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儒家修身思想的人性论基础
儒家修身思想作为一个完善的文化体系，是以人性理论为其立论依据和思想基础的。儒家关于人性的讨论历史久远，贯通古今，其人性理论集中在人性善恶、品级及二种人性等问题上。
1．性分善恶。
孔子认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孟子在此基础上对人性的性质进行了厘定，在孟子看来，人性是善的，他说：“人性之善也，犹水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告子上》）人性善的本质是先天的、与生俱来的。孟子从性善论出发，指出人应加强后天修养以使先天的善性得以扩充和发挥。荀子则不同意孟子的性善论，认为人性是恶的，提出了“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的命题。他说：“今人之性，生而离其朴，离其资，必先而丧之。用此观之，然而人之性恶明矣，所谓性善者，不离其朴而美之，不离其资而利之也。”（同上）荀子虽然认为人性是恶的，但是“可化”。他说：“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待礼义然后治。”（同上）“性也者，吾所不能为也，然而可化也。”（《荀子·儒效》）荀子根据性恶论，强调人们应该通过后天的道德修养来改变先天的恶性，“化性起伪”。
汉代扬雄从调和孟、荀人性善恶之争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人之性也，善恶混”（《法言·修身》）的命题。扬雄认为人性之中兼具善恶两种品性，“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同上）扬雄根据善恶相混说，认为应加强后天的修养，以为善人。进入唐代以后，李翱继承和发展了其师韩愈的人性理论，提出了性善情恶的观点。他说：“人之所以为圣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苦、怒、哀、惧、爱、恶、欲七者，皆情之所为也。情既昏，性斯匿矣，非性之过也。”（《复性书》）性是善的根源，情是恶的根源，性无不善，情有善有恶。人之所以有恶乃情所为，情迷乱了性。“情本邪也，妄也，”（同上）所以要“忘情”、“复性，”通过后天修养，恢复、扩充人的善性。
2．性分品级。
汉儒董仲舒的人性理论很具代表性，他提出了“性分三品”的学说。他说：“圣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筲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春秋繁露·实性》）“圣人之性”是上品，纯善无恶；“斗筲之性”是下品，恶而无善；“中民之性”是中品，“待渐于教训而后能为善。”（同上）可见，董仲舒的性三品说注重通过后天的修养和教化使人向善。
宋明理学的先驱韩愈也认为性有三品，他说：“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而已矣。中焉者，可导而上下也。下焉者，恶焉而已矣。”（《原性》）韩愈的性三品说与董仲舒没有本质的区别，同样认为上品人性善而无恶，下品人性恶而无善，中品人性通过后天教化可导善恶。
3．性分二类。
张载首先提出把人性分为两类的观点，他说：“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正蒙·诚明篇》）“天地之性”是天地共同的本性，纯一至善；“气质之性”是气聚为形而后具有的属性，气有清浊之分，故性有善恶之别。所以必须努力做“善反”的修身功夫，变化气质之性，回复到天地之性。宋明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在张载、二程人性论基础上进一步论证和完善了两类人性的理论。他说：“论天地之性则是专指理而言，论气质之性则以理与气杂而言之。”（《朱子语类》卷第四）天命之性是气质之性的本然状态；气质之性则是无命之性受气质熏染发生的转化形态，是对每个人直接发生作用的现实人性。形而上的天地之性是至善的，形而下的气质之性是可善可恶的。人应加强后天的修养，祛除“污染”，修身向善。
二、儒家修身思想的核心和判断标准
儒家的修身思想主要是围绕“仁”来展开的，所谓“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中庸》）孔子就强调：“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可谓仁乎？”（《论语·雍也》）“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论语·阳货》）在孔子看来，博施济众，行恭、宽、信、敏、惠五者于天下，这就是仁德，也是修身思想的核心内容。孟子发挥了孔子的思想，提出了以仁义核心的修身思想。他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孟子·告子上》）“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孟子·离娄上》）人心是仁，人路是义，内心修养达到了仁义境界，仁就会充塞于心中。
进入宋元明清时期，张载、程颢、朱熹、王夫之等人在孔孟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向前发展了以“仁”为核心的修身思想。张载提出了“民胞物与”的泛道德主义，强调以人心之“仁”泛爱天地万物。程颢认为先秦儒家的仁学强调博施济众、克己复礼的道德修养，这还不是“仁”之体，而只是“仁”之用，道德修养应以“仁”之根本为重。明清之际的王夫之说：“‘立人之道，曰仁曰义，’在人之天道也。” （《思问录·内篇》）仁义是圣人之德，人之修身主要是行仁义，不违天道，与天合德。
