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约翰·斯图亚特·密尔

《公正》：2.4约翰·斯图亚特·密尔
我们已经考察了两种对边沁“最大幸福”原则的反驳——一种认为它没有给予人类尊严和个体权利以足够的重视，另一种认为它错误地将一切具有道德重要性的事物都化为单一的、快乐与痛苦的尺度。这些反驳在多大程度上是令人信服的呢？

作者：清幽杜仲 来源：东西 (http://dongxi.net/)

我们已经考察了两种对边沁“最大幸福”原则的反驳——一种认为它没有给予人类尊严和个体权利以足够的重视，另一种认为它错误地将一切具有道德重要性的事物都化为单一的、快乐与痛苦的尺度。这些反驳在多大程度上是令人信服的呢？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1806～1873）相信，这些问题可以得到解答。作为比边沁晚一辈的后生，他试图通过将功利主义改写成一则更加人性化、更少算计的学说，而加以挽救。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是詹姆斯·密尔（James Mill）之子，后者是边沁的朋友和追随者。詹姆斯·密尔在家里教育他的儿子，小密尔成为一个神童。他３岁学希腊语，８岁学拉丁语，13岁写成了罗马法律史，20岁精神崩溃——这使他消沉了几年。此后不久，他遇见了哈利特·泰勒。她当时已经结婚了，并有两个孩子，可她和密尔还是成为了亲密的朋友。20年后她丈夫去世，她跟密尔结婚了。密尔称赞泰勒是他在修改边沁学说的时候，所拥有的最有智慧的伴侣和合作者。

 

支持自由的理由

密尔的著作可以被看做是一次调和个人权利和他从父亲那里继承而来，从边沁那里接受而来的功利主义哲学的艰难尝试。他的著作《论自由》（On Liberty）是英语世界为个体自由所作的经典辩护，其中心原则是：倘若不伤害到他人的话，人们应该可以自由地去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情。政府不能为了保护人们不受到伤害，而干涉个体的自由，或将大多数人的关于怎样最好地生活的观念强加于每个人。密尔认为，一个人要对社会负责的唯一一种行为，就是影响他人的行为。只要我不伤害到任何他人，那么，我的“权利的独立性就是绝对的。个体是他自己，是自己身体和思想的最高统治者”。

这种对个体权利的毫不让步的说明，似乎需要某些比功利更有说服力的东西作为辩护。让我们来考虑一下：假如一个大多数人的群体鄙视一个小的宗教，并希望它被禁止。禁止这个宗教不是有可能，甚至很可能给最大多数人带来最大幸福吗？是的，被禁止的少数人会遭受不幸和挫败，可是，如果大多数人的数量足够多并且对此异端的仇恨之情也足够热烈，那么，他们的幸福之和将会远远超过那些少数人的痛苦。如果这一情形是可能的，那么功利似乎就是宗教自由的一个不稳固、不可靠的基础。密尔的自由原则似乎需要一个比边沁的功利原则更为强健的道德基础。

密尔对此并不同意。他坚持认为，个人自由的理由完全建立在功利主义的考量之上：“我恰当地声明：我放弃任何可能从抽象权利观念得出的、独立于功利的、对我的论证有利的东西。我将功利看做是所有伦理问题的终极诉求，可是，这里所说的功利必须是最宽泛意义上的功利，建立在作为进取性存在的人的永恒利益之上。”

密尔认为我们不应当逐事地使功利最大化，而应当从长远来看。他认为，尊重个体自由从长远来看，会导致最大的人类幸福。允许大多数人使持异议者保持沉默或抑制自由思考者，可能会使目前的功利最大化，可是从长远来看，这会使社会变得更坏——更加缺乏快乐。

为什么我们应当假设，维护个人的自由和反对权，会从长远上促进社会福利呢？密尔提出了几种理由：反对性的意见可能是正确的，或部分正确，因而能给盛行的观点提供纠正。即使它不正确，那么使盛行的观点接受一些观念的有力挑战，将会防止它变成硬性的教条和偏见。最后，一个强迫其成员接受习俗和传统的社会，很可能会陷入一种荒谬的一致性，从而剥夺了自身的、促进社会进步的能量和活力。

