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医患纠纷诉讼三年下降两成的背后
● 调解员“亲力亲为”弥补医生护士某些情感上不足
● 医院建内部调解机制提升医务人员责任道德意识
● 化解医患矛盾需“中立性”“专业性”两个基本要求
本报记者丁国锋
每天早晨不到7点半，江苏省南京市清凉门大街上的双向车辆就开始头挨着尾，拥挤起来。一年295万的就诊患者、4万多台大小手术，分解到每一天从各方流进医院大门的1万多病人和家属。在南京市民看来，江苏省人民医院门口的几百米马路，可能是这个城市最繁忙的一条街道了。
从门诊大门走出的患者及家属中，不乏因疾病得不到控制，甚至因医生处理不善而导致医患纠纷升级而满脸怒容，三三两两来到行政大楼找医院领导“讨个说法”。
《法制日报》记者采访了解到，南京市目前共有各类医疗机构2300余家，来南京就医的患者不仅涵盖全省，还包括周边省份和地区，全市平均每天门诊量达10余万人次，在医疗服务面广量大、重大疾病和疑难复杂疾病就治率高的同时，医患纠纷也处于高发状态。
在南京市卫生、司法行政系统联合开展“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工作的第一年，即2008年，在南京市鼓楼区这个集中着全市60%三级甲等医院的范围内，发生的较为激烈的医患纠纷数量就达到了334件之多，这其中还不包括一些未“上升”为案件的矛盾纠纷数。
如何化解日益上升的医患矛盾纠纷?南京市提出由专业化的人民调解组织进行化解。然而，对司法行政部门来说，这是一项全新的工作。南京市司法局副局长孙小忠对《法制日报》记者说，“不愿做”、“不敢做”、“不会做”的情况一度影响着司法行政系统对这项工作开展的积极性。
经过3年多的探索和实践，南京市医患纠纷妥善调解的比例上升了20%，对簿公堂的案件下降了20%。近日，《法制日报》记者就一升一降两个数字背后的故事进行了深入采访。
第三方调解弥补情感不足
2009年3月，两岁小男孩果果因为咳喘厉害，到南京市一家医院小儿科就诊。接受抗菌素输液治疗不到2分钟，果果的脸上就出现发紫的现象，并且口吐白沫。虽然医生立即停止了输液，迅速组织力量实施抢救，但孩子还是在3小时后永远离开了他的父母。
随后的几天内，患方组织100余人把医院围了个水泄不通。张银生、李凤花、吴小超3名调解员在事发不久赶到现场。
“通过药检、尸检查明原因，是对孩子最好的安慰。医院要承担的过错，我们一点不会袒护。”面对家属的抱怨、倾诉，甚至是发泄，年逾60岁的李凤花等人给出了建议。
4个小时后，通过调解员的耐心讲理，患者家属同意通过理性谈判解决问题，一场医闹纠纷得以平息。
“人民调解员的参与，排除了诸多由医院靠自己方式解决纠纷引起的单方不信任因素。”江苏省人民医院医务处副处长王晓东对《法制日报》记者说，在医院或卫生行政部门的单方处理过程中，医患双方随时都可能对已经达成的意向“反悔”，存在大量“不确定”的因素。由一个从依法办事角度建立的第三方机构出面调解，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调解员的“亲力亲为”，弥补了医生、护士，甚至是法官在某些情感上的不足。
医院人士分析医患纠纷“原罪”
“医院单打独斗，的确牵扯了大量精力，患者有事没事就找院长，案件数字一度在2008年达到了183件的顶峰数值。”谈到医患纠纷问题，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医患办主任李伟对《法制日报》记者说。
对于医患纠纷形成的原因，李伟分析说，患者和家属急求“短平快”，一个感冒恨不得用药后3天就治好，对疾病本身缺乏一个科学的认识，对医生则抱着过高的期望值，一旦时间上感觉“等不及”，就容易引发对医生医术的怀疑。医患之间的矛盾，有不少是在门诊的那一刻就埋下了“种子”。
李伟认为，患者对医生的不信任感，往往还来自于高昂的药费上。此外，在医疗资源配置上，也出现了基层医院面临“病患流失”、大医院就诊人数过于集中的问题，难免引起患者不满。
《法制日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除以上原因，医疗保险赔付难也容易激化医患矛盾纠纷。保险公司要将医院收入的1‰至1.5‰用于支付保费，一旦案件保险理赔总数接近或超过保费额，则在个案理赔上采取拖延战术，导致较大的医疗事故保险救助得不到妥善解决。
纠纷“倒逼”医院理性面对
频频出现的医患纠纷，开始“倒逼”医院管理层向医患处理机制创新上寻求突破。
《法制日报》记者了解到，江苏省人民医院建立了由19名医学专家组成的医学专家咨询委员会，南京市司法局牵头成立了由43名法学专家组成的咨询委员会，为患者家属提供了医学、法学的专业咨询服务，患者家属随时可以从中挑选出所信任的专家在调解中提供服务。
