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史事沉思录·03》

第52节：明代商业文化初探(7)　　
　　明代商业文化的特点之三，是明代的商业语言，不仅丰富多彩，有相当一部分还颇为奇突。
　　“开门七件事”云云，今日仍是大众的口头禅。始于何时？待考。但这一点是肯定的：宋、元时，此语尚未风行天下，所述七件事内容，也每有不同；［100］而到了明朝，随着消费水平的提高，商品流通的加快，开门七件事的说法不仅广为流传，而且定型化，无论是商人、消费者，都不断那样说，直至今日，并无变化。请看明朝文献的记载：“我朝余姚王德章者，安贫士也。尝口占云：柴米油盐酱醋茶，七般都在别人家，我也一些忧不得，且锄明月种梅花。”［101］真是高雅之至。而小说的描绘，更有力地扩大了七件事说法的传播。如《警世通言》第三十二卷《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的杜妈妈有谓：“偏我家晦气，养了个退财白虎，开了大门，七件事般般都在老身心上。”明清之际的《豆棚闲话》第十则：“只想这一班，做人家的开门七件事，一毫没些抵头。”《生绡剪》第十二回：“修士拿了银子，出门去买些蔬菜。正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大小开门用着他。世间劳碌无休歇，谁能七件免波查。”凡此，都表明与人们日常生活最密切的七件商品，对明朝语言文化产生的巨大影响。
　　古人形容各种行业之多，取极数，称一百二十行，直到元代仍是这样。如：关汉卿的《金线池》第一折谓：“我想一百二十行，门门都好着衣吃饭。”钟嗣成的《录鬼簿》也载谓：“郑廷玉有一百二十行贩。”元末象山文人汤式写的《南吕一枝花——赠钱塘镊者》开头即谓：“三万六千日有限期，一百二十行无休息。”［102］而至明代中叶，随着新的行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人们觉得再用一百二十行来概言之，显然觉得已不合适，便逐渐用三百六十行代之。佚名的剧作《白兔记?投军》有谓：“左右的，与我扯起招军旗，叫街坊上民庶，三百六十行做买卖的，愿投军者，旗下报名。”田汝成也载谓“乃今三百六十行”［103］云云。这一变化，透过语言现象，我们可以看到明代商业发展的脉络。
　　“酒色财气”一词，考其源流，汉代已有酒、色、财的说法，但直到宋代，才出现酒、色、财、气四字并连，［104］而成为人们口语中普遍使用的家常话，仍然是明朝的事。宁献王朱权撰杂剧《冲漠子独步大罗天》，其中有这样的描述：“〔冲漠云〕这厮好生无礼，怎敢这般捉弄我。〔做怒科〕……〔外末云〕却不道修行人除了酒色财气这四件，才做的修行人。你近日动不动便要打，怎么做得修行人。”［105］这是一例。又如：“莫为酒、色、财、气四字，损却精神，亏了行止。”［106］万历十七年（1589）大理寺评事雒于仁在奏疏中指出皇帝朱翊钧酒色财气俱全，病入膏肓，［107］是又一例。更值得注意的是，《警世通言》卷11《苏知县罗衫再合》描写一位李生看了一首痛骂酒色财气的《调寄?西江月》的题壁词后，“笑道：此词未为确论，人生在世，酒色财气四者脱离不得。若无酒，失了祭享宴会之礼；若无色，绝了夫妻子孙人事；若无财，天子庶人皆没用度；若无气，忠臣义士也尽委靡。”并和词一首：“三杯能和万事，一醉善解千愁，阴阳和顺喜相求，孤寡须知绝后。财乃润家之宝，气为造命之由，助人情性反为仇，持论何多差谬！”随后，酒色财气还化为四个美女。这充分表明，商人意识已渗透文学作品，对陈腐的道学气息是个有力的否定。
　　明朝商人的市语——也就是行业间说的行话，五花八门。田汝成载谓：“乃今三百六十行，各有市语，不相通用，仓促聆之，竟不知为何等语也。有曰四平市语者，以一为忆多娇，二为耳边风，三为散秋香，四为思乡马，五为误佳期，六为柳摇金，七为砌花台，八为霸陵桥，九为救情郎，十为舍利子，小为消黎花，大为朵朵云，老为落梅风。”［108］局外人听了只能是莫名其妙。看来，此类市语在同行业之间流行，目的就是让外行人听不懂，便于捣鬼。《豆棚闲话》第十则，就曾经描写一个叫强舍的苏州闲汉，对山西人马才“连篇的打起洞庭市语，机哩嗗噜，好似新来营头朋友打番话的一般，弄得马才两眼瞪天，不知什么来历”。本想从马才身上捞一把，后被人揭穿，枉费心机。另一部小说描写有人把中药的名称全改了，如：“恋绨袍（陈皮）、苦相思（黄连）、洗肠居士（大黄）、川破腹（泽泻）、觅封侯（远志）、兵变黄袍（牡丹皮）、药百喈（甘草）、醉渊明（甘菊）、草曾子（人参）。如此之类，不过是市语暗号，欺侮生人。”［109］有些地名，也被另称，如谓陕西曰豹，河南曰驴，江南曰蟹，福建曰癞，四川曰鼠，［110］连食品也有种种特殊叫法，如称熏猪耳朵为“俏冤家”，［111］真不知从何说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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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节：明代商业文化初探(8)　　
　　明朝的江湖上流行大量黑话，主要是民间秘密组织、黑社会成员间使用的特种语言。但不能排除其中有一部分是商人使用的黑话。这不仅在于有的商人开的就是黑店，而且不少组织杀人越货、囤积居奇等勾当，都与商业活动密切相关。所谓“我家田地在江湖，不用耕兮不用锄。说话未完苗已秀，再谈几句便收租”，［112］分明地揭示出黑社会成员以非法手段在江湖谋生的本质。从《江湖切要》的记载看来，凡天文、地理、时令、官职……都有黑话，涉及商业的，同样是黑话连篇。如：市人：井通。贩子：不将人。典铺：兴朝阳。杂货店：推恳朝阳。茶：青老。白酒：水山。粥：稀汉。牛肉：春流。金：黄琴。银：硬底。卖假货：跳符恳。真货：实赞。有钞：热子。假钞：将肯。没生意：念搠。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大概是明代商业文化中最有神秘色彩的部分了。
　　三、明代商业文化的历史地位
　　明代商业文化对明代历史起过积极作用；特别是其中的反主流因素，对明代的社会、文化，产生过进步影响。它有力地冲击着传统的“重农抑商”观念、森严的封建礼教、以封建特权为核心的封建等级制。对此，史学界的一些论著，已经从不同角度作了有益的探讨。［113］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详论。我想强调指出的是，明代商业文化中最活跃的反主流因素是服装的变化，领导着当时新潮流，而这种新潮流的发祥地是苏州，以至形成一个新的概念“苏意”，这是值得注意的。