密尔对自由的有益社会效果所作的思考非常合理，可是它们并没有给个人权利提供一种令人信服的道德基础，原因至少有以下两点：其一，如果为了促进社会进步而尊重个体权利，这会使权利具有偶然性。假设我们进入一个社会，这个社会通过专横的手段而达到一种长期的幸福，难道功利主义者不会据此推断：在这样一个社会，个人权利难道不是道德上的需要吗？其二，如果将权利建立在功利主义的考量之上，那就丢失了这样一种意义：侵犯某人的权利就是对这一个体施加了某种错误，而无论这给总体福利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如果大多数人迫害一种不受欢迎的信仰的追随者，无论这种不宽容从长期上来讲，会给社会总体带来什么样的不良后果，难道这对作为个体的追随者们来说不是一种不正义吗？

密尔对这些质疑自有解答，但这使他超越了功利主义道德的局限。密尔解释道，强迫一个人根据习俗、传统或流行性的观点而生活是错误的，因为这妨碍他达到人类生活的最高目的——对其人类能力充分而自由的发展。在密尔看来，一致性是最佳生活方式的敌人。

人类的认知、判断、有区别的感觉、精神活动甚至道德偏好等能力，只有在作出选择时才得到运用。一个出于习俗而做事的人，并没有作出任何选择。他也没有锻炼自己的辨别能力，没有追求什么是最好的。心智和道德与肌肉的力量一样，只有通过使用才能得到提高……一个让世界或他自己的那部分世界为他选择生活计划的人，除了类人猿的模仿能力之外，并不需要任何其他能力；一个为自己选择计划的人，运用了他所有的能力。

密尔承认，遵循传统可能会将一个人引入令人满意的生活道路，并使他远离伤害。“可是他作为一个人所具有的相对价值是什么呢？”他追问道，“人们做什么事情固然重要，而做这些事情的人，是什么样的人也同样重要。”

因此，行为和结果并不是唯一重要的东西，性格也同样重要。对于密尔来说，个体性所带来的快乐不如它所折射出的性格重要。“一个连欲望和冲动都不是自己的人，也没有性格，就像一个蒸汽机没有性格一样。”

密尔对于个体性的有力赞颂是《论自由》一书的最显著的贡献。然而，它也是一种异端邪说。因为它诉诸一些超越于功利的道德理想——关于性格和人类繁荣的理想——它实际上并不是对边沁原则的一种阐释，而是对它的一种放弃，尽管密尔声称他的思想刚好与此相反。

 

更高级的快乐

第二种对功利主义的反驳认为，功利主义将所有的价值都纳入一个衡量尺度，密尔对此的回应也依赖于那些独立于功利的道德理想。在《论自由》后不久，密尔又写了一篇篇幅很长的论文《功利主义》（1861），其中他试图说明，功利主义者能够区分高级快乐和低级快乐。

对于边沁而言，快乐就是快乐，痛苦就是痛苦。评判一种体验与其他相比是更好还是更坏的唯一基础，就是它所产生的快乐或痛苦的强度和持久度。所谓的更高级的快乐或更高贵的德性，不过是那些产生更强烈、更持久的快乐与德性。边沁并没有认识到不同的快乐所具有的质的差别。“快乐的量是平等的，”他写道，“图钉游戏与诗歌一样好。”（图钉游戏是一种小孩子的游戏。）

边沁功利主义的部分吸引力正在于这种不加评判的精神。它如其所是地接受人们的各种偏好，而不对它们的道德价值作任何评判。所有的偏好都同等重要。边沁认为，将某些快乐看做在本质上优于其他快乐的行为，是一种专横。有些人喜欢莫扎特，而有些人喜欢麦当娜；有些人喜欢芭蕾，而有些人喜欢保龄球；有些人读柏拉图，而有些人读《阁楼》《阁楼》（Penthouse）是一份由鲍勃·古奇奥内（Bob Guccione）创办的男性杂志，结合了城市生活方式和轻度情色画度。至２0世纪９0年代，《阁楼》的风格由乐不淫转为露骨。——译者注。边沁可能会质问道，有谁能说，哪些快乐比其他的更高级、更有价值、更高尚呢？

这种拒绝区分高级快乐和低级快乐的行为，与边沁的以下观念紧密相连：所有的价值都能在一个尺度上加以衡量和比较。如果我们各种经验之间的差别，仅仅在于它们所产生的快乐或痛苦上的量的差别，那么，我们就能在同一个尺度上衡量它们。然而，有些人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反对功利主义：他们相信，有些快乐是真的要比其他快乐“更高级”。他们认为，如果有些快乐是有价值的而有些是卑劣的，那么，为什么社会应当平等地衡量所有的偏好呢？更不用说要将这些偏好的总和看做是最大善了。

