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论及的印章，包括印信、关防、临时官印以及官员的私印、闲章等，主要根据晚清州县官员《杜凤治日记》的相关内容，来讨论清朝官员的印章与行政运作、官场惯例、官员生活的关系。从《杜凤治日记》中可以看出，印信、关防是清朝行政运作和官员权责的象征，私印也与官员个人生活密切关联。探讨接印、交印、封印、开印、用印、监印、借印等活动，以及官员私印的情况，有助于加深对晚清典章制度、行政管理和社会文化的研究。
冷东，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邢思琳，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博士候选人、澳门科技大学图书馆特藏组馆员；
沈晓鸣，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博士候选人、珠海澳科大科技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印者、信也，其功能在于辨等威、昭信守、防诈伪。随着封建官僚制度的日臻完善，印信制度亦日益完善，至清代达到顶峰。关于清代印信制度，已有较为丰富的资料及研究成果，但从清朝州县官员日记的角度进行探讨，仍是薄弱领域，仅有个别日记封面钤印及藏书印的提示，并无结合印信领域进行深入细致考证的成果。在杜凤治《望凫行馆宦粤日记》基础之上，中山大学邱捷教授点注本《杜凤治日记》10册近期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日记中保留的接印与交印、封印与开印、用印与监印、私印与书印等内容，有助于晚清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等领域研究的深入。
杜凤治，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长塘人，生于清嘉庆十九年四月二十三日（1814年5月11日）。同治五年（1866）任广东省广宁县知县，继而在广东四会、南海、罗定等地任州县长官，光绪六年（1880）因老病辞官回乡，光绪九年（1883）去世。
（一）接印。官印是行政运作和官员权责的象征。杜凤治是在京铨放的地方官，到任第一件大事就是接印，《杜凤治日记》中对宦粤时期权力更替的接印与交印记载颇多。
接印首先要确定接印吉日。清代有着非常繁琐的确定接印吉日的惯例，但日记中的记载相对简单，只是说明了清代官场有正月、五月、九月避讳接印之说，每月还有初四、初七、十六、十九、廿八不吉五日，最忌上任接印，不能久安于任。
同治十三年（1874）杜凤治卸任南海知县，急待后任顺德知县张琮接印，双方就交接印日期反复讨论。张琮坚称：“若在四月内无一接印吉日，五月又照例不接印，心甫三月间如不到来，诸凡掣肘。”杜凤治询问三月有吉日乎？张琮言：“惟有二十五日尚可勉强用得”。杜凤治笑言：“正 、五 、九月不接印是何讲究？予向不信，君试看我此次赴罗定必在五月间，看我五月接印。如谓四月正一月共有三十日，无一接印佳日予更不信，只须拣是黄道日与本身生命不冲即可矣，何必拘泥。”张琮则言：“余不足计，凡在大事，择日不可不讲究，四月亦有吉日，无如俱逢初四、初七、十六、十九、二十八日四不祥日，是以为难。”杜凤治感叹张琮惑于阴阳谶纬家言，拘泥成癖，牢不可破，无法劝说。后经两广总督与广东巡抚参与定夺，方决定三月二十五日张琮接印，事情始告一段落。
接印仪式通常都很隆重。同治五年（1866）二月初一日，杜凤治赴任广东省四会县知县，日记记载了接印过程：已初进城，径至公馆。捕厅来禀见，辞以接印后见。未初暂时代理知县职务的肇庆府经历沈钺将四会县大印送来，刻有嘉字一千四百二十三号，嘉庆二十三年经发。未正由公馆启身，先诣城隍庙显佑伯神座前行香，行二跪六叩礼，遂进衙门。先祀仪门神毕，入二堂花厅，与幕僚相见，捕厅禀见，禀参见礼，均辞之。朝服出，望阙谢恩，继拜印，更蟒袍补服升座，标各房红单，用印、排衙，礼毕复进内。互相道喜，又祀灶神。捕厅禀见，见之，蔡总爷拜会，亦见之。即出上轿拜同城各官士绅。其他各次接印大同小异，都是新官上任后，在接印仪式上撕下密封条，用钥匙打开印箱，在同僚的见证下检查官印上面的文字、四角和印钮，正常则接印，接任的新官开始自己的任期。如有损坏、修复的迹象，就会详细记录这些问题并放回印箱，用新的封条封上，并禀报上司以待解决。
高官赴任更是隆重。日记记载了光绪元年（1875）两广总督英翰前来广州接印的排场：
新制宪英官保是有名大手笔，在上海十二日乘轮船来，择二十及廿二日两日接印，随员十余人，道两人、府三人、州县数人、佐杂五六人，兼有武员数人。闻说文武巡捕一概不用，用自带来之人，衙门不敷入住，差官到，饬两县先备大公馆一所，将来街门定要开拓改造，上下约百余人，幕中星相医无所不有。其母喜欢听戏，连戏班一并带来。
