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传学（比较文学理论概要）

    流传学研究作家作品或一国文学在外国的成就、命运和影响，这种研究是从放送者出发研究接受者的，是一种从源到流的探寻。譬如莎士比亚对德国、法国、中国等国作家作品的影响就属于流变研究的大课题。

   

第一节流传学的研究类型

    流传学以放送者为出发点，根据放送者的位置可以列出三种类型：中国文学在国外，外国文学在中国，各国文学之间的交流与影响。

  一、中国文学在国外

    这是一种专门探讨中国文学在国外的形象、中国文学对外国的影响的研究类型。这种研究对于客观清醒地认识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位置和中国文学对世界的贡献具有重要的意义。据资料记载，历史上中国许多文学作品被翻译介绍到西方，其中不仅有古代文学，也有现当代文学。17世纪前后，法国耶稣会教士金尼阁就将《诗经》译成拉丁文。《水浒传》被译成英、法、德、意、俄、匈牙利、捷克、波兰及拉丁文等12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发行。《红楼梦》在世界的传播和影响更是深远，据不完全统计，《红楼梦》有20多种译本，“红学”研究成为国际性话题。捷克著名中国学家普实克则对中国现代文学有深入研究。他高度评价“五四”运动后出现的一代作家，包括鲁迅、茅盾、郑振铎、阿英、郁达夫、丁玲、胡也频、老舍等，独到地拈出“抒情”和“史诗”两个概念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主流的重要特征。了解中国文学在国外的情况，了解外国人对中国文化、文学的评价，可以使我们借助“他者”的眼光反观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学史，从而更好地认识自己。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学者就已开始了中国作品在国外流传情况的研究。陈铨的《中德文学研究》(1936)就是一本研究1763年以来的二百年间中国文学在德国的翻译、介绍以及对德国文学影响的专著。全书分绪论、小说、戏剧、抒情诗、总论五章，书中特别对18世纪德国作家歌德、席勒等人接触中国作品的情况作了细致的介绍和分析。《好逑传》在18世纪就有英、法、德、荷4种译本，歌德读了《好逑传》后对它作了高度评价，并想根据它和其他一些中国作品改编成《哀兰伯诺》(未完成)。席勒曾打算将这本书改编成小说，但未写完，手碲至今还存放在博物馆里，等等。这种关于中国文学在国外的流传研究因各种原因，此后的一段时间未能继续深入下去。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比较文学在我国的再度兴起，学者们加强了这方面的研究，出版了多套丛书，除中国与西方诸国外，还包括中国对东方邻国如日本、越南的影响，如花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在法国》、《中国文学在英国》、《中国文学在俄国》、《中国文学在日本》等。黄鸣奋于1997年出版的《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之传播》也是一本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在国外的具有史料价值的流传学研究专著。

    在追踪中国文学在国外的流传过程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外国对中国和中国文学从陌生、曲解到逐步认识的发展轨迹。早期西方对中国文化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向往，钱林森在《蒙田在中国》一文中介绍说，蒙田在55岁(1588)时，即辞世4车前，读到西班牙来华传教士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接受了中华民族具有古老历史的思想，并在《随笔》第三卷写下了这样的话：“在中国，在这个很少与我们交往，对我们并不了解的王国里，它的政府体制和艺术在一些杰出的领域内超越了我们，它的历史告诉我，世界之大、之丰富是我们的祖先和我们自己所无法深刻了解的……”①蒙田的这段谈论中国的绝无仅有的文字，表现了西方学者对东方古国的一种陌生感及其对中国古老文明的神往之情。不过，洛可可时代的欧洲人对中国的认识，不是通过文字，而是通过那些浅色的瓷器、色彩飘逸的闪光丝绸所展示的梦寐以求的美好生活的前景来认识的。奥尔德里奇在《世界文学的再现》第三章“文化多元主义与文学批评”说：“西方大多数人对中国和日本只有一些极为模糊的概念。而且，这些概念与其说是由现实构成，不如说是出于纯粹的想象。”②