让我们再一次来考虑罗马人将基督徒扔给竞技场中的狮子的情景。反对这一血腥景象的理由之一就是，它侵犯了受害者的权利。而一个更深入的反对的理由是：它迎合了那些邪恶的而非高尚的快乐。难道改变这些偏好不比满足它们更好吗？

有人说，清教徒们之所以禁止犬熊相斗戏（古时的一种游戏），并不是因为它给熊所带来的痛苦，而是因为它给观众所带来的快乐。犬熊相斗戏已经不再是一种流行的消遣，而斗狗和斗鸡却有一种持久的诱惑力，也有某些司法机关禁止它们。一种维护这种禁令的辩护就是，防止残忍地对待动物。可是这种法律可能同样反映出一种道德判断——从斗狗中获得快乐是令人憎恨的，是一个文明的社会应当阻止的事情。而不因为你是一名清教徒才同情这种判断。

边沁在决定法律应当如何的时候，会将所有的偏好都计算在内，而不考虑它们的价值。然而，如果更多的人宁愿观看斗狗而不愿看伦勃朗的油画，那么社会是否应当资助斗狗竞技场而非艺术博物馆呢？如果某些快乐是卑劣可耻的，那么，为什么它们在我们决定应当采用什么法律时，要具有任何重要性呢？

密尔试图挽救功利主义免于这种非难。与边沁不同，他相信我们可以区分高级的和低级的快乐——评估我们欲望的质量，而不仅评估其数量和强度。并且他认为，除了功利本身之外，他可以不依赖于任何道德观念而作出这一区分。

密尔一开始就宣誓忠诚于功利主义的信条：“当行为能够促进幸福时，它们合情合理的就是对的；当它们促进幸福的对立面时，它们就是错的。幸福就是我们所欲求的幸福和无痛苦，不幸福就是痛苦和缺乏快乐。”他也肯定了“这一道德理论所依赖的生活理论——即，源于痛苦的快乐和自由，是唯一作为目的而值得欲求的事物；所有值得欲求的事物……都或者因为其内在所具有的快乐而值得欲求，或者作为促进快乐、避免痛苦的手段而值得欲求”。

尽管密尔坚持认为快乐和痛苦同样重要，但是他也承认“有些快乐比其他的更加值得欲求，更有价值”。我们怎么能够知道哪些快乐在质量上更高一些呢？密尔提出了一种简单的检验：“对于两种快乐而言，如果所有或几乎所有体验过这两种快乐的人，都对其中某一种表现出明确的偏好，而不顾及任何道德责任感去偏爱它，那么这种快乐就是更加值得欲求的快乐。”

这个检验有一个明显的优势：它并没有远离功利主义的这一观念——道德完全并仅仅依赖于我们实际的欲望。密尔写道：“它能够产生的唯一证据是：任何值得欲求的东西，都是人们实际上想要的东西。”然而，作为一种能在不同的快乐之间作出质的区分的方式，他的检验似乎容易受到一种明显的反驳：难道没有这样一种情况——相比较于高级快乐，我们不是更喜欢低级的吗？我们不是经常更喜欢躺在沙发上看情景喜剧而不去读柏拉图或去剧院吗？难道我们不可能更喜欢这些要求不高的体验，而同时不认为它们特别值得吗？

 

莎士比亚和《辛普森一家》

当我与学生们讨论密尔对更高级的快乐的说明时，我尝试了他的一种检验。我给他们展示了三种流行的娱乐项目：世界摔跤娱乐（World Wrestling Entertainment）的一场比赛——场景闹哄哄的，其中互相攻击所谓的摔跤手用折叠椅；一场由莎士比亚戏剧表演者所朗诵的《哈姆雷特》的独白；以及《辛普森一家》的一个片断。然后我问了两个问题：你们最喜欢其中的哪个节目，亦即哪个节目最令人愉快？你们认为哪一个节目是最高级的，或最值得的？

《辛普森一家》获得最多投票，被选为“最令人愉快的”，其次是莎士比亚。（一小部分勇敢者承认了他们对世界摔跤娱乐的喜爱。）然而，当被问及哪一种体验在他们看来具有最高质量时，大多数学生都选择了莎士比亚。

