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没有上流社会
       
       欧洲新贵用承担责任的方式、中国新贵用获得权力认可的方式，在道义上让自己更加合法
       
       新富起来的欧洲新贵们为了区别于保守傲慢的老贵族，也为了让阶层的崛起更加具有合法性，积极承担起了社会责任，向社会展示了新贵们是有责任感的，而不仅仅只有铜臭味。而在中国，每当有一个阶层或者一个富起来的人，首先想到的却是向权力寻求庇护，获得权力的认可，在中国的新贵们看来这样才更具有合法性，也更有保障。
       
       这种不同源于中国自古以来最强大的社会力量是权力阶层，而欧洲更多的是市民阶层，这种区别也最终导致了两者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中国最终没有发展出健康的上流社会。
       
       因为中国自古以官为富、为贵，所以中国没有上流社会，只有上层社会
       
       中国一直没有贵族阶层，以官为贵。敛财斗富，在古时的官场上日甚一日。如今的一些富人，不但继承了这种斗富的劣根性，攀比的对象也还是国外的大款。可惜，他们根本不知道文明国家的大款是如何生活的。
       
       他们现在之所以瞄准国际的奢侈标准斗富，恐怕还是因为他们的行为方式在国际上不被自己的同类接受，于是更要争着入人家的圈子，非要花钱给人家看：“老子和你有什么不一样？”殊不知，越是这样，自己就越成了文明的上流社会的贱民。
             
       外国上流社会是看不见的阶层，中国“上流社会”习惯把地位穿在身上、顶在头上
       
       保罗福赛尔在《格调》中写道：一个看不见的阶级，他个的钱来源于继承遗产，他们曾经喜欢炫耀和挥霍。后来，他们在大众的嫉恨、自身的规范、慈善机构募捐者的追逐下销声匿迹了。“当我想到一位真正的富人时，”一位波士顿的蓝领阶层人士说，“我想到的是那些你从马路两侧压根就瞅不到影子的大宅的主人。”他们的豪宅从来就建在远远避开街道或公路两侧视线的地方，他们喜欢隐匿在山里，要么就远走希腊或加勒比沿岸的小岛，他们往往“谨慎得几乎一言不发”。他们压根就不想让人知道他们的存在。而中国人相信，自己的衣着与消费方式能充分展示你的身份和社会价值，他们习惯把成功和金钱穿在身上、顶在头上。
       
       “富人不上流”不怪富人
       
       “有钱没势不如穷”，富家用几代人努力积累的财富可在一夜间化为乌有
       
       自古对于权贵与盗贼而言，富人无疑是“有肉猪头”，历史上不仅有专门劫富的“抄家皇帝”，更有打劫富人而流芬千古的草寇。而且，每个新王朝、新政权的产生，其合法性都确立在重新分社会财富的基础上，造反者“放粮”，篡位者“分地”。富家用几代人努力积累的财富可在一夜间化为乌有，甚至搭上身家性命。
       
       中国历史上周期性出现“弃田、弃种”现象，全由官府课税过重所致；权力豪夺象重大自然灾害一样可怕，无不弄得民不聊生和国亡政息。贵胄有“改朝换代”之大限，财富有“不过三代”之宿命；中国难以产生类似欧洲那种比比皆是的世代相袭的家族庄园，显然是官方“患富”和民间“仇富”的结果。
       
       有恒产者才有恒心，没有安全感无法造就真正上流社会
       
       中国的新贵自然不在道德与制度上的保障范围，难怪过去富人常说“有钱没势不如穷”，因为仅仅富有不但毫无荣誉，人身更加不安全。历代商贾土豪之所以巴结权贵、买官进爵，让子弟读书做官，其目的无非使自己的财富变得更体面而安全，如似今日富商用钱四处打点，弄个代表、劳模和政协之类“顶戴”，甚至公然跟市长、省长结拜攀亲，其动机一目了然。因为中国自古官僚阶层强大，新贵无法与之分庭抗礼，要保住这点钱财只能与之同流合污，不得不做低头。时间久了，一个想做好人的新贵也就变成了一个不得不做坏人并且自愿做坏人的新贵了。
       
       结语
       
       中国富人新贵们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向来无所建树，甚至这群人连阶级都称不上。没有恒产，他们只能走“捞、花、逃”三步棋。中国没有上流社会，只有上层社会，因为上流是文化和责任属性，而上层是地位和权力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