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的中文译本分三册。其上册含“历史形态”、“文明的起源”、“文明的成长”三部；其中册含“文明的衰落”、“文明的解体”两部；其下册含“大一统国家”、“大一统教会”、“英雄时代”、“文明在空间中的接触”、“文明在时间上的接触”、“为什么研究历史？”六部。
其中，“文明的起源”、“文明的成长”、“文明的衰落”、“文明的解体”四个部分几乎占据了全篇章的三分之二，四部分事实上是把文明作为一个生命体来考察的，这是《历史研究》的主题。
第一部的“历史形态”仅仅只是为这种研究的规定性做了一个说明；“大一统国家”、“大一统教会”、“英雄时代”三部分所讨论的是历史中出现的典型现象；“文明在空间中的接触”、“文明在时间上的接触”则把近代哲学上的发现应用于历史这一学科；而“为什么研究历史？”的自问则在于汤因比的自答，籍以说明对于历史研究的价值的认识。
《历史研究》有着鲜明的五个特点：
1、汤因比摒弃了西方史学的传统分期，更重要的是他的演绎冲破了国家、时代的界限，他反对把民族国家当作历史研究的基本单位，而应当从文明的角度去考察历史。汤因比认为，文明是指有一定的时间与空间的某一群人类所构成的社会整体，这个整体包括若干同样类型的国家，因此，他以“文明”作为研究对象――社会形态的单位。
2、汤因比笔下的世界陈列着31种文明的起源、发展和衰落的形态，包括26个依然活着的和5个已经僵化了的文明，在他的研究中有一个充满生气的“文明”大森林，而不是宁静的贮木场，如是：
西方基督教文明、东正教文明、伊朗文明、阿拉伯文明、印度文明、远东文明、古希腊文明、古叙利亚文明、古印度文明、古中国文明、米诺斯文明、苏美尔文明、赫梯文明、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安第斯文明、墨西哥文明、于加丹文明和玛雅文明等等形态是活的；
波斯尼亚文明、爱斯基摩文明、游牧文明、奥斯曼文明和斯巴达文明等等形态是死的。
3、汤因比考察了各类文明在时间和空间中的碰撞、接触和融合，这种考察是一类比较与分析。每一种文明都有自己的倾向，古希腊文明倾向于美学，古印度文明倾向于宗教，古中国文明倾向于伦理道德；而这三个文明都有一个共同，即对善的追求。在各个文明的互动中，汤因比企图从个性中寻找共性，从分裂中找到统一，他希望和平，而和平的基础只能是共识与统一。
4、汤因比认为各个文明都要经历起源、生长、衰落和解体四个阶段，是一个生命兴亡的过程，也证明了文明是一个生命体，历史不是一类终将走向尘封的记录。
5、汤因比认为挑战和应战是文明发展的动力，正是这一个动力让灰尘中的史料活了起来，他的历史学有了灵魂。
阿诺德－汤因比生于1889年，卒于1975年；《历史研究》第一卷于1934年问世，最后一卷（第12卷）于1961年出版。从这个时间的排列当然能够看出汤因比几乎把自己最美好的时光都献给了《历史研究》，他和他的那一时代献身于人类文明的学者们一样，他们的精神令人敬仰。汤因比和他的《历史研究》共构一曲生命的颂歌。
一、关于历史研究
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是在说明，无论是时间的连续性，空间的关联性，还是人类社会的现实需要，从整体视角与宏观视野以研究历史都是必要的。汤因比把他的《历史研究》落实于三大方面：关于文化形态学；关于文明的生命；研究历史的意义。
在文化形态中，汤因比超越政治的概念，置国家藩篱于无，而只着眼于人群的个性与共性；汤因比在历史思想的相对性中寻觅文化演变的路径、而历史研究的领域就在这一路径的周围，对人类其它事物的研究仅仅只是范围的伸缩。
