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催生了部分国家对中国和中国人的排斥情绪，这属于极端民族主义在国际危机之下过度反应的表现。但从历史源头来看，在一些国家中出现的这种极端化的民族主义浪潮的源头却并非本次国际公共卫生危机，而是全球化浪潮逆转和反全球化的组成部分，也是全球治理遭遇困境的必然产物。认识到这一点，对于中国在防控疫情的同时选择正确的举措应对国际舆论危机，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国际危机中的极端民族主义反思
唐昊，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一、疫情下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
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爆发，并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除了影响到普通人的生命健康、国家的经济发展之外，也在全球范围内激起了一股以排斥中国和中国人为主要内容的歧视浪潮。这股浪潮主要表现在一些戴口罩的华人受到周围人的侧目、华人商户和餐馆受到抵制等针对性的行为，以及个别媒体对中国作为疫情首发地而口诛笔伐等方面。自新冠疫情发生后，笔者通过商业渠道在全球一些国家采购口罩等防疫物资支援灾区，在此期间也搜集了部分国家的相关信息；并且通过在国外的学生网络，专门了解各地民众对中国疫情的反应。当然最主要的信息来源还是国内外媒体对于相关事件的报道。通过对各方面信息的整合，可以得出一些初步结论，即因疫情而引发的对中国和中国人的歧视，乃至对亚洲其他国家的歧视，在一定范围内存在。
如果需要对民族或种族间的歧视进行分级的话，可按照不同主体的歧视程度分为以下三级。一是歧视个案，即因为民族或种族身份而遭遇到个别人的言语侮辱或暴力对待；二是媒体言论，即主流媒体针对性地发布对某一族群的仇视言论，并影响到大众舆论的选择；三是政策法律，即以国家的名义出台歧视性法律，如美国曾经在19世纪出台的《排华法案》，以及二战期间对日本侨民的人身管制政策，政策性的歧视也最有可能引发大规模种族恶性事件。以此标准来看，目前新冠肺炎疫情下其他国家对于中国人的歧视现象中，歧视个案、媒体发表歧视性言论等情况确实存在，但案例数量并不多，情节也并非十分严重（相比在德国和美国的种族歧视高峰年代，大量犹太人和黑人因此而丧失了生命），更未上升为国家的政策法律。不过，就其所代表的极端民族主义的发展趋势来看，却势必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严重后果。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指出，民族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也就是说，民族是被想象成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这种想象的共同体会强调自己和他者之间的联系和区隔化，有一定的进攻性。而由民族这个概念所引申出来的民族主义，则主要表现为在对本民族的归属感、安全感、荣誉感等情感基础上的民族利己主义观念和行为。安东尼·史密斯则进一步将民族主义归结为建立在民族情感基础上的政治意识形态，并认为民族主义这个词条自1836年产生之后，逐渐倾向等同于民族自大和自我为中心。但在现代社会，这种民族自大和自我中心却也并非局限在一国范围内，而是和国际社会的发展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正如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言，“民族国家只能存在于同其他民族国家共同构成的系统性关系（systemic relations）之中。从民族国家形成开始，其内部的管理协调就建立在了观察和回应国际条件变化的基础上，即‘国际关系’与民族国家是同时产生的。”安东尼·吉登斯所描述的这种民族主义和国际社会的互动关系，在国际危机事件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所谓国际危机，是一种有巨大危害性的国际事件，危害性影响超越了国界，如气候危机、经济危机、公共卫生危机等。在危机迅速展开的过程中，也增加了系统中出现暴力的可能性。国际危机状态往往对民族主义有巨大的催化作用。而此次疫情在世界各国的传播，也在多个国家催生了民族主义和歧视外来人口等行为，足以验证吉登斯的理论。当然，疫情对于民族主义和歧视行为的作用只是催生，而这些国家中所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极端化倾向，有着更为复杂的源头。
二、极端民族主义的历史渊源
