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书法类型 一 汉代书法类型划分
　　书法发展规律的表现之一，是其不同书法类型的形成；各类型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作用，是书法发展的重要机制。从书法类型学的角度探讨它们，不仅是书法史研究的出发点，对当今书法创新来讲，无疑也是要立足的坚实基础。
　　两汉书坛上承战国秦代古文字系统，下开魏晋南北朝魏书之先河，古今各种文字—书法因素交织在一起，表现得极为复杂。对于这种复杂局面，当代人未曾留下相关地研究学说，晋唐人的议论因时代的局限又难以做到科学中肯，这就给书史上留下了包括书体称谓在内的若干疑案。有幸地是，近些年来，地下资料不断出土，给今天的研究工作提供了直接而可靠的素材。本文的着手点，就立足在这些出土的大量实物资料上，通过对它们的分析对比，发现它们的共同之处和本质的区别，从它们错综复杂的那些关系中，寻找整个书坛运行的机制。
　　两汉时期存在的字体，《汉书·艺文志》说汉初有六体（《汉书·艺文志》曰：“汉兴，萧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六体者，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书幡信也。’”），《说文·序》说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对这两段记载，学术界多有论述。一般认为，所谓八体，实际上只有大篆、小篆和隶书的区分，至于刻符、摹印、署书、殳书是用途的不同，而非字体专用名称。地下出土的文字—书法资料充分显示，大篆在两汉时期已经极少使用，汉代篆书的形态基本上都属于小篆的范畴。认真分析这些小篆的典型笔画形态特征，我们认为小篆大体可以划为两大类型，即典型篆书类型和美术篆书类型。
　　（一） 篆书
　　1 典型篆书类型
　　大篆在西汉初即已不用，小篆也随着隶书的出现和发展，退出了主演一时的舞台。这种迹象在西汉初期就很突出，目前所能见到的西汉篆书资料仅有百十种，而且多是小品。其面貌虽不失古朴雄劲之风范，但显然已不是秦篆的作风了。西汉末，篆书风格有较大转变，可以明显地看出是受了隶书的影响。卫恒《四体书势》中所说的“古今杂形”，虽然指的汉末情形，其实在西汉末期就已经开始存在了。1978年，河南唐河新店出土的王莽天风五年（公元18年）汉郁平大尹冯君孺人画像石题字，用笔圆、方、尖皆备，线条盘旋屈曲，结体平扁，作风华丽媚浮，是这个时期篆书的代表性作品。东汉的篆书大多出现在非常庄重场合下，并且使用范围越来越小，如书写碑、碑额等等，目前所能见到的碑有袁安碑（公元92年）、袁敞碑（公元110年）、祀三公山碑（公元110年）、延光残碑（公元125年），碑额、阙铭有景君铭额、郑固碑额、嵩山少室开母庙阙铭等，此外，符玺、幡信、宝器铭题也时有用之。至于“许慎作《说文》用篆书为正，以为体例”，那是以古文作字典之字，日常生活中是极少有人使用篆书的。篆书在东汉使用位置及范围的变化，反映了它们作为应用工具为主的文字性质已经改变，它们的功能和价值已由实用转向了审美领域。
　　2 美术篆书类型
　　汉字—书法的美术类型起源很早，最初可以溯到书与画不分的时代。人们在写字的时候，总是希望把字写得美观漂亮，于是免不了对字的笔画进行描描画画，装饰一番，美术文字就这样产生了。在以后的每个时期里，各种字体都有自己的美术类型文字，它是文字的笔画进行装饰的结果，春秋时期铜器上的各种动物篆文最具有代表性，如虫篆、龟篆、鸟篆、凤篆……。汉代工鸟篆的人很多，因此而作官者也不少。《后汉书》“蔡邕传”、“阳球传”中都有记载。目 前我们所能见到的汉代美术篆书多在碑额、阙铭上，如景君铭额、郑固碑额、张迁碑额等等。此外，符玺、幡信、宝器铭题也用之。当然，汉代的美术篆书有汉代自己的特点，它们与春秋战国时期的美术篆书，从发展关系上虽属同一类型，但因时代的区别，其面貌也就大相径庭了。