　　晚明宁波文人薛冈站在传统封建道德的立场，载谓：“'苏意’，非美谈，前无此语。丙申岁，有甫官于杭者，笞窄袜浅鞋人，枷号示众，难于书封，即书'苏意犯人’，人以为笑柄。转相传播，今遂一概希奇鲜见动称'苏意’，而极力效法，北人尤甚。”［114］由此可见，统治阶级对文化中有新意的东西，开始总是敌视的，但禁止的效果，刚好适得其反，从反面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苏州的商品，成了时髦的代名词，人们以拥有为荣。“苏样的百柱鬃帽”、［115］“苏做的扇子”，［116］以及各种小商品，贵重商品，［117］都受到人们的欢迎，开一代风气之先。“苏意”不仅影响北方平民，还影响皇室。史载，“熹庙之皇第八妹也，号乐安公主，善吴装”，［118］即为一例。诗人公鼒的《都城元宵典》也谓：“……白袷裁衫玉满头，短檐髽髻学苏州。侬家新样江南曲，纵是愁人不解愁。”［119］可见苏州服装、发式对京城的巨大影响。正是在苏州掀起的新潮流的推动下，各地服装迅速变革，使道学家们摇首叹息。时人余永麟载谓：“迩来巾有玉壶巾、明道巾、折角巾、东坡巾、阳明巾，衣有小深衣、甘泉衣、阳明衣、琴面衣，带有琵琶带，鞋有云头鞋，妇人有全身披风，全已大袖，风俗大变。故民谣云：头戴半假幞，身穿横裁布，街上唱个喏，清灯明翠幙。又云：蝴蝶飞，脚下浮云起，妇人穿道衣，人多失礼体。又云：一可怪，四方平巾对角戴。二可怪，两只衣袖像布袋。三可怪，纻丝鞋上贴一块。四可怪，白布截子缀绿带。秉礼者痛之，建言于朝，遂有章服诡异之禁。”［120］甚至男性崇尚女装，以大红大紫为贵：“二十年来，东南郡邑凡生员读书人家有力者，尽为妇人红紫之服……改得古诗一首：……昨日到城郭，归来泪满襟；遍身女衣者，尽是读书人！”［121］当然，这是就服装变化的大趋势而言的。必须指出，服装的变化，与人们喜新厌旧、物极必反有关。事实上，早在弘治年间，京城服饰已经开始变化，如：“弘治壬戌以后，人帽顶皆平而圆，如一小镜，靴履之首，皆匾如鲇鱼喙，富家子弟，无一不然，云自京师始，流布四方。衣下襞积至脐上，去领不远，所在不约而同，近服妖也。”［122］又如：“正德中年，京都士人忽以巾易帽，四方效之，贩夫走卒，亦有僭用者。”［123］只是这种变化，与在晚明时期“苏意”带动下出现的服装变革之风，还远不能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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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节：明代商业文化初探(9)　　
　　但是，在繁花似锦沸管弦的明代商业文化的背后，隐藏着不容忽视的虚假性。这是指：一方面，这种文化是消费性文化，食品、服装等占据主导地位，在生活消费品流通领域“流水泛碧波”，并不代表新的生产方式，对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也很有限。另一方面，有相当一部分商业文化沾染流氓意识，从而进一步显示出明代商业文化的低层次。如往酒中掺水，甚至妄称卖的是陶渊明埋下的千年古酒，［124］在鸡肚中塞沙、在猪肉及鱼肉中注水、伪造古董及家谱、胡要价格［125］等等，伪字随处可见。这股歪风，在经济发达、商业文化最耀眼的杭州、苏州，反而有“大风吹倒梧桐树”之势，恰恰充分表明了这一点。人们形容杭州的不少商品弄虚作假是“杭州风，一把葱，花簇簇，里头空”；［126］《豆棚闲话》第十则更一针见血地描述：“苏州风俗，全是一团虚哗。只就那拳头大一座虎丘山，便有许多作怪……即使开着几扇板门，卖些杂货，或是吃食，远远望去……倒也热闹齐整。仔细看来……都是有名无实的。一半是骗外路的客料，一半是哄孩子的东西。不要说别处人叫他空头，就是本地……数落得也觉有趣。”陈铎的《坐隐先生精订滑稽余韵》，描写行业达140种，其中涉及商贾铺户的，不少人都卖伪劣商品。［127］余风所及，3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沉渣的泛起。而制造假银，对社会的危害更大，当时的书坊，曾出版了一本专门教人辨识假银的书，［128］可见问题的严重。
　　至于明代商业文化中乞灵于鬼神、金银异化故事层出不穷、积重难返的窖银之风等等，大部分已为学界熟知，此处不枝蔓。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剖析明代的商业文化，我们可以看出，明代商业文化赖以生存的土壤——以地主阶级土地私有制和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生产方式，及由此而导致的生活方式，虽然已发展到巅峰期，但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即使真的有资本主义萌芽出现，那也不过是雨丝风片，含有近代文明色彩的良辰美景，根本没有出现。相反的是，当我们回眸审视300多年前明朝莽莽苍苍的长空，所能看到的，依然是翻滚着难以驱除的封建专制主义的历史阴云；在它的笼罩下，包括商业文化在内的所有文化，从本质上说，并没有也不可能越出传统的樊篱。在封建专制主义的参天大树下，明朝商业文化中新的因素，只能是宛如在寒风中挣扎、摇曳的小草。即使不久揭竿而起的李自成等人，也没有——首先是不可能想到，改变这种历史命运。
　　（《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
　　注释：
　　［1］参阅韩大成：《明代社会经济初探》之《明代权贵经营的工商业》，人民出版社，1986年;黄冕堂：《明史管见》之《论明代商业资本的二重性》，齐鲁书社,1985年；王春瑜、杜婉言：《明朝宦官》第二章第二节：《明朝宦官与经济》，紫禁城出版社，1989年。
　　［2］参阅王毓铨：《明代的军屯》下编之《屯地的占夺》，中华书局，1965年。
　　［3］王肯堂：《郁冈斋笔麈》卷2。
　　［4］曾羽王：《乙酉笔记》，见上海市文管会编《上海史料丛编》，1961年印。
　　［5］殷聘尹：《外冈志》，见《上海史料丛编》。
　　［6］黄省曾：《吴风录》，第3页，见《五朝小说大观》。
　　［7］［51］丁元荐：《西山日记》卷下，“日课”。
　　［8］参见本书拙作：《论明代江南园林》。
　　［9］［89］［99］［117］李绍文：《云间杂识》卷2。
　　［10］阮葵生：《茶余客话》卷8。
　　［11］［13］［93］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6。
　　［12］［57］王燧：《青城山人集》卷8、卷3。
　　［14］秦兰征：《明宫词》。又：余怀《东山谈苑》卷5：“燕都……近日瓯闽滇粤之花悉至，园馆烂然”。
　　［15］［67］路工编：《明代歌曲选》，第13、7页。
　　［16］［19］《袁中郎先生全集》卷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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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节：明代商业文化初探(10)　　
