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早期的海洋文化及其产生

我国很早就产生了海洋文化，它丰富了农业文明。夏商时期的海洋文化表现为出现了朦胧的海洋意识、海神崇拜以及早期的海洋旅游行为和以海岛为避难所，表现为开发了近海的海洋资源，有了一定的航海能力。它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还对后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士说过，“中国人被称为不善于航海的民族，那是大错特错了。他们在航海技术上的发展随处可见。”这是外国学者对我国古代航海技术的充分肯定。这些成就的取得，无疑是长期发展的结果。实际上，我国的原始先民不仅在航海技术上有了很大的发展，而且在对海洋的其他认识方面也相当深刻，无论是海洋信仰，还是海洋资源开发、海洋交通等，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从而形成了较为丰富的海洋文化。

我国早期的海洋文化及其产生

　　海洋文化是与内陆文化相对而言的。凡是人们缘于海洋而生成的认识、思想、观念、心态，以及在开发利用海洋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精神成果和物质成果的总和均可视为海洋文化。历史上不同时期和不同区域有着不同内容的海洋文化。回溯我国历史上的夏商时期，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有着较为丰富的海洋文化，而在此以前的长时段内，则是海洋文化刚刚萌生的初始。

　　我国有着漫长的海岸线，这就使得近海的原始先民能够接受自然的恩赐而与海洋发生不同的关系。其中就包括他们的滨海活动、对海洋资源的认识和利用以及对海洋艺术品进行加工等内容。从其滨海活动来看，现代考古学证明，石器时代中国沿海地区已经有了人类活动的痕迹。就其活动开始时间而言，从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就已经开始注意海洋资源的开发。就其活动范围来说，从辽宁的长山群岛、山东朝岛群岛、浙江舟山群岛、福建金门岛、台湾、澎湖列岛，一直到环珠江一带岛屿与海南岛等地，都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海洋文化内容。可见，其活动的范围还是很广的。另外，无论在滨海岛屿，还是在内陆的某些地方，都发现了原始先民与海洋发生关系的丰富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内容反映了人们对海洋资源的认识和利用程度以及对海洋艺术品的加工程度。

　　在滨海地区，原始先民于退潮后在海滩上采集贝类、螺类和小型水产动物作为食物，大量的废弃物堆积起来遗留至今，形成了所谓的“贝丘遗址”。在其文化内容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遗址多分布在江河入海口的两岸台地以及岛屿上的小河湾边侧的坡地上，出土物有牡蛎、海蛏单扇蛤等贝类和海螺、水晶螺、小旋螺、中国田螺等螺类以及陶片、石器等，反映出先民以采捞贝类和近岸鱼类为主的生业，开发海洋资源的程度是很低的。台湾学者陈仲玉从考古学的观点对其影响作了很好的说明，他认为，今天广东、香港和澳门沿海的疍家是中国古代海洋族群的后裔，“其最早出现的时间可以推早到史前新石器时代中期”。

　　在内陆的某些地方，我们同样可以看到海洋文化的因素。如裴文中教授早在1939年就指出，“北京山顶洞下层文化（距东海200多公里，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洞穴西部曾出土三件穿孔的海贝，鉴定为属于Arca，这种贝广泛分布于中国东部沿海”，如果这是确实的话，那么它就是最早把海贝（海蚶的介壳，在壳的顶端磨出穿孔，做成串状装饰物）加工成艺术品的例子了。与山顶洞人同一时期的河南许昌灵井地区的先民，也有使用千里之外的海生软体动物牡蛎壳的情况。而在内陆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也发现了不少有关的内容。如郑州西山村仰韶文化遗址发现了海螺，湖北洪湖乌林矶龙山文化遗址出土长2.4厘米的海贝，青海乐都柳湾遗址的很多墓葬中有随葬的海贝。而在对河姆渡遗址的整理中，人们发现了大量的鱼类骨骼、蚌壳和菱角等水生动植物遗留物，这显示出河姆渡人的生活来源主要是以水生动植物为主。值得注意的是，鱼类骨头中的残骸则是以鲸鱼、鲨鱼以及鲻鱼和裸顶等海生鱼类为主，体现出较强的海洋文化特色。对此，有专家指出，“河姆渡遗存的大量鲸鱼、鲨鱼的遗骸及出土的木桨等体现了明显的海洋文化特征。”

夏商海洋文化的表现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夏商以前，中国的海洋文化既已萌生。但是，有关文化内容是很少的。那么，到了夏商时期，海洋文化的内容相对多了起来，有着很多不同的表现形式。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在精神层面上，主要表现为出现了朦胧的海洋意识、模糊的海神崇拜、早期的海洋旅游行为以及以海岛为避难所的现象。