日记特别记载了刘长佑接印及其变故。其时广东巡抚由两广总督瑞麟兼署，瑞麟事先派人询问刘长佑有关接印日期安排，刘长佑定为同治十一年（1872）六月二十八日。经过广宁时杜凤治登船拜见，当面禀明二十八日为“黑道，又四不祥日也”。刘长佑笑言素不信谶纬之学，不论何事均不计较，即如到任日亦随便。竟不改。同治十一年（1872）六月二十八日广东巡抚刘长佑接印时的排场如下：
更初点起，微明出署诣天字码头接新中丞（刘长佑）。两厅、两县到后本府亦到，司、道均齐，中堂、将军、左右都统、海关监督亦到。府、厅、县差人持手本请中丞上岸入接官亭，先司、道，府、厅、州、县均上手本察见，挡驾不见。时正雨甚，抚宪冒雨上来。府以下在外厅站班，司、道与各大宪在内，抚台进内厅，各相揖见。抚台未接印，犹为客，首座，将军居其次，余叙次坐。略谈已交辰刻，抚宪即出来更换行装，着补服朝珠上轿行。司、道亦随出上抚署伺候接印，予等府厅、县不及候中堂行，亦随上抚署伺候。抚台先谢恩，次接印，坐堂画卯毕进内，司、 道先入道喜，四营将次入，府、厅、州、县又次入，在二堂行礼道喜，司、道散后，予等亦散。
然而刘长佑只担任广东巡抚一个月即调任广西巡抚，杜凤治在日记中将其与接印日期不吉联系起来。此外还举例署理肇罗道齐世熙的前任道台海廷琛选择在十日开船赴任、十九日接印，两日均属不吉日，果然不久在寓仙游（去世）。广东巡抚如蒋益澧、李福泰、刘长佑在避讳日期接印，均官运不利。因此杜凤治接印广宁日期定为同治五年（1866）十月廿四日，其他地方接印日期也尽量避免不吉之日。
广州知府梁采麟（号山谷）是杜凤治的顶头上司，又是同乡。同治九年（1870）接印时，道贺的百余州县官员挤满大堂，依次叩拜印贺，已60余岁的梁采麟要一一跪下回叩，没等到结束就大呼“实在来不得了，气都喘不过来”，被人搀扶径入内署休息。杜凤治感叹：此实恶顽笑，年已60余，如何能连请百余安？无怪其然也。谳局总办知府严先佑已67岁，开封印行礼，跪下不能自起，必须二人掖之方可。新按察使俊达（俊质翁）向署理按察使钟谦钧（钟云翁）接印时，日记记载“人如恒河沙”，道贺者既有许多官员及家人，又有许多轿夫，尚有办事人。天气酷热，官厅人气熏腾，竟不能进去。杜凤治四会接印后也曾在日记中诉苦：“燥热异常，汗出如浆”。接印固然隆重，辛劳也一览无遗。
（二）交印。官员离职前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如钱粮、狱囚、案件、人事等事务的交接。正常情况下交印只是仪式，主要是协商好印信交接事宜。道光二年（1822），热河都统廉善因母患病奏请开缺回京侍亲，不待新任都统成德到署接印，便将都统印存贮库内，自带印钥返京，准备在路上迎到成德进行交接，被道光帝斥责：“设使前后任交代各员纷纷效尤，成何政体。廉善因母病奏准回京就医，原系朕格外施恩，俾得遂人子侍奉私情。乃不候交代遽行离任来京，全不以公事为重，实属胆大，廉善着交部议处。”这个案例中廉善被责惩并不是没有当面向新任官员交印，而是没有协商好印信交接事宜，没有上奏获准就擅自锁印回京。《杜凤治日记》的记述，有助理解晚清印信制度中的交印环节。
与以往朝代官印较小、由官员直接携带于身不同，清代印信较大，不适合携带，所以各衙职官都将其“存储公署”。从清代典制记载来看，虽交代印玺各处规矩不同，但大都是官员离任前将相关文书印结造册，上报有关衙署官吏，印信封存，无论前官署篆及府厅代掌，具于新官入境日委本州县贰佐同吏房送至衙署供新官查验接印。从《杜凤治日记》来看，也是离职官员不向新任直接交印，而是双方商定好交印时间及相关事宜，如上文提及杜凤治与张琮确定二十五日为接印日期后，当日派人提前送到衙署，自己才动身离开。光绪六年（1879）杜凤治署理佛冈同知时患病，因担心病死在佛冈，于是上禀求退，没有禀请上司派人去接印，就把关防、公事图章交给官亲、幕客，委托司狱暂时处置公务，自己“登舟即开，驶如飞鸟”，回到省城才向上司请病假。上司乃调恒林署理佛冈。虽然清代官员如遇出缺、调动、罢免、丁忧等情况，其公务通常由下级代理（兼理），或平级代理（署理）、指定下级代理（护理），其印也暂由代理官员掌管，但是杜凤治擅离职守违反制度和惯例，为何没有受到惩罚而平安无事？日记没有说明，应是得到广东巡抚张兆栋、广东布政司杨庆麟的关照。
晚清各衙署前后任收支的分摊，以印信交接时间为界，由此出现不少争议和纠纷。衙署的很多开支要由州县官筹措，加上必不可少的向各级上司的馈送等，使广东州县每年开支至少要1万多两，而南海这种大县数额就更多。印信在谁手上谁就要负责承担这些开支，这是清朝几百年来的规矩。同治十三年（1874），杜凤治卸去南海知县，等待后任顺德知县张琮接印；而张琮则待始兴知县林灼三前往顺德接印；林灼三又待冯泰松前往始兴接印。如此连环交接，需四五月方可交接完成。杜凤治在日记中叫苦道：“南海每日需用，平匀计算约非二百余金不可，核之部、杂、捐摊各款，任此一日必用三百余金。以故予自开正至二月初十日截止，已用至七千余金，既不过年，进项萧条，迟至五月必将用至二万余金，其事尚堪问乎！”杜凤治遂请示布政使转禀总督、巡抚，作函并委牌专差限日驰至始兴，令林灼三即刻带印上省，就省中交印与冯泰松。林灼三迅赴顺德接印，则张琮可以上省与杜凤治办理接印。