“仁”是一种主观的道德修养，是一种内在的道德自觉，为仁由己不由人。但是这种主观的道德修养何以可能？孔子认为要达到“为仁”的自觉性，必须把“礼”这种外在的约制，通过“仁”的德性修养，完全变成一种内在的、自觉的道德规范。“礼器，是故大备；”“制礼以节事。”（《礼记·礼器》）礼的功用是用来调节人的行为，使人修养成器，使人完备。要求“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人们的一切行为都要度于礼，立于礼，约之以礼，节之以礼，齐之以礼。这便是达到了仁。孔子要求治理国家是不但要“导之以德，”同时也要“齐之以理。”（《论语·为政》）孔子在教育弟子学习时，虽然首先要“博学于文，”但也要“约之以理。”（《论语·雍也》）在孔子看来，任何修养都必须以“礼”为规范，才能真正修成恰倒好处的德性，不然，这种德性就会转化为偏执的过错了。所以他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论语·泰伯》）荀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将礼看作人们言行的标准，“礼者，节之准也”（《荀子·致士》），礼是“法之大分，类之纲纪”（《荀子·劝学》），礼也是治国之根本，“隆礼重法则过有常”，“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荀子·修身》）。
儒家认为“礼”是衡量一个人修养好坏的唯一标准。“人藏于心，不可测度也。美恶皆在心中，不见其色也。欲一以穷之，舍礼何以哉？”（《礼记·礼运》）一个人修养的好坏、内心的善恶，都只能以“礼”来衡量，除了“礼”，还能用什么呢？《礼记》中还指出夏禹等六君子，“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常，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礼记·礼运》）这是说夏禹等六位国君无不谨慎地以礼行事，按照礼来彰明大义，考察诚信，明察过失，提倡仁爱，讲求辞让，向人们显示做人的常道。
三、儒家修身思想的基本模式和主要内容
儒家十分注重个人的自我修养和道德自律，即“修己”，并以此作为修身的基本模式。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修己功夫做得好，内可以持敬，外可以安人、安百姓。孔子认为，修身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一个人毕生坚持不懈的事情。《中庸》云：“君子不可以不修身”。“修身”乃为“天下国家九经之首。”（《中庸》）只有“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大学》）更何况“治国、平天下”呢。这就是说人只有提高了自己的品德修养，而后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从天子至百姓，一律要把自身的修养作为根本。不修己，就不能整治好家族，甚至不能行于妻子。
孟子从他的“性善论”出发，提出了一整套“尽心”、“求放心”的修己思想。“尽心”就是尽心官能思的特点，去发现、去扩充内心固有的善端。“求放心”就是要力求找回因不能“寡欲”而丧失的“善性”。可见，“尽心”、“求放心”都是讲究人的内心修养，即“修己”。荀子从“性恶论”出发，提出了“化性起伪”的修己方法。他说：“故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荀子?性恶》）强调通过人的主观修养和伦理道德的实践，“起礼义，制法度”，使先天之“恶”变为后天之“善”，从而转化人的“恶”的本性，使之符合道德规范。
成熟于先秦的儒家“修己”思想在汉代、宋明时期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尤以宋明理学家最具代表性。如:二程“损人欲复天理”的思想，朱熹“革尽人欲，复尽天理”的思想，陆九渊“修其本心、存心去欲”的思想，王守仁“去人欲，存天理”的思想。这些思想无不强调自我修养和道德自律的重要性。具体地说，儒家修身思想的内容主要体现在内心修养和道德践履两个方面，具体包括“博学”、“正己”、“尚义”、“中和”、“多思”、“慎独”、“重节”、“重行”等方面。
一是“博学”。《论语》首句即为“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孔子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孔子所讲的学，是要求学好礼节，方能立身做人。否则，仁、智、勇、直、刚等品格就要流入弊端。孔子认为人要上进，就必须博学，做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论语?述而》）孔子还提出了“学而优则仕”的主张，“使之四方，不辱君命。”假如一个人“授之以政，不达；使之四方，不能专对”，（《论语·子路》）就不能为官。孟子提出了“先富后教”的思想。他认为民众富裕之后，还要“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孟子·离娄上》）教化人民，目的是使民众从内心“明人伦”，只要“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孟子·滕文公上》）政局自当安定，人心自当安宁，社会自当和谐，百姓自当乐业。
二是“正己”。《大学》云：“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心正而后身修。”孔子主张为政者要“正己正人”，以身作则，为民众作出表率。他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他还认为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孟子发展了这一思想，他说“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孟子·离娄下》）孟子甚至说“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孟子·尽心下》）自己无好的德行，虽在家庭妻子儿女之间，也是行不通的。
三是“尚义”。孔子提出了“义以为上”、“仁者安仁”的道德至上论。他说“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好仁者无以尚之”（《论语·里仁》），认为道德是至上的。孔子还说：“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论语·里仁》），仁者不以仁为手段，而以仁为目的，仁德具有最高价值。汉儒董仲舒提出的“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命题受到了后来儒家的高度赞扬。儒家还认为在安仁、利仁的情况下，仁与生并无矛盾。但在一定条件下，生与仁不能两全，便应牺牲生命以实现仁德，这就达到了道德的最高境界。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孟子?公孙丑下》），主张人为了道德理想可以牺牲个人的生命。一个人如果坚持“义以为上”，做到“行义以达其道，”（《论语·季氏》）就可以称得上“君子”了。这个要求不仅仅是义利的偏重取舍问题，还是一种修养工夫和修身之道。