    中国文学传入欧洲后，法国启蒙主义者试图从中寻找思想武器。《赵氏孤儿》中的舍子救主，《好逑传》中的坐怀不乱，这些作品不仅引起法国启蒙主义者的惊奇和兴趣，而且作品中所表现的责任感和道德感在法国学者看来也是一种十分美好的理性主义。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伏尔泰读了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其中“舍子救主”所体现的美好的“理性主义”引起了他的惊奇和兴趣，他被《赵氏孤儿》中所表现的责任感和道德感所感动。为了宣扬中国道德，他以《赵氏孤儿》为蓝本，改编和创作了《中国孤儿——五幕孔子的伦理》一剧。剧本以元朝为背景，宣扬中国道德同化外来征服者的力量。如第一幕第一场作者就通过剧中人伊达美之口说出了全剧的中心思想：“用我们中国文化的力量，把这一只野心勃勃的狮子(指蒙古族征服者——引者)收服过来，用我们的礼教道德感化这个野蛮的鞑子，叫他归化中国。”①伏尔泰是按照他的理念，从反对中世纪教会统治的需要来赞美中国文学的。18世纪的西方是中国文化热的时期，正如美国学者史景迁所指出的，“18世纪可以说是欧洲历史上最倾慕中国的时期”②。不过，后期的伏尔泰对中国的态度有所改变。中国才子佳人小说中的一些情节也成为西方读者的猎奇对象。鲁迅说，《玉娇梨》、《平山冷燕》、《好逑传》“若在一夫一妻的国度里，一个以上的佳人共爱一个才子便要发生极大的纠纷，而在这些小说里却毫无问题，一下子便都结了婚，从他们看起来，实在有些新奇而且有趣”。

    法国大革命后，欧洲思想的中心移到德国。德国学者对18世纪的中国文化热进行了反思。黑格尔承认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国家，但他接着说：··很早我们就已经看到中国发展到了今天的状态。因为缺少客观存在与主观运动的对立，所以排除了每一种变化的可能性。那种不断重复出现的、滞留的东西取代了我们称之为历史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认为“中国……还处在世界历史以外”③。也就是说，中国是一个呆滞的、没有真正历史的国家，并且黑格尔认为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是家庭精神，这种家庭精神的结果就是东方专制主义，而专制主义是压制意志的。有位德国人曾这样描述他对中国的感受：东方是他的梦中情人，而当他走近后却感到这个情人已经衰老。    ，

    在今天，无论是研究古典文学，还是现当代文学，参考西方对中国文学的研究已成为中国学者的自觉行为，如西方学者对中国古典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的评价，对当代小说的评价等都成为我国学者研究中国文学的重要参考。国外学者的观点和方法将有助于国人眼光的开阔和周全，这正是比较文学对文学研究的贡献。

  二、外国文学在中国

    这是一种广泛研究外国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和渗透的工作，在这方面我国有较广泛的关注，如歌德在中国、高尔基在中国、托尔斯泰在中国等。这些研究不仅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两种文化的交汇、分歧和吸收状况，而且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外来因素是如何丰富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从而更好地把握中国文学的发展和变迁。

    研究近代以来西方文化、文学对中国的影响就是一项比较艰巨的任务。如今人们已开始系统地梳理西方文学和文学批评的译介情况，分析其在中国的影响、运用和变异。目前的研究主要有三大时期：1840年以来中国对西方文学的介绍和翻译，20世纪初以来外国文学对中国的影响，1978年以来外国文学在中国的流传。外来的思想文化如何成为中国现代思想和文学的组成部分的历程需要我们认真梳理和总结。

    近代以来，出于思想启蒙的需要，在倡导“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的同时，中国出现了一个范围极广、内容丰富的中西文化、文学比较研究的热潮，以林纾、马君武、苏曼殊等人为代表，翻译了大量的小说、诗歌、戏剧、文艺理论等。不过，国人对西方文化的接受也有一个过程。19世纪末；0世纪初，国人对西方文学抱鄙薄的态度。曾朴描述了这一情形：“那时候，大家很兴奋地崇拜西洋人，但只崇拜他们的声光电化，船坚炮利，我有时谈到外国诗，大家无不瞠目结舌，以为诗是中国的专有品，蟹行蚓书，如何能扶轮大雅，认为说神话罢了；有时讲到小说戏剧的地位，大家另有一种见解，以为西洋人的程度低，没有别种文章好推崇，只好推崇小说戏剧；讲到圣西门和孚利爱的社会学，以为扰乱治安；讲到尼采的超人哲学，以为离经叛道。”①