　　海洋与陆地是两个不同的客体，在对其关系认识上，夏商人们有自己的看法。他们已经有了朦胧的海洋意识（说其朦胧，是因为他们对海洋的认识还停留在“海”、“四海”等简短词语和概念上，而没有象后世那样深入了解海洋的深层次内涵）。他们用“四海”这样的观念来表达他们的海洋意识。如《大戴礼记·少闲》谓禹“修德使力，民明教通于四海”，《尚书·禹贡》称“（声教）讫于四海”，《尚书·皋陶谟》言禹“外薄四海”，《淮南子·原道训》言禹“施之以德，海外宾伏，四夷纳职”。至于讲到禹治理洪水而输川导河时，更是与海有所联系：或言“合通四海”（《国语·周语下》），或言“致四海”（《史记·夏本纪》），或言“注诸海”、“注之海”（《孟子·滕文公》），或言“注之东海”（《吕氏春秋·古乐》），或言“注于东海”（《越绝书》卷十一），夏启“德教施于四海”（《帝王世纪》，《太平御览》卷82引）。对于夏人的这些“四海观”，宋镇豪先生认为，它们“反映于交通地理观念上的其实就是东方观，是夏人神往东部滨海地区，着力于自西向东横向发展的产物。……夏人在交通地理观念上的四海观，只是对东部滨海地区的联想概念，有其虚拟含混的成分”，这是对的，夏人的“四海”虽然指向东方，但并非实指，而是很模糊的观念。同样，商朝人的“四海”或“海外”观念，从总体上来说，也是很模糊的。《诗经·长发》中有“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句，对此，《郑笺》曰：“其威武之盛烈烈，四海之外率服”，有学者称，“此时的海外，说不定就是辽东或朝鲜半岛。”这是推测之词，但是也反映了时人对于海洋与内陆方位关系的模糊认识。另据《诗经·玄鸟》“肇域彼四海，四海来假”，这是商汤时商人的“四海”观，这也是很模糊的。不过，夏商时人也有着较为具体的海洋方位观念。如夏代“伯杼子征于东海。及三寿。后荒即位，元年，命九东狩于海，获大鸟”，“帝芒十二年，东狩于海，获大鱼。”（《竹书纪年》），这只是在具体标明方位时才具的明确概念，因此，“海”、“四海”、“东海”等概念在夏商时人那里，具有了文化符号的意义。

　　夏商时人还有模糊的海神崇拜。如时人对海进行祭祀，“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后海”（《礼记·学记》），也许是由于海洋的浩瀚和浩淼给人以神秘感吧，于是才引起了人们的崇拜。商人的祖先曾经有崇拜海洋神祗的习俗。商人的北海神称为止若（《史记》作“昌若”），东海神叫“王吴”（《山海经》中称作“天吴”，《世本》作“粮圉”），“王吴”即东海大神“禺彊”。关于东海大神“禺彊”的形象，史书中多有记载。如《山海经·海外北经》：“北方禺彊，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青蛇。”郭璞注：“禺彊，字玄冥，水神也。”《山海经·大荒东经》：“东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黄蛇，践两黄蛇，名曰禺虢。黄帝生禺虢，禺虢生禺京，禺京处北海，禺虢处东海，是为海神。”禺京，郭璞注即“禺彊”。京彊音近。这些海神形象都是很模糊的，我们很难象了解后世的妈祖海神那样，比较全面地了解它们。

