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霞 杨春时：“第一哲学”的美学转向

  [摘 要]   亚里士多德把本体论命名为“第一哲学”。古希腊确立实体本体论是“第一哲学”，但由于其独断论缺陷，在近代发生了“第一哲学”的认识论转向。现代哲学否定实体论，“第一哲学”转向实存论、伦理学（他异性哲学）；同时认识论终止，“第一哲学”转向现象学、解释学。由于这两种转向都不能为哲学奠定基础，最终在现代哲学和后现代哲学中又发生了“第一哲学”的美学转向，西方近代哲学开启审美主义，席勒、费尔巴哈、叔本华、尼采等都把审美置于理性认识之上。在此基础上，西方现代哲学形成两大走向：一是在本体论领域发生的“美学是第一哲学”思潮，主要代表是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美学；二是在现象学领域发生的“美学是第一哲学”思潮，主要代表是后期海德格尔的本有现象学、伽达默尔作为“实践哲学”的艺术科学，以及盖格尔、杜夫海纳的审美现象学等。后现代哲学也提出“美学是第一哲学”的思想，代表人物有福柯、哈曼、韦尔施等。“第一哲学”的美学转向体现出哲学、美学发展的历史趋势，这一转向的根据在于，美学具有充实的现象学和本源的存在论性质，成为哲学的基础部分，从而打破了美学作为哲学分支的传统定位。

  [关键词]   美学 “第一哲学” 审美主义 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

“第一哲学”的美学转向

撰文丨仲霞 杨春时

仲霞，厦门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杨春时，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现代哲学、美学领域有一个突出现象，就是发生了“第一哲学”的美学转向，产生了“美学是第一哲学”思潮。“第一哲学”的美学转向体现出哲学、美学发展的历史趋势，是哲学自我建构、自我确证的结果。这一转向重新确定了美学的性质：美学不是感性学，而拥有本体论和现象学的性质；也重新规定了美学与哲学的关系：美学不再是哲学的分支，而是哲学的基础。当代哲学、美学研究已经注意到哲学的审美主义倾向，开展了相关研究，但还没有从本体论的角度切入考察“第一哲学”的美学转向，也就没有达到相应的理论深度。为此，有必要系统考察“第一哲学”的美学转向，重新确立美学与哲学的关系，以深化哲学、美学理论的研究。

  一、“第一哲学”的历史演变  

“第一哲学”的美学转向并非偶发事件，而是本体论历史演变的结果。所谓本体论即存在论，是哲学的基础部分，它为哲学体系的建构提供了核心理念和基本范畴，也确证了哲学的合理性，因此本体论成为“第一哲学”。本体论作为“第一哲学”是哲学自我建构、自我确证的产物，这种建构、确证经历了一段历史过程。对于“存在”的规定的演变，构成了“第一哲学”的历史。海德格尔曾经考证，“存在”的本源意义并非实体，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遗忘了“是”（存在，on，be）而偏向“实体”（存在者）。但古希腊哲学确实建立了实体本体论。从西方古代哲学的实体本体论，到近代的认识论转向，再到现象学转向、实存论转向、他者性哲学转向，以及后现代哲学对本体论的取消，“第一哲学”不断自我否定，也在不断自我建构、自我确证。当然，“第一哲学”并没有真正终结，最后找寻到了美学作为归宿。

在古代，实体本体论是“第一哲学”。“第一哲学”概念发端于古希腊哲学，亚里士多德建构起“思辨科学”或“形而上学”体系，其研究对象不是具体事物，而是不变的、独立自主之物即“存在的存在”，研究这个一般存在的学问就是“第一哲学”，即所谓的本体论（ontology，或译存在论）。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介绍沃尔夫体系时，曾谈及沃尔夫对形而上学的定义：“本体论，论述各种关于'有’的抽象的、完全普遍的哲学范畴，认为'有’是唯一的、善的；其中出现了唯一者、偶性、实体、因果、现象等范畴；这是抽象的形而上学。”[1]其中的“有”也被翻译为“是”或“存在”。亚里士多德提出，存在被诸多范畴所规定，其中第一范畴就是实体。而实体作为一种客观性的实在，是万事万物的本质，它规定着存在的性质：“现在我们已经讨论了最初的存在，一切其他的存在范畴都与它相关联，这也就是实体。其他存在着的东西都须依照实体的原理来说明，不论是在量上，还是在质上，还是其他这类的称谓，因为正如我们开始所说的，一切都具有实体的原理。”[2]这样，实体本体论就成为“第一哲学”。他指出，“设若存在着不动的实体，那么应属于在先的第一哲学，在这里普遍就是第一性的。它思辨作为存在的存在、是什么以及存在的东西的属性”。[3]尽管亚里士多德第一个明确提出实体概念，建立起实体本体论，但在他之前的古希腊哲学也都包含关于世界本源的实体思想，事实上将哲学建立在实体本体论的基础上，如米利都学派认为水、气、火、土等是世界的始基，德谟克利特提出原子是世界的始基，因此这些基本物质都是实体；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数是世界的本质，因此数是实体；赫拉克利特认为逻各斯是世界的本源，因此逻各斯是实体；柏拉图认为理念是世界的本原，因此理念也是实体。实体本体论一直延续至中世纪，上帝成为世界的本源，因此上帝是实体。柏拉图的理念论是典范性的实体本体论，构成一个形而上学体系。实体与现象相对，划分出超验世界与经验世界，前者是后者的根据。这样，欧洲古代哲学就建立在实体本体论的基础上，实体本体论成为“第一哲学”。实体本体论作为“第一哲学”提出两个问题：一是能否把握实体、如何把握实体？二是实体是什么、实体是否存在？对于这两个问题的解答，分别构成了“第一哲学”演变的两大趋势。

