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喜鹊，人们首先想到的大概就是它会报喜，是一种吉祥之鸟，在全国很多地区还有“喜鹊叫，客人到”的说法。有人认为喜鹊有灵性，有时就称呼它为“灵鹊”。但你知道吗？喜鹊起初也不讨喜，反而令人厌恶，被看作凶鸟，直到唐代，它才变成了一种受人喜爱的喜鸟。这当中的原因有哪些？一起来看看吧！
一、讨人厌的干鹊
喜鹊曾被称作“干鹊”“干鹄”，干鹊是在“人将有来事忧喜之征则鸣”。在《诗经·召南·鹊巢》中，人们用鹊比喻男子，用鸠比喻女子，以鸠居鹊巢起兴，描写女子出嫁到男方的情景。在《诗经》时代，人们对鹊并无褒贬之意。而到屈原《楚辞·九章·涉江》中，喜鹊形象就发生了变化，成了奸佞小人的代称，所谓“燕雀乌鹊，巢堂坛兮”。
在两汉时代，喜鹊开始有了“不详”的文化含义。旧题东汉郭宪所著《汉武帝别国洞冥记》记载了一个汉武帝佩刀化为喜鹊飞走的故事。刀为凶器，而喜鹊化作刀，显然不吉。《后汉书·五行志》记载，中平五年（185年），太阳中出现了黑气，而黑气形象类似喜鹊。可见，在汉代人眼中，喜鹊确实象征着不详。
汉武帝
到魏晋时期，喜鹊是一种凶兆逐渐变得明确。喜鹊鸣叫意味着恶事发生。比如曹魏时的术士管辂前往拜访县令刘长仁，正好有喜鹊鸣叫。管辂善解鸟语，由此得知当地刚刚发生一起人命案，不久后果然有人前来报案。
鹊巢一般筑在树上，如果改筑到其他地点，也被看成凶兆。比如魏明帝曹睿时，“陵霄阙始构，有鹊巢其上”，他找人询问吉凶，得到的回答是“宫室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将有他姓制御之”。事实证明曹魏后来果然出现了异姓大臣篡权之事。
在同时期的南方也有鹊不筑巢于树而为凶的观念。东吴太元二年（252年），太子孙和被废，贬往长沙，“行过芜湖，有鹊巢于帆墙，故官寮闻之皆忧惨，以为墙末倾危，非久安之象”，其后孙和也果真被赐死。
刘欢版曹睿
到南北朝时期，喜鹊仍然被看作一种不祥之鸟。比如东魏大将高昂率军与西魏作战，后全军覆没，他单骑突围，在逃亡时被砍掉首级，后被西魏归还，“先是，有鹊巢于庭中地上，家人怪之，及其首函至，置正当巢处”。
二、讨人喜的喜鹊
把喜鹊看作凶兆的观念发端于汉魏之际的黄河中游地区，后来又传向南方，在全国流行开来。但到唐代，喜鹊被明确赋予了“喜”的元素，其形象从凶兆转变为吉兆。如段成式《酉阳杂姐》卷一六《广动植一·羽篇》载：“鹊巢中必有梁……俗言见鹊上梁必贵。”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卷四《灵鹊报喜》载：“时人之家闻鹊声者，皆为喜兆，故谓'灵鹊报喜’”。唐代文人也喜欢描写喜鹊报喜。如李渤《喜弟淑再至为长歌》：“昨日亭前鸟鹊喜，果得今朝尔来此。”
正因为喜鹊报喜在唐代已成主流意识，所以“喜鹊”二字正式首次连用也是出现于这一时期。唐德宗时，宰相窦参有族子窦申，时任给事中，“参特爱之，每议除授，多访于申，申或泄之，以招权受赂。申所至，人目之为喜鹊”。李商隐在《义山杂纂·相似》中也写道：“乐官似喜鹊，人见不嫌。”在《全唐诗》中共有13首与“喜鹊”有关的诗作，而皮日休之诗直接以《喜鹊》为名。
喜鹊报喜
尽管喜鹊在唐代已经完成了由凶到吉的形象转型，但人们还是将喜鹊不筑巢于木视作不祥。如《新唐书·五行志一》记载，开成二年（837年），“真兴门外鹊巢于古冢。鹊巢知避岁，而古占又以高下卜水旱，今不巢于木而穴于冢，不祥”。这一观念到南宋时依然存在。如周密《齐东野语·谢太后》云：“咸淳间，福邸凉堂初成，有鹊巢于前庑，宾客交庆，至有形之歌诗者。殊不知野鸟人室，不祥莫甚，安得与前事为比云。”但总的来说，喜鹊报喜的意象在唐代已经定型，成为一种观念，而且流传至今。
