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词话》在写定的过程中，镶嵌了大量的前人作品。这种镶嵌，并不是完全照抄，而是边抄，边增，边删，边改，是一种再创造。所以，在搞清楚它所镶嵌前人作品的底本的同时，有必要从它镶嵌的文字与原作的异同中探究作者的艺术创新以及作者的其他有关情况。本文以被作者镶嵌得最多的《水浒传》为例，在论证其镶嵌的《水浒传》是天都外臣序刻本的前提下，分析其在语言艺术方面的革新与其作者所用的方言特点。这对于进一步认识《词话》的艺术成就及辨明作家的生活地点等都有重要的意义，并再次说明在《词话》研究中关注“镶嵌”问题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黄霖，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
1982年，我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名曰《〈忠义水浒传〉与〈金瓶梅词话〉》。[1]写这篇文章的初衷是想用《水浒传》来探索《金瓶梅词话》（下简称《词话》）成书的一些问题。为此，全面地梳理了《词话》“镶嵌”《忠义水浒传》的人物、文字段落与韵文篇目的总体面貌，并认定《词话》镶嵌的是《水浒传》繁本系统中的天都外臣序本。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我不知早在上世纪70年代初，日本学者就有文章认为《词话》与《水浒传》“重复”的是天都外臣序本，[2]正可谓是不约而同。自此之后，也不时看到一些学者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同时，我也越来越觉得在《词话》研究中“镶嵌”问题的重要性，而《水浒传》被《词话》镶嵌得最多、最有代表性，故想在这里再说三个问题，对以前的文章或作补充，再作申述。
讨论《词话》镶嵌的《水浒传》是什么版本，这是讨论问题的先决条件。《水浒传》现存的版本繁多，特别是在繁本还是简本这个大范围上首先要有一个基本的意见。更进一步，究竟是《词话》镶嵌了《水浒传》，还是《水浒传》镶嵌了《词话》？或者说，谁都没有抄谁，大家都是抄了“先前成系列未定型的故事传说”？[3]这些问题实际上在《〈忠义水浒传〉与〈金瓶梅词话〉》中大多讨论过，但事后又有一些不同意见，故有必要首先加以廓清。
先看是否有可能是《水浒传》抄了《词话》？不可能。作为一部完整的小说，有人说《水浒传》成书于宋代，也有人说是成于元代或明初，这些都是出于明代嘉、万以后一些人之口，可以信，也可以不信。但最晚到嘉靖年间的确有一部小说《水浒传》刊行，是谁都否定不了的。尽管现在所存的所谓“郭勋本”是否真是郭勋在嘉靖年间所印的那个“武定版”，还存在着争议，但郭勋确实印过《水浒传》，成于嘉靖年间的如《百川书志》《宝文堂书目》等都明确记载已有《忠义水浒传》或《水浒传》，有的还注明了是郭勋印的“武定版”。嘉靖年间的一些才子已经高度评价《水浒传》是“《史记》而下，便是此书”。[4]可是在这时候，《金瓶梅》连一点影子也没有。现在有些学者说《金瓶梅》成书于嘉靖年间，都是凭《金瓶梅》中写到过一些似乎是嘉靖年间的人或事，或者引用了嘉靖年间作品中的一些文字而已。这正像现代的作家写唐代的故事或小说中引入了唐代的文字，就能说它是唐代的作品吗？《金瓶梅》这部小说是直到明代万历二十四年，才突然冒出来的。当时一批活跃于文坛的文人都感到十分新鲜，袁中郎读后即问董其昌“《金瓶梅》从何而来”？[5]当时董其昌对中郞的弟弟小修也说：“近有一小说，名《金瓶梅》，极佳。”[6]见多识广的沈德符到十年后还是“恨未得见”，到万历四十一年他将从袁小修那里抄来的书给冯梦龙看时，冯梦龙也“见之惊喜”，即“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沈德符尽管觉得在一个情色作品十分畅销的社会里，“此等书必遂有人板行”，且“一刻则家传户到”，只因恐怕有“坏人心术”之嫌而不敢操办，但小说还是很快在苏州出版了。[7]这些生动的纪录，真实地说明了以《金瓶梅》为名的这样一部小说是在万历二十四年前后才面世的。这就从小说成书出版的时序上证明，只可能后出的《词话》镶嵌先前流行的《水浒传》，决不可能反过来。
