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老幸福生活指数

● 赵琬仪

　　每次出国，无论是旅行还是工作，我会做三项观察，以了解陌生城市的幸福生活指数。

　　一，逛超市或市集，这是探入当地物价以及生活素质的直接窗口。二，泡咖啡座或茶馆，领略有闲阶层的生活情趣。三，观察城市里的公共设施对年长者及残疾人士有多方便。

　　随着自己开始一步一步迈向“青中年”，新加坡人口老龄化问题开始也变成我及同辈朋友的切身问题。其他城市的年长者生活情况如何，享有什么样的社会礼遇，是比超市的货物是否齐备、咖啡与茶文化是否深厚来得更能反映这个城市的人文温度。

　　自由地成长、优雅地老去、尊严地死去，这是生活在具有人文素质的社会的公民追求的生活幸福指标。

　　在新加坡老去会是什么样的经验？

　　像我的祖父母辈，他们得学好华语，少说方言，以更好地融入这地方的生活。华语虽然听得懂，说也说得通，但就是不及我讲我想的痛快直接。令他们欣慰的是，他们的子孙都能说他们最熟悉的方言，因此三代人的沟通不存在语言情感上的隔阂。

　　我的父母辈，活了半个世纪后，人过中年得学好互联网通讯。传统媒介报章、电视、电台提供的讯息越来越多网上辅助资讯。要掌握完整的资讯需要上网搜索。更迫切的是，他们发现很多服务申请，需要上网登记，不懂得上网，仿佛与半个世界脱节。

　　至于我辈，四十在望，虽然没有语言的隔阂，没有科技的障碍，但是年轻的社会对待长者的态度仍会是隐忧。

　　从小被大人用婴儿推车推着逛街，上了小学还戒不掉奶瓶喝奶，骄纵长大的温室世代，是不是能够在他们还没有步入中年时也能够明白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无奈与无助，多点自觉自发的体贴。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从小便让年轻人学习照顾年老，了解老化，日久有功便是一股无形而巨大的社会资源。公民社会有了这股内在自发的资源，政府推出全新的政策时，年轻人可以帮忙传达解释、帮忙老人家适应；公共设施与服务有不足之处，人与人之间的互助与关怀也可以马上补上。这是我在香港生活、去台湾旅行时，亲身感受到的。

　　香港和新加坡社会步伐相近，网上通讯已相当普及，要申请一些福利或办理手续，网上登记越来越普遍。官方广告在宣传时，交代网上申请管道，加了一句“公公婆婆可以让家中的年轻人帮忙上网”。听似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因为说得理所当然，就像这个社会的一个共识，年轻人为长者服务是大家的基本常识。

　　在台湾的经验，我便亲身体验到儒家教育“老吾老”的价值观在日常生活，在公共空间里实践。在莫拉克风灾冲击南台湾的前一年，我们从嘉义乘搭阿里山小火车上山。在火车月台等车时，站长走过来一边指向约一个车厢距离的一对年老外国夫妇说：“少年的，你们帮忙照顾一下老人家。他们也是要上山的。”话说完就走开了。

　　因为“临时受命”，我们沿途一直保持距离地关注这对老人家，随时准备帮忙搬行李、扶下车或做翻译。抵达阿里山国家公园时，终于有机会效劳，帮忙他们搞清楚门票优惠。

　　这样的经验对于台湾年轻人来说也许习以为常，就像台湾人会为迷路的游客带路一样，待人亲切不分老幼。但是作为游客的我们却感到有点文化震荡。如果我们的地铁工作人员指着陌生长者，向身边的年轻乘客说：“年轻人，帮忙照顾一下老人家”，这样的情况会发生吗？我们的年轻人又会怎么反应？

　　日本如何应付社会老龄化的课题，新加坡一直在参照和借鉴。在日本旅行时，触目所见的老人家多是身体健康，健步如飞。即使公车上有指定席，他们乘搭公车不需要让位。偶尔有人让位，他们会谢完又谢，受宠若惊似的。正当我佩服日本老人家的独立与活力时，也隐约地感觉到在这个社会老去的孤独。

　如果我们能够更有意识地让年轻人发挥他们的社会角色，我相信他们能效劳的不仅仅是在地铁巴士上让位给年长者而已。这样我辈老去时，乘搭公车就不需要再等待有人让位，更不需要在有人让位时不知所措，犹豫着坐还是不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