    “五四”以后，年轻的中国现代文学以惊人的热情欢迎西方文化和文学思潮的登陆。从欧洲文艺复兴到俄国十月革命，各种社会思想和文艺思想在短短的几年都被介绍过来，作家从拜伦到波德莱尔、惠特曼，从莎士比亚到易卜生、梅特林克，从薄伽丘到狄更斯、阿志巴绥夫等；流派有浪漫主义、写实主义、自然主义、神秘主义、唯美主义；文学类型有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自由体诗、话剧等，中国新文学以共时的形态展示了西方几百年文学发展的历时性风采。正如唐搜先生所说：“无论是作家个人还是文学社团，都和外国文学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几乎没有一个作家或社团不翻外国作品，几乎没有一个作家和社团不推荐一个或几个外国作家，并且自称在艺术风格上受到他或他们的影响。”①不过，这一时期对外国的引进又是与对传统的反思、批判和对民族存亡的探索联系在一起的。20世纪30年代以后，主流的左翼文艺运动为了建设“革命文学”，在外国文艺思潮中开始了选择性倾斜。“以俄为师”，师法苏联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单一性选择，遮蔽了“五四”时期那种对外国文学思潮多元共进、兼收并蓄的视野，苏联的文艺思潮直接介入并制约了中国左翼文学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与西方的联系渐行渐远，而对俄苏文学和文艺理论的研究更加系统，也更具规模。即使中苏在意识形态方面发生分歧，俄苏文学和文学理论的影响仍延续了下来。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西学东渐的浪潮再度涌起。这一时期的文学殿堂，门户洞开，八面来风，显示出开放性的特征。从接受的历程来看，有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最初，王蒙等一批小说家主要从形式上借鉴现代主义文学，以后逐步表现为思想观念的共鸣与吸纳，一些年轻的小说家通过小说这一样式对生存形式、价值、文化等重新思考和选择。从接受的范围来看，新时期的文学接受面也有变化。如果说“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对世界文学的选择主要侧重于东欧、北欧和俄罗斯文学，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选择侧重于苏联和社会主义各国的文学的话，那么，新时期文学则是侧重于20世纪的西方和拉美文学。人们开始接触20世纪以来的大批外国作品，见识了种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流派、风格与手法。从接受的时效来看，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几乎是同步的。一种新的思潮一出现，很快传到中国，中国文坛马上作出反应，或介绍，或评介，并被中国作家所吸收。就中国当代小说而言，近几十年对中国小说家影响很大的外国作家有卡夫卡、博尔赫斯、马尔克斯和米兰·昆德拉等。卡夫卡让中国作家看到了文学中变形的力量，这是一种可以改变文学观念和叙述方式的力量；博尔赫斯对中国作家的启发主要在于短篇小说的形式感，时间和空间的错位与叠加以及一些幻觉性仿写上；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不仅启发了中国作家的想象力，还促使他们更多地在自己脚下发现民族的神奇现实和历史。

    梳理西方文学批评的译介情况，分析其在中国的传播、运用与变异，也是流传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严锋的《结构主义在中国》、张岩冰的《接受美学研究在中国》、季桂保的《解构主义在中国》②等文以其宏观的视野、翔实的材料和条分缕析的研究清楚地勾画出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和实践情况，为我们提供了了解西方20世纪各种批评流派在中国发展演变的详细资料。当然，中国文学批评对西方文学批评的接受是十分复杂的，往往影响和抵制交织在一起。

  三、各国文学之间的交流与影响

    这一类型主要涉及外国文学之间的关系，如莎士比亚对法国文学的影响，法国文学对俄罗斯文学的影响等。郑振铎在介绍美国文学时曾论及美国作家爱伦．坡对欧洲各国的影响：“欧文使欧洲文坛认识了美国文学，爱伦·坡却使欧洲文坛受到美国文学的重大影响了。在1909年爱伦·坡的百年生忌时，全个欧洲，自伦敦到莫斯科，自克里斯丁那(Christiania)到罗马，都声明他们所得到的他的影响，且歌颂他的伟大与成功。”①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多是专修外国文学史的专家，这类研究可以勾勒出各国文学在历史上的渊源关系和发展状况，尤其可以清楚地看到世界各国文学之间的普遍联系。