再从小说成书的特点来看，《词话》与《水浒传》以及《三国志演义》《西游记》是两类不同的作品。《水浒传》及《三国志演义》《西游记》的成书过程中，都在中途大致形成一个有主要故事与人物的雏型作品，后经过几代人的不断增饰、再创造，使之不断丰富、完美，最后由人写定的过程。这样的作品庶可称之为“世代累积型的集体创作”。而《词话》不一样。在它前面，有的是成熟而流行的《水浒传》和另外一些与《水浒》故事不搭界的形形色色的小说与曲文等，从未有过一种主要写西门庆、潘金莲为故事的雏型作品，更不要说有以“金瓶梅”为名的小说了。说它与《水浒传》并行地从“未写定的祖本即话本或词话系列的原文”而来，纯属臆测，实无一点实证材料。所以，《词话》的成书，完全是由作者独立构思，先设计了情节布局和人物形象的基本蓝图后，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边写作，边镶嵌了嘉、万年间流行的一些不同作品、不同故事中的文字片段，连缀成一部全新的、具有鲜明“镶嵌”特点的个人创作。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水浒传》中写的人物故事都有相当的完整性，比如“武十回”，写武松有一整套的故事，《词话》镶嵌时，只取其需，不及其余，所以那些《水浒》故事等，都被零零碎碎地镶嵌到《词话》中的不同地方了。这是可以理解的。假如反过来，是《水浒传》抄《词话》的话，怎么只抄了打虎、杀嫂等片段，还有其他的武松故事是从哪里来的呢？所以从成书的特点来看，也只可能是《词话》镶嵌了《水浒传》，倒过来是不能想象的。
也正因为《词话》是一部镶嵌型的创作小说，而不是所谓“世代累积型”的小说，所以《词话》也不可能与《水浒传》平行地“都采用它们未写定的祖本即话本或词话系列的原文”，它们之间的相同文字也不可能是在“各自独立”过程中所产生的“重迭”，[8]而只能是抄与被抄的关系，是《词话》抄了《水浒传》。[9]
确定了是《词话》镶嵌《水浒传》，那么镶嵌的是哪一种《水浒传》呢？在《〈忠义水浒传〉与〈金瓶梅词话〉》中，我推定镶嵌的是目前所存各本中文字最为接近《词话》、刊刻的时间也最为接近万历二十四年的、刊于万历十七年的天都外臣序本。现在所见的这部天都外臣序本虽然是康熙年间经石渠阁补页的本子，且在序文最后所署写作年代的一行被书商截掉了半行，因而对于其刊刻时间、序文真伪等问题产生了分歧，但我认为，既然标明了有些是石渠阁补页，说明重印的书商的态度是老实的，且在康熙年间也没有必要用化名来伪造一篇小说序文，有些意见是纯属过度怀疑，更何况有的还夹带着非学术的偏见在内，因此我认为目前所见的天都外臣序本是可用的。但于2001年11月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举办的一次“明代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读到了刘世德先生提交的论文《〈金瓶梅〉与〈水浒传〉：文字的比勘》。[10]这篇论文将《词话》与国家图书馆所藏容与堂甲本与日本内阁文库所藏容与堂乙本同时作了仔细的文字比勘后，发现数例《词话》的文字不同于天都外臣序本而分别与两种容与堂本相同的“反证”，在明确否定《词话》镶嵌天都外臣序本的同时，得出了《词话》的创作年代可以“缩小为万历三十八年之后”，甚至“可以缩小为万历四十年至四十五年左右”的结论。这是因为容与堂甲本印于万历三十八年，其挖改过的容乙本再晚了一二年。恕我直言，这篇文章论证的方法与结论都是欠思量的。《词话》在万历二十四年就在社会上流行了，用两种万历三十八年之后出版的《水浒》来讨论《词话》是抄了它们的，岂非时间会倒流吗？因而其得出的《词话》的“创作年代”在“万历三十八年之后”的结论，也真是属于刘先生所说的《金瓶梅》研究中的“笑学”之类了。至于《词话》之所以会有若干文字同于容与堂本，无非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容与堂本在剞劂时参考了《词话》；另一种则是，在万历二十四年之前另有一种接近天都外臣序本的《水浒》繁本曾是《词话》作者镶嵌时的案上之书，只是我们现在不见其踪影罢了。
