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美]克里斯托夫·B. 克里布斯
译者：荆腾
自知时日无多的纳粹党卫军特遣队快速地冲跑在砂卵石车道上，车道为两排稠密的树木所掩映，通向福特达摩别墅。受党卫军头目海因里希·希姆莱的指使，这些人敲打着别墅的大门，迫不及待地破门而入，踏上了一小片儿马赛克地板。地板上的土色镶嵌块表明了这幢别墅修建的年份：1855。纳粹党卫军特遣队冲进别墅，发现房内并没有人住，他们对每个房间和壁龛进行了系统的搜查，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他们对房内墙上壁画、油画和书籍的糟蹋逐渐变为纯粹的破坏。然而希姆莱的目的没有达到，他们没有找到他们所想要的。
福特达摩别墅大厅入口处的马赛克地板
事实上，巴蒂斯奇·巴利亚尼一家人在过去就曾遭遇过这样的“造访”：20世纪20年代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以及30年代以来的德国纳粹和意大利的法西斯党徒。阿道夫·希特勒本人对这个家庭所拥有的东西也颇有兴趣。但是与党卫军搜查这幢别墅的结果一样，他们未能获得那个遗落了数个世纪后又突然落入一位牧师手中的东西，它就是1901年在巴蒂斯奇·巴利亚尼家族位于杰西小城中心的另一处别墅的图书馆中所出现的一部作品的现存最早的手稿，该著作被列为“一百部最危险的著作之一”。这本著作创作于2000多年前，500年前，它被手稿的搜寻者重新发现，此即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此时，它再次并且也是最后一次成为一些人梦想和欲求的目标。
作为党卫军头目因而最终要为数百万人的处决行动负责的海因里希·希姆莱，在历史上并不是一个爱书的人。但为什么作为第三帝国第二号权势人物的他会如此上心于《日耳曼尼亚志》？是什么使得这本尚不足30页的民族志变得如此宝贵，以至于希姆莱会致力掠取？
埃希纳斯抄本，现存罗马国立中央图书馆
塔西佗的这部作品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450年——拥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是因为“德意志”在许多个世纪以来不过是一种想象的产物。或者不如说，《日耳曼尼亚志》回答了“德意志”这一观念所产生的问题。成为一个德意志人就意味着要弄清楚作为一个德意志人意味着什么（在此借用19世纪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的话）。为这样的自我审视作辩护可以说是一个合法性的问题：在北德意志联邦和德意志南部诸邦于1871年1月18日合并为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前，并不存在所谓的德意志民族国家，而那些地图绘制员也只能是面对中欧的混乱状态，在绝望中叹息。因此，19世纪以前，德意志仅在情感上存在。在数百个分裂的邦国中，明显缺乏地理和政治方面的统一，在1806年以前，分裂的诸邦一直共存于“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这种松散的混合形式中。支撑统一民族的观念需要共同的过去，共有的文化和母语，但即使是这种从政治的纷乱现实中脱胎出来的文化性的单一民族也只是存在于那些已经抱有德意志观念的人的情感中。现代学者已经揭示，这种所谓的文化民族几乎与政治的现状一样，也是驳杂而纷殊的：民众（Volk）幸福地生活在他们的共同体边界之中，而没有统一的民族文化，他们习于当地传统，并操着与德语几乎两样的当地方言。事实上，与许多19世纪的历史学家所抱有的幻想相反，一个德意志民族国家并不是在政治上或文化上被预设的产物；如此设想将会落入德意志目的论的谬误中。
然而尽管如此，提及1871年前的“德意志人”仍然可以自圆其说。在成为一个民族国家前，作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德意志民族在知识分子悖谬的期盼中存在了400年。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Ernst Moritz Arndt）——一个活着见到德意志帝国建立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就充分地表达出了这种悖谬：“德意志民族？你是什么？你在哪儿？我找却找不到你”。300年前，也就是16世纪初期，生活在阿尔卑斯山以北的人文主义者已经有意识地称他们自己为“德意志人”，并呼吁他们的同胞进行研究学习，为了自己的祖国免于意大利的诽谤而凝聚起来。而就在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中，他们找到了这样一个“祖国”——一个勇敢的民族，他们将之视为自己的先辈。尽管这些先辈们的文化与智识水平与精细繁复的罗马人比起来具有明显的不足，但这些不足却为他们的德行与坚毅所弥补，因而德意志人的祖先事实上是出类拔萃的。