    在世界文坛，很多理论家都对法国近代作家拉伯雷的《巨人传》以及这部作品与当今文学创作和思潮的关系表现出兴趣。巴赫金在《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的民间文化》(1965)一书中指出了拉伯雷作品中的“非文学性”和“非官方性”的特质：“是生活本身在狂欢节上表演，而表演又暂时变成了生活本身，这就是狂欢节的特殊本性。’’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也指出，拉伯雷小说艺术的本质，在于“小说的智慧’’不同于“哲学的智慧”，“因为小说不是从理论上产生，而是从幽默精神中产生……在上帝微笑启发下的艺术从本质上说，不是屈从于意识形态的可靠性，而是与它们相矛盾”。于是，“拉伯雷不仅在决定法国文学和法国文学语言的命运上，而且在决定世界文学的命运上都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从拉伯雷作品中引申的狂欢精神成为后现代思想的来源之一。此外，《巨人传》中的戏谑、怪诞风格也直接影响到当代世界各国文学审美观念和创作思想的变化。

 

第二节流传的方式

    流传方式可以作多种划分，这里分两类：作家作品的国外声誉和文学思潮流派的传播。前者以个体身份出现，包括作家之间的影响和一个作家对众多作家的影响；后者以群体的方式出现，包括思潮对个体作家的影响和思潮对众多作家的影响。

  一、作家作品的国外声誉

    考察作家作品的国外声誉是一种围绕个体的传播路线展开的研究，主要研究作为放送者的作家、批评家在国外的流传状况和对外国作家、作品的影响，这是比较文学中应用得较多的一种。

    大凡文学大师和巨匠，都会对众多作家、流派产生影响，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的作品和思想就曾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众多的现代和当代作家。泰戈尔是一个享誉世界的东方作家，他诗作的魅力不仅征服了欧洲，而且在中国现代作家的创作中得到热烈回响。1913年，泰戈尔以他的伟大诗篇《吉檀迦利》获诺贝尔文学奖，不久欧洲掀起了盛况空前的“泰戈尔热”，《吉檀迦利》成为欧洲最畅销的读物。1921年，英译本问世后立即再版，仍供不应求，有时一个月之内不得不再版三四次。在德国，一次就发行了五百万册。英国女王授予泰戈尔爵士称号。这股“泰戈尔热”很快由西向东，首先传到了日本，不久又由日本传到了中国。《新青年》第1卷第2号发表了陈独秀翻译的泰戈尔的《赞歌》，共四首，并对泰戈尔作了简要的介绍。1923年泰戈尔来到中国。沈从文具体说明了泰戈尔对冰心和徐志摩的影响：

        印度诗人泰戈尔《新月集》的介绍，和他本人一再莅临中国做客，意义大，影响深，中国两个现代诗人的成就都反映出泰戈尔先生作品点滴的光辉；一个是谢冰心女士，作品取用的形式，以及在作品中表示对于自然与人生的纯洁感情，即完全由泰翁作品启迪而来。另一个是徐志摩先生，人格中综合了永远天真和无私热忱，重现于他的诗歌和散文中时，作为新中国文学的一注丰饶收成，更是泰翁思想人格在中国最有活力的一株接枝果树。

