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社会科学
文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十分密切，对文学作理性的、思辨的、科学的分析研究的文艺学本身就属于社会科学的范围。在文学发展的漫长历史中，宗教、哲学对文学的影响乃至控制处处可见。20世纪以来，弗洛伊德的心理学，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现代语言学也对文学和文学批评有着深刻影响。对这些影响和渗透的研究不仅有助于解释文学史的发展，深入理解文学的内涵和意蕴，而且可以更清楚地认识文学的开放性品格。
文学与宗教
从文学发生学的角度看，人类历史上文学艺术与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原始神话与巫术仪式常常混融在一起。不仅创世神话、天启神话、英雄始祖神话等神话形态中充盈着宗教色彩①，而且很多其他样式的原始神话，也往往与巫术仪式等交融在一起。虽然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文学与宗教成为人类精神生活的两种方式，但它们仍有很多的共同点，如两者关注的对象都是人和人的生活，特别是人的心灵和精神，都表现出对人的关怀和对终极的追问，并且宗教与文学都通过想象和幻想，营造着人类精神家园的梦，都具有强烈的情感和感受等。此外，宗教经典中有不少篇章具有文学价值。《圣经》不仅是基督教的教义典籍，也是一部优美的古希伯来文学选集，其中《约伯记》、《雅歌》和《启示录》还创造了一些文学体裁，古希伯来民间流传的神话故事、历史传说、战歌、爱情诗等都在《圣经·旧约全书》中得以保存和流传。
一、文学史与宗教
在中外文学发展史上，宗教对文学发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两者之间具有密切复杂的关系。在西方，《圣经》同古希腊文学一起，构成了西方文学的两大源头。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文学是在宗教的怀抱里长大的，基督教与西方古典文学的关系之密切怎样估计也不过分。美国比较文学学者斯托尔克奈特曾说：“对过去十六七个世纪里西方文明的任何时期的精神和文化生活的评论必然涉及那一时期的领导者如何理解和解释《圣经》。”①纵观西方文学史，《圣经》不仅为一代代作家和诗人提供了大量的题材和人物原型，而且基督精神往往内在于文学作品之中。就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而言，人们只有认识和把握了小说中的宗教意识，才能更深切地体会到其所表现的人性与神性的冲突和统一，从而获得某种普遍性和超越性。可以说，《圣经》是理解西方文学乃至西方文化的“密码”，离开基督教知识和背景，很难真正读懂西方文学。
佛教与我国古代文学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生发的关系是有目共睹的。佛教自东汉传人中国之后，不仅给中国古代文学输入了新内容，带来了新的形式，而且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中国文人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其中比较重大的有两点。一是格律，发端于沈约、谢眺等人倡导的永明体，就是从梵文经典那里学来的，它受到转读佛经的启发。据陈寅恪先生考证，“中国文士依据及模拟当日转读佛经之声，分别定为平上去之三声，合人声共计之，适成四声。于是创为四声之说，并撰作声谱，借转读佛经之声调，应用于中国之美化文，一。永明体创四声八病说，经过后来诗人的不断改进，到初唐以后就形成了严格的作诗格律，为唐代诗歌的繁荣奠定了形式基础。二是变文的讲唱体和铺叙手法，可以说唐宋以来的各种俗文学形式，如话本、鼓子词、诸宫调、弹词等都与它有渊源关系。因此，佛教东来后中国文学的变化史是一个大有研究的课题。
近代以来，中国新文学的先驱则看到了基督教文化的价值和独特作用。陈独秀于
二、文学创作与宗教