“第一哲学”演变的第一个趋势，是由能否把握实体、如何把握实体问题所引发的，它导致了实体本体论向认识论、现象学、解释学转化，使它们分别成为“第一哲学”。实体在现象背后，是超验的对象，那么，如何发现、确定实体的存在和性质呢？实体本体论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只是主观地认定实体的性质，从而陷入独断论。出于对独断论的反思，近代哲学转向考察人的认识能力及其界限，这样便形成了认识论哲学。笛卡尔的《第一哲学沉思集》从“我思”出发，论证上帝的存在，但将立足点转移到主体认识领域，为近代认识论哲学开辟了道路。笛卡尔、休谟、康德、黑格尔等都从认识论角度研究存在，而实体或者被主体化（如笛卡尔的“我思”以及黑格尔倒置的精神实体），或者被虚置（如康德认为实体不可证实，只是信仰的对象），或者被怀疑、否定（如休谟、尼采等）。如此，近代哲学开始走出实体本体论，而以认识论作为哲学的基础，从而导致认识论事实上成为“第一哲学”。但由于没有彻底摆脱实体观念，认识论哲学或者立足于二元论，导致主观认识无法把握客观对象，或者立足于观念论，产生以主观意识构造世界的弊端，于是认识论哲学走向终结。

认识论的终结，导致现象学的发生。现象学试图从根本上解决如何把握存在的问题。胡塞尔开创的现象学旨在克服传统认识论哲学的危机，为认识活动找到哲学依据，使之成为“严格的科学”。他主张以意向性克服主客体对立的二元论，并且通过对存在的悬搁还原到纯粹意识，进入本质直观，把握对象的本质。在胡塞尔看来，古代的形而上学作为“第一哲学”是独断论，而“'第一哲学’这个名字就指一种关于开端的科学学科；……这个学科应该先行于其他一切哲学学科，并从方法上和理论上为其他一切哲学学科奠定基础”，[4]现象学作为“严格的科学”，才是真正的“第一哲学”。他强调，“我确信，通过新的超越论现象学的出现，就已经初步出现了一种真正的和正确的第一哲学”。[5]这些思想在其重要的现象学著作《第一哲学》中得以系统阐发。但是，现象学被定位于“严格的科学”，还不是哲学方法论，现象学还原如何达到先验意识？本质直观如何可能？如何使不在场的“存在”显现？这些基本困难仍然无法克服，因此现象学难以成为“第一哲学”。海德格尔将现象学发展为哲学方法论，旨在通过现象学还原显现生存的结构，进而领会存在的意义。由此，现象学就可能通达存在论，成为建立存在论的途径，现象学就具有了“第一哲学”的意义。但是，海德格尔的实存论现象学也没有通达存在论，这是因为它设计出这样一条还原途径：在生存体验中，还原此在的时间结构，面对死亡，达到畏和虚无，进而回归良知，做出先行决断，领会存在的意义。这一现象学还原路径的根本缺陷在于，从生存体验中不能超越现实意义，也就不能达到对存在意义的领会。这就是说，无论是胡塞尔作为“严格的科学”的现象学，还是海德格尔作为哲学方法论的现象学，都不能把握存在，因此一般现象学作为“第一哲学”仍显根据不足。

解释学也曾经被当作“第一哲学”。解释学否认可以把握实体性的存在，而将这种把握置于历史视域之中，揭示历史文本的意义。伽达默尔继承、发展了海德格尔的实存论现象学，提出以解释学为基础的实践哲学是“第一哲学”。所谓实践哲学，源自亚里士多德对理论知识（Episteme）、技术或制造知识（Techne）、实践知识（Phronesis）的区分，[6]其中理论知识具有优先性，理论哲学中的形而上学是“第一哲学”；而实践知识是经验性的，不具有普遍性和绝对性。康德意识到理论知识的局限性，将纯粹理性归于现象领域，而把实践理性提升到本体领域，认为伦理学等构成的实践哲学具有优先性。伽达默尔认为，传统理论哲学不再能够提供绝对性的、永恒不变的知识，科学对理性的僭越引发了危机，因此传统理论哲学的优先地位理应让位于实践哲学，实践哲学由此成为新的“第一哲学”。他论述实践哲学作为“第一哲学”的依据在于实践具有优先性和普遍性，“实践以及为实践服务的、依靠自身证明的思维要求具有合法的优先权”，“在理智概念中的实践的普遍性，把我们全部都包容起来。它因此而使得根本不知道界限的理论的求知欲能构成一种另外的、最高的负责部门。这就是亚里士多德称为政治学的'实践哲学’的理论”。[7]伽达默尔继承了海德格尔“实际性的解释学”，认为解释基于人的存在，解释学就是存在论，因此解释学是实践哲学的基础学科，“解释学便证明自己是更早哲学知识的一种变形，这种哲学知识不是建筑在关于科学的近代概念之上，而是统括人的判断力的整个其他领域。这在欧洲传统中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称为'实践哲学’”。[8]伽达默尔以实践哲学为“第一哲学”，并且强调解释学的基础地位，认为解释学就是存在论，它结合了实践哲学和理论哲学，因此事实上是真正的“第一哲学”。但解释学（以及以其为基础的实践哲学）不是哲学方法论，它限于现实生存领域的阐释活动，只可把握历史现象，揭示其现实意义，不能把握存在本身，因此，解释学和实践哲学并不能成为“第一哲学”，也不能取代理论哲学的基础地位。