　　虽然我们今天很难了解夏商时期海神的具体情况，但是我们如果把有关材料加以比较的话，那么就会有一些启发。如我们拿“精卫填海”的故事和殷汤与夏革就海中仙山的对话来与夏商海神进行对照。《山海经·北山经》中记载：“炎帝之女名曰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这是“精卫填海”的故事。《列子·汤问篇》记录了殷汤与夏革谈论海中仙山的一段对话，夏革曰：“渤海之东不知几亿万里，有大壑焉，实惟无底之谷，其下无底，名曰归墟。八肱九野之水，天汉之流，莫不注之，而无增无减焉”（张湛注：世传天河与海通），“其中有五山焉：…所居之人，皆仙圣之种，一日一夕飞相往来者，不可数焉。而五山之根，无所连著，常随潮波上下往还。…诉之于帝，帝恐流于西极，失群仙圣之居，乃命禺彊（张湛注：简文云，禺彊，北海神也。大荒经曰，北极之神，名禺彊，灵龟为之使也）使巨鳌（列仙传云：巨鳌戴蓬莱山而扞沧海之中）十五举首而戴之，六万岁一交焉。五山始峙，而龙伯之国有大人，举足不盈数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钧而连六鳌，合负而趣，归其国，灼其骨以数焉。于是岱舆、员峤二山，流于北极，沉于大海，仙圣之播迁者巨亿计”，从中我们会看到什么呢？显然，这些神话传说虽属荒诞，但它透露的则是如同《诗经·沔水》所说的“沔彼流水，朝宗于海”和《尚书·禹贡》所说的“江汉朝宗于海”一样，是人们对海洋博大襟怀的赞叹，同时也表达了时人在海洋面前自觉渺小的无奈心情，于是人们在对海洋的挑战中以神的力量来赋予自身，力图从精神上获取对海洋的胜利，海神的形象实际上就是与海对话的现实生活中真人的形象，这一点与后世的妈祖信仰应该是一脉相承的。

　　当时已经出现了早期的海洋旅游。当然，当时还没有出现旅游的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海上旅游行为的出现，虽然它看起来很不象旅游。《拾遗记》记载，“帝与娥皇泛于海上”（《太平御览》卷9引），《帝王世纪》曰：“（桀）与妹喜及诸嬖妾同舟浮海”（《太平御览》卷82引，《列女传·夏桀妹喜》同），《竹书纪年》记载，“（商）帝芒十二年，东狩于海”，这些“泛舟于海上”以及“狩于海上”的行为与春秋时期齐景公“游于海上而乐之，六月不归”（《说苑·正谏》）的做法应该是一样的，其中包含了娱乐的（或政治的）性质，这显然是早期海上旅游性质的行为。

　　此外，以海岛为避难所也是其海洋文化精神形态的一个表现。少康死后，子杼继位，兴师“征于东海”，结果使得不甘臣服的东海人逃亡出海，据海进行反抗。商代的疆域东到大海，帝乙帝辛屡次“征人方”、“为虐东夷”时，常使得“东夷叛之”，他们也是据海为乱的。到了商末，太公望为逃避帝辛暴政，于是“居东海之滨”，也是以海洋为逃难所归的（《史记·齐太公世家》））。人们以海洋为逃难或躲避烦恼的理想场所的现象是很多的，如孔子曾说过“道不行，乘槎浮于海”（《论语·公冶长》），是说他的政治主张不能被采纳的话，他就要到海上去，摆脱烦恼，寻求自由自在的生活。《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说“海上有贤者狂矞”，这是说海上有避人世的大隐士。看来他们更看重的是海洋的消愁解怨功能。

　　第二，在物质层面上，近海的海洋资源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开发，并且还部分地传播到内陆地区。对海洋及其资源的利用和管理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前面说过，早在石器时代，中国沿海地区就有了人类的活动，有了海洋采集和海洋捕捞行为，但是，一方面，这种对海洋资源的获取还是浅层次的、偶尔性的、非主导性的，随着新石器时代沿海陆地农业的发展，耕作业和畜牧业逐渐上升到经济的主导地位，海洋采集和海洋捕捞退居到次要的地位。另一方面，随着生产力的提高，随着海洋交通工具和捕捞工具的不断进步，海洋渔业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这些变化在夏商时期日益凸现。从记载来看，夏代沿海地区特有的海产品开始以进贡的方式向中原王朝输送。据《尚书·禹贡》记载，兖、青、徐、扬四州临海地区有丰富的海洋资源：冀州有“岛夷皮服”，曾运乾曰：“蔡沈云：海岛之夷以皮服来贡也。”青州，“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略，潍、淄既道”，曾运乾曰：“孔疏云，东莱东境之县，浮海入海之间，青州之境，非止海畔而已。……尧时青州当越海而有辽东也。”越过海峡，其范围及于渤海。马融认为：“嵎，海嵎也；夷，莱。”（潍水，发源于山东莒县东北潍山；淄水，发源于山东莱芜县原山北麓，都流入海洋），“厥土白坟、海滨广斥。厥贡盐絺，海物惟错。”曾运乾曰：“海物，海鱼也。鱼种类尤杂。”徐州，“海岱及淮惟徐州”，《孔传》：“东至海，北至岱，南及淮”，是说徐州的疆域东至海，并且淮夷的贡物是“蠙蛛暨鱼。”扬州，“淮海惟扬州。……沿于江海、达于淮泗”，孔传认为其贡品“沿江入海，自海入淮，自淮入泗”。曾运乾则推测，“所谓沿于海者，即岭外各地附海诸岛之贡道也罢。其程沿海入江，溯江入淮，由淮达泗，转由菏济而达于河也。”另据《路史·后记》记载，禹还对沿海各地贡品的名称做了规定，“东海鱼须鱼目，南海鱼革玑珠大贝”，“北海鱼石鱼剑”。从这些记载及注释来看，沿海地区的渔类资源、盐业资源以及蠙蛛等珍品已经开始成为中原王朝资源来源的一部分。