有关历史思想的相对性我们可以这样认识：无论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历史研究都同其他社会活动一样，受到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战具主导地位的思想倾向的控制。一种是经济体制一种是政治体制，而这种控制是相对的。其实史学家们的思想也是相对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又是不断变化的。史学家们的见解与行为也会发生变化，这一点是相通的。这就要求我们在认识历史、研究历史时，既要把历史放在当时时间段中去考虑，也要从现今的角度对历史进行重新的认识与解释。我们也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历史。
在历史研究的领域中也主张从整体上从宏观上进行研究。一般历史自然要依赖各种力量的作用，但这些力量不只是国内的力量，它们有着更为广泛的来源。哪一个国家的历史都不可能进行孤立的研究，我们必须用某种较之国家范围更大的共同体作为我们的研究领域。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我们对任何事物所做的任何定义，要考虑到主观和客观的双重性，考虑到主客观之间真正的关系是什么的问题。
从文明的角度来说，一个文明仅仅是一个相对意义上的“可认知的研究领域”，分为看得见的文明和看不见的文明。艺术作品只是文明的体现而非文明本身。
从技术变革的角度来说，技术变革既是社会变革的结果又是社会变革的原因。任何模式的结构始终是实验性的是暂时的，这就要求我们从一个更广的范围内寻找一个共同的东西作为我们的研究领域。而在希腊模式和中国模式中就找到了这样一个共同的东西。
在希腊历史初期便发现文化统一与政治分裂相结合的特点，看起来是很普遍的现象。希腊模式中具有重要意义的结构成分是由分裂到统一的革命性变革，这是一连串破坏性更大的战争的产物，这些战争在政治统一实现之前已把文明拖入凄惨的境地。
而中国是在战国时期诸侯大混战、群雄并起的混乱时期结束后的秦与汉时出现一统天下。这一共同的方面在希腊模式中还体现在基督教的传播方面。基督教的灵感来自不同的文明，它很轻易地击败了自称为源自本土文明的反教会势力，在该文明的领地上成功地建立起了教会组织。获胜的教会不仅使它所在的世界入侵者改变了信仰。在中国模式中表现为蒙古族、满族入侵、征服汉族地区，建立起大一统的国家，而后又被汉族文化所同化。
第二部分文明的起源、成长、衰落、解体。在这一部分汤因比运用大量的事例、图画对文明起源、成长、衰落、解体的原因、事例做了深入地阐述。文明知识汤因比历史研究的单位。在明确划定的单位及考察了前文明的各个社会之后，他试图从希腊史、中国史、犹太史的过程中抽出线索，以便为文明史构建起一种“模式”。
第三部分为什么研究历史。在这一部分里考察了历史思考的性质以及解释历史现象的主要流派。这种研究所依据的是历史学家的工作，是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感情以及他们把这些思想感情与其同胞进行交流的活动。
这就要求历史学家和其他的人类世界观察家一样，必须做到让人能够理解事实，要求他们不断地对什么是真的、什么是有意义的做判断。所以汤因比在这一部分考察了历史学家从事发现和解释工作的动力——主要是好奇心。好奇心是人类特有的一种冲动，不仅仅是一种智力活动，也是人类的一种必要的追求。
通过使人的意志与最终的真实达成和谐。一个脑力工作者有一种不能遏制的和永不消退的好奇心就能无坚不摧。事实上这也是历史学家们所必须具备地，历史研究领域的现实也证明了这一点。特洛伊历史的发现者和挖掘者亨利、施里曼就是因为一本书上的一幅插图而唤起了好奇心。
总之，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就是将人类史当作一个整体来加以考察，发现其中地独特之处。
一、关于历史研究
为什么要从整体上研究历史呢？
两个原因：
其一、汤因比认为这是“现实需要”