三、喜鹊形象为何由凶转吉？
在讨论喜鹊形象的转变时，从环境变迁的角度着手的话就比较容易理解。喜鹊之所以在汉魏时期的黄河中游地区被看作凶兆，说到底是与当地丰富的森林资源有关。古人观察喜鹊主要是从听觉和视觉，也就是叫声和鹊巢两个方面进行的。一般来说，喜鹊喜欢筑巢于高树之上，而且群居，叫声嘈杂。
史念海先生认为秦汉魏晋北朝时代是黄河中游森林遭到严重破坏的时代，在这一时代行将结束时，平原地区已经基本没有什么林区可言了。换句话说，在秦汉及魏晋南北朝前期，黄河中游大部分地区森林资源仍很茂密，大量鹊巢高筑于树上，而且鹊鸟成群，叫声嘈杂。所以一旦喜鹊在其他地方，诸如宫殿、桅杆、平地等筑巢，就被看成一种反常现象。汉代流行谶纬，迷信泛滥，喜鹊的这种反常行为也就容易被附会成凶兆。再者，鹊鸟成群，鸣叫声杂乱不堪，也容易令人心情烦躁，甚至生病，久而久之，人们也就将喜鹊叫声看作不祥之兆。再加上，森林资源丰富也就意味着耕地较少，喜鹊远离人居，人类对其也比较疏远，也就容易产生其为凶兆的观念。看来，距离不一定会产生美，也会产生隔阂。
喜鹊成群
而到唐代时，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森林资源继续减少。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农耕区的扩大，南方的森林资源也逐渐遭到破坏。由于森林资源退化，鹊群也大量减少。并且，由于高树数量锐减，一些鹊鸟选择到低处的树上筑巢，或者直接筑巢于民宅庭院中的大树。如王建《祝鹊》：“我今庭中栽好树，与汝作巢当报汝。”在这一过程中，喜鹊逐渐与人居接近，其亲人习性逐渐凸显，以致于人们还能够详细观察鹊巢结构。比如《酉阳杂俎续集》卷八记载：“鹊窠，鹊构窠取在树杪枝，不取堕地者，又缠枝受卵。”
近人而居的喜鹊
人鹊关系逐渐亲密，使得人们逐渐改变了对喜鹊的看法，开始喜欢喜鹊。另外，由于鹊群大量减少，昔日嘈杂的鹊鸣声也很少听到，取而代之的是“啧啧护儿鹊”一类的美妙叫声，听觉上的愉悦感也让人们对喜鹊的好感随之增强。再者，喜鹊是杂食性的鸟类，以食农林业害虫为主，是一种农业益鸟。在农业社会中，喜鹊当然也就容易变得比较讨喜了。
文史君说
在与喜鹊有关的中国古代传说中，最著名的当属鹊桥相会。但如果考虑到喜鹊形象发生变化这一因素，我们就可推断出至少在唐以前，在牛郎织女的传说中是不会出现鹊桥的。毕竟在唐以前，喜鹊无喜，是一种令人讨厌的凶鸟，基本是“不祥”的代名词，在牛郎织女相会的浪漫喜庆时刻，作为凶兆的喜鹊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出现的。
事实上，鹊桥就是在喜鹊已明确成为吉兆后的唐代才开始定型并流传的。也正是从唐代开始，在吟咏七夕的诗歌中才开始频繁出现鹊桥，并且还出现了曲牌名《鹊桥仙》。到宋代时，《鹊桥仙》又成了词牌名，受到文人墨客的喜爱。总的来说，在喜鹊形象由凶到吉的变化过程中，唐代是一个关键期。从唐代开始，喜鹊报喜的观念就流传下来，并延续至今。
参考文献
刘瑞明：《喜鹊民俗纵横谈》，《寻根》2001年第1期。
夏炎：《转凶为吉：环境史视野下的古代喜鹊形象再探讨》，《南开学报》2013年第4期。
（作者：浩然文史·微雨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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