　　到了商代，中原王朝对沿海海洋资源的需求有增无减。甲骨文中有“渔”、“舟”字，这主要是指河湖沼泽处的水上行为，但不能完全排除有涉及近海作业的可能性。殷墟中有鲸鱼骨的残骸，《竹书纪年》记载“帝芒十二年，东狩于海，获大鱼”，有人认为“大鱼”是搁浅的鲸鱼，还有人认为，从商代开始历代朝廷都规定东南沿海地区要进贡鲨鱼皮，这些看法都值得我们参考。另外，具有说服力的例证之一是：在商代的土贡中，伊尹曾以法令的方式规定各地进献贡品，（伊尹）为四方（献）令曰：“臣请正东符娄、仇州、伊虑、沤深、九夷、十蛮、越、沤、剪文身，请令以鱼支之鞞、鲗（乌贼）之酱、鲛（鲨鱼）盾、利剑为献；正南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请令以珠玑玳瑁、象齿…为献”（《逸周书·王会解》），周代有“（渔）人”、“征”（见《周礼·天官·人》），其职责是专掌捕鱼、供鱼、征收渔税以及有关渔业政令，它可能从商代的发展而来。例证之二是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中出土了一些沿海的红螺与海贝，其情况是：红螺，分布于我国沿海一带。货贝共出土6880余枚。基本上有大小两种。而以大者居多，壳面皆呈瓷白色。大多数的壳面前端琢有一个圆形孔，只有少数在壳面琢磨一椭长形较大的孔。大的长约2.4厘米，小的长约1.5厘米，此种货贝分布于我国台湾、南海（为海南、西沙群岛常见种）等地。还有一件经过加工的阿拉伯绶贝，其壳面布满虚线状褐色花纹，背部琢有一孔。长6.1厘米，分布于我国台湾、南海（海南、西沙群岛）等地。此外，商代统治者对海洋资源的认识还表现为对海盐和海鱼的重视。古代有夙沙氏（黄帝臣）“煮海为盐”的传说（《渊鉴类函》的“煮海”条：始以海水煮乳，煎以成盐；张澍辑《世本补注》称：“《北堂书钞》引《世本》云：‘夙沙氏始煮海为盐。夙沙，黄帝臣’”），可见人们对海盐的认识是很早的，那么商代人是否使用海盐呢？据《尚书·说命》“若作和羹，尔惟盐梅”，又据《史记·货殖列传》“山东食海盐，山西食盐卤”，可知至迟在商代食盐已经是饮食调味的必需品了。而《全上古三代文》在谈到商汤对海味的认识时说，汤曰：“鱼之美者，洞庭之鯆，东海之鲕。……雚水之鱼名曰鳐，其状若鲤而有翼，常从西海夜飞，游于东海……。饭之美者，玄山之禾，……南海之秬”。可见，夏商时期的人们对海洋资源确实存在着一定的需求，而这种需求是基于对海洋的认识基础之上的，这就从一个侧面说明在夏商的文化中不仅有着中原文化、内陆文化，而且也有着海洋文化以及沿海文化，足以说明夏商文化的丰富性和多元交融性。

　　第三，夏商时期已经有了一定的航海能力。航海技术的状况直接体现着海洋交通的能力，也反映出时人对海洋的认识程度。从航海交通工具来看，舟、船的发明是一件具有决定意义的事情。古籍中有很多造舟的传说，如《易经·系辞》曰“黄帝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山海经·海内经》云“番禺始为舟”，《墨子·非儒下》说“巧垂作舟”，《吕氏春秋·勿躬》说“虞姠作舟”，这些传说反映了人们对造舟起源的思索，但不能作为我们认定夏商时期航海用船的说明。这要从考古中寻找线索。考古中已经发现了古人用舟船的痕迹。如河姆渡遗址中有模拟船形的玩具—陶舟以及六支船桨，良渚文化时期的吴兴钱山漾遗址和吴兴钱山漾遗址出土有木船桨，有人还认为，“河姆渡、定海、舟山、台湾、菲律宾等地共同发现的造船工具‘有段石’的年代测年后，可推算北越先民曾有向台湾及南洋群岛迁徙的历史”，这些都是比较早的发现，说明不排除沿海居民使用舟船进行近海范围航行的可能性。殷商时代，青铜工具的使用必定大大提高造船技术。从殷墟遗存和卜辞来看，当时已经有专门造舟的工匠，甲骨文中有“舟”字和“帆”字，如“乙亥卜…舟于河，无灾”（《殷墟书契》前2.26.2），还有专家指出，“据说《山海经》原来有图----《山海图》，后来才散失，而今已散失的《山海图》，其中有一部分可能就带有原始航海图的性质”。如果这种可能存在的话，那么我们对夏商人们的近海航行能力就该有个乐观的估计了。