　　（二）隶书
　　关于隶书的起源，文献记载颇多。班固《汉书·艺文志》曰：“是时（指秦始皇时），始造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苟趣省易，施之于徒隶也。”许慎《说文·序》载：“秦始皇帝初兼天下，……大发吏卒，兴戎役，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趋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卫恒《四体书势·隶势》说：“秦既有篆，奏事繁多，篆书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曰隶书，汉因行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云：“秦狱吏程邈善大篆，得罪始皇，囚于云阳狱，增减大篆体，云其繁复，始皇善之，出为御史，名书曰隶书。”
　　这些记载，中心内容大同小异。关于隶书的起源，诸家均认为在秦始皇时代，如今看来，这一观点还是比较接近事实的。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资料例如四川青川郝家坪战国木牍、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及各地出土的大量兵器铜器铭文，都证明隶书的确萌芽于战国中、后期。关于隶书形成的原因，诸家说是“小篆难成”，故“以趋约易”，这也是符合实际情况和文字发展规律的看法。至于隶书的创造人，羊欣等人说是程邈，这就值得怀疑了。以现代认识论的观点看，文字的发展与变革有其内在的机制和规律，政权的力量对它都奈何不得，怎能叫人相信狱吏程邈却能独创隶书、并推而行之？不过，“狱吏”这个字眼倒是透露了一个信息，那就是隶书应该是在民间、在社会下层，被首先创造、使用并发展起来的。
　　战国至西汉初期，隶书发展的主要任务是对篆书体势的改造。到了文景时期，隶书随着自身体势基本框架的出现，笔画更新被提到首要位置上。特别在武帝以后，隶书体势与其笔画改革，几乎在每一件作品中都出现过不同层次的新探索与新内容，从而也逐渐形成了各式各样的隶书类型。
　　先谈草书的两种类型：
　　关于草书，赵壹《非草书》、卫恒《四体书势》、庾肩吾《书品论》、张怀瓘《书断》皆有议论，看法各异。《宣和书谱·草书叙论》总结说：“草之所自，议者纷如，或以为‘藁草’之草、或以为‘草行之草’，或以为赴急之书，或以为草昧之作，然则谓之‘草’，则非正也。”由此可见，草书也是很复杂的，至少是称谓的复杂——藁草之草、草行之草、古草、今草、赴急草。而实际上，实物中仅见“行草隶”与“章草隶”两种类型。
　　1 行书隶类型
　　行书隶是隶书的行书写法。因为这类字比规整的隶书写得快一些，所以存在着一些连带笔画。隶书的连带笔画就是行书隶的典型笔画。行书隶与规整的隶书相比，不如规整的隶书规整，与章草隶相比，不像章草笔画那样连带的有规律。行书隶类型不同于其他隶书类型，他表现的是“行”的特征。1980年，山东嘉祥宋山出土的永寿三年（公元157年）画像石题记（原石藏山东石刻艺术博物馆）就是这样的作品。值得注意的是，宋山题记的年代正是章草兴盛的年代。然而他们与章草隶的区别却相当之大，一个是书写自然，“行”无法则，一个是经过规律化整理，法度严谨。可见它们各有各的本质特征和类属。
　　2 章草类型
　　在居延汉简和武威药简中，经常可以见到带有章草笔画特征的隶书。当然，这些个别的章草笔画还不能算作完全意义上的章草书法作品，确切地说，应该是萌发着章草因素的行书隶，处于章草书的萌芽阶段。到了东汉末，那些波磔分明、章法严谨的章草书就多了起来。而它的起源，则是直接从上述作品中那些章草笔画因素发展来的。