冰心是公认受到泰戈尔影响最深的诗人。早在1920年，她就写过一篇题为《遥寄印度哲人泰戈尔》的文章说：“泰戈尔!谢谢你以快美的诗情，救治我天赋的悲感，谢谢你以超卓的哲理，慰藉我心灵的寂寞。”冰心翻译了泰戈尔的诗歌并吸收其创作风格，她在《冰心诗集·自序》中说：“我写《繁星》，因为看了泰戈尔的《飞鸟集》，而仿用他的形式，来收集我零碎的思想。”直到晚年，她总是说：“泰戈尔是我年轻时最爱慕的外国诗人。”可以说泰戈尔给了她终生的影响。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欧洲现代派的影响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俄国文学史上，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作为与托尔斯泰齐名的一座丰碑耸立在现实主义的文苑中的。从19世纪末开始，随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大量介绍到欧洲，他的名字逐渐与焦躁、忧悒、迷惘的西方人联系在一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热”多次在欧洲和日本形成高潮，西方现代派的哲人和文学艺术家们对这位异国他乡的作家表现出异乎寻常的亲近，把他“看成自己的先驱和自己的支柱”，在列举借以师承的先驱者的名单上都会不约而同地写上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字。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几乎每一部作品，都可以在西方找到它的“变体”。他作品中所体现的权威感丧失的倾向，所运用的复杂的人物内心独自的技巧，在艺术实践中所描写的畸形、梦魇、分裂、变态和那种阴惨、病态的色彩，反常的节奏，骚动的情绪等，已融入西方现代派文学之中。在萨特、艾略特、卡夫卡：加缪、海勒等西方作家的作品中，都可以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那种畸形、变态和怪诞的影子。令人寻思的是，对西方现代派文学影响极深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中国当代文坛的地位却远远不及托尔斯泰，甚至不及果戈理。

  二、文学思潮流派的传播

    文学思潮指“在一定社会历史运动或时代变革的推动下，一些政治文化思想相近、创作主张和审美追求相似的作家共同形成的带有广泛社会倾向性的文学运动或文学潮流”①。文学思潮和运动是近代以来欧洲文学史上的一个显著现象。思潮流传主要表现为文学思潮的世界性传播。一种文学思潮一旦出现，就会迅速形成流派，然后向四面八方辐射，造成一个颇具规模的文学运动，覆盖欧洲的很多国家，并持续一个时期乃至一个或几个时代。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就是一部阶段性研究欧洲文学思潮与流派的集大成著作。

    就浪漫主义而言，它作为一种文学思潮，出现于18世纪末至19世纪三四十年代。欧洲许多比较文学学者对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有过深入的研究⑦。浪漫主义形成于德国(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对人的推崇为文学中的浪漫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随即传人英、意、法等国，后又波及俄国、波兰、匈牙利等斯拉夫语民族，发展为一场风靡欧洲的文学运动。浪漫主义在法国达到高潮，法国浪漫主义前期的主要代表为夏多布里昂、斯达尔夫人、拉马丁、维尼等，后期的主要代表是雨果。浪漫主义对我国现代作家也有一定影响，郭沫若的《女神》就具有浓烈的浪漫主义色彩，不过，浪漫主义的“自我”在郭沫若那里变成了为民族解放呐喊的“大我”。

    在研究中我们还看到，当今的文学思潮和批评流派的世界性传播，其传播的中心源并不限于某一国或某一种文化背景。每一种文学思潮和批评流派的产生都凝聚了各国学者的共同创造。女权主义批评就是在广泛吸收各种批评方法如社会学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精神分析批评、解构批评的基础上建构的一种基于女性体验研究的批评模式。它的思想来源是世界性的，在创立中又融入了英、美、法等国学者的创造，特别是后期黑人女权主义和少数族裔女权主义者的加入，使女权主义批评出现了多极的倾向，而她们对父权制的反抗和建构女性文学批评的宗旨则体现了全世界女性主义者的共同愿望。在当代西方文学批评中，还不难看出东方文化的渗透，在荣格和德里达的文学批评中，均可以看到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对他们的影响。西方文学批评正是吸收了世界各国包括第三世界的精神文化的营养，又通过西方学者的再创造而向全世界输送的。

   

第三节流传中的变异

    文学的流传往往不是直线、等量的。无论是外国文学在本国的流传，还是本国文学在外国的流传，与原作精神完全吻合几乎是不可能的，总会出现一些变异，接受者必然会对放送者的作品有所选择、吸收和排斥。从熵的理论来说，接受过程中的中介越多，差异就越大。从某种意义上讲，变异是绝对的。

  一、变异的现象

  1．“幻景”

    “幻景(mirage)”作为比较文学的术语，指一种虚假影响。法国比较文学家布吕奈尔说，幻景是“神话和海市蜃楼……它唤醒和激起我们不受冷静的理性控制的好感，因为这种诱惑力只不过是我们自己的梦幻和欲望的喷射”①。