“第一哲学”演变的第二个趋势，是由实体是什么、实体是否存在的问题所引发的。古代西方哲学认为，实体是在主体之外的实在，但此种定性存在谬误，即主体与世界的关系是分离的，主体在世界之外观察世界，而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主体与世界不能分离，二者是一种共在的本真关系。于是，实体本体论被怀疑、证伪，“第一哲学”便转向了实存论、伦理学，并且被后现代哲学解构。

现代哲学抛弃了实体论，认为实体是一个虚假的概念，问题不是实体是否存在，也不是实体是否可以认识，而是谈论主体之外的实体没有意义，于是实体本体论被否定、抛弃。在认识论哲学之后，欧陆现代哲学走向实存哲学，“第一哲学”也因此发生实存论转向。实存哲学否定了实体本体论，把人的存在即实存作为存在，代表人物如克尔凯郭尔、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萨特等。他们认为，个体的本真生存才是存在的本质，这实际上以实存论取代了传统的本体论，实存论成为“第一哲学”。但是，人的现实生存并不能通达存在，通过主体的信仰（克尔凯郭尔、雅斯贝尔斯）或者面向死亡的反思（海德格尔）、自由选择（萨特）达成本真生存的道路最终难以确证，因此实存论作为“第一哲学”缺乏充足的根据。

现代哲学未能揭示存在的意义，因此“第一哲学”尚未得到确立，而现代哲学又被后现代哲学所逾越。在后现代哲学中，传统的本体论被消解，“第一哲学”被他者化。列维纳斯创立了他异性哲学，认为在存在之外有一个绝对他者召唤着主体，自我是为他的存在，于是他者取代实体，主体性被消解。这个他者与自我的关系不是认识论的，而是伦理学的，因此伦理学成为“第一哲学”。他异性哲学试图在存在之外，以他者构建本体论，以伦理学作为“第一哲学”，但仍然存在着诸多的理论障碍。这个他者在列维纳斯那里被最终定位于上帝，就表明了这一困境。后现代哲学的其他分支可以看作他异性哲学的变体。德里达以语言为绝对他者，并且以“延异”否定终极意义和本质，从而解构了存在论。福柯以权力为绝对他者，认为知识就是权力，权力规训主体，从而否定了主体性的存在。它们解构了本体论，也就否定了“第一哲学”。由此可以看出，“第一哲学”不断自我否定，最终走向消解。

  二、现代哲学的审美主义和“第一哲学”的美学转向  

在“第一哲学”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审美主义伴随其中，最后导致了“第一哲学”的美学转向。由于美学解决了本体论建构的两大难题，即如何规定存在以及如何把握存在的问题，审美作为自由的生存方式回归存在，也作为一种现象学还原把握存在，从而成为“第一哲学”。

西方古代哲学将美视为实体的属性，美学成为哲学的附属部分。柏拉图认为美是理念的光辉，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美是数量关系的和谐；中世纪美学认为真、善、美皆是上帝的属性，美学附属于神学，因此古代西方美学不可能成为“第一哲学”。西方近代美学将美学看作认识论的分支，审美是感性认识。鲍姆嘉通认为美是感性认识的完善，命名美学为“感性认识的科学”。康德提升了美学的地位，认为美感是介于感性和理性、现象与本体之间的中介，却仍然低于理性。黑格尔认为美是理念自我认识的感性形式，即“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把美置于绝对精神的初级阶段。因此，在理性主义的西方近代哲学中，美学也不可能成为“第一哲学”。

但在近代美学中，由于理性主义哲学的局限逐渐被认识，美学逐步摆脱“感性学”的狭隘定义，审美的自由性质被发现，于是审美主义发生了。在席勒那里，审美是人的整体能力的综合，因此美育可以使人获得全面的发展。他还提出，审美作为游戏冲动，克服、超越了感性冲动（自然法则）和形式（理性）冲动（社会法则）的对立和局限，成为自由的活动。这一观点蕴含着审美是最高存在的思想，使其成为审美主义的先驱。在谢林的《先验唯心论体系》中，艺术直观超越哲学的理智直观，成为其体系的顶峰，这样艺术便高于哲学，从而蕴含着“美学是第一哲学”的思想。费尔巴哈批判黑格尔的理性主义，确立了感性的基础地位。他指出，“理论直观原先本是美学直观，美学是第一哲学（prima philosophia）……理论之立场，就意味着与世界和谐相处。在这里，只有感性的想象力，才是主观的活动，也即人于中满足自己、让自己自由地活动的那种活动”。[9]这成为“美学是第一哲学”思想的先声。当然，无论是席勒、谢林还是费尔巴哈，都基于美学是感性学的定位，以感性压倒理性，仍具有片面性，并不能有效地确立美学的“第一哲学”地位。