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后，一些国家民众开始出现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特别是欧洲和美国等发达国家也发生了多起针对亚洲人和亚洲面孔的种族歧视事件。不过，若把这些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历史渊源梳理一下的话，就会发现，这种极端民族主义并非肇始于疫情爆发之后，而是经过了多年的酝酿，并有着深厚的社会心理土壤，而新冠肺炎疫情则为这种民族主义的爆发提供了契机。
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两个平行市场之间的界限被打破，世界进入了新一轮的全球化加速进程。在新自由主义的原则下，经济要素的跨国界流动带来了新一轮经济成长的契机。但也是在新自由主义所带来的跨国资本的加速扩张过程中，国与国之间、人群与人群之间的经济差距不断拉大，金融资本对实体经济的疯狂掠夺还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和财政危机，加剧了经济全球化中缺乏竞争力的民众之间的对立。随之而来的是全球化的逆转和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反全球化等现象的兴起。
早在针对海外华人的歧视发生之前，欧美国家的反移民浪潮已经汹涌而来。在2017年的法国总统大选第一轮选举中，超过四成的选民将票投给了反欧盟的极端民族主义政党。在波兰和匈牙利，以民族主义为号召的执政党“持续质疑欧盟的传统价值观”。2020年英国脱欧已成事实，意大利“北方联盟（Northern League）和五星运动（Five Star Movement）等民族主义力量也拥有强大影响。在奥地利，民族主义色彩及排外倾向的奥地利自由党与人民党联合执政，该党素来反对外来移民，也和英国一样怀疑欧盟的价值。不仅如此，随着新自由主义国家治理方式的失败，全球化梦想的部分破灭，国内经济上的分化和生活水平的下降，让欧美国家面临着现实中的危机。而中国的崛起所带来的对比和刺激，又让欧美国家陷入想象的危机之中。可以说，发生在世界范围内的新一轮的民族主义抬头，特别是发达国家内部的极端民族主义，更多的是由危机感而不是优越感带来的。奥地利自由党领导人就曾出于对难民潮的担忧，而公开要求把进入奥地利境内申请避难的外国人集中统一安置在军队空置的兵营内，并且实行宵禁等措施严格管控其自由行动。此类政治人物的言论随即引发了各界的担忧。
由此便不难理解，当疫情发生后，民族主义分子趁机突破了政治正确性。《明镜》周刊利用网络和媒体平台制造大规模恐慌，以“新冠病毒——中国制造”为标语。而在2009年，甲型H1N1流感在美国爆发，当时并没有人将甲型流感病毒（H1N1）视为“美国制造病毒”。在这个意义上，目前正在发生的极端民族主义浪潮，其源头却并非本次国际公共卫生危机，而是全球化浪潮逆转和反全球化的组成部分，也是全球治理遭遇困境的必然产物。
三、极端民族主义的现实成因
本次新冠肺炎所引发的国际公共卫生危机，如果从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形成过程的角度来看，可分为四个阶段。在开端阶段，国际社会对中国给予隔岸的同情；在发展阶段，疫情出现在国外，恐慌情绪开始蔓延；在高潮阶段，随着各国国内疫情发展，极端民族主义现象逐渐升级，对中国和中国人的歧视在这个阶段最为激烈；至于落潮阶段，是指随着各国重视本国疫情，无暇他顾，而中国在国内局势稳定后必然开始大范围对外援助，帮助他国，可以预见这种歧视现象也会大大缓解。当然，也不排除个别处境困难的政客会通过攻击中国而进一步煽动极端民族主义情绪，让中国释放的善意难以发挥作用，加剧国际危机。而研究这种阶段性过程，可以看出，极端民族主义浪潮的发生和发展有其特定规律。而梳理相关系列事件的演进步骤和情绪拐点，则可以看出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主流媒体和政治人物对疫情的政治化利用，是国际公共卫生危机事件转变为种族歧视事件的关键一步。
实际上，在本次疫情开始的时候，在世界范围内还是以同情中国的声音为主。各种来自发达国家官方和民间的援助接踵而来。韩国、日本、德国、法国等多个国家都对中国伸出援手。预示了面对全球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人类携手合作的可能。
当然，在援助的同时，极端民族主义和种族歧视也在逐渐发酵，但尚未形成大规模的歧视浪潮。在意大利和法国等地，很多民众和社会组织还自发地组织活动，反对对于华人的歧视。但随着疫情逐渐出现在国外，政治上的恐慌开始成为一种可资利用的政治资产。特别是极右翼政党和候选人之所以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是因为他们迎合了民众对于许多社会问题的反感。其中最大的一个就是移民问题。在疫情恐慌下，媒体和政治人物趁机对亚洲面孔的移民开始了攻击，并且很快就扩展为对所有移民的声讨。