    斯达尔夫人的《论德意志~(1814)就是这样一种“幻景”，连续三代法国人都整个儿地被“德国的幻景”(卡雷语)迷住了，许多作家都笃信着存在一个简朴、有道德又富有哲理的德国。比如它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博士，一个头戴钢盔的德国佬，一个社会民主党英雄，一个音乐家，一个欧洲人等，所有这些都是德国人，但没有一样是德国的。18世纪法国启蒙主义者对中国文化的评价也是一个“幻景”，前面提到的伏尔泰尤为突出。他赞赏中国的政治和法律，甚至说“人类智慧不能想出比中国政治还要优良的政治组织”，并感叹“我已不得不主张只有中国是世界上最公正最仁爱的民族了”。中国人的西方“幻景”也是如此。近代以来，国人通过各种传媒了解西方文化和文学时，也带有不同程度的幻觉成分，往往不自觉地将西方特别是美国文化理想化了。

  2．传播“错位”

    由于时空的遥隔，作家、作品在其诞生国以外的流传与作家所在国的理解和评价不尽一致，这是流传中的普遍现象。日本文学界在二战后翻译了波德莱尔的《恶之花》，由于翻译时波德莱尔已享有盛名，因此使得波德莱尔原先的激进文化立场以及在欧洲主流文学界得不到承认的早期现实被遮蔽了，他在日本读者群中被作为法国文学的正宗代表来看待。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本是一部富有哲学意味的讽刺小说，但在很多国家却成了受欢迎的儿童读物。拜伦在中国被视为一种斗士形象，人们更看重他反抗专制暴政、争取民族独立自由的这一面，而拜伦的孤独、离群、暴虐乃至淫荡的一面则被国人忽略。国人对西方自然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解，对西方现代性乃至后现代性的认识都已经脱离了该概念和思潮的时空语境，有些理解可能相距甚远。

  3．各取所需

    各取所需，“为我所用”，这是接受者的主动变异。人们在接受异国文学时，往往根据不同时代、不同需要，采取不同的姿态，吸收不同的成分。乐黛云写的《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就是一篇研究流传中变异的范例。她通过具体梳理20世纪以来尼采在中国不同时期的形象，指出尼采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是随着时代和政治需要的不同而变化的。

    辛亥革命前人们从尼采那里找到的是具有伟大意志和智力的“才士”，希冀雄杰的个人拯救中国的危亡。“五四’’前后，人们心目中的尼采是摧毁一切旧传统的光辉的偶像破坏者，他帮助人们向几千年的封建统治挑战，激励弱者自强不息(虽然这并非尼采本意)。1927年后，由于形势的发展，进步的思想界已经很少提到尼采。到了20世纪40年代，为适应国民党统治的政治需要，尼采又在国统区一部分知识分子中被重新提起，这时他们强调的是绝对的英雄崇拜，是少数天才对人民的统治。由此可见，尼采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在不同时期有不同面目，而不同时期的尼采都不等同于尼采本人，而是加进某些新内容、新色彩的尼采。即使在同一个人身上，放送者的影响也会发生变化。鲁迅早期对尼采的推崇和20世纪30年代与尼采思想的决裂就是放送者在同一作家身上发生变异的明证。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就开始注意和接受尼采的学说，他在《文化偏至论》中提出“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主张发扬人们内心的主观精神和坚强的意志力，这一思想显然是受到尼采的影响所致。鲁迅在《野草》中塑造的孤独前行的“过客”和举起“投枪”的战士的形象，也都带有尼采式的强者色彩。20世纪30年代后，鲁迅开始批判尼采思想中脱离现实、脱离民众的倾向。1934年鲁迅写《拿来主义》时，对尼采的态度就有了明显的改变。他说：“尼采就自诩过他是太阳，光照无穷，只是给予，不想取得，然而尼采究竟不是太阳，他发了疯。”尼采在中国的命运说明，作家作品在某一国度的流传会因时代不同或接受者不同甚至同一接受者的不同时期而出现变异。