清代县衙官印的配套设备主要有印箱（储放印章）、印钥（开启印箱）、印池（印泥盒）、印垫（盖印衬垫）、印架（放置印章）等，交印时必须有这些物品。如杜凤治与广宁知县饶继惠交印时，由于饶继惠的行李未到，于是向杜凤治借用这些物品，以保障交印顺畅。
清代官员更迭时，印信的署理、护理、兼署是常态。乾隆二十七年（1762）广东巡抚托恩多离任时，没有将巡抚关防交同城的两广总督苏昌署理，而是交布政使护理。乾隆认为此“拘泥成例，于事理深属未协。向命巡抚遇有事故，将印信交与布政使护理，原为督不同省而言。若同省则督篆既可交巡抚兼摄，岂抚篆转不可令总督兼署，而必以布政使为重足倚恃乎？”从此规定：“嗣后凡督抚同省，遇有应行摄篆，非旦夕不可缓待者，均不得率交布政使护理”。《杜凤治日记》中记载了瑞麟不止一次兼署广东巡抚的情况。光绪元年（1875）两广总督英翰离任，广东巡抚张兆栋临时署理，接管英翰所掌两广总督关防及盐政印信；其时乡试刚结束，主考未出闱，学政关防亦在张兆栋手中；还有其所掌的广东巡抚关防和太平关监督印，则一人掌管五印，事权高度集中。
杜凤治在日记中除了对自己的“接印”和“交印”记载详细，对清廷中央重要人事变动也有记载，对广东官场更加关注。省级如两广总督瑞麟、英翰、刘坤一，广东巡抚蒋益澧、李福泰、刘长佑、张兆栋，布政使李福泰、郭祥瑞、王凯泰、邓廷楠、俊达、杨庆麟、觉罗成孚，按察使蒋超伯（署理）、梅启照、张瀛，盐运使钟谦钧，广东学政杜联、胡瑞澜、何廷谦、章鋆、吴宝恕；府级如广州知府梁采麟、冯端本，肇庆知府郭式昌、蒋立昂、五福、瑞昌等；县级如番禺知县彭君谷，南海知县徐赓陛，新会知县聂尔康，广宁知县曾灼光，东莞知县王炳文等人的动态都很关注。杜凤治虽然不可能出席和记载所有人的接交印仪式，但对“接印”及“交印”基本信息则多有记载。
二、封印与开印
为保障各级官吏的休假制度和政权顺利运转，清代实行封印与开印制度，给予官员一年内唯一的公休假期，营造官员与民同乐的和谐气氛，同时设有《预印空白》制度以不影响行政运作，《杜凤治日记》对这些制度也做了详尽记述。
（一）封印。清朝规定，官署衙门于每年十二月之十九、二十、二十一这三日之内，由钦天监选择吉期吉时，照例封印，颁示天下，一体遵行。各省封印的顺序是，从最高一级的官员开始，到最低一级的官员结束。所有僚属都必须出席以见证长官的封印仪式。封印仪式的程序是：将印章放在举行封印仪式的大堂案台上，点起香烛，人们进行跪拜。封印完毕，燃放爆竹、鸣礼炮。当最高一级的官员结束了封印仪式，除了本衙门的属吏，其余人都分别赶赴所属的下一级街门参加那里的仪式。如此逐级封印，参加仪式的人群越来越少，直到最低一级。仅举同治十年（1871）十二月二十日杜凤治参加两广总督瑞麟封印仪式的记载，其他不赘述。
巳初即赴督辕伺候封印，凡封印由上封下，开印由下开上。京中行出文定午时。约交午初，中堂即出坐大堂，司道皆到，不站班，府、厅、县均站班，文东武西，请出四印箱。左二箱一为总督印，一为盐务印；印较巡检印还小而色黑，相传谓盐政铁印，其然乎。右二箱一为巡抚印，一为太平关税务印也。中堂拜印毕加封，复升堂，我辈俱退，上手本禀贺，司道先行。照例司道封印，由首县派各州县往站班伺候，中堂处亦有派者，而不派者亦多到。向例首府、南海诣藩署，番禺诣臬署，理事厅诣粮署，广粮厅诣运署。两县及候补州县俟本府回署，共诣府伺候，俟其拜印毕，即挡请归封印，遂各回署自行封印，已午正四刻矣。典史、河厅亦来伺候，待伊等归封印，交未刻矣。
日记对杜凤治自己的封印仪式记载很少，光绪三年（1877）十二月二十日杜凤治任职罗定州，体弱多病，日记有如下记载：“本年二十日封篆，予正因感冒且生疮，不能举步，请假。予委捕衙代封，书吏言向例只须请印至大堂，钤用各红条固封收藏而已，不必请捕厅也。”
光绪元年（1875）十二月二十日，杜凤治在封印期间接到谕令，要将羁押很久的两名罪犯正法。虽然是封印时期，但犯人早就审结定案判决，杜凤治于是改动日期，将办理日期改到封印日期之前，密令师爷和捕厅代办，提犯正法，却发现二犯中一人已病故。
（二）预印空白。清朝封印期间，如遇突发公务需要用印，预先多盖空白文件，用时写就文书即可，在下行文书空白印签上加盖“预印空白”戳记，上行文书则用“遵印空白”。
广州府的南海、番禺、香山、顺德、东莞、新会被称为广府六大县，在《东波塔档案》中保留有香山县诸多这类戳记文献，但是《杜凤治日记》中却没有任职州县使用预印空白的记载，仅有少量内容与其相关。杜凤治在南海知县任上经常处理“卖猪仔”出洋的案件，期间外国官员要求杜凤治在他们“合法”招工的护牌上盖印。因此事未获瑞麟指示，且送来的护牌有20多张未填写内容，杜凤治担心用印后外国人随意填写导致多招乱招，故向瑞麟报告：
