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墨家学说
　　
　　先秦时期，墨家学说与儒学齐名，曾并称为“显学”。由于儒墨两家的观点不同，儒墨之辩揭开了先秦百家争鸣的序幕。
　　
　　墨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为墨子。墨子生活的时代，是以诸侯各国之间频繁的兼并战争为特征的。战争使百姓被迫承受繁重的差役和沉重的赋税，民众痛苦不堪。墨子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站出来提出自己的主张，为劳动群众说话的。他游说诸侯，力图制止战争，希望安定社会和民众。
　　
　　墨子起初从学于儒学，后来走到儒学的对立面，自创了一个学派，使成墨家。墨家有一个严密的组织体系，成员称为墨者。墨子去世后，通过选举推出新的首领为“钜子”。墨子死后，墨家分为三派，每派都有自己的所传。由于墨家精于辩术，富于牺牲精神，因此到战国中期引起了诸侯各国的重视。秦统一后，法家思想成为正统，墨家转向衰落。西汉中期，由于汉武帝独尊儒术，墨家学说逐渐隐没。现存《墨子》一书是墨子及其后学者著作的总汇，是后人研究墨子思想的主要依据。
　　
　　墨家是以儒家学说的反对面孔出现的，典型地反映了小生产者、小私有者的性格特点，其政治伦理观念带有明显的功利色彩。
　　
　　墨家学说的核心是主张“兼爱”。墨家接近下层群众，同情百姓的疾苦，厌恶社会动荡不安，因此谴责统治者的横征暴敛，提倡统治者应减少开支，“节用”、“非乐”，使民得到休息，国家就可以富强。墨子认为人民过着苦难生活的原因是“天下人皆不相爱”，于是提出了“兼爱”的主张。墨家认为父子、兄弟、君臣关系之所以紧张就是因为只爱自己，不爱他人；同样的道理，世间一切罪恶，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社会秩序的混乱，都起源于不能兼爱。要想建立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就必须兼爱。兼爱的基本要求和特征是提倡无差别的爱，要求把别人的身、家、国看成如同自己的一样。为了实现其理想，他们提倡人与人之间互爱互利的“兼相爱、交相利”，反对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争夺、互相损害的“别相恶、交相贼”。“兼爱”的思想是小生产者的意识，表达了其对合理的人际关系的向往。这是先秦百家争鸣中以人为本思想的体现，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
　　
　　儒墨两家尽管都对人以爱，但同儒家的仁爱之道比较，墨家的理想主义色彩更浓。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都是有差别的，无论血缘关系还是社会和心理关系，人与人之间远近、亲疏都不可能相等。墨家的“兼爱”是无差别的，否定传统的道德和等级制度，而儒家倡导“仁者爱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墨家讲相爱，强调相互间的义务关系，是义利并举；儒家讲相爱，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多为别人着想，借以完善自己的人格，是不需要对方回报的道德上的升华，是重义轻利。儒家的爱是在异中求同，在差别中寻找统一，这种爱是以君臣父子之“道”为前提，不讲究物质利益，甚至可以牺牲物质利益来成全“爱”的实现。而墨家主张“兼爱”与物质利益相联系，其目标是民众和谐，国家富裕，百姓衣食无忧。因此，墨子的兼爱，带有更多的理想主义色彩。
　　
　　“尚贤”是墨子兼爱学说的重要内容，也是墨子的政治理想。他反对宗法制的世卿世禄制度，指责这种制度使有才能的人不能治理国家，那些出身于权贵之家又没有才能的人却有资格治理国家，致使贤者得不到勉励，恶者得不到惩处，后果将倾覆社稷。因此他主张实行贤人政治，以“尚贤”选用人才。只要一个人能兼爱，则无论他的门第出身，他都可以做官，所以“官无常贵，民无终贱，有能者举之，无能者下之。”墨子的尚贤思想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小生产者崇尚平等、希望参与国家政权，改变自身经济、政治地位的要求。墨子尚贤和兼爱的根本目的是要达到尚同，消除社会动乱。墨子认为天下动乱的原因是由于没有有才能的行政长官的管理，所以尚贤就是要统一行政命令。除此之外，还必须从思想上加强统治，以消除社会动乱。要以统一的思想作为行动准则。尚同的标准是天子、国君和人世之外的“天”，也就是天下百姓能与天子的是非相同。墨子的尚同思想，是以兼爱为基础的，是小生产者希望统一，企求生活安定的心理反映和反对世袭特权，要求平等的愿望，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尚同思想又在客观上成为集权、专制主义的思想基础。
　　
　　墨家主张节约财富，节制人的欲望，因而反对儒家所主张的厚葬，反对于民无益的金钱和时间的浪费，提倡节葬、节用、非乐。主张民众在满足基本生活方面需要的同时不可奢侈浪费追求享乐。
　　
　　墨家在几何学方面，论述了点、线、面、圆的关系；在力学方面，论述了杠杆原理，力与运动和重量的关系；在形式逻辑方面，提出了以“名”(即概念)、“辞”(即判断)、“说”(即推理)为思维的三种基本形式。墨家后期的这些论述，为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墨家学说作为一个流派在西汉后期的消失，跟当时独尊儒术有着很大的关系，同时墨家学说本身也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首先，尚同本身与兼爱之间有矛盾。墨子的兼爱学说是一种原始的大同平等观念。尚同是表达兼爱的途径，尚贤是尚同的手段，这一思想本身是矛盾的。墨家所代表的小生产者的力量是有限的，而他们兼爱的社会理想又是崇高的。这种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巨大反差使墨家学说无法克服，也是墨家自身的力量不可能解决的，因此他们又把希望寄托于上面的统治者。他们提出尚同思想，认为这样就可以达到天下大治。他们虽然主张尚贤否定世卿世禄的贵族制，同时又希望理想中的明君来拯救百姓，这是经济根基极为脆弱的小生产者阶级对贫富悬殊、战乱灾祸的恐慌和对命运的无可奈何的反映，将命运寄托于幻想中的名君主是他们唯一的选择。从表面来看，尚同是实现兼爱的途径，但实际上恰好是对兼爱本身的否定。当夭子的是非成为社会共同的是非时，兼爱是不存在的，这就是墨家思想体系的内在矛盾。
　　
　　其次，尚同强调简单同一是其衰落的内在原因。儒家学说主张“和”，反对“同”。儒家的重“和”，强调的是矛盾对立中的统一，因此，在社会变革的激烈阶段，他可以提出某些改良主张；而在社会稳定的阶段又可以推出“守城”的政策主张。与儒家相似，墨家也维护整体。但墨家的尚同有强调简单同一的思想色彩，不能吸收和兼容各家各派的思想。在实践中，墨家学说发展到用自己的学说去排斥其他学说，从而限制了自己的发展。这种缺乏自我调节的机能，到了秦汉以后，儒盛墨衰就成了一种难以逆转的历史趋势。
　　
　　尽管墨家作为一个系统的理论学派后来不存在了，但是墨家的思想却对后来的农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往往提出平等平均的口号，并将命运寄托于明主明君。他们一方面主张平等、共患难，另一方面又强调上下之别、等级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