　　行书隶类型和章草类型在起初是发展关系，即由行书隶演变为章草。后者是在前者书写快速简捷的基础上，突出了隶书的波磔笔画，又对笔画进行了规律性整理而成的，至汉末钟繇等人的章草最为完备，章法也最森严。它们同以后出现的楷书的大草（狂草）一样，都是所属字体的“草书”，——它们都有一定的法度。（梁披云《中国书法大辞典》谓草书，“书法上有一定法度、自成一系统的草写汉字，如章草、今草、狂草”。）作为艺术性的文字，或曰不失其价值，但作为实用工具的文字，它们则失去了原先的、行书隶时期的进步意义，因为这是一般人难以接受的。章草出现以后，行书隶在民间并没有绝迹，民众在他们认为可行的场合下，依然是随随便便、痛快淋漓地挥写。就这样，到了东汉时期，隶书的行书与章草又成了并行关系，即它们各有各的发展序列。
　　3 美术隶书类型
　　篆书时代有美术篆书，隶书时代有美术隶书。汉代的美术隶书作品虽然数量不多，却是汉代书坛上独立存在的一种类型。它有自己鲜明的典型笔画形态特征和用笔规律，与隶书的其他各类型均有区别。西汉时期有居延汉简中“诏书”二字为例，此二字横笔粗，竖笔细，笔画有较严格的规律。东汉时期有陕西米脂县官庄村汉墓题刻文字，（陕西省博物馆：《米脂汉画像石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3期）也是横笔粗，竖笔细，笔画方，棱角峻。此外，东汉永元十五年（公元103年）郭稚文墓画像题字（解放后陕北绥德五里店出土），“作风方正”，（梁披云《中国书法大辞典》）皆与今之美术字相似，是隶书追求形式装饰的结果，为隶书的美术类型。
　　4 典型隶书类型
　　西汉中期以后的隶书笔画革新，主要内容是围绕着起伏的波挑笔画来改造圆转直行的笔画进行的，由此形成了隶书的主要类型——典型隶书。典型隶书的突出特征是具备鲜明的波挑笔画，因为波挑笔画是隶书艺术最高阶段的典型性、代表性笔画，故而将具有波挑笔画的隶书称作典型隶书。
　　西汉时期，典型隶书有大量汉简作品保留下来,如武帝时期的“太始三年简”（公元前9年），昭帝时期的“元凤元年简”（公元前80年），宣帝时期的“本始三年简”（公元前71年）、“元康四年简”（公元前62年），王莽时期的“天凤元年简”（公元14年）等等。东汉时期，所见此类作品以刻石为主，除历代出土的大部分碑版外，还有大量的画像榜题、黄肠石刻字、墓记等资料都属此类作品。如山东肥城栾镇画像石题字（公元83年），（王思礼《山东肥城汉画像石调查》，《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4期）山东滕县固城永元十年(公元98年)画像石题字，（《山东汉画像石选集》图351，齐鲁书社，1983年）滕县西户口延光元年（公元122年）画像石题字，（同上，图209、210）四川郫县犀浦永建三年（公元123年）残碑，（《四川郫县犀浦出土的东汉残碑》，《文物》1974年4期）山东微山两城永和二年（公元137年）画像石题字，（傅惜华《汉代画像全集》图252）微山桓桑食堂永和六年（公元 141年）题字，（李发林《山东汉画像石研究》，齐鲁书社，1982年）内蒙和林格尔汉墓壁画题字，（《和林格尔汉墓壁画》，文物出版社，1978年）河北望都汉墓壁画题字），（《河北望都县汉墓的墓室结构和壁画》，《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12期）四川芦山县王晖墓志，（《芦山县的东汉石刻》，《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10期）江苏邳县燕子埠元嘉元年（公元151年）画像石题字，（《徐州汉画像石》图150、151，江苏美术出版社，1985年）等等。