洋人新立招工馆，要差人往各州县招工，明买猪仔，有二十四条，均如约准其招工，照会中堂允之，派齐、章二人承办其事，移文与予要护牌，上用印，并移文知会各州县。予以不得中堂文行，未知其事果否。且护牌送来用印有十三张，已填往招工人之姓名，二十余张是空白，且亦未见二十余条之条约，迟疑不发。洋人性急，不时到伊处索牌。予言必回明中堂方可行，中堂大以为然：“公事固宜慎重，洋务更甚。此件真为不得已允之，出去必多骚扰，不可不小心。若辈不怀好意，一味欺哄，真不易办。”子言空白不可发，又言：“牌上填明某人往某处，而牌文中又言往东江某州某县等处、西江某州某县等处，此层李湘浦看出。恐伊拿此牌各州县皆往骚扰，故请示。”中堂言：“空白必不可发，恐其随便填写，既定地名，牌文须改，如何凭空用印？”
从日记看，杜凤治宦粤十几年间，封印期间没有出现什么差错，可见杜凤治在协调官员休假与基层政权运转之间，还是比较成熟的。
（三）开印。每年十二月到第二年一月，清代各级衙署都“封印”停止公务，直至次年正月二十日前后，方行开印礼，于“十九、二十、二十一三日之内，由钦天监选择吉日吉时，先行知照，朝服行礼，开印之后，则照常办事矣。”开印的顺序是，从最低一级的官员开始，到最高一级的官员结束。
开印对所有正印官是非常重要的时刻，对有状要告或有案未断的民众来说也是如此。低级官员如县丞、巡检等开印时间很早，以便在清晨城门一打开时，就可入城参加上司的开印仪式。然后再随上司赶到更高一级的衙门，如此类推。越高级的衙门开印时人越多，越热闹，直到最后文武齐集到总督衙门。
各级官府的开印仪式大体相同，开印的大堂灯火通明，点满香烛。在正印官以及所有部属在场的情况下揭掉封条，取出印箱，放在大堂的案台上，然后正印官走到案前，行三跪九叩大礼。长吏双手捧起印匣，高举过头，躬下身，表达对正印官新年高升、衙门昌盛的祝愿。然后将大印从匣中取出，放在案上，正印官再次三跪九叩。最后在一张写着“开印大吉”的红纸上盖四个印，再将这张红纸贴在大堂的门上。各级官府开印仪式都要大放鞭炮。正月二十是衙门胥吏的盛大喜庆日子，午后和晚上要演戏庆贺，常常在晚上结束时还要放冲天的礼炮。《杜凤治日记》中记载的各次开印程序大致如此。
开印喜庆热闹，但是开印日期偶尔会与帝后忌辰重合，按照清朝制度不可有欢庆活动，对此如何处理日记中也有记载。杜凤治任职广宁和南海知县期间的开印，恰逢孝穆成皇后忌辰，日记中记载，向来是日开印不忌，即不必严格按照忌辰的规矩，允许有一定程度的喜庆和热闹。官员在开印仪式时着图案鲜艳的“吉服”，仪式结束后立即改穿色彩较单调的官服，不挂朝珠等。
清代公务印章的印色为红色，取其醒目而吉利。遇国丧，官衙机关悉用蓝色印鉴，这种情况在《杜凤治日记》中也有记载。光绪元年（1875）同治皇帝驾崩，署理罗定知州杜凤治在正月二十日日记中记载，接到哀诏后按制度举行祭奠仪式，百日不剃发，公事用蓝印蓝笔。27天的祭拜期后，服装可穿青色袍褂，帽缀缨顶，办理公务恢复红印红笔，名帖亦用红纸，惟灯笼、门彩、铺垫、帏幔、轿伞等俱用蓝黑。皇后丧服典礼大略与皇帝丧礼同，而蓝印蓝笔仅用13日，体现严格的典制规定。
三、用印与监印
印信是清王朝权威的象征，是公文重要的信用凭证。君主以玉玺为权威信征，向臣僚和全国民众发布谕令；臣僚以印信为凭证，向上级禀报和进行平行机构文书传递；官员对下属的谕札等下行文书，以及对绅民的告示、谕单等也必须用印。清朝建立了一套安全准则和程序体系，限制官印的制作和分发，监督官印的使用和保存，保障了官僚体系的运作，但也有弊端与漏洞，这在《杜凤治日记》中多有记录。
（一）用印。清代各衙门都设有专门机构和专人管理印信，如六部设有掌印、帮印，或掌印上行走、帮印上行走、知印等，他们与主稿、帮主稿是印务的主要任事者。在县级衙门设有印房，执行保存、使用、审核分管程序。司吏将待钤印的公文逐条登记，将请印文书递送师爷行判。杜凤治身为清代州县的主官，需要审核并批准钤印的公文，书吏在监印官的监督下盖印，在印簿进行记录，并汇总为印册存档。杜凤治在审查以往印薄记录时感叹，印串根底不胜其看，印簿流水尽可假造，我等何从清查，大是难事！只求十成中以三成或两成半就满足了。说明以往保留印簿之多。
《杜凤治日记》中多有记载委派亲信家人负责签稿、文书登记、核对、用印、传递等重要公务。如清朝规定田地、房产买卖征收产价的6.5%作为契税，绅民为避税往往不通过官府白契交易。但官员有时会大幅减低税率吸引买卖双方投税，州县官离任前一般都会这样做。绅民缴纳较低税金可使产业交易合法，因此愿意踊跃投税。由于投税的契据太多，所以需要动员多名官亲加班加点盖印。杜凤治第一次南海卸任前，几个最亲近的官亲连夜帮助用税契印，前后共收税契产价54万两。光绪三年（1877）杜凤治在南海下乡催征，因为催征期间有可能有发谕单、发告示等必须用印的公务，于是所带“门、印、跟、茶、号、三小、轿夫、执式、差头、壮勇将二百人”。
