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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社会主义“早产论”是指认为俄国和中国等国家不具备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质条件，它们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活不成的“早产儿”，以此否定这些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正当性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合法性的理论思潮。这种论调不但混淆了建立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的类型，而且还犯了经济决定论的错误，因而是虚妄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是在实践上对社会主义“早产论”的无情否证。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不在于它是所谓的“早产儿”，而在于其政策的失误和社会主义“早产论”等敌对势力对它的围剿。社会主义“早产论”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严重破坏，因此必须对它进行揭露和批判。
十月革命是人类社会开天辟地的重大事件；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结束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把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在苏联的示范和帮助下，中国等国家的共产党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本国实际相结合，领导本国人民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从十月革命胜利至今这近100年的历史进程中，社会主义“早产论”的鼓噪就不绝于耳。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早产论”？它的目的是什么？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作一些思考和回答。
一、社会主义“早产论”的起源和流变
社会主义“早产论”，是指认为俄国和中国等国家不具备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质条件，它们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活不成的“早产儿”，以此否定这些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正当性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合法性的理论思潮。
十月革命胜利后，考茨基和苏汉诺夫等人宣称俄国生产力水平落后，在俄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将违背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考茨基还说俄国十月革命的发生和苏维埃政权的建立违背了马克思的“两个决不会”[1]理论，十月革命就像“这样一个怀孕妇女，她疯狂万分地猛跳，为了把她无法忍受的怀孕期缩短并且引起早产。这样生下来的孩子，通常是活不成的”[2]。苏汉诺夫和考茨基等人被认为是社会主义“早产论”的鼻祖。他们的这一理论受到了列宁的严厉批判。
斯大林担任苏联最高领导人期间，由于苏联集中统一的意识形态工作，比较突出的经济建设成就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卓越表现，社会主义“早产论”无机可乘，暂时潜伏了下来。赫鲁晓夫上台以后，对斯大林进行全盘否定，推行抽象的人道主义路线。这在世界共产主义体系内部产生严重的思想混乱。社会主义“早产论”趁机抬头，挑起对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否定和责难。勃列日涅夫的路线与赫鲁晓夫大同小异，使社会主义“早产论”得以像瘟疫一样蔓延开来。20世纪60—70年代，苏联的一些历史学家运用他们在历史研究领域构建的一种所谓新研究范式——新航标（NewDirection），希望乘苏共二十大“解放思想”之风，倡导对十月革命进行更加“客观”的研究，对俄国社会主义经济前提的成熟程度重新进行评估，对革命前俄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水平、发展类型及复杂的经济结构进行新的分析。[3]适值东西方冷战剑拔弩张，西方敌对势力乘机把社会主义“早产论”作为推行“和平演变”的一柄利器，乘机对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进行大肆歪曲和攻击。1967年，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V.丹尼尔斯在《红色十月》一书中，把十月革命描绘成十恶不赦的怪物：“昭然若揭的民主放荡”，“放任自流的社会动乱”，“暴力血腥的政治斗争”，……“狂暴野性的赌徒行为……”[4]。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推出以后，苏联国内外反动势力利用社会主义“早产论”对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的歪曲和攻击更加猖狂了。1990年，英国学者爱德华·阿克逊在《十月革命的反思》一书中极力鼓吹“努力揭开1917这出闹剧的神秘面纱”[5]。在国内外敌对势力的蛊惑下，十月革命的正当性和苏联社会主义的合法性被剥离，二月革命被看作俄国开启民主实验的真正革命，而十月革命却被污蔑为一场政变，布尔什维克党被视为阻碍俄国通往繁荣和进步的唯一屏障。[6]在一片否定和攻击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声浪中，苏联人民逐渐迷失了方向，最终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苏联解体以后，苏联国内外敌对势力高喊他们的理论“胜利”了。
我国改革开放以后，随着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侵入，社会主义“早产论”也粉墨登场。国内社会主义“早产论”者的手法也多种多样。有人把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辛亥革命、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甚至“文化大革命”混为一谈，否定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正当性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合法性。有人歪曲和攻击马克思主义革命史观，污蔑马克思主义革命史观的本质是无中生有地树立革命对象，迷信革命具有神奇力量。还有人借攻击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来否定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这些谬论极具破坏性，已有不少人，特别是部分青年人受到它的蛊惑。因此，切不可对它掉以轻心。
二、社会主义“早产论”的虚妄性
社会主义“早产论”不但犯了经济决定论的错误，而且混淆了建立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的类型。由于学术界已经对其经济决定论作了深入批判，[7]本文不再对此进行赘述。本文重点对其错误的社会主义物质前提观进行批判。
马克思主义认为，如果某个国家存在如下三个条件之一，那么它就具备了建立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其一，这个国家国内建立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其二，这个国家国内建立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在生成过程中”；其三，这个国家国内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既不存在，也还未“在生成过程中”，但是如果它被纳入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那么在一定条件下它也可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马克思在提出“两个决不会”的同一篇文章即1859《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前两种情况作了间接说明。马克思指出：“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8]从马克思的这句话可知，历史任务的提出，必须具备一定的物质条件；但这种物质条件不是额定的，而是存在两种情况：它要么“已经存在”，要么“在生成过程中”。所以，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建立新社会的历史任务，既可以在新社会的物质存在条件“已经存在”的条件下，也可以在新社会的物质存在条件“在生成过程中”时提上日程。
迄今为止，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存在条件“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爆发的，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都是在其物质存在条件“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建立起来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时，工场手工业处于发展过程中、机器大工业尚未出现，英国还主要是一个农业国，传统农业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居于优势地位，资本主义社会赖以存在的现代工业经济所占份额很小。[9]这种“在生成过程中”的资本主义经济，成了革命后一定历史时期内英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存在的物质条件。法国的情况跟英国非常相似，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爆发的时候，还是一个受农村世界支配的国度，工业还处于次要地位。[10]按照社会主义“早产论”者的思维，只有在资本主义经济充分发展以后，才能发动资产阶级革命和建立资本主义制度；英国和法国当年都不具备建立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条件，因此它们的资本主义制度都是早产儿。这是一个多么荒谬的逻辑！