而在反移民浪潮的背后，则是新一代移民结构的变化。以欧洲为例，近年来以欧洲为目的地的移民，与前几代移民大不相同。20世纪50年代之后从西亚、北非涌入欧洲的移民，多数经济上贫困、受教育程度不高、渴望融入欧洲。他们接受欧洲的一切，他们所从事的低端工作也有效补充了欧洲低端劳动力的不足。但最近十几年来，进入欧洲的移民在经济上、技术上、受教育程度上和欧洲本土的普通人相差无几，从而形成了更多的教育、福利和就业方面的竞争。在欧洲经济低迷的情况下，这种竞争大大加剧了本地居民的压力。由此引发的排外情绪有着明显的经济因素。
这种来自本土民众的恐慌和排斥情绪，成为新的政治基础力量和媒体话题温床。而对于政客来说，重要的不是解决问题，而是让人们相信他们能够解决问题。于是，很多政治精英人物开始利用人们对移民安全和文明冲突的恐惧，调动起民众的排外情绪。这样的政治渲染历经多年，培养了新的民族主义思潮。而一旦在民众中形成基础性情绪，那么当国际危机事件来临时，这种基础性情绪被政治家利用，而形成民族歧视、排外等政治潮流，就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了。
四、极端民族主义的后果
极端民族主义具有狭隘性、排他性、狂热性和暴力性等极端特性，鼓吹民族歧视、煽动民族仇恨，并往往会演化为非理性的排他行为。而在本次国际公共卫生危机中，一些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借助危机而发酵，会包括疫情防控、社会心理、经济发展和政治结构等四个方面带来严重的后果。
首先，极端民族主义会恶化疫情防控的局面。作为全球性的公共卫生危机，国际社会唯一的选择是团结合作。但现在由于各国对疫情的认识不同，应对的措施和能力有别，情况本来就不乐观。如果由于极端民族主义而导致各国各自为战、以邻为壑，疫情可能向全球扩散。缺乏国际间团结合作精神，已成为疫情蔓延的一个重要因素。
其次，极端民族主义会造成社会心理上的负面影响。疫情下公众道德水准下降、政治合法性受到伤害，都是大概率事件。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描述了瘟疫过后雅典居民的民主信仰大大下降，政治风气大不如前；罗马帝国也是在几次大的瘟疫过后，社会心理陷入及时行乐、信仰缺失的状况，逐渐走向衰落。目前极端民族主义和种族、民族歧视等行为的多发，可以视为部分国家公众道德水准下降的直接证据。
再次，种族民族间相互排斥将阻碍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复苏。国际部分舆论和市场力量仍在渲染新冠肺炎疫情给欧洲及世界经济的影响，但实际上，目前经济下滑有些是由疫情带来的，而有一些则是种族、民族间的歧视情绪所导致的。特别是人力资源要素，受到极端民族主义滋生的排外情绪影响，不同民族间的人员流动和交流势必放缓，这会直接影响全球经济体的合作与发展。而在目前中国与世界各国经贸关系密切、产业价值链互嵌的情况下，极端民族主义对中国的排斥，将破坏全球经济复苏的步伐。
最后，国际危机与族群冲突叠加会形成政治上的恶性循环。在以往反全球化的进程中，每个国家的内部都积累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而在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下，这些民族主义情绪的极端化、排外浪潮的出现是难以阻挡的。而因排外而导致的族群冲突也是不可避免的。而族群冲突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加剧歧视心态和排外浪潮。由此所带来的最坏后果，就是形成冲突性的恶性循环。因此，对极端民族主义等歧视、排外浪潮必须在一开始就进行遏制，以免演变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在人类面临诸如新冠肺炎这些共同难题的时候，狭隘的民族主义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催生很多新的问题。全球疫情的扩散就是其后果之一。极端民族主义是世界政治生活中的毒瘤，是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而在应对极端民族主义的问题上，需要的是理性、理解、合作，而非相互排斥。病毒对人类是不分民族而无差别攻击的。在这方面，我们需要理性应对，也需要将自身的理性和其他国家的理性结合起来。就在意大利受到疫情影响而人心惶惶的时候，佛罗伦萨市市长达里奥·纳德拉发推文说：“我们遵循卫生当局的指导，我们谨慎行事，但绝不搞心理恐怖主义。”这为后来意大利疫情严重时中国动员国内企业和医疗单位援助意大利，打下了良好的民众心理基础。类似情况说明，和抗击疫情一样，与极端民族主义及其所带来的恶劣影响斗争，是国际社会的共同任务。
以上文章原载于《学术研究》2020年第3期，文章不代表《学术研究》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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