　　［17］戴冠：《濯缨亭笔记》卷3。
　　［18］张潮：《虞初新志》卷10。
　　［20］林慧如：《明代轶闻》卷3。
　　［21］［22］［26］［62］［82］《五杂俎》卷11、卷3。
　　［23］《陶庵梦忆》卷4。
　　［24］焦竑：《玉堂丛话》卷8。
　　［25］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1。
　　［27］谈迁：《枣林杂俎》中集。
　　［28］《列朝诗集》丙六，第31页。
　　［29］［37］艾纳居士：《豆棚闲话》第三则。
　　［30］黄仁宇：《从〈三言〉看晚明商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7卷1期。
　　［31］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卷37。
　　［32］参阅韩大成：《明代社会经济初探》之《明代的富商巨贾》。
　　［33］据范烟桥著《茶烟歇》第10页“孙春阳”条载，此店“毁于洪杨之劫”。按：此书1934年由中孚书局出版，不易得，上海书店1989年据以复印。
　　［34］钱泳：《履园丛话》卷24。
　　［35］顾宪成：《小心斋杂记》卷14。
　　［36］［116］抱瓮老人：《今古奇观》卷25、卷9。
　　［38］冯梦龙：《警世通言》卷22。
　　［39］清水道人：《禅真逸史》第九回。
　　［40］冯梦龙：《醒世恒言》卷20。
　　［41］《万历野获编》卷27，第681页。
　　［42］谢国桢：《江浙访书记》，第300页。
　　［43］薛冈：《天爵堂文集笔余》卷1。
　　［44］徐充：《暖姝由笔》，《说郛》本。
　　［45］［47］《生绡剪》第11、13回。
　　［46］孔宪易校注：《如梦录》，第62页。
　　［48］《金瓶梅》，香港太平书局影印明刻本第1647页。
　　［49］［50］［52］陈良谟：《见闻纪训》第6、13、19页，《纪录汇编》本。
　　［51］钱五卿，钱尔熙：《鹿苑闲谈》，第1页，清旧抄本。
　　［53］董含：《三冈识略》卷8。
　　［54］张应俞：《杜骗新书》卷3,“十七类奸情骗”，台湾天一出版社影印刻本，1985年。
　　［55］此书刻于晚明，清初加以增补。我看到的是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图书馆藏抄本。
　　［56］谢国桢先生旧藏，现藏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图书馆的绿荫堂刻本《增补如面谈新集》，成书于乾隆年间，可能也是参照明朝此类书撰成的。
　　［58］《古今小说》卷18《杨八老越国奇逢》。
　　［59］《袁中郎先生全集》卷2，“五言古”。
　　［60］周晖：《金陵琐事》卷1。
　　［61］《钦定日下旧闻考》卷148，“风俗”。
　　［63］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2。
　　［64］王永积：《锡山景物略》卷10。
　　［65］赵永良、徐志钧：《明代无锡社会经济初探》，《明史研究论丛》第4辑，1991年。
　　［66］申时行等修：《明会典》卷61。
　　［68］冯梦龙：《挂枝儿》谑部卷9。
　　［69］在苏州又称“碰和”，无锡则俗称“豆饼”，见《茶叶歇》第4页。
　　［70］《梅村家藏稿》卷26。
　　［71］石成金：《传家宝》二集，卷3。
　　［72］周同谷：《霜猿集》，第8页，丛书集成初编本。
　　［73］周亮工：《因书屋书影》卷5。
　　［74］褚人获：《坚瓠集》卷1引。
　　［75］［76］《菽园杂记》卷14。
　　［77］许自昌：《樗斋漫录》卷10。
　　［78］张岱：《瑯嬛文集》“赞”。
　　［79］［88］李日华：《味水轩日记》卷2、卷4。
　　［80］［81］《万历野获编》卷19、卷28。
　　［83］顾起元：《客座赘语》卷3。
　　［84］《文饭小品》卷1。
　　［85］冯梦龙：《醒世恒言》卷3，《卖油郎独占花魁》。
　　［86］汪永安等：《紫堤村小志》，第81页，《上海史料丛编》本。
　　［87］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第24回。
　　［90］曹斯栋：《稗贩》卷6。
　　［91］黄印：《锡金识小录》卷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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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6节：明代商业文化初探(11)　　
　　［92］参阅高罗佩著，李零、郭晓惠等译：《中国古代房内考》第四编《蒙古统治与明的复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94］《海浮山堂词稿》卷2。
　　［95］《云间杂识》卷11。
　　［96］赵翼：《檐曝杂记》卷3。
　　［97］徐应秋：《玉芝堂谈荟》。
　　［98］雷琳、汪秀莹、莫剑光：《渔矶漫钞》卷1。
　　［100］元人佚名撰《湖海新闻夷坚续志》前集卷1，载有宋人的一首打油诗，对七件事的排列顺序是油、盐、酱、豉、姜、椒、茶，可见一斑。宋人吴自牧的《梦粱录》，则谓“人家每日不可缺者，柴米油盐酒酱醋茶”开门八件事也。
　　［101］田艺蘅：《留青日札》卷26。
　　［102］吴战垒选注：《西湖散曲选》，第209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
　　［103］［108］［126］《西湖游览志余》卷25。
　　［104］佚名：《东南纪闻》卷1。
　　［105］《孤本元明杂剧》第2册。
　　［106］［115］《古今小说》卷1，《蒋兴哥重会珍珠衫》。
　　［107］《明史》卷234，《雒于仁传》。
　　［109］《生绡剪》第九回，《势利先生三落巧朴诚箱保倍酬恩》。
　　［110］［111］《坚瓠集》乙集卷1，丁集卷2。
　　［112］卓亭子记录、删订，《江湖切要》序。按：此书删订于康熙五十二年，不知当时有未付梓。我所见到的是光绪十年吟杏山馆刻本的晒蓝本。细读可知，此书所录大部分是流行明朝的黑话，少量是清初黑话。
　　［113］徐泓：《明末社会风气的变迁——以江、浙地区为例》，《东亚文化》第24期，1986年；《明代后期华北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社会风气的变迁》（抽印本）；陈宝良：《悄悄散去的暮纱——明代文化历程新说》，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