叔本华则颠覆了理性、主体的统治，开启了以非理性主义肯定美学优先地位的道路。他提出，世界是意志的表象，意志的盲目支配导致生存的痛苦；而审美可以使人暂时挣脱意志的束缚，获得精神的解放。这一思想将审美当作解脱意志压迫的出路，超越了生命意志本体，蕴含着审美主义。尼采也认为，艺术具有哲学的形而上品格，“哲学是艺术创造的一种形式。哲学没有专门的类别”。[10]不过，这些思想虽然带有审美主义倾向，但并未做出美学具有本体论性质的论证，也未能有效地确立“美学是第一哲学”的命题。直到海德格尔，才真正开启“第一哲学”的美学转向，即从本体论上论证了美学在哲学中的基础地位。海德格尔后期放弃了从此在出发把握存在的思路，直接考察存在本身，并且建立起存在论美学。他论述“诗意地栖居”以及“天地神人”的“世界游戏”等思想，说明审美成为自由的生存方式。因此，后期海德格尔把美学当作哲学的基础和核心，也就是当作了“第一哲学”。伽达默尔早期强调解释学的“审美无区分”性，后期则带有审美主义倾向。在后期伽达默尔那里，实践哲学取代传统形而上学成为“第一哲学”，而实践哲学包括人文科学和艺术科学，因此艺术科学便具有了“第一哲学”的性质。他认为，传统哲学从整体上阐释世界的功能已不复存在，“相对于各种世界观提供的对世界解释的全体，哲学不再被严格地从其认识要求方面来对待了。反之作为生活的一种表现，它同人类其他文化创造（如艺术、法律、宗教）具有类似价值”。这样，艺术成为哲学的取代者，现代艺术“更接近哲学旧有的任务，并把它们视为哲学伟大遗产的保存者”。[11]艺术具备巨大的社会功能，“是感官构成和艺术要求为我们的国家、社会和管理生活的人道主义化所准备好的预先规定。自从席勒面对国家机器无灵魂的机械主义而提出在审美教育中去发现达到自由的教育的要求以来，这种情况几乎没有改变，同样的任务依然存在”。[12]总之，后期伽达默尔走向了审美主义，而被实践哲学包容的美学具有了“第一哲学”的性质。

审美不仅具有存在论的性质，也具有现象学的性质。胡塞尔已指明审美与现象学还原的一致性，包括两者都对世界进行“悬搁”即加括号；两者都不关心对象的实际存在与否，只对显现在意识中的对象感兴趣，即采取一种非自然的态度；特别是审美直观与现象学直观的一致性，称“现象学的直观与'纯粹’艺术中的美学直观是相近的”。[13]审美现象学解决了如何把握存在的难题，因而也是确立“美学是第一哲学”的途径。海德格尔后期放弃了早期的实存论现象学，转向存在论的“本有”现象学，即放弃以此在在世的体验来获得存在意义的主体性途径，而诉诸“本有”及其“道说”。他认为，本有作为人与存在的共属，是一种源初的给予性，是存在和人的相互敞开而又各自达到自身。在他看来，哲学就是获得存在的意义，而存在的意义只能来自本有；艺术归属于本有，存在的意义只能通过艺术来领会，“我们既不能把艺术看作一个文化成就的领域，也不能把它看作一个精神现象。艺术归属于本有（Ereignis），而'存在的意义’（参看《存在与时间》）唯从本有而来才能得到规定”。他发挥其存在论现象学思想，认为审美是发现真理的途径，指出“美与真理并非并肩而立的。当真理自行设置入作品，它便显现出来。这种显现（Erscheinen）——作为在作品中的真理的这一存在和作为作品——就是美。因此，美属于真理的自行发生（Sichereignen）”。[14]这就是说，艺术具有真理的属性，可以显现存在的意义，即审美成为把握存在的方式。

英伽登等以现象学方法揭示了艺术的性质和构成，建立起现象学美学，但这还不是审美现象学，也没有把美学提升到哲学的高度。盖格尔、杜夫海纳等则建立了审美现象学，认为审美体验具有现象学还原的性质，审美可以把握存在的意义。盖格尔指出，审美可以揭示人的存在的本质，明确将美学置于基础的地位。他说，“与美学相比，没有一种哲学学说、也没有一种科学学说更接近于人类存在的本质了。它们都没有更多地揭示人类存在的内在结构，没有更多地揭示人类的人格。因此，对于解释全部存在的一部分来说，对于这个世界的人的方面来说，与其说伦理学、宗教哲学、逻辑学、甚至心理学是核心的东西，还不如说美学是核心的东西”；又说，“对于有关人的存在的知识来说，美学比伦理学、逻辑学，或者宗教哲学更是重要的”。[15]这无疑宣布了美学在哲学中的基础定位。杜夫海纳认为，审美作为现象学还原的方式，不仅可以把握美的本质，还可以把握存在本身。在他眼中，审美经验就是现象学还原的纯粹意识，可以把握本原的世界，“审美经验在它是纯粹的那一瞬间，完成了现象学的还原。对世界的信仰被搁置起来了，同时，任何实践的或智力的兴趣都停止了。说得更确切些，对主体而言，唯一仍然存在的世界并不是围绕对象的或在形相后面的世界，而是——这一点我们还将探讨——属于审美对象的世界”。[16]既然审美经验可以使世界显现真身，那么，审美现象学就成了发现存在的途径，美学就成了哲学的前提和基础部分，“美学不但只能在哲学之中形成，而且还是通向哲学的一条特殊道路”。[17]而美学对哲学做出贡献的表现在于，“因为这样它们可以寻根溯源，它们的分析也可以因为美学而变得方向明确，条理清楚”。[18]这意味着美学成为哲学最核心的部分，成为了“第一哲学”。