汤因比认为这是“现实需要”。由于技术上日新月异的进步，人类逐步消除了在空间上的距离，但这并没有给人类带来“天下一家”的和谐状态。汤因比在有生之年（1889-1975）曾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惨烈的两次世界大战，他不仅看到战争给人类文明造成的巨大破坏，而且深感人类的相互残杀给后世带来的紧张、不安、沮丧和暴力正将人类推向自我毁灭的危险境地。
其二、汤因比认为“我们必须相互熟识。”
相互熟识的目的是为了避免误解、误判，尤其是为避免因误判而发生的战争。在现代信息化的时代，人类的相互了解越来越迅速，也越来越深入，例如中国的经济进步引导了西太平洋经济圈的崛起，而欧洲的衰落引发了大西洋经济圈的消沉。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美、欧从中国的东西两个方向向中国靠拢。
以德国为先锋的欧洲力量与中国建立了以技术和市场为双要素的“特殊关系”，而美国也快马加鞭进入向东亚转移的大战略。但是两个方向产生的效应却完全不同，如果说德国人以一种接近平等互利的方式赢得中国人的青照；而美国自以为挟华盛顿母而足以自重，却因此遭遇了中国的白眼。
就在德国人以半个内阁与中国领导们为当前利益和未来前程谋划的时候，美国人却遭遇中国人中国人的三个难题：远程导弹试射；宣布GDP下降；对美国掀起的岛屿争端抱一种冷静、蔑视但是愈来愈强硬的态度。现代的资讯正在促使美国人思考，美国的新全球战略是不是又错了--毕竟这是殖民时代的方式。
“为此，我们必须相互熟识，这意味着我们需要逐步熟悉彼此的历史，因为人类并非仅仅生存于直接的现在。”
正是出于这种对人类文明的深切忧虑和对人类文明的无限希望，汤因比怀着一颗“好奇心”和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其杰出的智慧、孜孜不倦的热情，为我们这个时代及后世留下了这笔精神财富。
三、走近中华文化
上海人民出版社此次出版的一卷本《历史研究》（修订插图本）与十二卷本以及D·C·索麦维尔的节录本（上海人民出版社曾出过三卷中译本）相比，篇幅当然小了很多，更加易读，这大大方便了读者。另外，虽说也是一部节录本，但与索麦维尔的版本不同，这一版本不仅是汤因比亲自修改完成的，而且保留了大部分支撑其观点的历史例证以及更多的细节。
汤因比视野极其开阔，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全球视野。有趣的是，汤因比写这本书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没开始呢。在那个时代汤因比就已经具备了这样宏观的历史眼界。
不是一本简单的讲历史的书，这是一本借助全人类现有历史作题材思考人类命运的书，是一本思考人类未来的书。
汤因比思考人类历史和未来命运的一个基本单位是文明。这是一个视角很独特的着眼点。也是一个最近几年来越来越受到重视的着眼点。亨廷顿的名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也是以文明为单位来审视历史并预测未来。
这种以文明为单位思考历史问题的方法论通常被称为文明形态史观。
汤因比把世界主要国家按照文明进行了划分，然后根据每一个文明的起源、成长、衰落、解体过程思考了文明的共性规律。把这个世界上先后存在过的所有人类文明归结为30余种文明形态，其中有七种独立文明和其他从属于这些独立文明的卫星文明。
并根据这些文明的共同特征归纳了三个主要模式，
分别是希腊模式（文化统一，政治分裂的模式）、中国模式（统一为主夹杂分裂的大一统模式）和犹太模式（有可辨识的统一文化却没有政治实体的离散型模式）。
汤因比断言，多数文明的早期历史比较符合希腊模式，而文明的晚期则比较符合中国模式。犹太模式则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文明模式。由此汤因比建立了一个“希腊-中国”式的文明模型。
两个结论：
其一、否定西方文化中心论
西方文化中心论主张“文化”有优劣之分，因而往往站在西方文化本位的立场，甚至从文化优劣论走向种族优劣论。法西斯主义以种族优秀为理论的“雅利安史观”与日本以天皇为中心的“皇国史观”即为其典型。
