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赢脱贫攻坚战后，要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接续推动脱贫地区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目前中国农村地区的能源贫困问题仍然大量存在，固体燃料消费占比偏高，电力供应不够稳定。本文运用2012—2018年的CFPS面板数据研究了中国农村地区的政府转移支付对受助家庭多维能源贫困的影响，结果发现，获得转移支付使得受助家庭的整体多维能源贫困和各个维度的能源贫困都减弱了，且政府转移支付对能源贫困的削弱作用从西部到东部逐渐减小。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转移支付的积极能源扶贫效果可能在于提高了受助家庭的自我发展能力，增加了家庭的电力消费，并且使得家庭转而使用更加清洁的做饭能源。
李军林，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张黎阳（通讯作者），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
董亮，香港城市大学公共政策系与能源环境学院双聘助理教授。
“十三五”时期，中国脱贫攻坚成果举世瞩目，5575万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2020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公开发布指出，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要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接续推动脱贫地区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而能源贫困是中国农村地区新型贫困问题的重要表现之一。李嘉琛等（2018）研究发现，中国有52.1%的农村家庭使用固体燃料做饭或取暖，这个比例明显高于城市地区。固体燃料的使用效率较低，其燃烧过程会产生大量的有害气体，影响居民身体健康。此外，农村电力设备陈旧落后，电网电能质量差，电压偏低，供电远不如城市地区稳定。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新时代的中国能源发展》白皮书提出了新时代能源政策理念，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树立能源发展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服务人民的理念，实施能源扶贫工程，发挥能源基础设施和能源供应服务在扶贫中的基础性作用。政府的转移支付是解决中国贫困问题的重要保障措施。现有国内外关于研究中国政府转移支付实施效果的文献多集中在政府转移支付对受助家庭收入、支出、劳动力供给等变量的影响，研究政府转移支付对受助家庭能源贫困影响的文献非常稀缺。因此，本文将中国农村家庭的多维能源贫困作为关注点，探究政府转移支付对农村家庭多维能源贫困的影响。
本文与以下三支文献有紧密的联系。第一支文献关注多维贫困的测量问题。随着学术界对贫困问题认识的加深，对贫困的度量逐渐从单一的物质维度拓展到包含各类非物质因素在内的多维度。Alkire& Foster（2011）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提出的Alkire-Foster 方法（即 A-F 方法）为实证度量多维贫困提供了理论方法的基础。近些年来，学术界出现了较多研究中国多维贫困问题的文献，这其中以关注居民在收入、教育、健康、营养、生活质量等维度的贫困状况为主。
第二支文献从实证角度关注能源贫困的测度。从国外文献上来看，学者们在研究能源贫困时，主要度量的维度包括能源的可负担性、可得性和清洁性。目前关于中国能源贫困研究的文献主要从单一维度能源贫困来考虑。Tang& Liao（2014）基于能源贫困的清洁性维度，利用2000年和2010年中国人口普查数据对中国农村地区的固体燃料使用现状和未来的趋势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超过四分之三的农村居民仍然使用固体燃料作为做饭燃料。Robinson et al.（2018）基于能源贫困的可得性维度研究发现，中国寒冷气候区的城镇存在明显的供暖能源服务不足问题。部分受调查的家庭没有获得能够维持身体热能舒适的居家供暖服务，从而处于能源贫困状态。Lin & Wang（2020）、刘自敏等（2020）基于能源贫困的可负担性维度，分别研究了中国不同区域的能源贫困发生率和能源贫困对居民福利的影响。根据我们的了解，基于微观调查数据从多维角度研究中国能源贫困问题的文献有2篇。张梓榆和舒鸿婷（2020）利用CGSS2015数据检验了多维能源贫困与居民身体健康、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其构建的多维能源贫困指标体系主要基于各类家用电器的拥有情况，虽然部分反映了能源贫困的清洁性维度，但对于能源贫困的可得性、可负担性维度考虑不足。Zhang et al. （2019）基于可得性和可负担性两个维度研究了中国能源贫困的现状及其对居民健康的影响，但缺少对能源贫困清洁性维度的考虑。
