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洋新闻 时间: 2013-09-25 来源: 老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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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在9月4日报道了关于尊严死的新闻，并且发起了“你如何看待尊严死”的调查。该报道引起了不少老年读者的共鸣，他们有的来信发表自己的意见和想法，有的在记者的随机采访中表达自己的观点。关于尊严死，坚持还是放弃，牵涉了文化、伦理、法律、医疗等太多问题，它就如一道选择题摆在了大众的面前，需要大家一起探寻答案。
本报记者 符映珊
调查报告
7成人：赞同“尊严死”
在调查的反馈中显示，大约有7成人赞成“尊严死”，希望能在法律上得以通过。
80多岁的陈平老人说，实行“生前预嘱”主要的好处有几点：1、病人不需再受尽医院所谓抢救治疗的百般折磨；2、解除亲属精神体力的巨大负担；3、把国家的有限资源用到真正需要的人身上，不再浪费。
72岁的许阿姨看到《老人报》关于“尊严死”的讨论后，感到非常欣慰。她说淡定对待死亡，讨论死亡是社会的进步。2006年，许阿姨96岁的母亲病重瘫痪在病床上，她们几兄弟姊妹轮流24小时照顾，大哥75岁，二哥67岁，许阿姨当时65岁。虽然短短20天时间，但母亲在生死之间徘徊，在经过一瓶又一瓶的吊瓶、各种药片的喂食、鼻孔上日夜插着的氧气管，痛苦的抽痰等经历后，母亲还是在痛苦中离去了。“每次回想起来都无限后悔。”
74岁的冯剑英说：“四年前我就在自己70岁寿宴上宣布捐献遗体，不留骨灰，这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提前向子女交代自己身后事，是一种未雨绸缪的做法。”
3成人：不如提倡“安乐死”
有3成人认为“尊严死”是等待自然死亡，“等死”，实际上是等不起的。一个重病者受病魔折磨，犹如身受重刑，众所周知，为寻求解脱自行解决生命的例子并不少。因此这部分人认为“生前预嘱”对重病患者是行不通的，唯一的办法就是要求政府为“安乐死”立法。
住在广州友好老年公寓的林伯表示，“安乐死”既减少国家的负担又减轻后代负累，是一件好事。一群离休老干部联名来信发表了同样的见解。
越秀区的唐广发则认为尊严死虽好，但很难实行，因为患者会更痛苦。不吃，不治，患者到底多久才自然地死去？“呼吁‘安乐死’立法，对国家有利医疗资源的合理利用，对患者减少痛苦，对生者，亲人也无拖累，何乐而不为呢？”
各方声音
亲属：难以接受亲人执行“生前预嘱”
尽管对于现代七老八十的老人来说，谈论死亡不再是恐惧的事情，但是作为他们的亲属反而对“生前预嘱”的提倡有所保留。河南商报联合河南一百度调查显示，一旦自己出现脑死亡或深度昏迷，65.7%的人选择放弃治疗；而一旦这个角色变为亲人，55.9%的人则选择坚持治疗。在百行孝为先传统观念的中国，要子女放弃对亲人的救治，对于他们来说无疑是一道难以选择的难题。
对于“生前预嘱”，大部分人都是认同的，他们也不介意自己签署。但是一旦落实到自己的父母、亲人时，这部分人的态度就完全转变了。他们的理由是，如果放弃挽救父母，对他们而言是不负责任的，毕竟父母的养育之恩比天大。
医院：执行有难度
也许是尊严死的话题太过敏感，记者在采访过程中，
多家医院均表示不方便谈论这个话题。一位不愿意透露所在单位的唐姓医生表示，尊严死的想法很好，但个人觉得难以实行。作为医生，在涉及到医疗救治中是很难满足患者的愿望的。我国《执业医师法》规定：“对急危患者，医师应采取紧急措施进行诊治；不得拒绝急救处置。”尽力抢救病人是最基本的医德。
当然，在ICU病房里有着1/3的没有意识，长期靠器械维持生命的“半机器人”，医生会把病人的情况告知家属，如果家属提出放弃治疗，医院会建议其出院，回家走完生命最后一程。
“尊严死”想法很好却不容易执行，正如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韩大元所说的，“尊严死”在内陆现行法律体系中还找不到法律依据。即使有生前预嘱，家人或者医生也要在遵循现行法律的范围内，在违法与合法之间的“灰色地带”内作出选择。有关生命权的问题涉及法律、伦理和死亡文化等复杂因素，不宜简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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