　　［114］《天爵堂文集笔余》卷1。此书不易求，可参阅笔者点校本，刊于《明史研究论丛》第5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
　　［118］史玄：《旧京遗事》，第21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6年。
　　［119］《日下旧闻考》卷147。
　　［120］《北窗琐语》，第20页，见《砚云甲乙编》。
　　［121］李乐：《见闻杂记》下册，第81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122］戴冠：《濯缨亭笔记》卷3。
　　［123］蒋一葵：《尧山堂外纪》卷97。
　　［124］参阅拙著《明朝酒文化》第一章，“三、自古奸商花样多”，台湾东大图书公司出版，1990年。
　　［125］参阅拙作：《明代流氓及流氓意识》，《社会学研究》1991年第3期。
　　［127］路工：《访书见闻录》，第308—33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128］《杜骗新书》卷2。
　　论明代江南园林
　　明代江南园林，是明代历史的窗口。透过这个窗口，我们可以饱览祖国历史悠久的园林文化，在明代纷呈的异彩；而纵观园林的盛衰，我们同时可以窥知明代政治、经济的若干动向。研究明代造园的经验，对于我们今天的城乡建设，更可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
　　江南园林，源远流长，早在东晋时，苏州就有闻名遐迩的避疆园，“池馆林泉之胜，号吴中第一”。［1］隋唐以后，特别是到了南宋，随着全国经济、政治中心的南移，江南的修园林之风，盛行一时。以杭州而论，集芳园前挹孤山，后据葛岭，两桥映带，一水横切，“楼阁林泉，幽畅咸极，古木青藤……积翠回抱，仰不见日。架廊叠磴，幽渺逶迤，隧地通道，抗以石梁，傍透湖浜，飞楼层台，凉亭燠馆，华邃精妙”。［2］宋代园林丰采，于此可见一斑。而以吴县为例，仅此一邑，宋代的名园就有红梅阁、隐圃、梅都官园、乐圃、千株园、五亩园、范家梁、张氏园、沈氏园、郭氏园、道隐园等等。［3］在吴兴，南渡以后，北方那些曾醉心于洛阳名园的达官公卿，纷纷来此山清水秀之地，修建园林，“故名园众多……几与洛中相并”。［4］在元代，虽然在江南的一些地区继续建造了新的园林，如常熟的福山曹氏，富甲邑中，“私租三十六万”，植梧桐数百株，每天令童子用水洗刷，郁郁葱葱，其园即名洗梧园。［5］在吴县，有绿水园，但也仅此一园；而在长洲县，有元一代，几乎无园林。在元朝，江南园林颇有“枫落吴江冷”之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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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节：论明代江南园林(1)　　
　　在明代，江南园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堪称百花争艳，千古风流。明代江南园林出现过两个高潮，一个是成化、弘治、正德年间，另一个是嘉靖、万历年间；而后一个时期较诸前者，更显得一浪高过一浪。
　　以前一时期而论，在苏州地区，王锜曾载谓：“正统、天顺间，余尝入城，咸谓稍复其旧，然犹未盛也。迨成化间，余恒三四年一入，则见……闾檐辐辏，万瓦甃鳞……亭馆布列，略无隙地。”［6］这里所说的“亭馆布列”，显然包括园林在内，因园亭是从来联属并称的。再以昆山县而论，大体上成化至正德年间兴建的园林，即有郑氏园、翁氏园、松竹林、北园、西园、陈氏园、洪氏园、孙氏园、依绿园、南园、仲园、隆园。［7］在娄县，也出现了水西园、竹素园、南园、七松堂、秀甲园、宿云坞、静园、塔射园、梅园。［8］
　　嘉靖、万历时期，江南园林出现了五彩缤纷的局面。时人曾谓：“嘉靖末年，海内宴安，士大夫富厚者……治园亭。”［9］在南京，园林在数量、质量上都超过了洛阳名园。其中最著名的园林有16座，如东园、西园、凤台园、魏公西园、万竹园、莫愁湖园、市隐园、杞园等等。万历时，王世贞在南京做官，曾畅游诸园，写下《游金陵园序》，不少园“皆可游可纪，而未之及也”。［10］有的园，虽占地不广，堪称小园，但“修竹古梅与怪松参差，横肆数亩，如酒徒傲岸箕踞，目无旁人，披风啸月，各抒其阔略之致”。［11］真是别具一格，独占风情。又如松江府，上海潘允端的豫园、华亭顾正谊的濯锦园、顾正心的熙园等，都是“掩映丹霄，而花石亭台，极一时绮丽之盛”。［12］上海经嘉靖倭患，有些园林毁于战火，但平倭后，又兴建了新的园林，如乔启仁原在上海城外筑一园林，“倭夷至，毁于兵，后重构于城内，皆在所居之西，故总之名西园云。园中有紫芝堂、飞云楼、香霞馆、芙蓉池、碧梧馆、玉宇台、孤竹楼、梅花堂、崇兰馆诸胜处”。［13］再以松江城而论，不仅在城内有啸园、文园、芝园、东园、李园、真率园，在城外也有倪园、熙园、魁园。［14］而绍兴的园林之多，更使人叹为观止。明末祁彪佳著有《越中园亭记》6卷，除了考古卷所记基本上是历史陈迹，只能掩卷遐想当年那些园林的千姿百态外，其他各卷所记园林，多为明中叶勃兴而起的；不仅城内有园林，城外的东、西、南、北，都遍布园林，少则10处，多则20余处；而仅城内的一隅之地，即遍布淇园、贲园、快园、有清园、秋水园、虫园、选流园、来园、木园、耆园、曲水园、趣园、浮树园、采菽园、漪园、乐志园、竹素园、文漪园、亦园、礃园、豫园、马园、今是园、陈园等。这些园林，大部分小巧玲珑，得水边林下之胜。如马园，“入径以竹篱回绕，地不逾数武，而盘旋似无涯际。中有高阁，可供眺览”。又如来园，“即其宅后为园，地不逾半亩，层楼复阁，已觉邈焉旷远矣。主人多畜奇石，垒石尺许，便作峰峦陡簇之势”。［15］绍兴园林的盛况，堪称明代江南园林的缩影。
　　二
　　江南园林，繁花似锦，它在明代的迅速崛起，是明代江南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产物。