总之，“第一哲学”转向美学的根本原因，在于现代哲学否定了实体本体论和理性主义的认识论，建立了人与世界共在的存在论和作为哲学方法论的现象学；同时，也发现了审美是自由的生存方式和对存在意义的把握，从而认定美学的本体论和现象学的性质，于是美学就成为“第一哲学”。

  三、“美学是第一哲学”的后现代论说  

虽然后现代主义取消了形而上学本体论，进而否定了“第一哲学”，但实际上，人类无法回避形而上学，必须面对一系列哲学的基础性问题，因而“第一哲学”事实上是无法消解的。在此背景下，在理性主义退场的后现代哲学中，产生了审美主义倾向，认为审美高于理性，从而提出审美主义的“第一哲学”。当然，这种趋势并没有成为后现代哲学的自觉选择，具有某种自发性和隐在性，因而需要加以发掘梳理，使其系统化。

后现代哲学的第一个审美主义者是福柯。他认为，无所不在的权力规训着主体，理性压抑着感性，而审美可以反抗权力、维护感性，成为一种自我呵护。因此，他事实上也认为审美高于权力，具有第一性，美学成为基础性的学科。继之有格拉汉姆·哈曼（Graham Harman）、沃尔夫冈·韦尔施（Wolfgang Welsch）等，他们不仅直接作出“美学是第一哲学”的论断，而且加以系统的论证，建立起“美学是第一哲学”的理论体系。以哈曼为代表的哲学家在欧陆哲学范围内推进实在论转向，在“思辨实在论”（Speculative Realism）的基础上论证了美学具有“第一哲学”的性质。哈曼反对欧陆哲学传统对实在物的遮蔽，认为不应将人类的意识置于实在世界之上。他批评欧陆哲学传统没有真正关注事物本身，而将事物当作人类意识的相关物，将主体的各种意向规定强加于事物之上，以获得关于事物的知识，遮蔽了事物本身，而这种对事物的总体化暴力体现出一种主体形而上学及人类中心主义。为了摆脱这一困境，哈曼从康德批判哲学以及胡塞尔、海德格尔的现象学视野切入，并借助列维纳斯伦理学作为“第一哲学”的思路，提出重新回到事物本身，但不再是回到现象或意向对象，而是回到不可被还原的、自身回撤的、作为深渊的、绝对异质的、真实的实在物本身，由此建立起一种“物向本体论”（Object-Oriented Ontology），朝向“思辨实在论”哲学。这样，思辨实在论哲学的“物向本体论”就成为“第一哲学”。而“物向本体论”指向美学，所以最终形成了“美学是第一哲学”。

哈曼认为，人类可以直接与感觉物接触，可以凭借理性和经验获取感觉物和感觉属性，这是因为感觉物与感觉性质都是人类主体的构造，但人类无法直接获取实在物本身及其真实属性，人与实在物之间有着无法克服的距离。事物本身是自身回撤的、自主的、缺席的，只能被间接地暗示，而不能以物论物或从字面上来论物，它超越一切意向、理性、认知、理解、交流和因果关系，“所有事物都是其所是，并不借助关系通达其他地方；实在物的每一个点都存在于自身，诚实地成为其所是”。[19]他表示，不仅真实存在的事物是实在物，一切人、非人、自然的、文化的、真实的或虚构的事物（包括艺术作品）都是实在物，也即人与非人并没有明确的界限，人与物的关系绝非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是两个实在物之间“非关系的关系”，于是，人对物的接近其实正是列维纳斯意义上的“迫近”，这种“迫近”只能借助审美以及艺术的隐喻来实现。为何审美与艺术能达到如此的效果？哈曼解释称，世界中的万物远离思想和彼此，只会以一种诱导的方式向与之相关的物体展示其表面，即通过向它们暗示隐藏的深度而使其进入人们的视野。判断的方式是通过审美品位判断，而非经验或概念验证，但如果不进行哲学反思，人们将无法体会到这一点，而艺术通过促进这种哲学反思来提供启示。这进一步揭示了艺术实践和哲学思辨的相似之处，因为两者都以审美反思和判断为中介。审美经验的感觉性质不再属于通常的感觉物，而是被转移到一个实在物上，而且这个实在物必然从所有可能的接近中回撤自身。也正因此，消失的实在物（Real Object！[20]）被审美者自身所取代，成为支撑感觉性质的新的实在物，他将之称作第三物。在此意义上，他将审美比作一种剧场性经验。简单来说，美被其界定为实在物消失在它的那些感觉性质背后时所造成的某种剧场性后果，这不仅体现在对于作为实在物的艺术作品的接近当中，而且体现在对一切实在物的接近当中。由此，哈曼将美学视为哲学的根基，将艺术作品作为实在物的美的最为典型的体现，也就是将美学作为“第一哲学”。[21]

史蒂文·沙维罗（Steven Shaviro）也基于“思辨实在论”，论证了“美学是第一哲学”。沙维罗认为，“思辨实在论”必须成为一种“思辨美学”。与哈曼一样，他将美学确定为本体论的基础，主张任何本体都必须以审美作为实体之间关系的主要模式。在他看来，思辨实在论是一种根本的美学实践，其媒介是思辨。一方面，他认为有些认知模式不是认知性的，也不依赖于对某物的了解，而“首先发生在知识之外，在意识感知阈值之下”和“任何关联性之外”，[22]依赖于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意义上的“翻译”行为，因而具备审美性。另一方面，因果关系的范围并不限于完全和熟练的认知，而是一个始终未能穷尽的持续的冲击过程，这就是一种审美参与。由此在其思辨美学中，沙维罗便在认识论和本体论两极以外创造了第三者，并从康德那里借用相关概念，称其为“没有概念的直觉”。

