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犯焉识》的创作,可以说是我对自身血缘的追溯。我对书中的主人公陆焉识的演绎,应该说是起始于我的祖父。 童年就听祖母和家里的老亲戚常常说起祖父。祖父是严家的一个传奇,人们对于他的记忆和诠释各有版本。有的版本中,他是个神童,可以几小时里背下小半本英文字典,十六岁入大学,二十岁留洋,二十五岁戴博士帽,回国就翻译出版了哈代的《苔丝姑娘》。有的版本中,他英雄气不短,儿女情更长,十二三岁就为新寡的年轻继母做主,力挽她被退回娘家的厄运。 还有的版本中,他成了不幸婚姻的牺牲品,并在婚外牺牲其他女人。 几乎所有版本都统一了一点,就是他做人的失败:他跟上海当时的学术界、所有的文艺宗派几乎都无法相处。他不愿意投靠任何人,他太相信读书人的精神独立,因此他从过分密切的派别联盟中总嗅出淡淡的无耻。 祖母说,他一直没有懂得,在中国三分做事,七分做人;他做人的尴尬,最终导致了他做事无成。 难道我自己不在时常感到中国文化中那种淡淡的无耻?任何人际关系都会最大限度地私情化、庸俗化,想保持对事不对人的独立立场几乎不可能。 悲剧在于,我祖父对人对己都具有欺骗性:他有着极其随和迁就的外表,对人们从不表示自己的坚持,或者他是不屑于表示他的坚持,而他的内心又是从不放弃坚持的。 也就是说,他外表的随和是用来呵护他内心的精神自由的。他内心的思考和情感自由奔放到什么程度,我无法度测,或者说我只能以我自己的体验来度测,因为四分之一的祖父正活在我的生命里。 假设人发明文学是为了了解自己,那么发现寻找我的祖父,就是为了发现和了解我自己。 1989年,我赴美留学,在洛杉矶的姑妈家里,我仔细打听了祖父在美国生活的踪迹。后来我又去了首都华盛顿,在祖父留学的华盛顿大学校园中多次徜徉。那时候我就感到,我终将会写一个有关祖父的故事。 虽然这部小说的主人公陆焉识融合了另一个老知识分子的经历,但由于他俩精神实质的接近,把他们合二为一似乎是合乎情理的,也似乎让我找到了一个更加完整的祖父形象。 在青海草原采访的时候,我的想象力突然振翅起飞,一直寻找的那位跟我心灵相通的祖父一下子迎面近来。祖父和祖母一生没有相爱过。然而当年他们是一对美好的青年,郎才女貌,才子佳人。 他们不相爱仅仅因为对方是父母之命的配偶,而不是情感自由的归宿。但我觉得他们的不相爱是一场大误会,他们毫无理由不相爱,他们有一万个理由相爱,因此我用了三十多万字使他们相爱。我希望自己是一对相爱的前辈的后代。 (本报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