在南京市鼓楼区司法局的指导下，该区范围内的医院目前大多建立起了结合自身特色的医患纠纷处理机制。
据李伟介绍，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从2006年5月开始实行《关于医患纠纷、差错和事故处理的暂行规定》，规定发生医患纠纷后，当事人填写《医患纠纷调查表》，经科主任签 字后交医患协调中心的时间必须在24小时以内。而对经过医院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讨论作出的医疗事故处罚，责任人及所在科室要承担总额的20%至50%，存在医疗缺陷要承担总额的10%，因并发症、医疗意外、疾病的自然转归和非医疗过程的其他环节等造成医院经济损失的承担总额5%。
“这些制度促进了医生责任道德意识的提高。”李伟说，通过医院内部调解协调机制解决的案件在2010年达到了81件，超过了整个纠纷数的60%，另外通过鼓楼区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结案的达到了36件，占27%，通过诉讼程序解决的仅5件，不到4%。
在江苏省人民医院，通过出台《医疗安全风险金管理办法》，确立了由医院、临床医技科室、医务人员3方共同筹集的“医疗安全风险金”制度，用于支付医疗责任保险保费、医疗争议赔偿金。该院医务处副处长王晓东对《法制日报》记者说，风险金共筹集达80万元，医院再按照1:1的比例配套，整个金额加起来有近200万元，“把医患纠纷的风险直接下达到个人，相较于比单纯缴纳保险金的方式来说，个人的责任意识得到了提高”。
医患纠纷诉讼三年下降两成
据了解，为了探索医患纠纷的化解模式，南京市在出台《关于建立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积极化解医患纠纷的意见》等一系列文件的基础上，在鼓楼区、秦淮区、高淳县进行试点工作，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仅从2009年4月至2010年8月底，就接待群众2589批次、7000多人次，受理纠纷1350件，调解成功1304件，涉及赔偿金额约4279万元，还通过劝说疏导、释疑解惑，使患者明确放弃诉求的495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在鼓楼区，因为医院集中的特殊情况，则采取了“独立型工作模式”设置调委会，近两年通过3级财政拨付的经费达到了91万元，不仅有200平米的独立办公用房、专职调解人员，还建立了辖区12所医院医务处长或沟通中心主任担任的医调委联络员机制。专业性医调委成为了一个集法学、医学、调解专业知识优势互补、横向协调、上下联动的团队。
鼓楼区司法局副局长姚启明对《法制日报》记者说，3年来，该区医调委共受理医患纠纷442件，调解成功428件，调解成功率达96.8%。其中专职人民调解员先后96次赴医院现场参与重大医患纠纷调解，化解20人以上群体性医患纠纷82件，医院被诉讼的案件下降了20%。
“运用医调委这支化解医患纠纷的重要力量，直接减轻了医院被患者取闹纠缠的压力，促进了平安医院建设，减轻了诉讼压力，节约了司法资源。”姚启明认为。
记者了解到，以“鼓楼模式”为主体特色的南京医患纠纷调解“第三方认可”模式，先后得到了中央综治委、司法部、卫生部的充分肯定。
南京市司法局副局长孙小忠认为，这项机制之所以受到了各界的欢迎，并迅速得到认可和推广，主要是紧紧把握了医患矛盾需要“中立性”和“专业性”的两个基本要求，从组织指导、具体运作和专业支持3个层面，搭建了组织指导、具体运作、专业支撑“三个平台”，并形成了调解引导、服务保障、联调联动、纠纷预防“四个机制”，创新推出了在医院设立人民调解接待站、建立法学和医学咨询制度、人民调解与卫生行政部门及医疗机构协作制度、人民调解与法院诉讼“绿色通道”以及调解信息通报和纠纷排查预警制度等一系列配套举措，使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工作具有整体性和系统性，不仅整合了调解资源，衔接调解环节，还有效增强了调解效能。
记者在江苏省司法厅有关部门采访了解到，仅江苏106个县(市、区)和612个乡镇(街道)设立了医患纠纷专业调解小组，自2008年以来就调解医患纠纷11364件，实现了信访人数、涉诉案件、纠纷总数“三下降”。
（我的评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在运行机制上究竟是如何保持中立、专业的，文章只字未提，整篇文章的宗旨是为南京市有关部门歌功颂德，突出政绩。）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