随着考古的发现，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历史得以再现，从而使这些地方的文明“可以同其他地方的文明并列”。另外，东亚地区各个时期社会经济史，特别是中华文明也成为汤因比关注的焦点之一。
在思考文明起源这个问题的时候，汤因比首先否定了种族主义的种族决定论观点，得出一个结论文明的起源与种族无关。这种看待历史和各个文明的宽广视野，自然不同于那些将整个人类历史仅仅看作西方历史的狭隘偏见。
晚年的汤因比对中国的未来寄予了深切的期望：中国有可能自觉地把西方思想与传统文化熔为一炉，“如果这种有意识、有节制地进行的恰当融合取得成功，其结果可能为文明的人类提供一个全新的文化起点”。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一书中采用的这种“大历史”的宏观叙述手法，是对二十世纪伴随着工业化进程而发展的史学界分工日益细化的回应。在本书的第一章“历史思想的相对性”中，汤因比集中阐明了这样的观点：
“历史思想，深受思想者所处社会环境中的主导体制的影响。”由于各个文明所处的环境不同，那种试图在历史文献的故纸堆中发现人类历史整齐划一轮廓的努力，只能是徒劳的。
汤因比的历史观已经在有意识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尽可能规避国家情感在历史写作中的影响，尽管我们仍然能在其行文中看到一点点西方中心主义的些微影响。作为一个西方历史学家，在西方文明仍然如日中天的时代里有这样的意识这是一种相当了不起的进步。
汤因比不仅从时间的纵向层次考察了人类历史，而且还在各个文明地理分布的横向层面保持了“一种公允的、平衡的全球观点”。汤因比指出：
“我们必须抛弃自己的幻觉，即某个特定的国家、文明和宗教，因恰好属于我们自身，便把它当成中心并以为它比其他文明要优越。”
其二、挑战-应战模式
汤因比闻名遐迩的挑战-应战模式贯穿全书并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他认为越是艰苦的环境越能锤炼出文明的火花。这是此前的很多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相反的结论。此前的很多哲学家认为文明应该出现在条件优越的环境下，因为环境优越，才有闲暇时间进行文明的探索。汤因比的这个结论比简单的闲暇产生文明前进了一大步。
汤因比思考文明的主要目的还在于思考文明的衰落，藉以思考未来的人类命运。汤因比看来，文明一旦衰落，通常会有三种出路：
大一统帝国、大一统教会和蛮族的英雄时代。
大一统帝国是汤因比着力批判的一种形式，他认为大一统帝国是一种很坏的东西，是寒冬来临前的小阳春，能够扼杀文明的创造力。
但汤因比赞扬了大一统教会，尽管承认宗教存在问题，但汤因比对于产生一个高级宗教颇有信心。他相信随着文明的不断衰落，宗教的战车却可以不断挺进，因为宗教是一种精神活动。
至于蛮族的英雄时代，汤因比同样报之以鄙视，他相信蛮族本身是有活力的，但是一旦他们成功的击败了更先进的文明，就会马上腐化变质，道德败坏。甚至比他们征服的文明退化的还要迅速。
汤因比采用了文明模式来研究历史，他十分重视中国文明，在他的系统中，就有中国模式和希腊模式，首先他谈到了中国统一文字的问题。
在中华世界，秦始皇用一种特有的激烈方式解决语言问题。这位中华大一统国家的开创者把自己发祥地秦国的官方汉字字体规定为惟一通用的文字，从而成功地遏制住战国群雄各自发展本地文字的倾向（那些地方性文字外人只能看懂一部分）。因为汉字是表意文字，不是拼音文字，秦始皇的功绩就是使中华社会有了统一的视觉语言。哪怕口头语言分裂成相互听不懂的方言，但这种统一的文字使士大夫阶层有了一个共同交流的手段。但是，如果中华世界没有其他既有助于文字统一、也有助于口语统一的因素起作用，这种“书同文”也不能使中华世界摆脱各种语言不能通的悲惨局面。