用印是重要并有利可图的职务，就算家人管印也不保险，例如杜凤治查得负责书禀签押的家人吴芳，时时外出与绅士交往，走漏公事风声，福寿寺僧人亦来他处侦探事宜，且闻有偷印空白之事，大堪痛恶，于是撤去用印，另派亲信李荣负责用印，反映了晚清官场滋生的弊端。
基层县衙事务繁多，用印不能间隔长久。同治六年（1867） 杜凤治任职广宁时特别下谕印房，每日上下午用印两次，二梆后不准时时请印，如有万分紧要事件，禀请特发，否则不准，请亦不发，永以为例。除了严格的官府印信体系，杜凤治也很重视签字签押等中国传统社会民间的文书形式。审案是杜凤治的主要政务，日记中记录了数以百计详略不等的案例，如罗定州林胜扬与蒋光杰、蒋光俊兄弟争田案，罗定州彭球璋、吴天爵争坟山案，广宁罗亚水杀死三人案，四会谌郭氏因奸引发人命案，四会罗文来被控强奸侄媳案，罗定唐、梁两姓互控命案，南海县邱官之子与邓权惠上代钱债案，南海县潘仕成、潘铭勋讼诉案等。杜凤治审理案件时除了依据《大清律例》及官方颁布的判例，亦仔细查勘现场及证据，而司法文书印章是否周全亦是判断的重要依据。及至审理结束，他也非常重视印章画押等形式是否完整，如代人写结，均印手模，尽行到案画押、印模，如一名不到，即不准具结：缴推照无印，不可取信，令众人同下笔书押。所缴之契，如有涂销作为废纸等，体现签押者对契约文书内容的真实性、有效性以及约束力的承认和责任。
清政府的官方印章分五种，即宝、印、关防、图记、条记。最低等的条记还有“条记”“钤记”“戳记”等名目，从日记看，杜凤治能够灵活使用戳记处理政务。初任广宁时，杜凤治奉督抚谕令绅士于紧要处所设局团练，令其缉匪、交匪。但士绅认为必须有知县的谕令，办团设局才具合法性。杜凤治出行时不便随身携带印信，所以随身带有事先印好的空白谕单，遇到合适的士绅即临时填上，但如何填写则由自己掌握。在主持乡试时，杜凤治“令众家人于各童卷上盖戳，无戳者卷不收。携卷私出者恐无戳不收，另私刻小戳仿样摹镌，亦查得姓名四人：陈殿照、陈传森、王应全、王承荃，拟于二覆案榜扣除七人名。此次放牌，子每次亲出头门坐看，有阁人者即拿之。三牌后坐许久，上轿回署以后所交之卷盖戳不阅。”这只是收发试卷的专用印，并非官印。清代公文必须盖有印信，如若因外出办事等原因未带印信，所拟公文须就近向正印官借印加盖于上，日记中即有借印的多次记录。同治六年（1867），杜凤治首任广宁知县，初攥印把，经验不足，对士绅严厉催征钱粮，当地士绅乃向省级官员上控，后来还阻挠县考正常进行以示抗议。道台王澍亲到广宁处置，加派候补知府周毓桂、候补知县俞增光为委员到广宁查办，也有查办杜凤治之意。最后杜凤治虽然没有被处分，但被调离广宁，任职四会知县。期间周毓桂、俞增光向省级官员的禀文，还得向广宁知县杜凤治借印。同治八年（1869）杜凤治解四会任，在省城办理广宁、四会任上交代事务，相关文书则必须向番禺知县杨先荣借印，盖上印后才可以上禀。
方功惠（1829—1897），号柳桥，湖南巴陵人，瑞麟亲信，晚清著名藏书家，学识渊博，精于版本目录之学。杜凤治宦粤期间，两人互相欣赏、无话不谈，一起“手谈”（赌博）。上司因方功惠办理过多次乡试科场事务，委派他与福纶一同负责乡试科场事务。但文书是发给福纶、方功惠两个人的，权责不明。福纶能力有限，又懒得管事，导致其亲属和家丁胡作非为，于是上司把责任都压到方功惠头上。科场事务涉及大量采购、雇用、治安等事项，要与各文武衙署沟通协作，方功惠没有实职，故没有印信，而且福纶的亲属和家丁往往刁难，使公务延误。方功惠为有责无权烦恼，找杜凤治诉苦。于是两人会同广州知府一起找布政使，请求布政使再发一札给方功惠本人，明确方功惠是总办，而福纶是副手，并发给方功惠木质关防作为科场事务总办权力的凭据。但是临时关防只是在方功惠担任总办期间办理科场事务才有效，这是临时印信的典型案例。
（二）监印。清朝对印信的监督十分严格，规定各衙门均要在堂用印，监印官监印。而在地方，总督、巡抚、藩臬两司都有监印官，每用一印，其旁必加盖监印官衔名戳。州县衙门级别低，不能设立专门监印的官员，杜凤治于是委派亲属娄玉林（菊臣）等监督“家人”和书吏用印。南海典史席宝书（振千）调任东莞，但他不想离开省城，即请求杜凤治帮助谋求按察使监印职位。
监印者经常接触印信关防，涉及行政要务，与主官联系密切，易得主官信任，有更多机会获得优差美缺。如邓绍忠善于相面，预言广州将军瑞麟会荣升两广总督。没过多久瑞麟果然署理粤督，于是心存感激，特委任邓绍忠在督辕监印。瑞麟在邱与春督署监印多年后，将九江缺委任与他，以示奖励。
（三）流弊。官印是权力和威严的象征，被视为地方官员的命根子，向来供奉有加，不敢怠慢。然而《杜凤治日记》也显示个别基层官吏对印信的管理并非如此，甚至闹出笑话。