后来，又有学者提出《词话》是“出于简本《水浒》”的说法。[11]其主要依据有两点：一是《词话》中有些词语与繁本《水浒》相比明显不通；二是有些词语不见于繁本《水浒》而唯见于简本。为了说明问题，不妨先将其论文中的第一例例证的不同版本作分段对比，见表1。[12]
读完这一段对比文字，特别是每行下面有划线的文字，我想不会有人相信《词话》是镶嵌了简本《水浒》的。凭简本《水浒》大量的阙文，《词话》的镶嵌者有天大的本事，也是无法填补那么多的具体、生动而又与天都外臣序本一模一样的文字来的。这也就是说，首先要看大局，看基本的文字，不能以片言只语来否定基本的面貌。因为这是“镶嵌”，不是照抄，不是翻刻。镶嵌时作者往往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削足适履的，在基本相同的前提下，个别地方有异同，有多少，有创新，有错误，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例如关于老虎“一剪”的描写，《词话》中的文字（见加黑框处）固然不同于繁本，但同时也不同于简本，为什么不同于繁本就认定它不是从繁本而来，而不同于简本就说它是从简本而来呢？作者为什么不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来略作改动，另作描写呢？再看《词话》第1回第4叶正面的这段文字：
这段文字中“这武松听了”一句，的确与上文接不上，因为前面没有人对他说话。但决不能就此简单地否定它镶嵌了繁本的《水浒》。实际上，有关这段五行字的内容，不论是繁本还是简本的《水浒》，都用了远远超过这五行的文字，作了更为细致的描写，就有关榜文的内容也重复出现了两次，其中夹杂着的对话文字又较多较长，《词话》的作者在这里作了大刀阔斧的精简。应该说，它的精简是成功的，用精炼的文字将主要的情节交代清楚了，只是不慎将繁本和简本都写作“看了”的两字写成了“听了”。现在没有能找出它用“听了”的任何版本依据，因而它既不同于繁本，也不同于简本，可能没有任何版本是它的底本，而只能是作者被夹杂着的许多对话搞晕了头，边删边改时造成了一时的笔误。应该说，《词话》在匆忙镶嵌过程中出现的这类错误是不少的。[13]这类错误只能证明它不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而不能证明它是从哪里来的，实际上就是作者在镶嵌过程中的有意的改动或者是无意的错误，对于讨论其从何底本而来是没有意义的。
与上不同，比较值得注意的是，确实有版本依据的、只有简本中有而在繁本中无的文字材料，是可以证明被《词话》镶嵌的确实是简本。但从文章中提供的材料来看，也都是可以讨论的。
1、是否只是在简本中保存着老虎“一扑、一掀、一剪”的文字？显然不是。这里不妨将上文引过的一段文字在这里重新单独再引出来看一看：
很清楚，《词话》的文字恰恰是与天都外臣序本相同，而与简本不同，特别是两种简本都将“一掀”误刻成“一望”，倒是清楚地证明了《词话》镶嵌的是繁本。更不要说在此段文字之前，天都外臣序本与《词话》都写了老虎的“剪”，而简本连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呢。
2、关于“浪浪沧沧”一词是否“源于简本”？也看下面的对比：
从上面对比来看，《词话》的“沧沧”的字形固然是同简本，然而“浪浪”与“沧沧”的搭配顺序却同繁本。在《词话》中，因形近而误的字例，举不胜举。此例怎可说一定是来于简本呢？为什么没有可能是在镶嵌过程中，或者是在传抄、刊刻过程中因形近而将“跄跄”误写、误刻成了“沧沧”呢？