  二、变异原因初探

    首先，从放送者的角度看，放送者本身的丰富提供了变异的基础，使其在流传中能够呈现不同面目。尼采之所以在不同时期对中国现代文学有不同影响，与他本人思想的庞杂有关。昆德拉作品的丰富性也是人们难以准确把握的重要方面。大多数中国人认为昆德拉小说具有很强的政治色彩，把其作品作为与现实的参照，却忽略了昆德拉对人类命运的思考。其实，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不仅反映了当时捷克政府的暴乱情景，而且更多的是对人的生存状态的思考。我国古典小说《水浒传》在国外的命运也是如此，J·N．杰克逊认为《水浒传》再次证明作为人类本性的不可抗拒的向上精神和对非正义现象进行抗争的勇气；而旅美作者夏志清则指责《水浒传》作者媚俗，以致写了生动的开头后却流入机械的乏味的大杂烩，具有残暴和施虐狂支配的帮派道德，宣扬贬低女性抬高男性的英雄主义①。其实这些相反的意象都包含在《水浒传》之中。

其次，媒介对于流传的变异也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由于受到各种限制，媒体的担者接触到的作品不是放送国最优秀的，因此未能反映出放送国的文学和理论成就；或者介绍者主观介绍，译者误译作品等，都容易造成文化和文学交流上的偏差。雨果在本国以诗人著名，而在国外，尤其是在英国、日本和我国则以小说《悲惨世界》闻名，这显然与介绍者关注的焦点有关。作为媒介之首的翻译则是造成变异的重要原因，林译小说《撒克逊劫后英雄传》(当代重译本为《艾凡赫》），由于林纾以章回俸形式来写，使之俨然像一部武侠小说，而小说原本中体现的民族主义气节在林译小说中已很难寻觅。又如由于英语译者对汉诗的拆译和误解，中国古典诗歌传到西方时大部分丧失了原有的严格格律，变成了自由诗或无韵诗。此外，由于条件所限，译者所翻译的作品不一定是原著国最有影响的作品，由此导致读者视野受到限制。我国古典的一流小说应该是《红楼梦》，但由于当时没有翻译过去，歌德接受的是《好逑传》、《玉娇梨》这样的作品，故陈铨说：“歌德所读过的三部小说……的作者，都是代表孔子的人生观的，所以歌德看到的世界也只是孔子的世界，至于中国文化里面道教佛教的成分，歌德没有机会接触。如果歌德曾经读过《红楼梦》、《三国志》、《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演义》一类的作品，也许他的看法又不一样。”①我国唐代僧人寒山的诗也是如此。寒山在我国唐代或当今都不是很知名的，但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最流行的中国诗人不是李白、杜甫，而是寒山。美国小说家杰克·克洛维在他的小说《法丐》的扉页上的题词是“献给寒山”。

    最后，接受国在地理、历史、经济、制度、习俗等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上与放送国之间的差异是变异产生的根本原因。同是托尔斯泰的作品，西方读者和评论家关注的是他的宗教感情、道德自我完善、勿用暴力抗恶，而我国学者从中却看到了俄国的社会情况、司法界的腐败、农民的苦难。这是选择上的“文化过滤”。又如华兹华斯和拜伦都是英国浪漫主义的一流诗才，华兹华斯在本土可能更受推崇。但在我国的研究中，拜伦的地位和影响显然超过了华兹华斯。究其根源，意识形态的因素占很大成分，拜伦曾参加了希腊民族解放战争，而华兹华斯则隐匿在湖畔，对英国工业革命持疏离态度。就文学批评上，中国文学批评对西方思潮的接受更多地是在工具论的层面而不是在本体论的层面上，这与中国不存在西方文学批评那样的哲学背景有关，同时也存在语境的差异。另外，接受者缺乏对对方国家的必备的知识储备，轻信传媒，也是导致盲目性变异的原因。这与下一节“渊源学”的误读有关。

    总之，对作家作品流传中的诸种变异作充分扎实的辨析，可以更好地发掘放送者国家的作家作品的潜能，同时接受者国家的文学研究也会因此而丰富。

   进一步阅读

    1．陈诠：《中德文学关系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2．筢存忠：《(赵氏孤儿>杂剧在启蒙时期的英国》，见张隆溪、温儒敏选编《比较文学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3．季羡林：《印度文学在中国》，见季羡林著《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学出版社1991年版。

    4．乐黛云：《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5．钱林森：《中国文学在法国》，花城出版社1990年版。   

    6．赵毅衡：《远游的诗神——中国古典诗歌对美国新诗运动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