在纳粹政权垮台后，莫米利亚诺就将《日耳曼尼亚志》抬至“一百部最危险的书”中的首要地位。他是正确的。因为这部被狂热的纳粹分子当作“圣经”并推荐给“每一个有思想的德国人”的书并不仅仅是被纳粹利用来支持他们的意识形态观点，更重要的是，数世纪以来，它就被尊崇为“黄金宝卷”（libellus aureus）、“一部令人钦佩的杰作”（un admirable ouvrage）、“一件不朽的作品”（ein unsterbliches Werk），它为那些意识形态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核心观念，并被援引来支持这些意识形态思想。
《日耳曼尼亚志》之所以是一部最危险的书不是因为它契合了那些意识形态理论框架，而是因为它促成了那些意识形态思想的形成。它实现了自己的诺言。尽管在很多方面国家社会主义者对塔西佗这一“特别的幸运之光”（particular stroke of luck）的接受被认为是延续了之前的趋势，但其中有一点明显的不同：在希姆莱的党卫军内外，有一种实实在在的尝试，它要把罗马人的描述变为德意志的现实，将过去引向未来，将“德意志”（Deutsche）引向“日耳曼”（Germanen）。《纽伦堡种族法》当中的一项法律——于1936年通过的所谓的《德意志血统与荣誉保护法》（Law for the Defense of German Blood and Honor）——禁止犹太人与德意志人通婚，正如塔西佗著作中的日耳曼人被认为是限制与外族人通婚的。
塔西佗墓葬碑文
观念就像病毒：它们以心智为宿主，它们在内容或形式上进行繁衍和变异，并聚合起来形成意识形态体系。在纵向上，它们代际相传；横向上，它们从一个社会群体传播到另一个群体。《日耳曼尼亚志》的病毒自15世纪由意大利输入后，便在历史文本、语言学论文、政治和文化哲学、法律、种族理论，甚至在学校课本中显示出了各种各样的局部病征，所有这些都表明存在着一种严重的疾病。然后——经过350年的潜伏期——在19世纪晚期，它发展到了一种系统性的感染，并最终造成了20世纪的重大危机。自那时起，在最初的回避后，对《日耳曼尼亚志》的研究也就主要是为了学术的缘故，而不再为意识形态服务。
最初，塔西佗乃是为他的元老院同僚，甚至可能包括罗马皇帝及其顾问而撰写这部著作的，他认为他们会从这篇简短的记述中了解他所要表达的要旨。然而即使是在他同时代的听众与读者中，理解也各不相同。因为文本的意义须由读者涵咏体贴，决定文本意义的是读者在语言上的敏感，他们对文教传统的熟悉程度以及他们对现今政治和文化关切的认识，简言之，即倾听文本所言的能力和敏锐。塔西佗的同侪将他们所认为的事实不加限定地应用于塔西佗无暇顾及的那些读者。
当数百年之后，即在被刻薄地称为中世纪的那个时期之后，人们再次回到塔西佗的著作时，他们已经生活在与塔西佗相比而言不同的世界，并以不同的语言进行思考。那些时代的杰出学者往往根据他们的知识和兴趣来解读《日耳曼尼亚志》，并经常草率地对之进行改写，以便论证日耳曼人的优越性。在那些年代，很少有人将自己置于塔西佗于98年在罗马发表《日耳曼尼亚志》的背景中倾听塔西佗本人的本意。恰恰相反，大部分人是为了自身的关切而阅读它。但罕见的是，它为一个狂热的纳粹分子以一种粗野的方式所利用，他认为，关涉“犹太人问题”的法律是恢复据说在塔西佗的小书中曾被提及的那种“种族纯洁”的最新努力。在此，尽管罗马人的作品（大体）保存了下来，但它们的含义却按照人们当时的需要而发生了改变。
对《日耳曼尼亚志》的理解不仅会因时代的不同而不同，而且在任何时候都会有变化。因为没有任何传统是在单一的轨道上发展，其中有诸多不同的潺潺溪流，构成了对同一著作的不同理解。只是塔西佗很可能从来就没有去过莱茵河畔。他的撰述材料依赖于先前希腊和罗马的民族志作家，他着眼于罗马的事务，对于北方的世界，他只是瞬间一瞥。因此，这部以后被用来界定德意志民族特征的作品，是一个罗马人对人类价值的创造性反思和一份政治申明。这无疑是历史的一个巨大讽刺。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