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现代语言学

    文学作为一门语言艺术，与语言学的关系十分密切。文学时时都在为丰富和发展人类的语言作出贡献，同时也对语言学的某些规范提出挑战，从而为语言学研究提供了一些新的课题。20世纪的语言学研究则主要是在哲学的层面上展开的。20世纪人文科学的重大事件就是“语言学转向”。

 

一、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

    现代语言学是20世纪的前沿学科，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是其杰出的代表。索绪尔在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中对传统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作了革命性的改造。他将人类的言语活动分成两大类：语言和言语。语言是社会集团为了使个人有可能行使言语机能而采用的必不可少的规约，为社会所有成员共同遵守，即结构包括语法、句法和词汇；言语则是“人们所说的话的总和”，是语言的具体表现和运用，是一种个人现象。现代语言学研究的对象是语言而不是言语，只有语言才有稳固的性质，人们可以通过语言要素的相互关系认识语言现象的整体，而言语的表现是暂时的，它的整体是无法认识的。

    索绪尔进一步认为，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由能指和所指构成。能指即语言符号，所指是语言所引起的音响形象，但能指和所指联结的不是固有的名称和固有的事物，而是任意的，是一种语言习惯的产物，所谓意义只是约定俗成的产物。每个符号作为一个语言要素，又与其他要素互相依赖、互相制约，共存于一个相对稳定的系统中。现代语言学不应满足于对个别的、孤立的符号的研究，而应着重研究符号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的结构规律。

    在区分了语言和言语并把语言界定为符号系统之后，索绪尔提出了共时语言学与历时语言学的问题。“共时语言学研究同一个集体意识感觉到的各项同时存在并构成系统的要素间的逻辑关系和心理关系”，即研究同时要素间的关系；历时语言学研究的是时间上彼此代替的各项相连续要素间的关系。索绪尔认为，共时研究优于历时研究，如果语言学家置身于历时的展望，那么他所看到的就不再是语言，而是一系列改变语言的条件，它无法找到自己的终点。

    索绪尔提出的观察语言现象的新角度和同步分析的模式被称为社会科学的“哥白尼式的革命”。他关于将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转向整个语言系统而不是个别言语的主张，他关于语言是由能指与所指构成的具有任意性和差异性的符号系统而不与外界事物相对应的思想，他对语言学研究中共时性的强调，这些极富启发性的理论为结构主义文学批评提供了方法论的基础。

 

二、现代语言学与文学批评

    由于语言学转向，哲学讨论的重大问题由主客关系转向语言与世界的关系，是语言开启了世界，建构了世界。语言不再是为独立存在于世界上的实体提供的一套标签，恰恰相反，人们正是通过概念之间的差异来理解世界的。由此，人们不由地产生了这样一个疑问：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作品表现的究竟是真实的存在，还是一套语言符号?从索绪尔语言学中吸取了养料的文学符号学充分认识到文学的语言符号性质，从而排斥了文学对经验的依赖关系。这是一种新的文学观，这种文学观能否被人们理解还需要时间，但它毕竟打破了一统天下的模仿说和表现说的根基，引导人们开始思考文学本质的新层面。

    现代语言学对20世纪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尽管这些批评流派在批评主张和批评方法上不尽一致，但都从不同角度表现出对语言的强烈兴趣。现代语言学的概念、方法和模式在文学批评领域得到了广泛运用。在形式主义文学批评中，语言被提到十分突出的位置。俄国形式主义所倡导的“文学性”，雅克布森对音位学的研究，都表现出对语言问题的关注。新批评的“细读法”则是一种细致的语义分析。在索绪尔现代语言学基础上产生的结构主义文学批评显示出更彻底的与经验世界的决裂。它们借助索绪尔的观点，对文学批评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作了新的改造。与现代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不是言语而是语言一样，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的着眼点也不是个别具体的文学作品而是存在于这些作品中的叙述方式和结构模式，即使在描述一部作品时，结构主义文学批评也是把它作为某种叙述方式的具体表现。在研究方法上，它们抛弃归纳法，而采用演绎的方式，去确立一些规则和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讲，结构主义文学批评正是试图用语言学方法改造文学批评的一种尝试。

    语言学转向不仅是坚持文本批评的各种流派的理论基础，而且深刻地影响到研究主体和重返历史政治的批评思潮。在以研究人的无意识活动为主要对象的精神分析批评中，我们也看到了语言的踪迹。“心理分析学所全力探究的事实上正是梦的语言结构和语法。”拉康则进一步断言，无意识是语言的产物，是语言对欲望加以组织的结果。即使在主张重返历史的新历史主义批评那里，语言也具有本体和建构的特征。新历史主义批评与传统历史批评的重要区别之一就在于突出了历史的文本性，历史不再是一种真实的再现，而是一种语言的阐释，意识形态也是一种语言建构，它们都带有一切语言构成物所共有的虚构性。可以说，20世纪的文学批评正是在语言的构架中得到重塑的。在今天的文学批评中，我们处处发现语言的渗透力，不仅语言、符号、话语、语境等已经成为常用词汇，而且像主体、文化、权力、意识形态等都以话语形式在文学批评中出现。

    这种对语言的推崇给文学批评带来了双重效应。一方面，它扩展了批评阐释的空间，并通过语言的差异使批评话语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度；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这种对语言的标举也使批评陷入一种逻辑困境，批评语言的狂欢，差异的极端化，将可能造成对话和交流的困难。

    综上所述，文学活动不是在自我封闭的圈子里运行，而是在其发展历程中与其他文化形态不断发生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文学正是在与其他文化形态的对话和交流中，被注入新的营养，从而获得发展和更新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