　　5 通俗隶书类型
　　隶书由无波挑到有波挑，进而发展到波挑鼎盛，从中分化出众多艺术派别，——好像这就是概括了的隶书发展线。王靖宪说：“隶书笔划的趋向工整、波势的产生，点划的俯仰，以及带装饰性的挑法，都是这种加工、发展的结果。注（王靖宪《东汉碑刻的隶书》，人民美术出版社，1980年）郭绍虞对“无波势之隶又是怎样演变为有波势之隶”，作了极详细地论述。（郭绍虞《从书法中窥测字体的演变》，《学术月刊》1961年第9、11、12期）我们认为，二位先生的看法基本符合文字发展的规律。但必须指出，这条发展线并非如此单纯化一。事实上，不仅在隶书发展期存在着与初具波挑的隶书不同的无波挑隶书，（如仪礼简有波挑，王杖诏书令简则无波挑，两者的“上”、“下”、“不”、“人”、“大”、“母”、“夫”字均不同）在隶书的鼎盛期也同样存在着与波挑分明的典型隶书大相径庭的无波挑隶书。为了说明我们的观点，还需要举出几个例子。
　　例一：河北定县北庄汉墓黄肠石题字（阳嘉元年，公元132年）。注（《河北定县北庄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第2期）1959年发掘，出土墓石四千余块，其中有刻字和墨书者174块，计1200余字。内容多是石工的姓名和地址。题字多圆笔，无波挑，结体无成法。
　　例二：苍山元嘉元年（公元151）画像墓题字。注（《山东苍山元嘉元年汉画像石墓》，《考古》1975年第2期）1973年出土，石刻两块，内容连贯，计15行328字。前者较工整，后者较自然，笔画露锋处较多，横笔收笔处有回锋、出锋、顿笔之分，撇笔多出锋，点笔势长且用处多。发掘报告说：“这两个题记的书体，正是处在隶书转向楷书的阶段，但基本上仍保留隶书的特点，……这种隶书笔划比较灵活。”
　　例三：河北沧县北塔村朱书砖（东汉末）。注（《记新出土的一块汉代朱书砖》，《书法》1987年第1期）“上有朱书5行，字体在隶书与真书之间，而以真书的意味为多，例如其中许多长画，收笔处都是顿笔回锋，而无波画；不少长捺，多数写成了长点而不作波势”。
　　此外还有：陕西绥德苏家圪坨东汉和帝永元八年（96年）画像石题记，山东嘉祥五老洼画像题字，马姜墓记，南阳杨官寺汉墓黄肠石题字，芗他君祠堂题记，南阳许阿瞿墓记，武氏祠画像榜题，四川合川东汉墓黄肠石题记，安徽定远县坝王庄画像石墓题字，山东两城画像石题字，嘉祥齐山汉墓题字，山东大汶口画像题字，沂南北寨村画像石墓题字，洛阳城南郊刑徒墓刑徒砖刻，浙江上虞蒿坝东汉墓砖题字。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出土的这类资料足有三百余种。分布在山东、河南、河北、陕西、山西、湖南、湖北、浙江、安徽、江苏、四川等地。
　　大量的资料积累与分析的结果证明：隶书中还存在着与有波挑的典型隶书并行发展的无波挑隶书。这类隶书的典型笔画朴实、简捷、径直、通俗，是一种以实用为主的隶书。由于它写法通俗、作风通俗，所以我们称之为“通俗隶书类型”。它们多见于民间，但却不能因此称为“民间隶书”，因为民间隶书并非独此一类，内中有通俗隶书类型，也有典型隶书类型。而且，这种以实用为主的通俗隶书，也经常见于上层文人的手札、笔记中，所以统而名曰“民间隶书”是不妥的。
　　以上划分的篆、隶两种字体的七种类型，是汉代书法的全部内容。各种作品类型之间，虽然也有不少相同或相通的笔画因素，但各自的典型笔画形态特征和发展序列却是非常明确、非常清晰的。至于文献中所讲的“飞白书”等，追求的是朱、墨趣味和线条装饰，属于美术篆书或美术隶书类型的一种。
　　二 汉代书法类型的关系
　　1 通俗隶书与典型隶书的关系