仍然从秦始皇时代出发，汤因比谈到了国家统治思想对经济的影响。他认为，在中国，地方诸侯国秦国于公元前221年战胜了自己的最后竞争者首次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国家。它在公元前4世纪系统地革新了社会经济结构，目的在于提高人们的生产力，将增加的产品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这使秦国在各竞争对手当中露出头角。但同样具有意义的是，当这个统一国家的奠基人秦始皇将统治扩及整个中国时，引起了剧烈的反抗。秦始皇死后，秦朝的统治很快被推翻，无论是他本人还是哲学上的“法家”（其理论曾是秦政权行事的依据）流派，都受到后来确立的中国传统的排斥。由汉武帝正式尊崇并直到1911年断断续续保持其垄断地位的哲学流派不是法家思想，而是儒家思想。儒学虽然懂得水利对农业和交通的价值，但对农业之外的经济事业不感兴趣。
这种经济结构的缺陷不仅可以用来解释中国这样的统一国家不断崩溃的事，而且也适用于其他建立在同样的经济和社会基础之上的国家。譬如，它可以解释埃及古王国的覆灭，可解释公元5世纪罗马帝国的统治在其西部行省的垮台，可解释在同一地区的罗马帝国化身———加洛林王朝于9世纪的崩溃，以及11世纪在安纳托利亚的罗马帝国化身———拜占庭帝国的覆亡。所有这四个案例都发生在与中国相对的旧世界的另一端，这些统一国家的经济基础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农业。
汤因比极大地赞扬了中国自公元前221年政治统一以来的史实，并且认为从汉代上溯到中华文明的初起时期，中国史的结构类似于希腊模式。中国最初拥有清晰的历史记载的时间，不早于公元前9世纪或者公元前8世纪。在这个时期，中国是以地方列国政治分立的局面出现的，秦汉王朝最终实现的政治统一，则是列国之间旷日持久的痛苦战争的结果。但在公元前221年政治统一之前，中国早已实现了文化统一。
在这方面，中国最伟大、最富创造性的思想文化运动发生在兵连祸结的春秋战国时代，即完成政治统一前。这是包括孔子在内的几乎所有中国哲学学派奠基人所在的时代，儒学最终被推崇为经典。孔子是位保守主义者，他从未梦想过中国会实现有效的政治统一。秦始皇的事业或许让他震惊，汉高祖刘邦修复统一一事也不见得会使他多么高兴。
孔夫子如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视政治分立为正常现象。中国早期史的这种可靠的构成，包括政治分裂与思想文化成就的共时性，与早期希腊史的结构雷同，完全不同于接踵而来的中国历史形态，其思想僵化和政治统一的轮廓不断被非正常与暂时的分裂动乱所打断。
只局限于规定的时间范围之内。他清楚地意识到：
1、有史可载的历史是短暂的
与整个人类发展过程相比较，有史可载的历史是极其短暂的。农业、家畜驯养、陶器制作和纺织技术仅有一万年左右的历史，而文明存在的时间充其量也不过5000年。人们所了解的大部分人类史其实都处在相对近的时代。
2、放弃西方文化中心说
汤因比从时间的纵向层次考察人类历史，也从文明的地理分布的横向层面保持了“一种公允的、平衡的全球观点”。汤因比指出：
“我们必须抛弃自己的幻觉，即某个特定的国家、文明和宗教，因恰好属于我们自身，便把它当成中心并以为它比其他文明要优越。”
史学家必须采用全面的、公允的、平衡的全球观点，必须抛弃以前那种错误的中心优越观点。
汤因比晚年最向往的是中国，中国人常常为因此激动，其实这其中仍然有误解，当年日本的池田大作问汤因比：“您愿意出生在哪个国家？”汤因比面带笑容说：“公元一世纪佛教已传入时的中国新疆。”也就是说，汤因比向往的是一类融合，不仅仅反向希腊文明、犹太文明，也反向佛教文明，而中华文明的重要就在于它的和谐的意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促使了汤因比认识到全面研究历史的理由，必须寻找共识。
在1972年简编本的自序中，汤因比写到：
