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少有才名，七岁能诗。“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这首诗穿越一千三百多年后，依旧妇孺能诵，家喻户晓。他所撰写的《讨武曌檄》，先声夺人，发聋振聩。被传檄对象武则天，初观此文还嬉笑自若，当读到“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后，竟被吓到了，忙问谁写的？当她听说是骆宾王时，不由叹曰：“宰相安得失此人！”
《讨武曌檄》为后世所改易，原题《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虽仅只五百余字，但却“事昭而理辩，气盛而辞断”，特别是尾句“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更是铿锵有力，气势逼人。
天下是谁家的？于今说来不是问题，但在古代却是个天大的问题。骆宾王所以有此一问，因为唐朝的江山是李家打下来的，故天下姓李，武则天做了皇帝，这天下就不再姓李而姓武，李唐变成了武周。骆宾王这一感召力极强的质问，就是以檄文的方式，代李敬业向武则天宣战。
“家天下”之说由来已久，据考源自夏朝。伴随着私有制和阶级的出现，原始氏族社会开始解体。华夏部落联盟最后的首领禹，传位于儿子启，就此改变了原始部落的禅让制，开启了世袭制之先河。此后，皇家就与天下划上了等号，一划四千余年之久，直到宣统退位。“家天下”这一形象说法，其内涵是指帝王据天下为己有，视国家为私产，世代因袭，一脉相传。当“家天下”的王位继承制被历代王朝视为天经地义，围绕“家天下”上演的宫廷闹剧也就“你方唱罢我登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有人戏说，中国古代史其实就是历代皇帝的“家史”。
据《旧唐书》记载，永徽六年，唐高宗打算废黜王皇后，册昭仪武则天为皇后，却遭到了顾命大臣的坚决反对。褚遂良劝阻未果，就把上朝的笏板放到殿前的台阶上，叩头至流血说：“还陛下此笏。”表示宁肯弃官，也不肯妥协。真正是：顾命大臣不顾命，洒血也要尽耿忠。高宗大怒，令人将褚遂良强行拖了出去。第二天，高宗去找李勣商量此事，并诚恳地道出了自己的苦衷，李勣回答说：“此乃陛下家事，不合问外人。”
将皇后或太子的废立说成皇帝家事，史书中多有提及。李勣是否滥其觞者，姑且不论，这样的回答，聪明透顶而又圆滑之至，因此被后世学者讥讽为史上回答微妙问题的经典样本。皇上问你，是倚重也是尊重。你若表示支持，势必会招致反对派的诘难；你若直言反对，褚遂良的昨日就是你的今天。但这又是必答题，皇上问你话呢，岂能装聋作哑？球已到了你的脚下，再踢给对方也许是最佳选择。看似轻轻一拨，分量却也不轻，听来置身度外，实乃一举两得。对李勣来说是破局，对李治来说是默许。这样一来，既改变了大唐政治走向，也将褚遂良等人推入了悲凉苦海，同时也为后来的李唐家事埋下了祸根。虽然谈不上“细思极恐”，却也“步步惊心”。他的这一回答，促使唐高宗心安理得地立武昭仪为皇后，把褚遂良贬到两千里外的潭州（今长沙）。武则天登基后，更是把褚遂良往死里整，去世两年后仍不放过，褫夺了他的官爵，并将其子孙后代也流放到他死去的地方。武则天临终前，情知对褚家报复过甚，颁诏书遗嘱：“其王、萧二族及褚遂良、韩瑗等子孙亲属当时缘累者，咸令复业。”自此，这桩冤案才得以平反，相距褚遂良去世已经46年。武则天政绩昭然，是非毁誉自有公论，这里谈的只是李勣应答的历史后果。
按照“家天下”逻辑，将皇后或太子的废立说成是皇帝家事顺理成章，那么，陛下家事就不合问外人了吗？究其实远不是这么回事。我们知道，做皇后的必须母仪天下，方能总领六宫；做太子的必须垂范天下，方能继承大统。皇家人事更迭，形式上是后妃嫡庶的甄选，实际上关乎国运的兴衰，天下的治乱，选择不慎，后患无穷。否则，皇上怎么会降尊纡贵找大臣商量？又怎么会有那么多朝廷重臣卷入其中呢？在太子废立这件事上，几乎没有哪个朝代能够幸免于内讧的。争夺储位的皇子，个个像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卷入其中的朝廷重臣，或者是为天下太平计，拥立堪当大任的皇位继承人，或者是为家族兴衰计，推举自身利益的代理人。动机虽然各有不同，但风险系数极高，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政治博弈。成功了，一荣俱荣，鸡犬升天；失败了，一损俱损，满门抄斩。
历史上一幕幕宫斗剧告诉我们，帝王家事，小事不小，轻则同室操戈，大内喋血，重则天下遭殃，生灵涂炭。从这个意义上说，皇家与天下是一体的，皇家不宁，天下难安。但是，皇家与天下这一等式并非任何情况下都成立。君不闻：得人心者的天下，失去人心则江山易主；君不见：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有多少王冠应声落地。清王朝的没落，昭示着家天下的衰败；辛亥革命的爆发，敲响了家天下的丧钟。但因问鼎王者重器的军阀竞相角逐，沉湎帝王旧梦的余孽恋念龙椅，新秩序的确立步履维艰，即便是革命成功后的某些邦国，仍给王室留有供奉的殿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了家天下历史的彻底终结，才真正做到了还天下人以天下。（文/王兆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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