　　通俗隶书与典型隶书本是“同宗同祖”，即由篆书发展而来。在古隶阶段，例如云梦秦简中，虽已有波势的滥觞，而无波势笔画仍占上风。西汉建立至武帝时期，隶书书法得以较大发展，体势发生了根本性变革，而笔画，仅仅是受笔势改革的影响有了某些小范围的变化而已，西北汉简中的天汉三年简（公元前98年）、征和四年简（公元前89年）足以说明这个问题。武帝以后，隶书发展的重心由笔势改革转向笔画改革，俯仰的波磔笔画与日俱增，自此，典型隶书开始从通俗隶书中分化出来，走向自己的发展道路。一直到东汉中晚期，分化出众多艺术派别，推出隶书的最高艺术鼎峰，通俗隶书则一直保持着无波挑作风。西汉末东汉初期，通俗隶书从根本上完成了对旧字体的改造，用笔方法大大丰富起来，方起方收的，圆起圆收的皆有。东汉中期以后，通俗隶书作风又有较大的改观，不仅用笔趋于沉着、周到，还出现了较成熟的提按顿挫笔法，笔意的表现流露出向笔画两端转移的趋势。不管怎样，它们始终不丢自然流畅之本风，直至汉末、三国被新字体代替。可见，通俗隶书与典型隶书在早期是发展关系，即由无波挑的通俗隶书发展为有波挑的典型隶书；尔后，二者各自走着自己的道路，又成为并行的关系。
　　二者在并行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各自的书法艺术特色：通俗隶书用笔率意径直，不见大的起伏波澜，笔致稳重、收敛，笔画劲健简捷，结体多取纵势，不见安排雕凿之痕。典型隶书用笔婉转、精到，变化幅度大，笔画装饰性强，有明显的波势挑法，笔意丰富，笔致飘逸，结体多取横势，法度森严，讲究笔画间的呼应关系。
　　通俗隶书与典型隶书“分家”与并行发展的根源，在于汉字的实用性与艺术性的矛盾统一关系。“从一开始创造出字的时候，书写者就总要把它写得整齐一些，好看一些，这是自发的一种爱美的心理的体现，也是形成书法艺术美的根由。”当然，这还不算自觉的艺术创造。随着文字的发展，特别是社会时尚的热烈追求与积极倡导，有意识地美化文字，促使书法艺术的形成，艺术性为主的文字便出现了。典型隶书就是这样在通俗隶书的基础上分化、发展起来的。一代接一代，围绕着用笔、结体与布白的艺术性，层层取舍，层层选炼，至桓灵时期达到空前的艺术境地，并从中分化、形成了各式各样的艺术派别，以碑刻为例，方正派如张迁碑、方峻派如景君碑，纤劲派如礼器碑，华美派如华山碑等。然而，这些被充分艺术化了的隶书，用笔过于讲究，法度过于严谨。“而造字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日常使用，人们又尽量使‘用’的字容易写、快速写，在使用时方便一些。”繁复的笔法显然不符合这些要求，因此，它只能作为以艺术性为主的文字存在一定的范围内。真正能够满足和适应社会日常生活要求的，则是那些“容易写”、“快速写”、“使用方便”的通俗隶书。所以，典型隶书虽然很美观，但它并没有、也不可能全盘取代通俗隶书。相反，通俗隶书却始终保持着简捷、朴实、易写、易识的优势，以实用性为主的文字形式，大量存在于广大社会的民众之中。“这样的倾向，应该说是民间文字的一般倾向。统治阶段在私下应用乃至在行文起稿的时候也是在采取这种倾向” 。
　　隶书各类型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典型隶书与通俗隶书相比，前者发展较快，后者则较慢。发展较快的隶书类型，除与书法自身演变规律的作用有关外，还与社会上大批文人有意识的提倡和追求分不开。他们把这种隶书作为艺术，潜心研究各个“部件”的取舍，使得有些笔画特点被隐蔽起来，另有些笔画特点则突出出来，以适应笔画与笔画之间更加趋于严谨周到，美观合理。通俗隶书则不然，因为它们以能认识为目的，笔画形态用不着那么严谨周到，多采多姿，就是说无须刻意的美观追求。它的发展，主要依靠实用性规律来推动。
　　2 通俗隶书与楷书的关系