　　明王朝对江南的基本国策，是稳定江南，注意调整这一地区的阶级关系，以确保江南作为明王朝经济命脉所在地的安定局面，并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措施。成化以后，江南地区不仅从元末大乱、经济凋敝中复生，并有了长足的发展。封建经济的繁荣，是封建文化发达的基础，作为封建文化的一朵奇葩——园林，正是封建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费元禄对铅山河口镇的兴起与园林的兴盛，有过生动的记述，颇能说明园林由来。文谓：“河口余家始迁居时，仅二三家，今阅世七十余年，而百而千，当成邑成都矣。山川风气，清明盛丽，居之可乐，平原广湿，东西数十里……闾阎之人与缙绅先生竞胜，而园林亭榭，秀甲一时。……盖其舟车四出，货镪所兴，铅山之重镇也。”［16］而明中叶江南出现的城市乡居化，更加速了园林的发展。所谓乡居化，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达官贵人、富商大贾，腰缠百万，追求封建的高消费，由城居地主向乡居地主移动，到乡间的山涯水曲，修建别墅、园林，远避市嚣，追求“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的精神境界，及四时皆有天然景色尽收眼底的赏心乐事。另一个方面，即在城内寻求乡村气息，财力雄厚者，建造“都市里的村庄”，财力一般者，也极力罗致花木奇石，植修篁数竿，以求足不出户，也能领略村景一二，朝朝暮暮，赏心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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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8节：论明代江南园林(2)　　
　　明朝人为乡居大唱赞歌者，颇不乏人。如莫是龙谓：“人居城市，无论贵贱贫富，未免尘俗嚣喧……我愿去郭数里，择山溪清嘉、林木丛秀处，结庐三亩，置田一区，往返郡邑，则策蹇从之。良友相寻，款留信宿，不见县官面目，躬亲农圃之役。伏腊稍洽，尊俎粗供，啸歌檐楹之下，以送余年，其亦可乎。”［17］也有人说：“入城居一二世后，宜于乡居则再往乡居，耕读相为循环，可久可大，岂非吉祥善事哉！”［18］顾元庆还专门论述了如去乡山居，必先识道的重要性：“凡山居者，先须识道，而未识道而先居山，但见其山不见其道，故心境未通，瞩物成壅，则郁郁长林，峨峨耸峭，鸟兽呜咽，松竹森梢，水石峥峥，风林萧索，藤萝萦绊，云雾氤氲，适足以资其喧耳。”［19］这里，实际上提出了乡居与美学修养的问题，具有一定的理论色彩。有人甚至概括出山居八德，也就是乡居的八大好处：“山居胜于城市，盖有八德。不责苛礼，不见生客，不混酒肉，不竞田宅，不问炎凉，不闹曲直，不征文逋，不读仕籍。”［20］这是对“羲皇上人”式道家共同体生活的向往，在田园风光中陶冶性灵，反而变得次要了。至于乡居者的具体生活情景，也是因人而异，大体上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把城市里的骄奢淫逸声色犬马，搬到乡间园林中去，追求特种“山林之乐”；一是以乡村为天然园林，过着桃花源式恬淡宁静的生活。前者可以苏州的范长倩为代表，史载：“少参范长倩居天平山精舍，拥重赀，挟众美，山林之乐，声色之娱，吴中罕丽矣。……卜筑此山，搜剔岩薮，疏凿池沼，建亭榭堂庑，植嘉树美竹，大费经营位置，遂为兹山增色。春秋花月，游人之盛如蚁。”［21］而后者，一首《山居吟》，可谓将这一类型者的乡居生活刻画得淋漓尽致：“红莲米，紫纯羹，饭后摩腹东村行。村中有古寺，松竹多纵横，与僧博弈罢，溪阁忽秋声。网三鱼，射三莺，蔌既陈，酒复清，采菱剥藕供先生。不衫复不履，无姓亦无名。如此真率味，休传到市城。……背山临水，门在松阴里，草屋数间而已。土泥墙，窗糊纸，曲床木几，四面摊书史。若问主人姓谁？灌园者陈仲子。”［22］当然，对城市居民来说，去乡村建园林者毕竟是少数人，多数人只能在城内因地制宜，修建大大小小的园林，三吴城中，尤其如此。时人载谓：“凡家累千金，垣屋稍治，必欲营治一园。若士大夫之家，其力稍赢，尤以此相胜。大略三吴城中，园苑棋置，侵市肆民居大半。然不过近聚土壤，远延木石，聊以矜眩于一时耳。”［23］
　　江南园林的发展，与明代政局的变化也是很有关系的。明中叶后，宦官进一步专权，党争激烈；明末的阉党、东林党，更是互为水火，闹得沸沸扬扬，直至明亡。急剧变化的政局，锦衣卫的横行，忠臣良将不断遭迫害、受株连，使不少正直之士政治上失去安全感，感到“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前程似茫茫苦海，心灰意冷，从而挂冠避祸，高卧林下，宦囊丰裕者，造园林以享天年，便蔚为风气。韩邦靖的《山坡羊》，屠隆的《渔阳鼓》、《逍遥令》，可谓生动地刻画出这部分人的心态。
　　《山坡羊》：肯靠山，南山北偃。肯倒海，东海西翻。我如今心儿里不紧，意儿里有些懒。如今一个个平步里上青天，一个个日日近龙颜。青山绿水且让我闲游玩。明月清风，你要忙时我要闲。严潭，我会钓鱼，谁不会把竿？陈抟，你会睡时，谁不会眠？［24］
　　《渔阳鼓》：俺少时，也有偌大的志量：秉精忠，立庙廊，奋雄威，出战场，去擎天捧日，做玉柱金梁……今日里，是天涯风波饱尝，心儿灰冷鬓儿苍。因此上撒漫文章，卷起锋芒，结束田庄。急收回一斗英雄泪，打叠起千秋烈士肠……
　　《逍遥令》：挂冠归去谢君王，脱朝衣，把布袍穿上。荷犁锄，掷手扳腰章。今日九重丹凤阙，明朝千顷白鸥乡。满西湖，荷花正香。望东海，月轮初上。曲岸横塘，画桥兰桨，只此处尽可容得疏狂。［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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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节：论明代江南园林(3)　　
　　陈眉公辑的韵语、联语，也不乏类似的作品。如：“献策金门苦未收，归心日夜水东流。扁舟载得愁千斛，闻说君王不税愁。”“世事不堪评，拔卷神游千古上，尘氛应可却，闭门心在万山中。”［26］在这种思潮支配下，与“林下何曾见一人”相反，出现了林下所见何其多的局面。时人曾评谓：“唐人有诗曰：相逢尽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见一人？盖叹世人假途躐荣，守资待次，沉酣于名利中而莫之止。其于徜徉山林之下，自有乐地，殊未知也。夫政务之扰，孰与琴书之娱？勉裳之拘，孰与野服之适？午门待漏寒威逼，孰与睡觉东窗日已红？若急流中勇退者，诚达矣哉。”［27］也有的人认为，只有身在林泉，才能洞察世态：“山居观世态纷纭，历历如睹，在中朝混揉，未必然，盖旁观者明，自古如此。”［28］正德、天启时，挂冠避祸、建园林自娱者，更是盛况空前。张燧载谓：“正德间朝官有罪，辄命锦衣卫官校擒拿……朝列清班，暮出污狱，刚气由此折尽，或又暮脱污狱，朝列清班，解下拘挛，便披冠带，使武夫悍卒指之曰：某也吾辱之矣，某也吾将辱之矣，小人遂无忌惮，君子遂昧良心，豪杰所以多山林之思。”［29］昆山顾潜，曾任山西道监察御史等职，“逆瑾当道……眈眈侧目于公……去其官，公归，即舍南凿池叠山……所谓展桂堂者也，延宾觞奕，娱养情性”。［30］魏忠贤把持朝政，搞得天下一塌糊涂，民不聊生时，李长蘅见“魏珰窃柄，毒流正人……乃于园中复凿曲沼，开清轩，通修廊，栽河灌木，盖将终老焉”。［31］
