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国”是一个文化,却假装是一个国家?一文中说,不惟如此,似乎现代“中国”概念已理所当然地和纵贯古今的“道统”脉脉相承,凝固为千篇一律、永恒静态的对象。这种以新概念强加于历史的做法,固然便于日常沟通,但牺牲辞意的流变与丰富性的结果,却大大地局限了人们的眼光境界。于是爱之者颂赞其一贯光荣,恶之者鄙其为冥顽不灵,最后使言说的各方陷入作茧自缚的困境。(参考:蒙古人:成吉思汗、元朝是你们的,还是我们的?)正如我在本文中所写,从浩瀚之历代文献取其一粟,对“中国”一词的涵意与流变稍予查考。(参考:走出百年误区,“中国”一词考)小考虽不意在更张日用之“中国”辞意,但或可廓清论者之视界。今辑此图,以无语之言,就凝固于现代的静态“中国”、层累地造成的“中国”概念,在众声喧哗的概念下,以期保有几许宽阔的澄明。《礼记·中庸》“洋溢乎中国”,《汉书》“统天下,理中国”……,都指的是中原黄河流域一带。那时一族一国,叫方国,是草昧至周朝主要的社会组织形式,逐渐翦灭而趋统一。这应该是梁任公“中国三段论”中的第一段——即“中国之中国”,然后才是亚洲之中国,最后是世界之中国。
所谓“中国之中国”,也就是华夷互换时期的中国(据三星堆蝌蚪文:彝族是夏代的统治者)。所谓理念,就是“中华大统一观”,或“中原文化先决论”。中国历史教育两大怪圈,第一个怪圈就是“中华大统一观”,也就是把汉族史看成是正史, 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则一笔带过。所以,言先秦时期巴蜀尚未入华夏,有些问题,因过去是“入夷则夷,入夏则夏”,四川的族团、方国之治,没什么不同,且六夷、七羌、九氐,民族之多,混杂,繁衍,故复杂性便成为重要特征。难怪李济曾有那著名的论断:“两千年来中国的史学家,上了秦始皇的一个大当,以为中国的文化及民族都是长城以南的事情”(《中国文明的开始》)。由西北方向看,那种把长城以外断送给“异族”固然错误得很,——若再调头往西南方向看,那种把“夷”断送给“华”的做法就同属“卤莽灭裂”。
后记:对好友常学常问以下三问的再
联系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