3、关于“四大寇”与“僭称王号”句的问题。《词话》第1回第3叶反面有这样一段文字：“四处反了四大寇。那四大寇：山东宋江，淮西王庆，河北田虎，江南方腊，皆轰州劫县，放火杀人，僭称王号。”本来，“四大寇”的说法，在繁本和简本中都提到，只是论者认为，“僭称王号”的提法只能见于有“王庆、田虎‘僭称王号’之事”的简本之中。的确，在百回天都外臣序本中，是没有“僭称王号”的田虎、王庆的故事，但是也有方腊“僭称王号”之事呀。所以没有田虎、王庆之事，不等于没有“僭称王号”之事，在田虎、王庆之事与“僭称王号”之语之间不存在唯一相联系的关系。更何况，在简本之中，也没有“僭称王号”一语，恕我孤陋寡闻，只在马幼垣先生的《插增本简本水浒传存文辑校》第109回中，看到两种简本写王庆造反时有一言“伪称王号”。“僭称”与“伪称”当然意义可通，但文字毕竟不同。《词话》随手用了一个并不同于简本的“僭称王号”，难道可以作为《词话》必然出之于《水浒》简本的一个“确切的证据”吗？
根据以上分析，我还是坚持《词话》镶嵌的《水浒》，只能是天都外臣序本一类的繁本。
二、“镶嵌”尝试了一次“以俗话为白话”的变革
中国古代所谓“白话小说”的“白话”程度本来是有三六九等的。从长篇来说，《三国志演义》还是半文不白的语言，几乎没有用什么方言俗语。到《水浒传》，其语言基本上是通行的白话，已稍涉一些方言，但总体上并不多。早在1919年，张冥飞在论说古代小说的“文言”与“白话”之区别、“俗语”与“方言”的运用等问题时曾说：“小说以白话为主体。文言小说虽发明在白话之前，其普及社会之功能远不及白话小说。”在认定以口语为基础的白话小说有别于文言小说的前提下，他又认为在口语中有一种“俗话”也不同于一般的“白话”。他所谓的“俗话”，不仅是“通俗”的意思，更主要的含义是指“方言”。这正如他说的：“白话可以普及，俗语多囿于一隅。例如沪上俗话‘阿木林’、‘呒啥’、及其歇后语‘天官赐’、‘猪头三’等非他处之人所能明其意义。”所以他说，“《儿女英雄传》是完全白话，但其中夹杂直隶、山东流行之俗语甚多”，“《金瓶梅》虽是白话体，但其中什九是明朝山东人俗话”。这很清楚，他所说的“俗话”主要是指方言，而“白话”则近乎现在所说的“官话白话”。在这基础上，他梳理中国古代的一些白话小说的用语特点说：《水浒传》是“白话而夹杂以俗话者”，因“其中多采元人当时流行之口吻，如‘干鸟么、干呆么’之类”；到《词话》，则是“以俗话为白话者”，与后来的《红楼梦》以“白话夹杂以文言”、《儿女英雄传》“以官话为白话”都不同，[14]其语言特征是人物语言基本口语化，全书充斥着方言俗语。张冥飞的这些看法，应该说基本能成立的。《金瓶梅》确实能给人以一种近乎“俗语小说”也即“方言小说”的感觉，在小说语言方面尝试了一次革命。这将《词话》镶嵌《水浒传》为例作典型剖析，即可清晰地显示《水浒传》的文字，一经笑笑生的改造，就明显地加强了运用俗语方言的色彩。具体例证见表2。
以上这些例子，都可以清楚地看到《词话》的作者是有意将一些方言俗语添加进去，甚至有时显得叠床架屋，过于累赘了。比如《水浒传》第24回王婆对西门庆说潘金莲家卖的是“拖煎河漏子，热烫温和大辣酥”，这里的“河漏子”或说是蚌类的土语，隐喻女性器；或说是一种流行于山陕等地的面食，其制作的工具与流程可喻女性器及性行为；而“大辣酥”即是大落苏，即长茄子，状如男性器，两句合在一起，当喻性行为。而《词话》在中间又加了“干巴子肉翻包着菜肉匾食饺窝窝”等话，其“干巴子肉”也是指女性器，“饺窝窝”指男性器，这句话也是指性行为。下面的“蛤蜊面”也是喻女性器，与“热荡温和大辣酥”合在一起，也是完整地表示性行为。这几句话一加，不但觉得重复，而且使“河漏子”后面脱空了，使整个句子也费解了。所以当后来的崇祯本《金瓶梅》在整饬词话本的文字时，就删去了不少方言俗语，特别是一些费解的语词。具体例证见表3。[15]
从以上看来，从《水浒传》到《金瓶梅》的词话本，再到《金瓶梅》的崇祯本，实际上也可以大致反映出中国白话小说在明代从用通行的白话到趋向方言化，再回归通用的白话的曲折过程。以后的中国白话小说在总体上也是走通行的白话之路，如《何典》到《海上花列传》这样的方言小说，毕竟是凤毛麟角的。
三、“镶嵌”透露了作者方言的地方特点