这一试验的结果向密尔的检验方法提出了质疑。许多学生更喜欢看霍默·辛普森，却仍然认为一段《哈姆雷特》的对白能带来更高级的快乐。不可否认，可能有些人之所以说莎士比亚更好，是因为他们坐在一个教室里，并不希望自己被看成是没有文化修养的。也有些学生认为《辛普森一家》微妙地掺合了讽刺、幽默以及社会评论，它确实可以与莎士比亚的艺术相媲美。然而，如果大多数体验过这两者的人，都更喜欢看《辛普森一家》，那么，密尔可能就很难得出结论说莎士比亚具有更高的价值。

可密尔并不想放弃这样一种观点，即：某些生活方式比其他的更加高贵，即使以这种方式生活的人更不容易感到满足。“相比较于一个较低级的人而言，一个拥有更高能力的人需要更多的东西来使他感到高兴，他也可能会有更多的痛苦……然而，尽管具有这些不利因素，他却怎么也不会真的希望沦落成一种他感觉是更低级的存在。”为什么我们不愿意用一种要求我们运用更高能力的生活，去换取一种低级的、满足的生活呢？密尔认为此处原因与“对独立和个人独立性的热爱”有关，他还总结道：“它的最恰当的称号就是一种尊严感，所有的人类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拥有这种尊严感。”

密尔承认，“有时候在诱惑的影响下”，即使是我们当中最好的人，也会先选择低级快乐而推迟高级快乐。每个人偶尔都会抵挡不住成为电视迷的冲动。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知道伦勃朗和那些重复播放的节目之间的区别。密尔在一段令人难忘的话中表明了这一点：“做一个得不到满足的人要好过做一头满足的猪，做不满足的苏格拉底要好过做一个满足的蠢货。如果这个蠢货，或那头猪拥有一种不同观点，那也是因为他们仅仅知道自己那方面的问题。”

这种对那诉诸更高人类能力的信念的表达，具有很强的说服力。然而，正是基于这一点，密尔偏离了功利主义的前提。欲求事实上不再是判断何谓高尚何谓卑劣的唯一基础。现在，这个标准来源于一种独立于我们的期望和欲求的、关于人类尊严的理想。更高级的快乐并不是因为我们更喜欢它们而更加高级，我们之所以更喜欢它们是因为我们认识到，它们更加高级。我们之所以将《哈姆雷特》看做是伟大的艺术，并不是因为较之于低级的娱乐，我们更喜欢它，而是因为它运用了我们的最高级的能力，并使我们成为一个更加完备的人。

与我们关于个人权利所作的讨论一样，我们现在可以同样讨论更高级的快乐：密尔唯有通过援引一种脱离于功利本身的、有关人类尊严和人格的理想，才能使功利主义免于这样一种指控——它将所有的事物都纳入一种生硬的关于快乐和痛苦的计算之中。

在这两位伟大的功利主义的倡导者中，密尔是一位更加人性的哲学家，而边沁则是前后更为一致的哲学家。边沁死于1832年，享年84岁。可是，如果你现在去伦敦的话，你还可以看望他。他在遗嘱中写道，他的遗体要被保存、制成木乃伊并当作展品。因此，人们现在可以在伦敦大学学院找到他。在那里，他穿着他的真实衣服，忧郁地坐在一个玻璃器皿之中。

在他死前不久，边沁扪心自问了一个与他的哲学相一致的问题：一个死去的人对于生者还有什么用呢？他总结道：一个用途就是将自己的尸体贡献于解剖学。然而，对于那些伟大的哲学家们来说，最好还是保存他们的肉体以激励未来的思想家们。边沁将自己置于第二类。

实际上，谦逊并不是边沁显著的性格特征之一。他不仅为自己尸体的保存和展示提出了严格的规定，还提议他的朋友和追随者们，每年都要“为了纪念道德和立法领域中、最大幸福的发现者”而聚集在一起。并且当他们聚集的时候，他们应当为此场合而将边沁请出来。

他的仰慕者们答应了。20世纪80年代，他自己所称的“自我肖像”（auto icon）出现在国际边沁协会的创立大会上。据报道，边沁会被推出来参加该学院的管理评议会，该会议记录将他记载为“出席，但没有投票”。

尽管边沁作了精心的准备，他头部的木乃伊还是腐坏了。因此他现在用一颗蜡制的头代替了真正的头，以保持清醒。他真正的头颅现在保存在地窖中，曾经一度被展示在一个盘子上，置于他的两脚之间。不过，学生们偷走了这个头颅，要求学校用一笔钱将其赎回，并将赎金捐给了一个慈善机构。

即使死了，杰里米·边沁仍然在促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善。

 

清幽杜仲 拥有本文权利并授权本站发表。如有问题请联系本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