　　古隶所以能够取代篆书发展下来，关键是具备用笔简捷、作风大众化这条生命线。典型隶书从通俗隶书中分化出来以后，笔画愈趋丰富化，结体更加规整化，相传又经过王次仲作了“楷法”（王次仲其人其事真与否，另当别论，典型隶书日渐规整、典雅则是事实）。这些被充分艺术化、典雅化了的隶书，用笔复杂，结体囿于成法，使用起来越来越不方便，民众越来越不喜欢，这样便丧失了“简捷”与“大众化”这条生命线。郭沫若说：书法的发展，“这和文学的发展过程有类似的平行现象。文学起源于民间的口头文学。在阶段社会中，文学为统治阶段服务，逐渐脱离群众，逐渐‘雅’化，因而也逐渐僵化。到了一定的阶段，由民间文学吸取新鲜血液而再生；但又逐渐脱离群众，逐渐再‘雅’化，因而逐渐再僵化。如此循环下去，呈现出螺旋形的发展”。可见，桓灵时期被高度“雅”化了的典型隶书，已经是被封闭了的、丧失了生命力的隶书，它的末路不会太远，改革的要求一经提出，汉末至魏晋，仅仅只有百余年的时间，便迅速被新的书坛主角接替。
　　通俗隶书遵循着自己的规律，在漫长的道路上发展变化着，它的内部，慢慢地孕育滋长着新字体——楷书的因素，例如：
　　点笔的写法：笔势加长，用处增广，有的取代了撇笔，例如“木”旁的写法，有的代替了捺笔，如“长”字末笔的写法。
　　横笔的写法：收笔处急收重按，与楷书如隋苏慈志“重”字的写法比较接近。
　　撇笔的写法：撇笔收笔处顺笔出锋，这在楷书中常见，如隋苏慈志“东”字的撇笔。
　　折笔的写法：折笔处顿笔直行，例如张景残碑中“四”字的折法。
　　钩笔的写法：钩笔顿笔踢起，与北魏张玄志中的“字”字钩笔近似。
　　捺笔的书法：捺笔顺势出锋，捺脚较长，如武氏祠画像榜题中“人”、“吏”二字。
　　可见，楷书的所谓“八法”，通俗隶书中已非常成熟的存在着，它们是楷书的前夜，是楷书滋生的母体。
　　然而，这些带有新鲜血液的字体，由于“草率”与“不规范”的写法，庄重典雅的场合很少见到它们，它们可能不受上层文化的欢迎和承认。“但历史昭示我们，它们是富有生命力的，它们将使贵族化了的文字，走下舞台，并取而代之” 。
　　关于楷书的形成，文献记载众说纷云。本世纪以来，地下文物资料的出土，曾引起过学术界热烈地讨论。能被大多数人接受的说法是，“楷书是草隶变成的”。“草隶”何所指呢？作者没有具体说明。若指狭义的草隶，即行草或章草，那是需要商榷的；如指典型隶书以外的所有隶书，又未免笼统了些。我们认为：说的更具体、更准确一点，实用性较强的通俗隶书，才是楷书衍生的母体。黎泉说：“简牍书体中有些字因急于速成，或者出于书写者的兴趣，波折不甚明显，棱角突出，这种书体比隶书易写，又比章草规整，看来，这就是早期的楷书。中国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魏碑，由此发展而来。”黎氏所说的这种书体即通俗隶书。
　　当然，典型隶书和草书对楷书的形成并非毫无积极意义，隶、楷二体，就象篆、隶二体一样关系密切。隶书对篆书的改革，包括笔势和笔画两方面内容，前者主要是通俗隶书的功绩，后者则主要是典型隶书的贡献了。楷书在酝酿形成中，如果没有典型隶书和草隶的影响，单靠通俗隶书的演进，北魏书的笔画形态和体势，怕是不会那样多姿多彩。
　　简单的结语是：
　　一、两汉书坛是复杂的，但杂而不乱。它有自己明晰的发展规律，这个规律的表现之一是不同书法类型的形成。我们可以按照同中求异、异中求同的类比方法，归划出同一时空横断面上的若干书法实体，即类型。各类型都有自己的发展序列，序列之间存在着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的密切关系。
　　二、通俗隶书是汉代隶书的基础和主要类型之一。它不仅使用范围广、存在时间长，隶书的其他类型都是由此发展而成的。
　　三、通俗隶书是楷书形成的主要基础，楷书因素在这个类型中很早就孕育着、滋长着。可以这样说，通俗隶书的演变过程，就是楷书形成量变到质变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