镶嵌问题对于作者的研究也大有关系。我们现在不时读到一些学者任意摘录《词话》中的一些词语来证明作者是某某地方的人。殊不知，被摘录的这些词语往往不是《金瓶梅》作者的语言，而是被镶嵌的前人作品中本来就有的词语。这个问题我曾在《〈忠义水浒传〉与〈金瓶梅词话〉》中谈到，在后来的文章中也曾多次提及，但还是常常看到一些学者胡子眉毛一把抓，拿到篮里就是菜，故觉得有必要再补充一些例子来再作说明。具体例证见表4。
以上四例，我作为一个上海人，觉得词话本所添加或修改的几个词，都是吴语所用的方言。
第一例是“磕磕”（kèkè）。《词话》在镶嵌《水浒传》中的打虎情节时，在总体上是尽力压缩文字，以直奔潘金莲与西门庆的偷情故事，但这里却插加了“磕磕”两字。在我家乡上海嘉定的方言中，“磕磕”就是指“恰恰”“正巧”“正好”的意思。在我们的乡音中，实际上是不存在“恰恰”的音声的，有的只是“磕磕”。恕我孤陋寡闻，一时还没有找到其他地区有关“磕磕”的方言记录。
第二例是“腾出手来”的“腾”字。此字在古籍中早就使用，如王禹偁诗：“便似人家养鹦鹉，旧笼腾倒入新笼。”[16]这就是“腾笼换鸟”的意思。近时就有个上海青浦区出身的人提出过一种“腾笼换鸟”经济理论，或许就从这里得到启发。这个“腾”字的意思，一般辞书常简单地解释为“转移”“转换”之类。应该说，这类解释是未得要领的。“腾”在这里首先是腾空的意思，然后再加上转移之义，即是先将此手（或此物、或此空间等）空出，然后转作它用。在这段武松打虎的描写中，就是指武松用左手将老虎按在坑里，空出右手来狠打老虎。这个“腾”字，看来并不是仅为吴语方言所用，具有一定的广泛性，但在我家乡的方言里，这类情况都是用“腾”而不用“偷”之类的字的。
第三例是“吃了一歇”的“一歇”，作为口语，在《水浒传》中可找到多例。如：“林冲又不敢动手，让他过去。又等了一歇，看看天色晚来，又不见一个客人过。”（第11回）“阮小五慌忙去桥边，解了小船，跳在舱里，捉了撶楫，只一撶，三只船厮并着，撶了一歇，早到那个水阁酒店前。”（第15回）这里，就关系到《水浒传》的作者了。我相信《忠义水浒传》的基本作者是“钱塘施耐庵”，他是杭州人而不是苏北等地方的人，所以在小说中出现不少吴语方言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早在上世纪80年代，戴不凡先生首先明确提出《金瓶梅》的作者“当为一吴侬”时，其根据之一，就是“此可于小说中多用吴语词汇一点见之”。应该说，他的眼光是十分敏锐的。可惜的是，他举的一些例子中，有的如“掇”“”“事务”等，[17]都是从《忠义水浒传》中镶嵌来的。这一点，我在1982年发表的《〈忠义水浒传〉与〈金瓶梅词话〉》中就指出了。但这里正可证，从《水浒传》到《金瓶梅》，乃至后来的一些吴语小说，如《海上花列传》第1回说“耐坐一歇”，《市声》第5回说“钱师爷请门房里等一歇”等等中的“一歇”，都是吴方言。
第四例是“合气”。这里的“合”念作“格”，当从“合”来，后又用“阁”字。“合气”的意思是斗气、争吵、闹矛盾等。使用这一词的范围就更为广泛，冀、鲁、中原等地都用。早在元代杂剧中就经常出现，如关汉卿《金钱池》第二折：“只为杜蕊娘他把俺赤心相待，时常与这虔婆合气。”杨显之《潇湘雨》第4折：“我这眼连跳又跳的，想是夫人又来合气了。”《西游记》杨闽斋刊本第26回：“把我们就当汗巾儿一般，一袖子都笼了去，所以阁气。”《醒世姻缘传》第30回：“或与婆婆合气，或与丈夫反目。”《石点头》第3回：“你为何这般光景，莫非与哪个学生合气吗？”但不管怎样，“合气”也在吴语中常用，而在《词话》中出现了二十余次，故也值得注意。
除此之外，《词话》第6回的第1句话也值得一提：“却说西门庆便对胡九说去了。”这里将“何九”写成了“胡九”。“何”“胡”不分，也正是吴语方言的一个特征。当然，这是个例，有可能抄手是吴人而造成的错误，但还是有可能是作者一不小心露出了真相。所以到崇祯本时，就将“便对胡九”四字删去了。
从以上看来，《词话》的作者当为用吴语的人了。那种不分是被镶嵌的底本作者的语词还是《词话》作者在镶嵌过程中所用的语词，都一古脑儿地说成是《词话》作者的语词，肯定是不科学的。因此，在《词话》研究中，我们必须时时注意到这个“镶嵌”的问题。