　　当然，明代江南园林的繁茂，与江南悠久的园林传统及发达的文化基础，同样是有关的。下面还有机会涉及，此处不赘述。
　　三
　　神州自古皆锦绣，山河无处不生春。园林自非江南有，但是，明代江南园林的特点，是值得人们刮目相看的：
　　(一)江南文化的结晶
　　我国当代著名园林专家陈从周教授说：“中国园林是由建筑、山水、花木等组合而成的一个综合艺术品，富有诗情画意。”［32］明代江南园林不仅充分体现了这一特色，而且像一面镜子，清楚地反映出江南文化的特征。我国山水画，素有南北派之分，南派山水画，恬淡悠远，如王维之诗画，画中有诗，诗中有画。明代江南的一些著名园林，正是体现了这种幽雅的艺术境界。让我们一睹“山曲小房”的丰采吧：“入园窈窕幽径，绿玉万竿。中汇涧水为曲池，环池竹树，云石其后。平冈逶迤，古松鳞鬣，松下皆灌丛杂木，茑萝骈织，亭榭翼然。夜半鹤唳清远，恍如宿花坞间。闻哀猿啼啸，嘹呖惊霜，初不辨其为城市为山林也。”［33］这样美的小园，使人想起“小园香径独徘徊”的意境。让我们再来看一看明末祁家傍山而建的花园。
　　园尽有山之三面，其下平田十余亩，水石半之，石庐与花木半之。为堂者二，为亭者三，为廊者四，为亭与阁者二，为堤者三，其他轩与斋类，而幽敞各极其致。居与庵类，而纡广不一，其形室与山房类，而高下分标其胜。与夫为桥、为榭、为径、为峰，参差点缀，委折波澜，大抵虚者实之，实者虚之，聚者散之，散者聚之，险者夷之，夷者险之，如良医之治病，攻补互投，如良将之治兵，奇正并用，如名手作画，不使一笔不灵，如名流作文，不使一语不韵。此开园之营构也。［34］
　　显然，此园体现了园主祁彪佳深厚的美学功底，高超的艺术匠心；建园之前，胸中早已造起一座青山隐隐、春水吹皱、花木扶疏、亭榭翼然、充满江南山水情致的园林。值得一提的是，有些名园的主人，本身就是著名的画家、诗人，其园林的设计者，就是他们自己，难怪园中充满了诗情画意。如嘉靖时吴兴的俞子清，有人评论他家花园的假山，秀拔有趣，堪称奇绝。何以故？“盖子清胸中自有丘壑，又善画，故能心匠之。大小凡百余，高者至二三丈，皆不事饾饤，而犀株二树，参列旁午，俨为群玉之圃，奇奇怪怪，不可名状……于众峰之间，萦回曲涧，甃以五色小石，旁引清流，激石高下，使之有声，淙淙然下注大石潭上……潭中多畜文龟、斑鱼，夜月下照，光景零乱，如穷山绝谷同也”。［35］凡此无不表明，园中的一石一木，都是置于特定的美学氛围中，与月光、游鱼、水声等，构成了统一和谐的艺术整体。园林好，江南尤瑰宝。明代江南，人文荟萃，文化繁荣，冠于海内。有这样高水平的文化素养，才会出现这样高水平的园林。明末吴县人计成撰有《园冶》一书，这是至今仍蜚声中外的园林史上的经典著作；而计成在少年时代，便以善画名闻乡里，并最爱古代画家关同、荆浩的笔意，他的诗作也颇具功力。惟其如此，他才能成为造园专家，并写出《园冶》这部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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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0节：论明代江南园林(4)　　
　　（二）商品化色彩
　　园林乃风花雪月之地，筑园者享林泉之福的憩休之所，园中所植，主要是花草，除供主人、客人观赏外，不投放市场。但明中叶后，在蓬勃发展的商品经济的刺激下，江南的某些园林，与农业生产相结合，种植经济作物，甚至养鹅鸭，畜鱼数万头，有的产品还投放市场。如上海豫园，即种有西瓜、枣、桃、柿、樱桃、桔、李、梅、香橼等，池内养了不少鱼，部分产品至市场出售，这在豫园主人潘允端的稿本《玉华堂日记》中，有清楚的记载。又如祁氏豳圃，在“让鸥池之南，有余地焉……以五之三种桑，其二种梨橘桃李杏栗之属……于树下栽紫茄、白豆、甘瓜、罂粟。又从海外得红薯异种，每一本可植二三亩，每亩可收得薯一二车，以代粒，足果百人腹”。［36］又如晚明绍兴的快园，“园在龙山后麓……开门见山，开牖见水，前有园，地皆沃壤，高畦多植果木。公旦在日，笋橘梅杏，梨楂菘蓏，闭门成市，池广十亩，豢鱼鱼肥。有桑百株，桃李数十树，收其直，日可得耘老一叉钱。春时煮箨龙以解馋，培木奴以佐绢，相时度地，井井有条”。［37］万历时震泽镇西三里许的桃花园，“有桃园十亩，中坎小池，外环幽竹，春时花光灿照两岸……风流胜地，足继名贤”。［38］水蜜桃，明末“独上海有之，而顾尚书西园所出尤佳，其味不亚于生荔枝”。［39］明末常熟瞿式耜的东皋园，“中有池数亩，畜鱼万头……鱼之大者，长至四五尺。每岁春秋二时，辄以空心馒头投之池中，鱼竞吞之，有跃起如人立者，于是置酒池上，招客观之，谓之赏鱼”。至清初，瞿式耜抗清失败，在桂林殉国后，家道中落，“遂大集渔人，为竭泽之举，所获鱼不下千石，吴中鱼价为之顿减”。［40］虽然这些鱼投入市场是在清初，而不是在明代，但于此也不难想见明末瞿氏东皋园中养鱼的规模。凡此种种都表明，明代江南的一些园林出现了生产化的苗头，园中的部分产品成了商品。尽管在江南园林中，这种生产化、商品化的倾向毕竟是次要的、微弱的，但仍然值得我们重视。
　　（三）园与庄的结合
　　这也可称为村庄园林化，或园林村庄化。苏州的东庄便是典型。该庄原为吴孟融所建，内有十景，其孙吴奕又增建看云、临者二亭。李东阳畅游此庄后，详细地记下了亦庄亦园的动人景象。
　　苏之地多水，葑门之内，吴翁之东庄在焉。菱濛汇其东西溪带，其西两港旁达，皆可舟而至也。由橙桥而入，则为稻畦，折而南，为桑园，又西为果园，又南为菜园，又东为振衣台，又南西为折桂桥。由艇子浜而入，则东为麦丘，由荷花湾入，则为竹田，区分络贯，其广六十亩，而作堂其中，曰“续古之堂”，庵曰“拙修之庵”，轩曰“耕息之轩”。又作亭于南池，曰“知乐之亭”，亭成而庄之事始备，总名之曰东庄，因自号曰东庄翁……岁拓时葺，谨其封浚，课其耕艺，而时作息焉。［41］
　　显然，东庄不仅是风景如画的园林，也是种稻麦、竹园、桑园、果园、菜园、藕塘齐备的田庄；这也进一步证实了前述园林生产化的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东庄历时甚久，而且地处闹市，影响深远。当时的一些诗人、画家，经常在东庄流连忘返，写下了赞誉此庄的优美诗句。如刘大夏诗：“吴下园林赛洛阳，百年今独见东庄。”李士实诗：“小庄随意作经营，园漫分蔬地漫耕。流水声中看杖倚，人家丛里有舟行。市廛咫尺疑无路，林壑分明不出城。”沈周诗：“东庄水木有清辉，地静人间与世违。瓜圃熟时供路渴，稻畦熟后问邻饥。”［42］这些诗句，如实地记录了东庄的良辰美景，田园风光。明末祁氏的丰庄，也是庄园结合的产物。祁彪佳曾作过说明：“庄与园，似丽之而非也。既园矣，何以庄为？予筑之为治生处也。”［43］宣德年间的乐圃，杜琼所建，内有十景之盛，其实也是一座园林化的村庄。时人曾有诗纪曰：“桃花来林馆，宛似武陵溪。醉后抛书枕，梦回闻鸟啼。水光孤墅外，山色小桥西。”“影云连榻，杨花雪点巾。开池养鹅鸭，不使恼比邻。”［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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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节：论明代江南园林(5)　　