1.官印重铸。杜凤治任四会知县时，属下南津司巡检龚葆球（榕门）求见，称接印后发现官印损坏，不敢接印，并将印带来呈看。杜凤治亲自检验，发现官印确实角上缺失一小块，旁有字号一边字迹已模糊，伤痕累累，遂传唤书吏询问，供称有前任巡检朱寿昌，将印作锤敲钉以故损伤。龚葆球要旧巡司出结方敢接印，杜凤治与幕客金玉墀（楚翘）商量，金玉墀认为官印正文并不损动，但用无妨。
纵观有清一代，改铸者不多，以添铸、换铸者为多。凡有旧印章字迹模糊等情况，经各部院或督抚奏准可铸发新印章，同时旧印仍旧使用，直至新印信到达启封。官员得到新印信后，即“去柱启封”，并上报启封年月日，由礼部存案。旧印章还需“该衙门于印面清汉印文正中，镌一缴字，呈送上司验看，封固送部。由部验明封储存司，汇齐销毁。” 铸印的程序是：凡有新设衙门或印信改铸者，“有吏部、兵部会同礼部校正印模，拟定字样铸给。”凡有旧印章字迹模糊或丢失，由督抚、将军、各部院、内务府等机构奏准，“照原模字样发局，依限铸造”。其限期大致是，银印自从户部领到银两始，铜印自礼部仪制司付局始，“银印，虎钮者限三十日，无虎钮者二十日。铜印、关防，柳叶、钟鼎、殳篆者二十日，其余悬针、垂露篆均限十日。”新印信铸完后留有四角的“柱”（铸造之时，四角各留一柱，俟赉到，本官截磨开用），留待启封。礼部也需将新印信当堂验看并封存，等候各衙门请领。需要说明的是，以上仅仅是铸印的时间，从禀请督抚、部院，到上奏，到奏准开铸再到下发（地方紧要部门从接到部文到请领的时间限定是四个月）可能需时一两年。即使官衙小吏的条记等，也要由地方布政使负责指定刻字铺镌刻颁发。由于换印手续繁杂，耗时长久，使得杜凤治与幕客都不愿更换巡检印。
2.官印失得。印信是公文体系的权威证明，丢失印信会受到严厉的惩处。若在京各衙门印信失窃，专职监守官员会被革职，印官革职留任；遇水火之灾毀失，监守官员革职留任，印官降三级。外省各官印信在署或在行寓丢失，印官革职，五日内自行查拿究办。公差外出丢失，员弁革职留任，本官降三级。嘉庆二十五年（1820），兵部行在印失窃，道光二十二年（1842），吉林将军印被盗，相关人员均被处罚。同治二年（1863），山东陵县知县谢际亨带兵出城迎战捻军，将县印交弟谢遇亨看守。后来谢遇亨战中阵亡，所携官印因而遗失。朝廷认为谢际亨应随身携带印信，而谢遇亨也不应带印出战，最终将谢际亨革职。除了太平天国时期大批官印丢失于战火之中，清朝官员极少发生印信丢失的情况，或者说极少留下印信丢失的记录。《杜凤治日记》中没有丢失官印的记载，但有几例险些丢失官印的案件。
同治十年（1871）十月，杜凤治第一次任南海知县时，有盗贼二三十人，半夜明火持械入巡检署抢劫，把巡检李腾骧（雨村）一家财物抢劫一空，并搜得印箱，见是官印，遂弃之而去，致官印未失。巡检本有缉捕之责，巡检署竟被盗贼抢劫，故不便禀报上司。杜凤治同广州知府商量把巡检署遭劫改报为“因窃失物”，为李腾骧保全了面子，使其免受严重处分。日记中记载：此等事在他省则为惊天动地之事，而在广省则往往有之，自予莅省已非一见，上游亦不以为奇。这批盗贼看来是小贼，不想把事情闹大。如果把官印抢走或损毁，就成为大案要案，官府必全力查缉，盗贼被捕后也必然死罪。如果是大盗，就有可能抢走官印勒索。日记还记载了鹤山县发生的一个抢劫案，学案教官被抢劫一空，印亦抢去。教官再三与贼言此不值钱物，得之无用，贼乃掷还之，幸柄不断。看来也是同样道理。
同治十三年（1874），灵山县百姓因知县冯询（咨周）贪虐，遂烧毁了县衙大堂，仓、狱皆失，并抢走官印。冯询逾垣逃逸，数日不见。知府张炳炎认为灵山县不可无官无印，遂委颁张亮甫携带木质关防前往代理。说明一旦官印遗失，马上会颁发临时木制官印。而冯询则以2000余元将官印赎归，仍入灵山视事，并称：“我本无事，不过饥民滋闹，印亦未失，我一灵山令耳，予来胡为者。”不久两广总督瑞麟质问冯询丢印之事，冯询则狡辩将印藏在阴沟无失，瑞麟颇有怒意，大声申饬。杜凤治在日记中感慨：你之失印，通国皆知，千金买回，何人不知？何人不言？尚思执此狡辩，以为执言印不失，上司亦无法办我。不知事之真伪自有公论，欲以一口解众论？一县两官，与府互禀互揭，种种纰缪，自谓咬定印在阴沟未失，冀得瓦全，得乎？自以为智，实愚甚矣！
3.假印之弊。清代公务印章管理制度十分严格，凡金属印信关防的颁铸立项，文职由吏部代请，武职由兵部代请，然后统一由内阁、翰林院画篆，礼部统一铸造颁发。即使官衙小吏的条记等，也要由地方布政使负责指定刻字铺镌刻颁发。“凡盗各衙门印信者，不分首从，皆斩监候。又伪造印信、时宪书、条例云钦给关防与印信同。盗关防印记者皆杖一百，刺字”。
清代只存在应急的“假印”制度，即在正式的官印外，还存在着另外一枚复制印。如新任外交官出国赴任，乘船需时近一个月，途经各地各国海关需行使职权，而正式铜关防还在国外已解任官的手里，于是便领刻另外一方木印，供赴任者途中使用。新官到任后，卸任者将正式铜印与继任者的临时木印进行交换，回国沿途使用木印，返国后缴还。