此外，据迈克尔·蒙罗（Michael Munro）的介绍，S. 奥格莱斯比（S. Oglesby）试图在哈曼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解释美感是如何产生的。在哈曼的理论中，世间万物以其暗示、迂回的方式将彼此联系在一起，并以这样的形式呈现于人们的视野之中，奠定了“美学是第一哲学”的基础。但接下来的问题在于，这种显现如何产生“美”？奥格莱斯比追溯了康德在《判断力批判》“美的分析”中对于美在四种范畴中的定义，即非功利的愉悦感、非概念的普遍性、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共通感的可传递性，并且结合哈曼、沙维罗等人所认为的美感的产生乃至世界在主体视野内的显现与概念无关的观点，提出一种审美性的世界秩序，它被规定为没有标准与法则、无关乎概念而具有普遍性。蒙罗认为，这种最广泛意义上的美学建构，可以解决自康德时代遗留至今的美学二元论，即有关感性的理论（感性学或曰美学）与感性经验何者更为根本的问题。通过对此问题的解答，也就能将经验的一般性、普遍性、可遗传性作为“美学是第一哲学”论断的基石。[23]

哈曼等在“思辨实在论”的基础上建立了“美学是第一哲学”的理论。他们认为对实在的把握不能依靠理性认知，因为实在物是回撤性的、保留自身的；对实在的把握只能诉诸审美，让实在物在审美中出场，而这个审美是广义的、被泛化的，是一种“非概念的直观”，体现了后现代美学的观念。这一思想颇具新颖性，但也留下诸多疑问，例如，对实在物的确定有何根据？实在物为何需要审美的呈现？这些根本的问题都需要更深入的哲学探讨。

在当代倡导“美学是第一哲学”思想的还有韦尔施。韦尔施建立起“审美化”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哲学的美学化。所谓审美化，“基本上是指将非审美的东西变成、或理解为美”。他认为，审美化体现在四个领域，呈现出层级式的结构，具体而言，“如何来看待在我一路叙述的审美化中，不同层面之间的彼此关系？首先，锦上添花式的日常生活表层的审美化；其次，更深一层的技术和传媒对我们物质和社会现实的审美化；其三，同样深入的我们生活实践态度和道德方向的审美化；最后，彼此相关联的认识论的审美化”。其中，前两个审美化是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这是一种“浅层次的审美化”，后两个审美化发生在思想领域，即伦理学的审美化和认识论的审美化。他指出，现代社会伦理学和美学发生了交融，并创造一个新词来描绘这种交融：“'伦理/美学’（aesthet / hics）这个生造词由'美学’和'伦理学’缩约而成，它旨在意指美学中那些'本身’包含了伦理学因素的部分。”此趋势的进一步演进，就导致伦理学的审美化，即“伦理学本身正在演变成美学的一个分支”。[24]而正是由于审美的伦理内涵以及伦理学的审美化，基础美学才可以向外拓展，使得艺术成为生活的楷模，最终促成了生活向艺术和审美方向发展。

在韦尔施眼中，认识论的审美化是更为根本的审美化，“这便是第一个、也是基本的审美化的因素：我们对现实的意指和我们的认知都包含了基本的审美组成部分。第二个审美化因素在于这样的事实，即：知识和现实的整个排列同时也被改变了：它们在根本上有了一种虚构的、生产的和形构的性质”。[25]换言之，认识论的审美化包含两个含义：一是人的认知本身具有审美性；二是在这种认知下，知识与现实都发生了改变。他进一步谈到审美化可以抵御现代性的负面作用，已然成为现代人的生存方式，“因为现代——与其认知性、实践性和审美性并重的理念相反——在理论上导致了认识的统治，在实践上建立了经济的统治。为了对抗这辆如此产生的现代装甲车，对抗现代的这身'钢盔铁甲’，人们再三诉诸审美性的爆炸力。在所有无法生活（unlebbaren）的条件中间，惟有审美性尚能使具有人之尊严的生活成为可能。在这样的道路上，审美性如今成为一种具有潜在普遍性的类型，一切都被审美性的语言说出，一切都能够按照审美性的语法模式被变格和变位”。[26]

韦尔施认为，审美已经渗透到整个生活方式之中，加之伦理学和认识论的审美化，导致美学把自己推进到了知识和真理的核心地带，从而成为哲学的主人而非客人，“由于生活方式在今天为审美伪装所主宰，所以美学事实上就不再仅仅是载体，而成了本质所在”。因而他得出结论：“美学本身应该是跨学科、或者说是超学科的。”韦尔施论证称，由于伦理学，特别是认识论的审美化，美学的性质和地位发生了变化，美学应该是思辨哲学的基础所在，并且“在现代性中，真理已经表明自身就是一个审美范畴，植根于真理之中的辩解不复能够反击审美化”，[27]而“真理、认识和现实露出了极具审美性的真面目。首先得以表明的是，审美成分对于我们的认识和我们的现实是基础性的”。审美性不仅是感性的生活，也是理性的基础，“理性也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审美性涉及的是基础层面，而理性只涉及后续结构”。[28]这就是说，理性只能建筑在审美的基础上。关于哲学与美学的关系，韦尔施断言美学是包容性的，不再是哲学包容美学，而是美学包容哲学。自古以来有关诗歌与哲学的论争，他认为“其解决之道是偏向着美学——这是我们的先辈不敢相信的”。[29]韦尔施不仅主张美学是哲学的基础，而且认为美学已经渗透到哲学的中心，从而主导哲学。据他所言，“审美性元素可能属于哲学的核心，可能内在于哲学之中”，“审美性作用于哲学诉求的中心、在真理的视角中赢得了居住权。审美性似乎侵入了哲学的至为神圣之处”。于是，他认为一种“审美转向”已然发生，这就是“我们的'第一哲学’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变得审美化了”。[30]