同理，建立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并不一定以高度发达的物质生产力为唯一标准。在其他方面的条件已经具备的情况下，无产阶级完全可以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物质存在条件“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把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提上议事日程。俄国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动就属于这种情况。十月革命前夕，俄国工业、交通、商业、事业等现代经济占俄国国民经济的46.3%。[11]这说明，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现代工商业经济在俄国处于生成过程中，俄国建立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已经具备了。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前夕，工业产值在工农业产值中的比重达到了41.5%，[12]社会主义的物质存在条件也处于生成过程中，中国也已经具备了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
建立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的第三种情形，以世界历史的形成为背景。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世界历史逐渐形成了。在全世界相互影响、连为一体的条件下，“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13]404在此基础上，一切国家的政治事件也不可避免地具有世界性，一个国家发生的革命可能以其经济成果作为物质条件，也可能以国外的物质财富作为物质前提。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个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13]196马克思就是以这种世界性的眼光来看待英法两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意义，他说：“这两次革命不仅反映了发生革命的地区即英法两国的要求，而且在更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整个世界的要求。”[13]442马克思谈到无产阶级革命时，更进一步指出：“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13]306因此，在世界历史已经形成的条件下，社会主义革命既可能首先在资本主义经济发达的国家爆发，也可能首先在社会主义物质存在条件甚至还未处于生成过程中的国家爆发。当然，后者首先爆发社会主义革命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以其革命引发世界性的无产阶级革命为前提的，唯其如此，它（们）才能利用发达国家的文明成果来建立社会主义。
三、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与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兼论中苏两国社会主义的不同命运
新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所处的发展阶段是由建立它的物质前提决定的。在社会主义物质条件“已经存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物质基础已经相当雄厚，一开始就处于比较高级的社会主义阶段——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这种社会主义由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取消了商品货币关系，实行计划经济等等。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未出现过这种社会主义。
借助发达国家的物质文明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物质存在条件在国内“已经存在”的条件下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相类似。由于这种社会主义的实现以发生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为前提，所以，世界上也未出现过这样的社会主义。
在社会主义的物质存在条件“在生成过程中”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物质基础薄弱，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的低级（初级）阶段。这种社会主义只有不断壮大自己的物质基础，才能促进自身从低级向高级发展。同时它只能实行与其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苏联和中国等国的社会主义就属于这种类型的社会主义。由于中国和苏联对本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的认识不同，执行的政策迥异，它们的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截然不同。
中国是经过艰难探索才认识到自己的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的。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不小成就，在20多年的时间内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但是，由于这期间中国对自己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的认识不是很清楚，因此走了不少弯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重新对中国的社会主义进行冷静审视，认识到了中国生产力水平还比较落后，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于这种客观实际，中国共产党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目的在于壮大中国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推动它从低级向高级发展。两个基本点，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符合中国国情，促进了中国经济、社会和文化事业的飞速发展。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在世界经济发展的赛道上，经济总量连续赶超十几个西方发达国家。2015年，中国GDP总量达到10万多亿美元，比排名第三的日本高出一倍多。中国正处于发展关键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指日可待。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今天，中国为其他国家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树立了光辉榜样，使他们坚定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信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蓬勃发展，是以铁的事实对社会主义“早产论”的无情否证。
相比之下，苏联社会主义就没有那么幸运。从斯大林开始的苏共各届领导人对苏联社会主义缺乏清醒的认识。1936年，斯大林宣布苏联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仅过3年，他又宣布苏联向共产主义过渡。1961年，赫鲁晓夫宣布在20年时间内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虽然勃列日涅夫调整了赫鲁晓夫的观点，但他1967年仍认为苏联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安德洛波夫调低了勃列日涅夫的调门，将“建成论”改为“起点论”，提出苏联正处在发达社会主义漫长历史阶段的起点。即使这样，他对苏联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的估计还是过高。由于对苏联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错误定位，苏共的政策多数脱离实际、超越了苏联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这种错误政策的障碍作用呈现出一种累积效应，起初累积的矛盾并不多，对苏联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障碍作用并不明显，但越往后累积的矛盾越多，产生的阻碍作用也越大。所以从斯大林执政开始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苏联经历了一个发展、辉煌到衰落的过程。步入衰落以后的社会主义苏联，在社会主义“早产论”和西方自由化思潮的进攻面前节节败退。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推出“改革与新思维”，以所谓“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造苏联整个社会主义大厦，把苏联社会主义引向了一条万劫不复的不归路。
综上所述，社会主义“早产论”是一种虚妄和荒谬的理论。俄国和中国当年建立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是具备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更是对社会主义“早产论”的无情否证。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不在于它是所谓的“早产儿”，而在于其领导人对其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缺乏清醒的认识，以及持有社会主义“早产论”等国内外反动势力的破坏。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消除社会主义“早产论”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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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作者：王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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