私刻官印是对权力的公然挑衅，明清以来私刻官印案件屡见不鲜。明代经济发达的江南频繁出现伪造官府印信“诈伪”现象，从事“诈伪”者既有卫所军人与州县民人，也有衙署胥吏，还有社会游民，他们均了解王朝法律及其运作程序，也掌握一定的刻写印信技巧，而有时官员也参与其中。清朝涉案金额最大、牵涉人数最多、时间跨度最长的，当数嘉庆十一年（1806）案发的直隶司书王丽南私刻假印案。此外在嘉道统治时期的55年里，清廷共发生私刻官印案件18起，案发地点包括京师和直隶，也涉及山东、河南、湖北、云贵、四川、蒙古、安徽、广西和江苏；既包括套取钱粮的经济案件，也包括伪造圣旨、伤兵回籍、乡试作弊、勒索陷害、起意谋反等案件。而《杜凤治日记》中也记载了晚清广东的假印案例。杜凤治任职南海县时，在同治十年（1871）正月封印期间，有一次他正在宴请师爷、上房、账房等文员，突然接到广州知府丁浩（松亭）密令，令其速带差役30名与游击黄龙韬会合，查处吴亮泰假印案件。吴亮泰曾从广西巡抚刘长佑，有人揭发其招摇撞骗，刘长佑逐之不用。吴亮泰回到广州后专作假印、假照、假札等事。杜凤治在其家中查获广西巡抚假印一枚、假札三件、假照十余件。审讯时吴亮泰又供出并拿到同犯吴晴波，搜得假印、假照多件。供印系黄省斋之妻吴氏手镌，即擒拿黄省斋，但他已逃跑，其妻亦不见。
光绪二年（1876），安徽婺源人汪均冒充兵部主事、戊辰进士、奉尚书沈中堂遣往云南全省军务，骗取广东粮道金护牌，由南海县发溜信，即给予因公出差的官员请求沿途各州县予以协助的公函，一路招摇撞骗，而沿途州县给发夫马、船只、酒席，并致送程仪不菲，到南宁时被杜凤治的好友左江道员周星誉识破。周星誉为免牵连金国琛、杜凤治，命将汪均解送给杜凤治相机处置。杜凤治禀见金国琛，并打算禀报按察使严惩。该事件中护牌虽非伪造而是骗取，但令杜凤治由此警觉，严申属下查究空白印信，盖预印空白、乱用印信皆降一级调用，且系私罪。
假印泛滥的另一领域是捐纳职衔。《杜凤治日记》记载，在晚清社会，“绅”的概念已经不限于“缙绅”，所有拥有功名、职衔者，即使从来没有也不可能补缺任职，但都被官员、民众视为“绅”，他们自我认同的身份也是“绅”。捐纳职衔的门槛本来就低，据说“四两银可买一从九职衔”，且假印照多。以当时的档案管理水平与技术条件，不可能一一检验数量巨大的低层官衔印照的真伪，即使对某个绅士的身份有所怀疑，但除非涉及官司，多数情况下都不会去查核。乡镇的“绅”当中肯定有不少是假冒的，他们本人也未必清楚自己的士绅身份是真是假，有可能在捐纳或购买印照时即已被骗。
杜凤治宦粤期间，当了两广总督瑞麟8年下属，且有几年为首县南海知县，经常谒见瑞麟，瑞麟对杜凤治也很赏识。日记中杜凤治对瑞麟有不少感激、钦佩的文字，但又毫不隐讳瑞麟的负面事实及评论。如记载瑞麟有一个十几岁瘫痪的儿子为“疯子”，不能行走和言语，终日男女数人负之，无日不出外游玩，广东布政使俊达待如上宾，每到必赏十余元，下人皆有沾润，故喜常往布政使官署。有一日去时正钤印公文，“疯子”必要布政使官印玩耍，令俊达大窘，无奈之下，只好令人照样以点铜（铜锡合金）制作一枚布政使假印给他方善罢甘休。当然这不是假印只是玩具，不会在形制印文等方面与真印相同，只是日记记载的一则趣闻。
四、官员私印
明清以来私印流行，文人政客多喜用印藏印，《杜凤治日记》封面及内页加盖的数十枚大小不等私印，成为杜凤治身份、经历、精神境界、人生态度的真实写照。
（一）私印分布。《杜凤治日记》始于同治五年（1866），终至光绪八年（1882），共42本，除了第2本日记缺失，第40本日记封面题署《有余不尽室日记》没有印章外，其余日记封面都盖有大小、多少不等的私印，第22本日记封面题署《南海县衙日记》，盖有12枚印章，是印章最多的一本日记。第1本《望凫行馆宦粤日记》和第41本《闲居日记》各盖有一枚藏书印章“张篁溪先生遗存”。此外，每本日记内页也多处盖有杜凤治私印。
（二）私印特点。身为州县官的杜凤治还有文人钟情印学的一面，个人拥有数十枚不同篆字印章，日记中称为“小印”。规制上有长方形、正方形、椭圆形之分；印章印文有不同变体，同样印文的印章还有大中小之分。反映杜凤治祖籍祖缘的印章有“望凫行馆”“凫公手书”。杜凤治祖籍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长塘，父母坟墓所在地称为“栖凫”，“望凫行馆”之名由此而来，成为第1本日记《望凫行馆宦粤日记》的题署，几乎出现在每本日记封面之上，体现了杜凤治浓厚的家乡观念。
反映杜凤治身份的印章最多。杜凤治榜名“人凤”，字“平叔”，号“五楼”“后山”“垕山”“垕三”，都一一入印，“杜凤治印”“臣杜凤治”“后山”“城南后山”“五楼又号后山”“人凤”“垕山”“垕三”“平叔氏”等，几乎出现在每本日记封面之上。杜凤治要处理繁杂的公务，“日日奔走，公事山积，日事酬应，夜间每阅至三四更，往往五更，黎明即出署有事，亦未尝一言告劳”。虽然公务繁忙，但杜凤治十几年间坚持写日记，几千字一气呵成，积累下了几百万字详尽的日记。日记对公务记录得很详细，既把自己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以及亲身经历的平实记录，同时还有大量对上司、同僚、下属甚至亲朋好友刻薄的评论及若干个人隐私，这说明杜凤治并不打算将日记示人，只是记录真实的自我，以此宣泄情绪。而在封面上加盖身份私章，更有盖章论定的含义。