韦尔施的“审美化”理论和“美学是第一哲学”思想，一方面体现了当代审美化的事实和美学地位的提升，具有某种合理性，同时也存在着尚未解决的疑难，例如，所谓审美化是“把非审美的东西变成或理解为美”，这意味着取消审美与现实的界限，现实变成美，还是意味着对现实的审美批判？他对二者似乎均有所认定，而二者是矛盾的。再如，他提出美学扩展并且渗透到哲学领域，那么美学能否完全取代甚至吞并哲学？总之，许多问题还有待进一步讨论。

  四、“第一哲学”的美学转向的根据和意义 

综合以上考察可以看出，美学成为“第一哲学”是一种历史的归宿，是哲学、美学现代发展的必然。“第一哲学”的美学转向的根据，在于对哲学基本问题也就是对存在意义问题的追问，对于这个追问，传统的“第一哲学”无法作出解答，因而导致“第一哲学”向美学的转化。而由于美学具有存在论和现象学的性质，可以显现、把握存在，能够回答存在的意义问题，最终导致美学成为“第一哲学”。这一历史过程体现了人类对审美性质认识的深化和美学地位的提升。

为什么美学可以回答存在的意义问题，从而成为“第一哲学”呢？应该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对其作理论考察。首先，应该在现代条件下对“第一哲学”的研究对象——“存在”重新作出规定，重建审美存在论，进而建构“第一哲学”。古代西方哲学以实体规定存在，建立起实体本体论。实体观念在近代被怀疑，在现代被否定。实存哲学以主体性的实存取代存在，遮蔽了存在本身。前期海德格尔以“此在在世”来通达存在，抹杀了生存与存在的本质差异。他区分“存在”与“存在者”，把存在当作存在者的根据，事实上没有彻底摆脱实体论。那么，应该如何规定存在呢？新的本体论建构是，把存在理解为我与世界的共在，存在是生存的根据，而超越现实生存的自由的生存方式可以回归存在。在这一新的本体论基础上就可以重新确定“第一哲学”，进而论证“美学是第一哲学”。海德格尔后期提出“诗意地栖居”以及“天地神人”之间的“世界游戏”思想，就是踏上了这一路径。它表明，审美作为一种自由的生存方式，可以克服现实生存的局限，以其超越性和主体间性突破现实关系，回归本真的存在。如果说存在论（本体论）是关于存在的学问，是“第一哲学”的话，那么审美作为自由的生存方式就是回归存在，而研究审美的美学就成为一种“审美存在论”，也就是本源的存在论，从而成为“第一哲学”。

其次，“第一哲学”也应该包括现象学，因为现象学取代了认识论成为发现存在的方法论，从而与本体论相通，成为哲学最基本的、最核心的部分。美学是“第一哲学”的根据，就在于它是现象学和本体论（存在论）的同一，即审美作为一种超越的体验方式能够把握存在，审美作为自由的生存方式能够回归存在。这就要求对现象学加以改造，以审美现象学建构“第一哲学”。在古代，本体论具有独断论的性质，尚未建立发现存在的哲学方法论；在近代，认识论成为把握作为实体性的存在的途径，但认识论把握实体的企图失败了；在现代，现象学成为哲学方法论，但是，胡塞尔作为“严格的科学”的现象学和海德格尔的实存论现象学均未能把握存在，因此也就不能成为“第一哲学”。海德格尔后期建立了审美现象学，将艺术、审美作为把握存在意义的途径。他提出本有作为“道说”，可以显现存在，认为“只有诗享有与哲学和哲学运思同等的地位”，[31]“哲学与诗歌相属为一体，而关系之双重亦即以此一体为基础。但是正因为二者是一回事，所以哲学与诗歌在此关系中是既最纯粹拆开的又最纯粹合一的”。[32]盖格尔、杜夫海纳也踏上审美现象学之途，认为审美可以发现世界的本源，盖格尔得出的“人类的存在”、杜夫海纳得出的“灿烂的感性”均是证明。这一路径表明，审美作为本真的生存体验方式，也是一种现象学还原，它超越了现实体验，使得不在场的存在显现。如果说古代的独断论不能确定实体，近代的认识论不能把握实体，一般现象学也不能把握存在，那么，审美可以把握存在，成为审美现象学。因此，作为研究审美的美学，就成为发现存在的方法论，也就是说“审美现象学”是充实的现象学。于是，美学作为充实的现象学而成为“第一哲学”。

总之，在现象学和本体论的领域，审美都居于基础的、核心的地位，即审美作为本真的体验方式成为发现存在的方法，审美作为自由的生存方式是向存在的回归。因此，美学既是充实的现象学，也是本源的存在论，美学由此成为“第一哲学”。