[1] 黄霖：《〈忠义水浒传〉与〈金瓶梅词话〉》，湖北省《水浒》研究会、《水浒争鸣》编委会主编：《水浒争鸣》第1辑，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82年。
[2] [日]上野惠司：《〈水浒传〉がら〈金瓶梅〉へ——重复部分比较·付书き换え语句索引》，《关西大学中国文学会纪要》，1970年3月号；[日]大内田三郎：《〈水浒传>と〈金瓶梅〉》，《天理大学学报》1973年3月卷24第5期。
[3] 徐朔方：《〈金瓶梅〉成书问题新探》，《论金瓶梅的成书及其它》，济南：齐鲁书社，1988年，第70-71页。
[4] 李开先：《词谑》，路工辑校：《李开先集》，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945页。
[5] 袁宏道：《董思白》，黄霖编：《金瓶梅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27页。
[6] 袁中道：《游居杮录》，黄霖编：《金瓶梅资料汇编》，第229页。
[7]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黄霖编：《金瓶梅资料汇编》，第230页。
[8]徐朔方：《〈金瓶梅〉成书问题新探》，《论金瓶梅的成书及其它》，第70-71页。
[9]另外，我在《〈忠义水浒传〉与〈金瓶梅词话〉》的第二部分例举了四段具体文字的不同，作为“《金瓶梅词话》写定时参考、抄袭《水浒传》的有力证据”，此不赘。
[10]辜美高、黄霖主编：《明代小说面面观：明代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年，第252-269页。此论文又见《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
[11]谈蓓芳：《从〈金瓶梅词话〉与〈水浒〉版本的关系看其成书时间》，《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12]对比表中的“天”，即天都外臣序本《忠义水浒传》，用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水浒全传》本（其底本是天都外臣序本），第23回，第346-347页；“插”，即简本《插增本简本水浒传》，用的是马幼垣辑校的《插增本简本水浒传存文辑校》试行本，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2004年12月印，第93-94页；“评”，即简本《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浒志传评林》，用的是同上马幼垣辑校本；“词”，即《金瓶梅词话》，用的是1933年古佚小说刊行会影印本，第1回，第4叶反面到第6叶正面。下面各书的简称同此。
[13] 关于《词话》镶嵌前人作品时产生的错误问题，可参见拙作《论〈金瓶梅词话〉的“镶嵌”》，《文艺研究》2016年第4期。
[14] 冥飞等：《古今小说评林》，上海：民权出版部，1919年，第4、6、50页。
[15] 崇祯本用1988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影印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
[16] 王禹偁：《量移后自嘲》，《王黄州小畜集》，四川大学古籍所编：《宋集珍本丛刊》第1册，北京：线装书局，2004年，第589页 。
[17] 戴不凡：《小说见闻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37页。
以上文章原载于《学术研究》2020年第5期，文章不代表《学术研究》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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