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每个行业来说，都积累了大量的数据和相关技术，一旦被应用起来，这些行业内的一些核心假设都可以被重构，进而带来极大的变化】
□中国经济报告记者 李大巍
数字技术与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报告：数字化技术对于国家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意义是什么？
乔·韦曼：研究表明，数字化技术在各国经济和全球经济中的份额正在扩大，这一点也许并不让人意外。但是，对这些分析也需要加以检视。最近，麦卡锡咨询出了一份报告，里面清楚地阐述了国家GDP增长和全球贸易以及其数字经济发展程度之间的关系。这份报告还特别提到，跨境流动的产品、服务、资金、人员和信息都与经济增长密不可分。当然，这一观点并不让人意外。毕竟，大卫·李嘉图早在200年前就提出了关于“比较优势”的观点。基于此，其逻辑就是很清楚的：国际贸易有利于促进生产率，而生产率增长又会推动经济产出。还有一点，麦卡锡的报告还表明，国际贸易份额大的国家，其GDP增长率比其他国家要多出40%。
此外，基于知识和信息的跨境流动，其增长率要快于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动。这意味着，虽然资本密集型的制造和服务业能够带来经济增长，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也是如此。但是，跨境流动增长最快的四个领域依次是外国直接投资、高科技产业即研发密集型的产业、商业通讯以及知识密集型的服务业。有趣的是，麦卡锡还发现，按照“流动强度”来测算，中国排在全球第二位。这一概念是指跨境流动和经济总量的比值。中国的流动强度值是62%，而排在第一名的是德国。因此，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也具有全球第二高的跨境流动率。此外，还有速度空前的GDP增长。这一增长又和知识和信息密切相关。
就数字技术所形成的总体影响力而言，电子商务仅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数字化对服务领域的影响是非常广泛的。比如说，医学诊断设备、图像软件等与药品和起搏器联网，就可以对病人进行连续性的观察。这样，就有了安全系数更高、成本更低，同时效果更好的医疗服务。还有一个例子，通过更好的算法，可以实现对货车运输路线的改善，或者实现对铁路网和列车的绩效优化。这样，不仅能降低成本和损耗，同时还能减少污染。在生产领域，价值是凝聚在产品中的。比如说，记录轨迹的运动鞋，录下祝福的生日卡等，这些迟早还会与视频结合起来。还有就是具有学习功能的恒温控制器。总的来说，数字技术提高了生活品质，改善了环境，也为个人创造了财富，提升了生产力。数字技术还在各个方面都提升了国家的竞争力，也有助于经济增长。
何谓“生产率悖论”
中国经济报告：在你的《云经济学》第二章，提出了一个“生产率悖论”的观点。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观点。但是，你是否觉得，不断增长的生产率也存在一个边界和瓶颈？
乔·韦曼：这一章是讨论一个令人意外的困境。这个困境发生于信息时代的早期，其内容是关于测量信息技术的影响力。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索洛有句名言，他在1987年曾说：“在这个时代，计算机的影响无处不在，却唯独不体现在生产率的统计数据中。”幸运的是，对于我们这些相信数字化转型的人来说，后来的研究已经表明，信息技术方面的投资与财务回报之间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有效关联。有趣的是，这一回报不主要体现在成本端，却主要体现在收益端。实际上，就投资回报而言，信息技术投资的表现要远高于研发与营销。
我们很难知晓，为何生产率会有一个边界。究竟在什么时候，我们会说，我们已经到达极限，不会再有更多创新，也不会再有新的观点和新的改进。相反，好像总是有越来越多的创新机会。在财富创造方面，最好的例子就是扎克伯格和他的Facebook。当他在宿舍里用笔记本时，就有了这个创意。如果全世界的70亿人都联网，每个人都会提出自己的新创意。他们当中的某个人就可能发明下一个Facebook，并且提出下一个价值亿万的商业规划。
中国应如何增强数字竞争力
中国经济报告：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应该如何增强数字竞争力？
乔·韦曼：我认为有以下五点是必不可少的。
第一，对于数字化在当前以及未来所发挥的越来越关键的角色，要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并且要据此积极构建本国政策议程。