“我在世上活得越久，我对恶毒地夺走这些人生命的行为便越发悲痛和愤慨。我不愿我的子孙后代再遭受同样的命运。这种对人类犯下的疯狂罪行对我提出了挑战，我写这部书便是对这种挑战的反应之一。”
目睹了两次世界大战。汤因比庆幸自己“生在这样一个混乱时期”，种种事变推动着他“关心时事演变所提出的每一个历史之谜”，他籍自己的历史知识以思考文明的发展趋势。
4、为了共同，从整体上研究历史。
从整体上研究历史，汤因比认为这是“现实需要”。现代社会人类逐渐融入地球村，但猜疑和冲突并破坏了“天下一家”的憧憬。汤因比看到战争对文明的巨大破坏，相互残杀给世界带来紧张、不安、沮丧和暴力，人类处于自我毁灭的境地。
世界历史是一个整体。“如果这种有意识、有节制地进行的恰当融合取得成功，其结果可能为文明的人类提供一个全新的文化起点。”
5、各种文化形态中的人们应该相互了解
汤因比说：“为此，我们必须相互熟识，这意味着我们需要逐步熟悉彼此的历史，因为人类并非仅仅生存于直接的现在。”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一书中采用的这种“大历史”的宏观叙述手法，是对20世纪伴随着工业化进程而发展的史学界分工日益细化的回应。汤因比敦促人们考察过去，以求获得对当今世界的更高的洞察力。表现了这位伟大的历史学家深刻的社会批判意识和对现实生活的积极介入。
由于汤因比创立了独特的历史哲学思想以及《历史研究》在全世界的发行，西方学者称他为“我们时代最杰出的智者”，与爱因斯坦、罗素等人并列，在当今学术界占有重要地位。
亨利·格鲁尔德在《二十世纪代表性人物》中评价：“不论世人对汤因比的理论反应如何，我们必须承认，他的思想照亮了庞大的历史。而且以若干理论、事实以及同代伟大诗人的直觉，支撑了整个历史。”阅读《历史研究》，在钦佩汤因比渊博的学识和精彩的分析之余，我们可以徜徉在令人着迷的历史海洋之中，不仅吸取知识，丰富思想，而且能充分获得思考带来的快乐。
第七章《希腊模式与中国模式》
公元751年，在法兰克—今天的法、德两国的土地上出现了加洛林王朝，经过二代人的连年征战加洛林王朝控制了西欧大部分地区，罗马教皇为之加冕，史称查理大帝。法兰克人认为王朝继承自罗马帝国，故以神圣罗马帝名之。
汤因比因此将其比拟于始于秦汉的中国王朝，称其为大一统国家――即包括文化统一与政治统一，并且把这些大一统政权的崩溃归因于“经济结构的缺陷”，是政府腐败与蛮族犯境压力逐渐增大带来的财政负担与生产率停滞之间的矛盾。汤因比因此认为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率持续提高代表了未来人类大同的前景。
在20世纪的40－70年代，两次世界大战的负面影响逐渐消弭，而人们对和平的祈求成为共识，于是形成了有机联合的欧共体，欧洲统一的前景似乎可见。“统一失败”的前景——核战争与文明的毁灭——也空前可怕与真实。
根据汤因比的经典说法，原有主要矛盾的消失应当阻止大一统国家的崩溃，并促进大一统国家的形成，但是从近年来看，这似乎是一种“迷梦”。苏联已经崩溃，欧盟也处在危机之中，尤其是欧盟这样一个由非军事化的民主国家组成的政府；几十年间，潮流已经逆转，很少有人在严肃的谈世界大同，更别说有人愿意将其付诸实践。这是一个分立的时代，但是却并非乱世，这是一个不同于汤因比所说的“中间期”的时代。
即使汤因比的洞见是真实的，即人类在想着大同前进，他所提出的原因也应该大幅修正，财政负担与停滞生产率的矛盾也似乎与大一统国家并没有很强的联系，并不能用来专门说明大一统国家的问题。
《历史研究》的完成基于两方面的原因：史学发展的内在要求；世界大战带来的冲击。
19世纪是历史学的世纪，正是在这个时代，史学脱离文学和哲学，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学科，形成了自己的方法。但这又是一个“幼稚”的时代——它标榜客观，公正，超然，以至于排斥一切理论，尤其是历史哲学，却没有意识到，他们从自己身上和所处的时代继承下来了一整套偏见，而对理论的排斥却导致他们沉溺于对“科学方法”的崇拜，而对这些茫然无知，直到随着沿着这条思路的研究不断推进的过程中，史学家们才不得不回过头来考虑当初被抛弃的价值问题。