值得注意的是，在后现代主义领域，“第一哲学”的美学转向迥异于现代哲学，其根据、意义何在呢？后现代哲学对传统哲学的否定，根本在于反对形而上学，也就是否定本体论，从而也就取消了“第一哲学”。因此，在本体论被取消之后，哲学作为对存在的理性把握就不再可能，继而导致形而上学哲学本身被取消。但是人类终究还是要认识这个世界和自身存在，需要一种超越具体科学的哲学，也就是一种合理的形而上学。于是，在后现代哲学的绝境中，美学异军突起，走上前台，取代传统本体论的地位，成为“第一哲学”。美学以其超感性、超理性的性质，克服了理性的局限，消解了主客体的对立，显示了世界本身。这一理路，正是哈曼等“美学是第一哲学”思想理论的根据。哈曼等建立的“思辨实在论”哲学和“物向本体论”，实际上是改造了的实体本体论，它以变异的方式延续了康德哲学关于“物自体”不可认识的观念，以审美经验来把握这个“物”，从而导致美学成为“第一哲学”。哈曼等的“思辨实在论”哲学实际上也吸收了审美现象学的思想，认为“实在物”具有“回撤”性，不能作为认识对象而被把握，只能成为审美体验对象而显示自身。此外，后现代哲学的“第一哲学”的美学转向，还有韦尔施的“审美化”之途。在后现代社会，审美突破与日常生活的界限，渗透到日常生活之中，不仅发生了整个社会生活的审美化现象，而且发生了伦理学和认识论的深层审美化。在此种情势下，传统认识论失去效力，美学就取代认识论，把握了这个审美化的世界，于是美学就成为“第一哲学”。韦尔施理论的合理性，就在于把握住了社会生活的审美化趋势，论证了美学成为“第一哲学”的根据。

“第一哲学”的美学转向，使得美学与哲学的关系发生根本的改变，即由美学是哲学的分支学科，变成了美学是哲学的基础，这不仅导致美学地位的提升，也导致哲学构成的变化。从根本上说，美学作为充分的现象学，可以提供发现存在的方法论；美学作为本源的存在论，可以揭示存在的意义。但是，哲学如何在美学的基础上建构其体系？美学范畴如何转化为哲学范畴？这是“第一哲学”的美学转向后所出现的新的理论问题，有待去解决。此外，“美学是第一哲学”理论本身是否还有缺陷？是否还需要反思、批判？这些问题也等待着学者们的进一步探索。总之，“第一哲学”的美学转向开启了一个哲学、美学的新领域，给我们提出了研究的新课题。

  注释  

[1]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210页。

[2]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苗力田译，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7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01页。

[3]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苗力田译，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7卷，第147页。

[4] [德]胡塞尔：《第一哲学》上卷，王炳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33页。

[5] [德]胡塞尔：《第一哲学》上卷，王炳文译，第35页。

[6] 参见[德]伽达默尔：《诠释学I、II：真理与方法（修订译本）》，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

[7] [德]伽达默尔：《赞美理论——伽达默尔选集》，夏镇平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第24、72页。

[8] [德]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作者自序”，薛华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第2页。

[9] [德]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荣震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46页。

[10] [德]尼采：《哲学与真理：尼采1872—1876年笔记选》，田立年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

第29页。

[11] [德]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薛华等译，第142、129页。

[12] [德]伽达默尔：《赞美理论——伽达默尔选集》，夏镇平译，第147-148页。

[13] [德]胡塞尔著，倪梁康选编：《胡塞尔选集》下，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第1203页。

[14] [德]海德格尔：《林中路（修订本）》，孙周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74、69-70页。

[15] [德]盖格尔：《艺术的意味》，艾彦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194、195页。

[16] [法]杜夫海纳：《美学与哲学》，孙非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53-54页。

[17] 孙非：《杜夫海纳的〈哲学与美学〉》，《外国美学》第5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331页。

[18] [法]杜夫海纳：《美学与哲学》，孙非译，第8页。

[19] Graham Harman, “Aesthetics as First Philosophy: Levinas and the Non-Human”, Naked Punch 09, Summer / Fall 2007, p.24.

[20] 哈曼使用感叹号表示消失的实在物（Real Object!），以区别于实在物（Real Object）。

[21] Graham Harman, Art and Object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20, pp.8-11; Graham Harman, Object-Oriented Ontology: A New Theory of Everything, London: Penguin Random House, 2017, pp.81-85.

[22] Steven Shaviro, The Universe of Things: On Speculative Realism,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4, p.148.

[23] Michael Munro, Theory is like a Surging Sea, New York: Punctum Books, 2015, pp.46-48, p.51.

[24] [德]韦尔施：《重构美学》，陆扬、张岩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11、33、66、26页。

[25] [德]韦尔施：《重构美学》，陆扬、张岩冰译，第46页。

[26] [德]韦尔施：《超越美学的美学》，高建平等编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76页。

[27] [德]韦尔施：《重构美学》，陆扬、张岩冰译，第7、113-114、32-33页。

[28] [德]韦尔施：《超越美学的美学》，高建平等编译，第99-100、100页。

[29] [德]韦尔施：《重构美学》，陆扬、张岩冰译，第27页。

[30] [德]韦尔施：《超越美学的美学》，高建平等编译，第72、73、101页。

[31] [德]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熊伟、王庆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6页。

[32] [德]海德格尔：《哲学的本质》，熊伟主编：《存在主义哲学资料选辑》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