宗教对文学的影响首先表现在作家身上。有些作家或诗人本身就是宗教的虔诚信徒，他们的宗教信仰对他们的创作思想有深刻影响，托尔斯泰就是一个突出的代表。在他的创作中，基督教的博爱精神与人道主义精神的结合形成我们常说的“托尔斯泰主义”。但是作为批判现实主义盼大师，基督教教义也使托氏的创作产生极大的矛盾。一方面，托尔斯泰是天才的艺术家，创作了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画卷，并在作品中激烈抨击了教会的虚伪和罪恶；另一方面，他又是发狂的笃信基督的教徒，极力宣扬“勿用暴力抗恶”，主张“道德自我完善”，由此使其创作体现出文学与宗教的矛盾统一。
对中国文人影响较大的是中国化的佛教——禅宗。禅是梵文的音译略写，意为“静虚”，即通过静收止观达到精神专注、物我两忘的澄明境界。中国的山水诗融人了佛教的清静，谢灵运、王维、孟浩然、柳宗元等人的诗中都具有禅心。王维就是一位比较典型的融艺术与禅趣于一体的诗人，他在诗中多次提及“夜禅心更寂”、“闲坐但焚香”、“安禅制毒龙”等，对禅宗的深刻领悟使他晚年的山水诗如“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等充满了“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式的禅趣。苏轼的诗中也有禅悟，他在《送参寥师》中写到，“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用艺术感受的方式传达出禅宗“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物我归寂的境界。“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元好问的这两句诗道出了诗与禅的密切关系。
其次，宗教为文学创作提供了素材和意象。欧洲文学史上有不少名篇取材于宗教，如弥尔顿的三部长诗——《失乐园》、《复乐园》和《力士参孙》就取材于《旧约全书》。《失乐园》援引《旧约全书》中亚当、夏娃因受撤旦引诱，偷吃知识树上的禁果，被上帝逐出乐园的故事，塑造了一个骄傲、野心勃勃，同时又深受上帝压迫的撒旦的形象；《复乐园》则根据《新约．路加福音》里耶稣在约旦河畔由圣徒约翰施洗后，经历圣灵安排的撒旦诱惑这一考验的故事，强调了信仰消除情欲的强大威力；《力士参孙》取材于《旧约全书．士师记》中以色列民族英雄参孙被妻子大利拉出卖给非利士敌人后宁死不屈，和敌人同归于尽的悲剧故事，表现了坚强的革命精神。在这个系列史诗里，旧有的宗教故事经过加工提炼后脱胎换骨，表现出作者在英国大革命及复辟时期的痛苦、感受和思考，成为文学和宗教艺术结合的范本。不仅如此，宗教中的一些形象还成为文学中常见的原型和意象，如十字架、天使、犹大、原罪、伊甸园等经常在西方文学作品中出现。D·H·劳伦斯的作品就经常出现“伊甸园”的模式。从第一部小说《白孔雀》到《查特莱夫人的情人》，劳伦斯一直在寻找伊甸园式的极乐之地，探寻灵肉合一的理想的两性关系。而我国的《山海经》，魏晋时期的志怪小说，以及后来的《西游记》、《封神榜》等也都可以明显地看到佛教的影响。
再次，宗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丰富了文学艺术的表现技巧。例如，佛教文学中的丰富的想象和散韵并用的文体对我国古代文学尤其是通俗文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佛教中的前世、今生和来世的观念，因果轮回、三界五道的观念，大大扩展了中国人思维的时间和空间。同时，佛教的面壁玄思，天上地下、无奇不有的超时空的想象力给了中国文学创作以很大的启迪。在魏晋时期的志怪小说中，“梦幻式”、“离魂式”、“死而复生式”等叙事模式的出现，就与佛教有直接关系。中国小说中“话本”的发展，也与佛教“俗讲”有相当深的渊源。“说话”即讲故事，本是民间自古就有的娱乐，后来佛教传人中土，为了广泛宣传教义，争取更多的信徒，于是有了所谓的“俗讲”，即用通俗化的方式宣传佛教教义。俗讲吸收了民间说唱的一些方式，在宣讲教义时穿插了历史故事、民间传说，甚至还有一些现实生活中的故事。“说话”受到“俗讲”的影响，在叙事技巧上更为成熟，为其后小说的成熟做了很好的准备和铺垫。