　　四
　　如前所述，明代江南园林是明代江南高度发展的经济、文化的产物，而园林的发展，又有力地促进了江南经济、文化的发展。
　　在经济上，出现了“花园子”、“石农”之类的专业户，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时人载谓：“至今吴中富豪，竞以湖石筑峙，奇峰阴洞，至诸贵占据名岛，以凿琢而嵌空妙绝，珍花异木，错映阑圃，虽闾阎下户，亦饰小小盆岛为玩……而朱勔子孙居虎丘之麓，尚以种艺垒山为业，游于王侯之门，俗呼为'花园子’。其贫者岁时担花鬻于吴城，而桑麻之事衰矣。”［45］园林离不开假山，而假山离不开石头，选用何种石头大有讲究。太仓王世贞建弇州园时，“石高者三丈许，至毁城门而入”。［46］当时的造园者认为，“太湖、武康、英德之石，叠山为胜”。［47］关于武康石，时人也有详细的记载：“武康石色黑而润，文如波浪，人家园池叠假山，以此为奇，大至寻丈者绝少。武康县今属湖州，山溪间多产此石……其品格颇多，惟叠雪者为甲。横文叠起为褶，有黑白层层相间者。有白石作腰带围者，曰玉带流水，其文皆竖，麻衣为人衣麻之状。锦犀，红黄色相间成文。虎皮，大文园嵌作黄黑色。麻皮，如画家麻皮皱。海石，苍黑色画作矾头纹。鬼面色，纹突出而狞狼，有透漏如太湖石，谓之湖石。”［48］但是，看来被视为珍品、最受欢迎的石头，还是太湖石，经过加工后，天趣盎然，计成在《园冶》卷3中，指出洞庭山消夏湾所产的太湖石最佳，“性坚而润”，“装治假山，罗列园林广榭中，颇多伟观也”。还有人记载说：“太湖石玲珑可爱，凡造园林者所须，不惜重价也。湖傍居民，取石凿孔，置波浪冲激处，久之斧斤痕画化，遂得天趣。实则瘦、皱、透三者，皆出于人工，以售善价，谓之种石，其人可称种石农”。［49］种田、种花、种树之类，自古有之，种石户的出现，则前无古人，这完全是园林大兴的产物。正是在此基础上，出现了垒石专家，亦即堆假山的圣手。据袁宏道《袁中郎先生全集》卷14《园亭纪略》载，苏州城内卿园的假山，是周时臣垒的，高三丈、宽20丈，“玲珑峭削，如一幅山水横披画，了无断续痕迹，真妙手也”。在明末清初，更产生了以张南垣为代表的垒石名家。园林的发展，还促进了农业生产中园艺式的经营，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如嘉靖时何良俊在城郊购地五亩，“以一亩凿方池，畜鱼数百头为循行地，以二亩稍劣，列莳诸蔬。池上植枸杞数十本，每晨起，乘露气手摘枸杞苗与园蔬作供……”。［50］这就是苏州人俗称的刨园。园林吸引人的原因之一，是园中有各种花卉争奇斗艳。江南园林的发展，无疑促进了花卉的栽培技术，包括向海外引进新的品种。陆深载谓：“世传花卉，凡以海名者，皆从海外来……予家海上，园亭中喜种杂花，最佳者为海棠，每欲取名花填小词，使童歌之，有海红花、海榴花……”［51］
　　园林不仅是文人雅集、吟诗作画的所在，某些名园还是戏剧活动的中心。上海豫园内即经常有松江、苏州、浙江、安徽等地的剧团演出，昆山腔、弋阳腔并行不悖，园内简直是管弦之声不绝于耳，而大放异彩的昆山腔更是“众皆称美”。［52］显然，江南园林促进了封建文化的繁荣。还应当指出的是，江南园林给小说、戏剧、诗歌、绘图等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以戏剧而论，语曰：公子落难后花园，金榜题名大团圆。这固然反映了明代以来某些戏曲创作的公式化倾向，但也充分显示了花园在戏曲作品中的重要位置。而汤显祖通过美丽、善良、多情的艺术形象杜丽娘之口唱出的“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53］更不失为描写明代江南园林的绝妙赞歌，称得上是千古绝唱。
　　五
　　“花无千日红”。明代江南园林的命运也是这样。有的园主担心自己死后子孙不能守，预先立下遗嘱，说后代鬻园者“非吾子孙也，以一树一石与人者非佳也”。［54］但是，使绝大多数造园者感到悲哀的是，身后是非谁管得，园林旦夕易他人。纵观明代江南园林的历史进程，可以明显地看出一个大趋势：速兴速衰。以松江地区而论，吴履云曰：“近世士大夫解组之后，精神大半费于宅第园林，穷工极丽，不遗余力。然未有能享长久者，非他人入室，则鞠为茂草耳。”［55］王殡引《松志小序》曰：“郡内外第宅园林，雕峻诡壮，力穷而止。有秉烛一览，肩舆一登，而终身不得住者，又有俄转眼而易姓，俄百年而易为蔓草寒烟者……今志书所存，譬之檐前燕泥，雪中鸿爪而已。”吴兴多名园，但到嘉靖中叶，有人去游览，竟已看不到“一花一石之处”。［56］面对这种“落红如海共春归，江南园林逝如烟”的凄凉景象，不少文人曾发出无穷的浩叹。借用金朝作家写的《倘秀才》的曲子来刻画他们的心声，也许是最确当不过了：“有一等人造花园磨砖砌甃，有一等人盖亭馆雕梁画斗，费尽功夫得成就。今日做了张家地，明朝做了李家楼，刚一似翻手覆手！”［57］甚至有的绅宦发誓“不盖造花园”，列为准则，是“绅宦三十六善”中的信条之一。［58］这未免是伤心悟道之余，因噎废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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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2节：论明代江南园林(6)　　
　　明代江南园林的大起大落绝非偶然。从根本上说，这是封建社会末世土地兼并加剧、阶级关系变动迅速、财产再分配加快步伐的反映。先秦时代，“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在明代，特别是明中叶后，不少乡绅是二世而斩，甚至一世就完了。永嘉黄淮子孙，竟鬻其神道碑，“谓买者曰：'汝买去，可解薄用之’”，松江有位黄翰，盖起朱楼，可是“不数十年，宅基已为人挑毁矣”。［59］土地所有权转移如此之快，再加上粮差之重，不堪负担，以致早在弘治时，常熟的桑民怿见人置田产，便写打油诗加以嘲笑：“广买田产真可爱，粮长解头专等待。转眼过来三四年，挑在担头无人买。”［60］何元朗世居柘林，是著名的江南文人，有良田、美宅、园林，但他死后，曾几何时，其后代已一贫如洗，卖身为奴，穷愁潦倒至极，竟丧心病狂地挖开何元朗夫妇的坟墓，揭开棺木，寻觅金银器，“欣然满载归”。［61］对于吴中地区财产的再分配趋势，有人曾这样写道：“吾观吴中大家巨室，席有祖父遗业……盖未一再传而败其家者多矣。”［62］明代江南园林，除了杭州西湖的苏堤、白堤、三潭印月及官邸的后花园外，都是私人财产。既然财产的再分配是如此之快，随着第一代园主的去世，往往人亡园废，也就是势所必然的了。