四是“中和”。在儒家学说里，“中庸”与“中和”是同一概念，“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中庸之道是天下之大道，既是天地之道，亦是为人之道，是宇宙间最高的道德法则。“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公冶长》）同时，“中庸”又是一种理性的态度和方法。“执其两端而用其中”、“过犹不及”，强调性情修养应处于不偏不倚、不乖戾的状态，这是君子应有的品德。儒家特别重视“人和”，即人际关系的和谐，缓和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以达到和谐相处。孔子弟子有若说“理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
五是“多思”。孔子说：“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论语·子张》）这里所说的“思”，即思考、反思，是一种内省的修养办法，思的作用在于反省自己的视听言行是否符合道德规范。他还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述而》）如果发现有不符合“礼”的言行，就要“知耻改过”。“过，则勿惮改，”（《论语?学而》）人有了过失，不可畏难而不改；“过而不改，是谓过矣”；（《论语?卫灵公》）有了过及时改正，便是无过；有过而不改，便真正成为过了。
六是“慎独”。儒家主张为人应该谨慎，在无人监督时切不可放松道德要求。《中庸》云：“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儒家认为有德行的人应该在别人眼看不到的地方，也是谨慎检点；在别人耳听不到的地方，也是倍加小心。没有比在幽暗之中、细微之处更为显明的。所以一个人独处时更要小心翼翼地按道德规范行事，这是一个人修养的重要方面。
七是“重节”。儒家重视人的气节，强调人应该有“苦其心志”、“威武不屈”、“独善其身”的奋斗精神和豪迈气节。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儒家还认为做人要有独立的人格意志，要讲志气，要有气节。孔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孟子认为人要有大丈夫气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修身应在顺境中不腐败，逆境中不动摇，穷乏时要修好自己的善性，显达时要把这种善性扩展到天下，坚持大丈夫的气节，动心忍性，不畏贫贱，不屈威武，不可夺志。
八是“重行”。孔子认为君子应该“敏于事而慎于言，”（《论语?学而》）“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为政》）荀子说：“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荀子?儒效》）学与行相比较，行更为重要。儒家文化中所说的“行”，主要是从道德修养方面来讲，是一种道德践履活动。他认为人应该言行一致，身体力行，不尚空谈。看一个人，也要“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看他的行为是否符合道德标准。由于“行”是一种道德践履活动，所以重“行”也就自然而然成了修身的重要内容和方法。
四、儒家修身思想的最高精神境界
儒家修身思想是以“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的思想为出发点，以立“圣人之德”（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为修身目标，圣人的仁德是修身所追求的最高精神境界。
孔子认为恭、宽、信、敏、惠是圣人之仁德，这种仁德是人之修养所要达到的理想境界。达到了仁的境界，不仅能够自身把持仁的高尚品德，而且对他人也能以仁为准则。孟子认为仁义是圣人之德，内心修养应该达到仁义的精神境界，无论事亲还是人伦、为人还是处事，都会体现仁义的要求，达到理想的境界。
宋明理学家张载、程颢在继承先秦儒家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精神境界理论。张载认为人应该胸怀天下，“视天下无一物非我。”他说：“圣者，至诚得天之谓；”（《正蒙?太和篇》）“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存，吾顺事。没，吾宁也。”（《西铭》）天地是我的父母，民众是我的同胞，万物是我的朋友。宇宙间的一切无不与自己有直接的联系，一切道德活动都是个体应当实现的义务。人的修养达到了“至诚得天”、“民胞物与”的境界，就能体会到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境界，也就是“民胞物与”的圣人精神境界。
程颢在天人合一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仁者与物同体”的精神境界理论。他说:“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二上）他认为天与人是合而为一的，自己与宇宙万物是一个整体。人的修养如果超越了个体的小我，达到了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也就达到了圣人的精神境界。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在天人合一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人道本于天道、人道与天道合一的思想，他认为人的修养就是行仁义达到尽人道而合天道的境界，也就是圣人的精神境界。
总之，儒家文化中的修身思想内容丰富，博大精深，具有可批判吸取的丰富养料，其中的优秀传统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过程中都应该大力提倡和弘扬。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召唤下，历史悠久的修身文化必将重新焕发勃勃生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