世界是一个不言而喻的事情。但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个“世界”并不是由自己主导的，甚至是陌生的、有隔阂的，所以中国人说起拯救世界总觉得有点空洞和不现实。“西方英雄的‘拯救世界’，和中国英雄渴望的‘天下太平’，这两个东西就根本而言是非常不一样的。” 对此，刘慈欣也认为，一个国家究竟能不能产生让人信服的科幻超级英雄，与这个国家的国力密切相关。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中国始终处于国际政治的边缘位置，中国就算有超级英雄，也显得没有什么可信度。但今天，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情况正在改变，中国的超级英雄正逐渐得到全世界的认可。“《三体》英文版出版后，美国读者有各种吐槽，但迄今为止，还没看到对其中以中国人为主拯救世界的情节提出异议。”
在《三体》中，所有的个人抉择都是在为人类集体命运承担责任，每一个“小我”都同时是“大我”。无论是罗辑的面壁与持剑，还是程心在宇宙终结之际交出那个小小生态球，都是沉甸甸的，关系到历史走向的重大抉择。这些生杀予夺的纠结瞬间，共同构建了三体粉丝们口中津津乐道的“情怀”，也即是，在“个人”与“人类”之间，搭建起一条强有力的情感与逻辑纽带。这样的情怀，在西方科幻电影中并不新鲜。譬如《星际穿越》中，库珀选择的“计划A”（拯救身边的亲人），与布兰德博士的“计划B”（为了延续“人类”这个种族而牺牲一个个具体的“个人”），两者之间的矛盾，构成一条贯穿始终的剧情线索。库珀为了拯救女儿而离开家园，然而在关键时刻，他却舍身取义，纵身跃入黑洞，为人类牺牲的同时也终于回到女儿身边。这是颇具好莱坞特色的处理方法，家庭亲情与“为人类”，“小我”与“大我”，在情感与逻辑上都达到了高度统一。相比之下，《三体》中为拯救人类可以六亲不认的铁血英雄们，则更像是“计划B”的拥护者，而程心那样温情脉脉的“圣母”，则遭到三体粉丝们的批评和嘲笑。在万众瞩目的《三体》电影版中，“小我路线”与“大我路线”究竟应该如何处理，其实是个颇具挑战性的问题。在宝树看来，这两种路线其实并不矛盾。因为人类归根到底是由个别的人组成的，当一个人想拯救人类的时候，想救的首先一定是自己的亲人朋友，而不是别的国家根本不认识的陌生人。有这样的动力，也许才能救更多的人，就像《星际穿越》的男主角一样。“如果利益有冲突，那么舍弃亲人去救陌生人才是不近人情的。过去我们喜欢拍这样的片子，结果显得很假大空。”而姚海军也认为：“即使想拍‘大我’，也要记住：没有‘小我’，‘大我’难成。” 对此，刘慈欣本人的观点却略有不同。在他看来，与高扬英雄主义与理想主义的美国科幻片相比，中国科幻中的人物大部分都专注于“小我”，“以个人为中心，目光短浅，玩世不恭，自私而狭隘。好不容易出现一个想要为‘大我’牺牲‘小我’的，很快就会面对评论界的嘲讽，被斥为不可信和落伍。” “按照目前观众的接受程度，《三体》电影当然是走小我路线保险一些，如果小我最后非要拯救世界，也是被逼到绝路上，没有别的选择迫不得已而为之。”他有些无奈地说。而对于正在电影行业中摸索的潘海天来说，这是一个需要平衡的东西。“小我路线”更注重观众的代入感，更希望观众产生移情，而“大我路线”则更注重电影的激励教化特质。最好两者能够相互补充，而不是全然偏向某一边。《三体》小说中鲜明的集体主义印痕，可能需要在电影改编的过程中有所调整。“我觉得，如果没有‘小我’的良好铺垫，很难有对‘大我’的真正认同，最好能做到两者兼顾，这要看改编者的功力了。”
“如果要你编一个中国英雄拯救世界的故事，你觉得最挑战想象力的部分在哪里？” 对于这个问题，科幻作家们给的答案各不相同。在刘慈欣看来，最困难的是对于超级灾难的想象。“因为世界已经被好莱坞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拯救，大部分‘常规’的大灾难都已经让人怕不起来了。”他说。“另外，中国英雄拯救世界更多地是靠智慧和谋略，而不是德州前州长的蛮力，所以必须想出适合中国英雄的大灾难。” 而韩松的回答，则流露出他独有的悲观与纠结： “他怎么去打破一个轮回的宿命？”
本期编辑：王新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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