　　当然，对明代江南园林的历史命运来说，明朝灭亡后，清兵南下，不能不是一大劫难。正如曾羽王《乙酉笔记》所记述的那样：“乡绅之楼台亭榭，尽属荒邱……所谓锦绣江南……及遭残毁，昔日繁华，已减十分之七。”以西湖的园林而论，铁蹄过后，“如涌金门商氏之楼外楼、祁氏之偶居、钱氏余氏之别墅及余家寄园一带湖庄，仅存瓦砾……及至断桥一望，凡昔日之弱柳夭桃、歌楼舞榭，如洪水湮没，百不存一矣”。［63］在震泽，明代园林也是“其废者盖十之九”［64］生于明末、卒于清初的叶梦珠，曾不胜感慨地写道：“余幼犹见郡邑之盛，甲第入云，名园错综，交衢比屋……一旦遭逢兵火，始而劫尽飞灰，继之列营牧马，昔年歌舞之地，皆化为荆榛瓦砾之场。间或仅初百一……王谢堂前多非旧时燕子。”［65］明遗民、诗人费经虞写过一首题为《江南过人家旧园》的诗，谓：“寒泉老树好人家，漠漠荒垣带残沙。断壁尚存当日赋，满园不是去年花。伤心短笛声何苦，侧月飞鸢影尽斜。使我重来见荆杞，那堪良夜听悲笳。”［66］这是对被战火焚毁的江南园林的悲愤挽歌。事实上，园林遭厄，也不仅仅是战火。清初中央王朝对江南在经济上严加控制，追比欠赋，使不少缙绅倾家荡产，所属园林也就成了夕阳残照，荒烟衰草。如松江顾园，建于明，“至顺治之季，反因义田逋赋，毁家卖宅以偿。堂宇尽废，而山水桥梁犹如故也。康熙之初，积逋愈甚，征输益严，遂并花石而弃之”。［67］这是园主连做梦也不会想到的。
　　结论
　　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消费性文化。明代江南园林的性质，自然也不会例外。那些园林的主人，多数人为造园几乎把自己的腰包掏空。上海潘允端修豫园历时18载，倾囊尽资；绍兴祁彪佳建园时，“摸索床头金尽，略有懊丧意，及于抵山盘旋，则购石庀材，犹怪其少，以故两年以来，囊中如洗”。［68］造一座园林所花的钱，数目是很大的。仅一个“假山，土石毕具之外，倩一妙手作之，及舁筑之费，非千金不可”。［69］而“仪真汪园，辇石费至四五万”。［70］整个园林耗资之巨，也就可想而知。无怪乎谢园桢教授生前常说，明代资本主义萌芽之所以生长缓慢，是因为商业资本全漏到园林中去了，消耗殆尽。这个看法未必精确，但用以说明江南园林费资之多，以及对历史进程所起的消极作用，则仍是发人深思的。
　　尽管如此，明代江南园林仍不失为中国文化史上的明珠，其勃兴，不仅对明代经济、政治、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而且影响后世。今天，我们不管是面对史书，卧游美如梦境的明代江南园林，还是在明代园林风貌犹存的苏州拙政园、留园、西园等园内饱餐芳园秀色，沉醉在绿亭朱栏花香鸟语之中，遥想几百年前的明朝先辈——包括园林的主人和筑园的工匠、花匠，他们建园时的苦心经营，胼手胝足，是值得后人追念的。前辈风流，前辈辛劳，虽百世之下的子孙，都不应该忘却。而明代江南园林的艺术风格，庄园结合、城市山林化和在市内建造园林要“多栽树，少建屋”［71］等历史经验，对于我们今天的园林建设、绿化事业，都有直接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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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节：论明代江南园林(7)　　
　　（《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3期）
　　注释：
　　［1］［41］［42］［44］嘉靖《姑苏志》卷32。
　　［2］俞思冲等纂：《西湖志类钞》卷下。
　　［3］民国《吴县志》卷39。
　　［4］［35］［56］徐献忠撰：《吴兴掌故集》卷8。
　　［5］钱五卿撰、钱尔熙补录：《鹿苑闲谈》。
　　［6］王锜：《寓圃杂记》卷5。
　　［7］嘉靖《昆山县志》卷4。
　　［8］乾隆《娄县志》卷14。
　　［9］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6。
　　［10］顾起云：《客座赘语》卷5。
　　［11］宋起凤：《稗说》卷2，见《明史资料丛刊》第2辑。
　　［12］吴履云：《五茸志逸》卷1。
　　［13］［23］何良俊：《何翰林集》卷12。
　　［14］杨开第修：《重修华亭县志》卷21。
　　［15］《祁彪佳集》卷8。
　　［16］费元禄：《朝采馆清课》，见《五朝小说大观》。
　　［17］莫是龙：《笔麈》，见《奇晋斋丛书》。
　　［18］王瑸：《秋樵杂录》，见《娄东杂著》。
　　［19］顾元庆：《檐曝偶谈》，见《说郛》续17。
　　［20］［22］吴履云：《五茸志逸》卷7。
　　［21］佚名：《启祯记闻录》卷1。
　　［24］张合：《宙载》卷上。
　　［25］屠隆：《娑罗馆逸稿》卷1。
　　［26］陈眉公：《小窗幽记?集豪》。
　　［27］刘仕义：《新知录》，见《五朝小说大观》。
　　［28］陈于陛：《意见》，见《宝颜堂秘笈》续集。
　　［29］张燧：《千百年眼》卷12。
　　［30］张大复：《梅花草堂集》卷6。
　　［31］张鸿盘：《西州合谱》，见《说郛》续21。
　　［32］陈从周：《说园》第2页，书目文献出版社。
　　［33］陈眉公：《小窗幽记?集景》。
　　［34］［36］［43］［68］［69］《祁彪佳集》卷7。
　　［37］张岱：《瑯嬛文集?记?〈快园记〉》。
　　［38］钮琇：《觚賸续编》卷1。
　　［39］［55］吴履云：《五茸志逸》卷3。
　　［40］王应奎：《柳南续笔》卷1。
　　［45］黄省曾：《吴风录》，见《百陵学山》。
　　［46］谢肇淛：《五杂俎》卷3。
　　［47］蒋以化：《西台漫纪》卷5。
　　［48］［51］陆深：《春雨堂随笔》。
　　［49］张霞居：《红兰逸乘》，转见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上册。
　　［50］何良俊：《何翰林集》卷15。
　　［52］安奇：《明稿本〈玉华堂日记〉中的戏曲史资料研究》，《艺术研究资料》第7册。
　　［53］汤显祖：《牡丹亭》第十出，《惊梦》。
　　［54］孙传能：《郯溪漫笔》卷1。
　　［57］马口编：《自然集》，见庐前编：《饮虹簃所刻曲》。
　　［58］王晫编：《檀几丛书》二集，卷15，引《醉笔堂三十六善》。
　　［59］徐咸：《西园杂记》卷下。
　　［60］沈周：《客座新闻》。
　　［61］董含：《三冈识略》卷8。
　　［62］汪琬：《尧峰文钞》卷16。
　　［63］张岱：《西湖梦寻》卷1。
　　［64］乾隆《震泽县志》卷8。
　　［65］［67］叶梦珠：《阅世编》卷10。
　　［66］卓尔堪：《遗民诗》卷1。
　　［70］张岱：《陶庵梦忆》卷5。
　　［71］周晖：《金陵琐事》卷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