不可否认，文学在接受宗教洗礼的同时，也表现出对宗教的反叛和改写a在中外文学史上，都不乏一些具有反宗教倾向的文学作品。《十日谈》中就有很多恣意嘲笑讽刺宗教伪善的故事。十个男女青年为躲避黑死病，在佛罗伦萨乡间一个别墅中共度十天，讲了一百个故事，这些故事大多揭露和讽刺了天主教僧侣生活腐朽、道德败坏而又伪善虚伪的面目，热情称道现世生活，表现出欧洲文艺复兴初期对禁欲主义的否定和批判。王尔德的《莎乐美》虽取材于《圣经．马太福音》，但表达的却是唯美主义的思想观念和艺术特色。《圣经》中的主角是莎乐美的母亲希罗底，她憎恨约翰，并怂恿女儿莎乐美在跳舞后要求用约翰的头作为回报。而王尔德的《莎乐美》则在关键情节上作了改写，剧中莎乐美痴情于约翰，爱慕他惊人的美，遭到拒绝后请求父王将他杀死。希律王要求莎乐美跳“七重面纱之舞”，然后满足她疯狂的爱欲。王尔德的诗剧突出的是爱与美的巨大力量，推崇肉体的感性至上思想，成为英国文学中反启蒙、反现代性的作品。
三、文学批评与宗教
在西方，提到宗教对文学批评的影响，会很自然地想到阐释学的历史。“《圣经》阐释学是现代阐释学的前史。”(伽达默尔语)最初阐释学主要用于对《圣经》的释义，一般分四个层面：一是直义，二是寓言层面，三是道德层面，四是神秘意义。中世纪神学家奥古斯丁在《基督教教义》中用一首小诗对这种解释方法作了简洁的概括：“字面意义多明了，寓言意义细分晓，道德意义辨善恶，神秘意义藏奥妙。”19世纪德国神学家、哲学家施莱尔马赫则将这种阐释《圣经》的方法上升为普通阐释学，定义为“理解文本的艺术”。在他那里，阐释学不仅是神学的基础，而且成为一切人文科学的基础。后来的德国哲学家狄尔泰则进一步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完善了施莱尔马赫的理论，成为文学阐释学的莫基者。
现代阐释学将传统阐释学方法论性质的研究转变为本体论性质的研究。海德格尔认为，人的存在或称“此在”从根本上说是历史的，它总是与人们置身的具体情况卷在一起，历史性的个人生存应成为哲学关注的焦点。而人对世界的理解又依赖于一种“先在”。这种“先在”或称理解的前结构，它是解释发生和进行的前提。伽达默尔也指出：历史性正是人类存在的基本事实，无论是理解者还是文本，都内在地嵌于历史性之中。真正的理解不是去克服历史的局限，而是承认并正确地对待这一历史性。在谈到对“意义”的理解和解释时，伽达默尔认为，作者的意旨不能穷尽作品的意义。对作品的解释，离不开解释者的历史条件，“总是由解释者的历史环境乃至全部客观的历史进程共同决定的”。当作品从一种文化环境移到另一文化环境的时候，一些新的意义就可能从作品中抽取出来。因此，作品的意义存在于过去和现在的对话之中，不同时代的不同读者对文学作品将会产生不同的解释。
中国传统文论主要受佛教影响。我国第一部完整且成体系的文论著作——《文心雕龙》就与佛教关系极大。从概念层面看，其中的“道”、“心性”、“物感”、“文质”等概念，都近于玄学和佛教的意义层面；从论述方法看，其“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的论证思路，明显有别于儒学经验式的论说传统而打上了佛学“由观假象而观实象”的影子。隋唐以后，禅学兴盛，不少文人喜欢引用禅理来谈论文学，“以禅喻诗”成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特色之一。尽管禅与诗在对待情感和世事上差别很大，但在把握对象世界的运思方式和语言策略上两者十分相似。禅宗认为佛之真谛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只能靠主体的体验去感悟其言外的意蕴，即所谓的“参禅”。禅师们在传授中常常借助比喻、隐语等方式旁敲侧击，所谓“学诗浑似学参禅”([北宋]吴可《学诗诗》)就是用禅宗参禅的方式去理解诗歌。司空图的“韵味说”、严羽的“妙悟说”和王士祯的“神韵说”等都是从禅理引申过来的，这些文人借用禅理的妙谛来论述诗歌的奥妙，由此在中国诗坛上形成了一种淡泊清空的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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