对夏商海洋文化的评价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

　　首先，夏商海洋文化有其积极的一面，即它是人们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早期的人们不仅对其生活的陆地自然现象有一定认识，而且也开始把目光投向浩瀚的大海。无论是文献记载、神话传说，还是考古发掘的遗迹与遗物，都向我们展示了原始社会末期以及夏商时期人们对海洋的认知程度，虽然这种海洋意识还仅仅停留在粗浅的层面上，但是它毕竟迈开了努力的第一步，即开始呈现出海洋文明的曙光，这就为我们认识夏商文化予以启示：我们在认识夏商文化时，不能够仅仅视其为单一的农业文明，而应该从大视野、大地域范围来看待，或者说在承认夏商文化农业文明占主体的同时应该看到其中的海洋文化因子，这是海洋文化不断丰富夏商文化的结果。

　　其次，我们也应该看到夏商海洋文化的局限性。即：海洋意识和海神崇拜都是朦胧的、模糊的，海洋资源的获取都是有限地被动接受型而非积极开拓型的，航海交通仅限于近海水域，这些都体现出原始的文化特征。此外，“中原为主、四海为辅”的自我心理，过分侈谈虚幻的、神秘的海，对海外世界仅仅停留在臆测和幻想的层面，丝毫没有导致用于海洋探求的现实行动，也是其局限性所在。这种幻想虽然丰富了中国的哲学，但是也留下了缺憾，即对现实的海很少给予积极的关注，采取熟视无睹的态度，从而忽略了对现实之海的远航、开拓以及科学研究，当然，我们不能苛求古人，应该看到现实局限性，但是应该承认海洋文化因子不占绝对优势的事实，它在客观上限制了中国古代海洋文化的发展，并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最后，我们分析一下夏商时期人与海洋互动关系给予后世的影响。

　　一方面，从原始人在海边不经常地拾取贝壳与海鱼，到夏商时期规定沿海地区向中原王朝贡献海产品，到西周春秋时期形成较为系统的海洋资源（鱼、盐、海珍品）征收法令（见《周礼》、《逸周书》等），均体现出这样一个特征：人们对海洋资源的需求不断扩大，并正在逐步纳入国家管理的范畴，这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人们对海洋认识的不断深入，反映着人们海洋意识的不断加强。因此，在中国古代海洋文化发展链条中，夏商时期海洋文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世的海洋文化。

　　另一方面，夏商时期海神的形象以及海洋崇拜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后世。据王嘉《拾遗记》：“羽渊（神话中鲧死后入羽渊而化为龙）与河海通源也。海民于羽山之中，修立鲧庙，四时以致祭祀”，又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于三十七年出游时“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人们修鲧庙、祭大禹，均含有祭祀海神之意。而对于包括大禹在内的水仙信仰，这在台湾和福建都有一定的影响，据《台湾县志·外编》，“水仙庙祀大禹王，配祀以伍员、屈平、王勃、李白”，“今海船或危于狂飙遭不保之时，有划水仙之法，其灵感不可思议”。由于鲧与大禹在治洪水方面有功，于是人们就把他们和有关神灵合在一起进行祭祀，这一点符合中国古人“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礼记·祭统》）的传统心理，因此修鲧庙、祭大禹就表现出了祭祀海神的特征。在后来，吴国人要为伍子胥立祠堂（《史记·伍子胥传》），屈原感叹说自己要“浮江淮而入海兮，从子胥而自适”，东汉时“会稽丹徒大江、钱塘浙江，皆立子胥庙，盖欲慰其恨心，止其猛涛也”（王充《论衡·书虚篇》）风气的流行，以及后来在东南沿海地区祭祀妈祖的盛行，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祭祀海神（由人而为神）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