《杜凤治日记》多次出现“短缘四六七”“迟我廿年”“商哉一个生”“先劳无仙”（长方形、正方形和椭圆形）等印章，都与杜凤治一生坎坷经历和复杂心境有关。杜凤治曾与友人在信中哀叹坎坷的一生：28岁丧母，34岁丧父；妹妹10岁夭折，同胞姊、兄、弟均在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攻入家乡绍兴时期亡逝；前后三任妻子病亡。在京谋官、做幕客时伙食很差，使他不食无法养命，食之难以下咽。连蚊帐、席子都买不起，子、媳要用一个被囊带着孙子睡觉。所生四子五女仅存二子二女。杜凤治进入仕途时已53岁，到任后始知广东70余州县中十有九累，一经接印竟有终身挂碍不克清厘者，肇郡属下惟一广宁无累，潮郡无一不累，下数府更无论，宦海险恶，洵可危也。他曾一度哀叹：“何苦如此？所为何来？若回头有路，三百水田，决不干这九幽十八地狱营生也！”“天下宦途险恶未有如广省者，念及此实为寒心。既入网罗，何日得摆脱离此苦海也！”杜凤治在四会任上抄录了《陶唐莲花寺记》所记本地北宋时期的“大师”阮子郁与莲花寺大鉴禅师讨论佛法时所说的“平生修得成明镜，不受人间半点尘”。杜凤治在四会知县任上可谓宦途的艰难黑暗时期，抄录这段话，反映了他对脱离“苦海”的向往。“商哉一个生”之印，即杜凤治闻兄弟姊妻之死而作，因此有这些人生感叹的印章就不足为奇了。
（三）私印与交游。杜凤治善于精打细算，当州县官十几年积累了一笔可观的财产。对家乡的宗祠、祖祠、祖墓的维修祭祀他都非常重视，为此从宦囊付出不少。杜凤治对子女、孙辈、媳婿、侄甥等亦关照有加，除自己家庭、杜氏家族外，他对舅族以及前妻、妻子家族亦经常予以接济，印章成为杜凤治财务管理的有效手段，日记中记载：
子侄辈不知艰难，妄支钱文，或作衣或置物，此后必领告予知道，如必不可少者，予亦不忍却之，有予亲笔手条盖用看稿图章方可付与。或予不在家，亦要内子手条，盖用图记始付，将条留存备查，如或私付，予五日至帐房一查帐，一文不认，吾等自行赔贴弥补。
杜凤治日记中也有印学的记载，如称道台沈映钤随员县丞孙应霖（子珊）晚年潦倒，杜凤治致信同年余恩鑅（镜波）请其救济孙应霖，余恩鑅复信说会尽力，但又说自己的宦囊一半已用于买画，广东盐运使方濬颐（子箴）曾转赠他小印一方，上镌“官为买画穷”，所以只能资助孙应霖50元。三水县处于西江、北江交界，是上司赴任必经之地，各种送往迎来支出很多，导致三水成为著名累缺。同治十二年（1873），三水知县蔡忠沼到任几个月就亏欠八九千金。清朝规定，州县官亏累未清理，即使去职也不准离开任职省份回乡，本人死后还会继续向子孙追责。为此蔡忠沼刻了一枚“从今长作岭南人”印章，担心因亏累本人及子孙都会长留广东不能归乡。后来蔡忠沼没等到调剂优缺的机会就病故了，杜凤治担心他死后会“抄家追款，子孙拖累，颠沛流离”。
总之，杜凤治将诸多私印衿于日记之上，内容丰富，形态各异，借印寄情，表达了其心志、情感或雅趣，是内心世界的外溢。日记中记载的他人私印内容，也成为一种独特的“官场现形记”。
（四）藏书印。《杜凤治日记》第1册及第41册封面各盖有一枚藏书印章，印文“张篁溪先生遗存”。张篁溪先生即张伯桢（1877—1946），字子干，号沧海，又号篁溪，东莞篁村胜和村人。近代著名学者，藏书家。著有《张篁溪遗稿》《南海先生全书》《南海康先生传》《焚余草》《篁溪笔记》等，刊刻《沧海丛书》1到5辑，广收乡贤袁崇焕、张家玉等的文学史料，有《袁督师遗集》《袁督师配祀关岳议》等，又创办《正风半月刊》，刊登考证北京历史的文章，还有大量诗词、文稿等手记，这些著作对研究民国的历史具有较高的价值。杜凤治日记何时被张伯桢收藏、何时转藏中山大学历史系不得而知。“张篁溪先生遗存”藏书印是追溯岭南文献流传聚散的线索和凭据，具有独特的文献价值和艺术价值。
与汉语文字象形表意特性相关、适应中国传统文化和思维方式、经过长期演进所形成的独具中国特色的文章合一（即文字内容与印章形式相结合）的印信体系，呈现出“文本性”与“权威性”的特点。文为政本，章为政魂；文助政实，章昭政威；二者相得益彰，成为国家治理、社会运行和个人生活的核心要素。《杜凤治日记》是州县印官从政宗旨和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研读其日记，从识字到识人，从识人到识心，文如其人，章如其心，是研究杜凤治和晚清广东官场政治文化的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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