第三支文献关注中国政府转移支付的减贫效果。学术界对此存在争议，部分学者发现政府转移支付具有积极的减贫效果。但也有学者发现政府转移支付的减贫效果不佳。此外，学者们还从劳动力供给角度探究了政府转移支付减贫的影响机制。
本文主要从以下方面对已有研究进行补充：第一，基于中国的微观调查数据构建了一个包含能源的可负担性、可得性、清洁性在内的三维指标体系来度量中国农村地区的多维能源贫困状况，而已有的基于微观数据研究中国农村地区能源贫困状况的文献多集中在其中一个维度；第二，以政府转移支付为自变量研究政府转移支付对受助家庭多维能源贫困的影响，丰富了关于政府转移支付效果评估的研究；第三，以拥有的电器数量、非转移支付收入和做饭能源的类别为因变量进行研究，提供了关于政府转移支付影响受助家庭多维能源贫困状况的机制分析与解释；第四，通过区域的分组回归，探究了政府转移支付对中国东中西三大区域多维能源贫困影响的异质性。
二、实证研究
（一）数据来源和变量描述
本文所用面板数据以2012—2018年CFPS 家庭库为基础，将2012—2018年CFPS 成人库中户主的相关变量（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个人健康）和县级统计年鉴中的县级财政收入、人口变量与CFPS家庭库进行匹配后得到。CFPS（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是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ISSS）实施的一项大型跟踪调查研究项目，从2010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此后按照两年一次的频率对原有样本进行追踪调查。总体样本规模为16000户家庭，来自全国25个省级行政区。
本文所用因变量为家庭是否处于多维能源贫困。能源贫困包括3个维度：可负担性、可得性与清洁性（如表1所示）。若家庭在以上至少2个维度处于能源贫困，即认为家庭处于多维能源贫困，0表示不处于多维能源贫困，1表示处于多维能源贫困；自变量为家庭是否获得转移支付，0表示家庭没有获得转移支付，1表示获得了政府转移支付。基于相关文献，本文采用的控制变量包括户主年龄、户主性别（0表示女，1表示男）、户主受教育年限、户主个人健康（0表示不健康，1表示健康）、家庭人口规模、县级人均财政收入以及年份和省份虚拟变量。从数据来看，2012—2018年约有66.9%的农村家庭获得了政府转移支付；样本家庭平均包含4.075名家庭成员；户主的平均年龄为53.397岁；81.0%的户主为男性；户主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5.963年；61.3%的户主身体处于健康状态；14.6%的家庭处于多维能源贫困，即至少在2个维度上处于能源贫困。
（二）基准回归
我们首先使用OLS回归来探究获得转移支付对农村家庭是否处于多维能源贫困的影响。结果如表3第1栏所示，获得转移支付在1%水平上降低了农村家庭处于多维能源贫困的概率。工具变量法可以解决遗漏变量等内生性问题。借鉴周钦等（2015）构造的工具变量，我们使用样本中所在县当年除本家庭以外的其他家庭获得转移支付的比例作为工具变量。在社会网络效应和示范效应的影响下，家庭是否获得转移支付容易受到同一县级区域内其他家庭的影响，因而工具变量和核心自变量具有相关性。同时，县级层面除本家庭外的其他家庭获得转移支付的比例与家庭自身不可观测的因素不相关，不会通过其他途径影响家庭是否处于多维能源贫困的概率，因而工具变量的外生性也得到满足。工具变量回归的方程如下：
工具变量回归的结果如表2第2—6栏所示，第2—5栏的因变量为家庭是否处于多维能源贫困，第6栏的因变量为家庭处于能源贫困的维度数。在控制了各种变量后，获得转移支付在1%的水平上降低了家庭处于多维能源贫困的概率，并减少了家庭处于能源贫困的维度数。根据第2栏计算边际效应可得，获得转移支付可以使得受助家庭陷入多维能源贫困的概率下降1.45%。根据第6栏结果可得，获得转移支付使得受助家庭处于能源贫困的维度数平均降低了0.167个单位。第4—6栏中Cragg-DonaldWald F 统计量均远远大于10%偏误下的临界值16.38，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
（一）政府转移支付金额对多维能源贫困的影响
将受助家庭获得的政府转移支付金额作为自变量，我们探究补助金额对受助家庭多维能源贫困状况的影响。表3结果表明，无论采用logit回归、probit回归，还是OLS回归，政府转移支付金额均在1%的水平上降低了农村家庭处于多维能源贫困的概率。根据logit回归结果计算可得，政府转移支付金额提高10000元，胜率（处于多维能源贫困的概率/不处于多维能源贫困的概率）将变为原来的0.47倍。
（二）更换能源贫困的临界值