第二，要支持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在投资基础设施方面的工作非常出色。但是正如麦卡锡研究报告所指出的，资本或者劳动力密集型部门并非经济增长的重点领域。相反，重点在于知识密集型的部门，也就是数字经济领域。因此，所谓的“基础设施”投资就应该不仅仅包括机场、铁路、高速公路、桥梁和隧道，或者工厂和码头，还应包括数字经济领域的基础设施。这其中包括高速宽带网，新兴的5G移动电话网，移动网络服务设施，以及数据中心等。
但是在数字化的世界里，虚拟领域的基础设施与实体领域内的一样重要。因此，这就不光有实体化的数据中心、电网和数据传输网络，还有云计算和软件定义网络，以及物联网的设施、平台和服务等。对于今天和未来的企业家而言，无论他们是在初创企业还是在大公司，他们都要依赖以上这些东西来施展其魔力。阿里巴巴、百度和腾讯在云计算基础设施和相关服务领域投入了数十亿人民币。对于政府来说，一边支持与云相关的创新，一边也将大量的工作移到云端。如果没有这些基础设施，很难想象一个国家能在资本密集型领域成长为一个全球性的经济强国。同样，如果缺乏“信息工厂”来将原始数据加工成信息，没有数据网络来传送信息，并将之链接到全球市场中，一个国家也很难在数字经济领域成长为一个全球性的经济强国。
第三是技术、培训和教育。如果没有使用者，基础设施就没有价值。高速公路要有司机、机场要有飞行员、铁路则要有工程师。同样，数字基础设施也需要软件开发者，系统和企业应有设计者。还有许多相关的技术岗位，比如数据科学家、程序员社区经理以及用户体验设计人员。
第四个方面是适宜的环境。虽然可能听上去有些矛盾，但环境要既有利于竞争，又有利于合作。最好的创新通常来自团队成员间的合作，或者源于多元化的生态系统，其中的参与者有着不同的激励、技术和行为方式。此外，也需要一个优胜劣汰的环境。
最后，数字化创新的速度可能会受制于各种源于文化、法律、监管、关税或非关税以及其他方面的政策壁垒。我觉得，硅谷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它对风险的容忍度较大。失败并不会被视作一场灾难，而仅仅是通向成功的一个步骤。当然，人人都更喜欢成功而不是失败。但是对于今天的商业而言，不断涌现的观点和快速转变的市场条件，需要保持敏锐度和回应性，并且能跟上其节奏。
中国经济报告：在中国，传统经济领域正步入衰败，而基于云端的新经济正处于繁荣期。比如说，人们不再去商场购物，而愿意在阿里巴巴上网购。那么这必然是零和博弈的关系吗？
乔·韦曼：我并不认为这是零和博弈的关系。在我的新书《数字化信条》中，我研究了Burberry这家企业。这是一家实现“数字和实体融合”的典范企业。这是指在零售业方面，实现了在线和实体店的无缝对接。即便现在视频分辨率大有进步，还有360度的产品演示，以及消费者点评，这些仍然不能取代现场的触觉和体验，以及购买之前的现场验货。不要认为数字经济就是取代传统经济，而应该将之视为一种补充、一种强化、一种有助于消除销售障碍的方式。我可以在线搜索一样产品，看在线点评，再到店里去试试，然后发现我需要的尺码已经脱销了，就在线订购一件，货物直接配送到我家里去。
如此的灵活性将会增加我对该产品的认识，也会增强我购买它的可能性。这样会促进购买，因此也会同时促进消费者以及生产者双方的利益。这样一种促进经济交易的方式，就会导致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报告：中国政府提出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口号，据称这将有助于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你觉得，这样一种国家动员、全民投入的方式能否加强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
乔·韦曼：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富裕且生活满意，那么相比忍饥挨饿的国家，其政府的支持率应该更高，也更加稳定。在一个全球竞争的世界里，一国的生活水平取决于很多因素，包括对自然资源的获取和控制、生产率、有助于提高生产率的基础设施、技能培训与教育、鼓励创新和财富创造的政策等。创新与创业显然会形成财富创造，并促进国民经济增长。
1939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在克罗加提，波兰骑兵袭击了入侵的德国步兵团。波兰军队的这次袭击很成功，但后来在德军装甲车和机关枪的火力下就溃不成军。技术的力量战胜了生存、公平和正义等价值。要参与今天全球经济的新战场，如果缺乏数字化能力，那就会像当年用骑兵来对抗装甲车一样。世界已经变得越来越数字化了，越来越多的人都联网在一起，信息技术方面的优势也将会成为一种必须。对于个人、公司和国家来说，财富创造的方式也越来越数字化。为了生存和发展，人们对数字技术的关注会变得必不可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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