兰克是近代史学的大宗师，他有才华，勤奋，长寿，更重要的是，通过建立研讨班为德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培养了至少三代史学家，几乎在半个世纪间垄断了史学界。正是他开创了对史料进行批判性运用的原则，“按世界之所是描述这个世界”这句口号奠定了传统史学的基调。
在兰克周围不久就形成了一个学派，随着研究的推进，他庞杂而暧昧思想中的不同部分开始分化，潜藏的偏见日益明显。兰克身上的两种精神：客观主义与爱国主义，走上了不同的轨道。前者成就了一大批伟大的工程师，将自己的全副精力投入到考究细节的工作中，却不知这样做的意义——在兰克这样的先驱者身上，考究细节除了事实本身之外，也是有充分的意义的，主要是爱国主义鼓舞下为德意志文化寻根。
考据派们的工作成果大多结晶在无数文献汇编之中，其中称得上“大师”的不多。而另一翼，作为兰克学派异端的普鲁士学派倒不乏重量级人物。这基本上是一个政治学派，有明确的纲领：为普鲁士王国统一德国的努力提供扎实的理论依据。他们的努力不能说不成功。他们对“批判”方法的应用很纯熟，但行文和结论却很难用公正来形容。他们自己也供认不讳，正如领军人物之一特赖齐克所说，“天啊！我的血太热了，当不了历史学家！”这种政治-学术联盟一直持续到1914年一战爆发。
就这样，兰克的“和谐”烟消云散了，能够流传后世的大师不复出现，但是史学本身得到了推进，人们对历史的了解空前提高——尽管颇为狭隘。近代史学的传统在19世纪逐渐走向整个欧洲，在世纪中叶来到了法国，在中后期来到了英国，产生了阿克顿勋爵这样的史学家，而且英国的工业化也创造了一股新的史学形式——集体著史。这就是汤因比在第一章中所说的工业化背景。这股风潮也许与“工业化”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但它们的精神确实是不乏相似之处的。
汤因比是这股潮流的一位领袖人物，但同时，他身上仍然有着他自己反对的某些特质，在此仅举一点：他对“单位”的执着。他在第一章末尾问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在新的时代，西方史学家所能找到的、可被认识的研究领域是什么？”，第二个是“是否有某种绝对的、不只同特定史学家的特定社会环境有关的历史研究的明确领域”。面对着“民族”已经不适于担任合理的研究单位的现实下，他选择的是寻找一个更合理的研究单位，而不是去讨论将历史划分成若干单位是否是合适的做法。这种方法与19世纪流行的划分单位方法——这种方法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自然科学，尤其是生物分类的——在出发点上如出一辙，只是他开始考虑为这种行为找到一个更好的标准了，他的地位有点像生物学中的林奈。从这一点来看，汤因比对19世纪史学的批判远没有触及灵魂，而更多是将其精细化了，在他的视野中，历史仍然只有在被合理的分成若干独立的单元之后才能够被理解，他是在科学化的道路上走的更远更坚实，而非另辟蹊径。
但这并不妨碍《历史研究》是一部迷人的作品，汤因比良好的历史感与蓬勃的想象力在这本书中得到了充分展现。另外，撇开他可能略显偏颇的论点，这部著作身上体现的是一个身处新旧时代交界，渴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新时代提供新解释，新动力的学者的灵魂，从中我们可能获得的远不止于他的观点和知识，更在于他实施自己宏愿的思想脉络。我坚信，随着逐渐理解这本巨著，我们能从中获得许多有益的，具有实践和思辨意义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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