在基准回归中，多维能源贫困被定义为家庭至少在2个维度处于能源贫困。我们将因变量更换为家庭是否处于能源贫困，家庭在至少1个维度处于能源贫困即被认为家庭处于能源贫困，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三项回归的核心自变量系数均在至少5%水平下显著为负，说明获得基准回归所发现的政府转移支付的积极能源扶贫效果是稳健的，政府转移支付有效降低了农村家庭处于能源贫困的概率。
（一） 将因变量换为单一维度的能源贫困
我们将因变量更换为能源贫困的3个维度，检验获得转移支付对每个维度能源贫困的影响。结果如表5所示，所有核心自变量系数均至少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获得转移支付有效降低了农村家庭在可负担性、可得性、清洁性3个维度处于能源贫困的概率。这说明政府转移支付具有多方面的能源扶贫效果，使得家庭的收入提高、能源消费能力增强，进而降低了农村家庭能源消费的经济负担，提高了农村家庭电力供应的稳定性，并且使得农村家庭在做饭时使用了更高比例的清洁能源。
（二）区域间的异质性
中国不同区域之间差异巨大，能源贫困在各个区域的表现也有较大区别（Lin & Wang，2020）。因此，我们根据东中西部三大经济地带的范围将样本分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三部分。表6回归结果显示，获得转移支付在1%水平上降低了西部地区农村家庭处于多维能源贫困的概率，而中部和东部地区样本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这说明政府的转移支付对于多维能源贫困的缓解作用主要集中在最为贫困的西部农村地区。
（三）对电力消费的影响
我国的能源扶贫政策将满足贫困家庭用电需求作为重要关注点。家用电器设备拥有状况能够反映贫困家庭的耗电量。为检验政府转移支付对受助家庭电力消费状况的影响，我们将因变量替换为家用电器的拥有状况，结果见表7。回归第1栏的因变量为家庭在空调、洗衣机、冰箱、电视机、电脑这5类常用电器中拥有几个类别，取值为0—5之间的整数，结果表明，获得转移支付在1%的水平上提高了农村家庭拥有的家用电器类别。回归第2—4栏的因变量分别为家庭是否拥有空调、洗衣机、冰箱这3类较大功率电器，结果表明获得转移支付在1%的水平上提高了农村家庭拥有空调和洗衣机的概率。
（四）对能源消费结构的影响
依赖固体燃料是中国农村家庭能源贫困问题的重要反映。我们将因变量替换为做饭使用的能源种类来检验有无政府转移支付对受助家庭做饭能源使用类别的影响。结果发现，获得转移支付显著降低了受助家庭使用固体燃料的比例，并且主要表现在煤炭使用的减少上。表8回归第1—2栏说明，获得转移支付在1%的水平上降低了受助家庭使用煤炭作为做饭能源的概率，而对受助家庭使用柴草作为做饭能源的概率没有明显影响。回归第3—4栏说明，获得转移支付在1%的水平上提高了受助家庭使用电作为做饭能源的概率，而对受助家庭使用煤气/液化气作为做饭能源的概率没有明显影响。显然获得转移支付改善了农村家庭能源消费结构，使得包括煤炭在内的固体燃料使用减少，而以电为代表的清洁能源使用增加。
（五）对自我发展能力的影响
提高贫困家庭的自我发展能力是解决其能源贫困问题的根本性措施。我们将因变量替换为家庭非转移支付收入的对数来检验政府转移支付对受助家庭自我发展能力的影响，表9结果表明，获得转移支付在10%的水平下显著提高了受助家庭的非转移支付收入。根据回归1，同等条件下，获得转移支付使得家庭非转移支付收入增加约19.6%。收入的稳定增加可以使得受助家庭能源消费的经济压力减小，获得更稳定的电力供应，以及使用更清洁的做饭能源。
本文利用CFPS 2012—2018年四个年份的跟踪调查数据实证研究了政府转移支付对农村家庭多维能源贫困的影响。结果发现，政府转移支付会降低受助家庭陷入多维能源贫困的概率，起到积极的能源扶贫效果；在控制各种变量后，获得转移支付可以使得家庭陷入多维能源贫困的概率比未获得转移支付时降低约1.45%，且获得转移支付对农村家庭三种维度的能源贫困都具有减弱作用；获得转移支付对能源贫困的减弱作用从西到东依次降低；政府转移支付金额和受助家庭的多维能源贫困呈负相关关系。进一步的探究发现，获得转移支付会增加家庭的非转移支付收入，提高家庭拥有的家用电器数量，使得家庭做饭能源中煤炭的使用减少及电的使用增加，能源消费结构更加绿色低碳。
减少农村能源贫困对于中国实现“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增强城乡区域发展协调性、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建议，进一步完善农村和偏远地区的政府转移支付体系，扩大政府转移支付的覆盖人群，充分发挥政府转移支付对能源扶贫的重要作用；提高政府转移支付的瞄准效率，增加对中西部农村家庭的转移支付特别是能源补贴；加强农村地区能源民生基础设施建设，支持脱贫地区电网建设。
以上文章原载于《学术研究》2022年第2期，文章不代表《学术研究》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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