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文学·小结

       两汉文学，赋和散文都很发达。东汉产生了文章的概念，主要指的就是赋和散文。但赋的成就实远在散文之下。汉初的赋，一般模拟屈原的作品，缺乏真实感、新鲜感，已不能引起读者多大的兴趣。贾谊是汉初唯一优秀的骚体赋作家。他同情屈原，也表现了自己抑郁的感情，他的作品在当时是独标一格的。从枚乘到司马相如是汉赋发展的重要阶段。他们吸取楚辞的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创造了真正“汉家”的新体赋。特别是司马相如的作品，反映了西汉全盛时期统一帝国的富强和声威，有一定的时代意义。而丰富的词藻，夸张的手法，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但同时，他的作品在思想或艺术上又都存在着缺陷。思想贫弱，铺张过甚，形成文字堆砌，恰恰使赋成为贵族宫庭的一种奢侈品。自司马相如创立新体赋的形式和作风后，作者争相模仿，逐渐形成阿谀铺张的赋颂传统，对后来文学发生长久的不良影响。东汉后期出现一些抒发个人感情、抨击黑暗现实的小赋，在思想和艺术上有一定价值，虽然数量不多，但它突破了彼此沿袭的赋颂传统，是六朝抒情赋的先声。
　　两汉历史散文达到高度发展的阶段。主要标志是司马迁的《史记》。作者利用先秦史学的一切成就，创造了一种规模巨大、组织完备的新体制——纪传体，使我国史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在史学史上有不朽的功绩。作者那种“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是先秦史官“书法”传统的直接继承和发扬光大。他尊重客观事实，又有鲜明倾向，既敢于揭露统治阶级的罪恶，也敢于歌颂农民起义的英雄，表现了唯物主义和人民性的思想。这使《史记》具有强烈的战斗精神和极高的思想价值。《史记》的纪传体，是以人物为中心来反映历史的；作者根据对不同人物的认识，更选择、剪裁和集中事件来描写人物，因而使许多历史人物不仅个性鲜明，而且往往具有典型意义。这样便开创了传记文学。这是记叙散文的一大发展。《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影响都很大。在文学上，这不仅成为唐以后所谓“古文”的典范，而且对唐以后的小说、戏曲的发展也有巨大的启发和影响。《史记》在汉代虽然被统治者禁止流传，但也已引起许多人继起有作的兴趣，结果就产生了班固的《汉书》。作者站在一王一姓的立场，否定了《史记》的基本历史观点，而在历史内容上有许多补充，因而增强了史实的严密性和丰富性。正是由于《汉书》重在史实，在人物传记中附录了大量的文献，牵连了烦杂的事件，这就不得不有损于人物形象的突出和鲜明。但它也有一些传记是写得可以和《史记》的名篇媲美的。由于《汉书》的“正统”的历史观点以及它的文辞的谨严华茂，《汉书》对后世史学和文学也发生了长远的影响。在汉魏六朝时期，《汉书》的影响是在《史记》之上的。
　　两汉政论散文是先秦诸子散文的余波。它们的内容和风格一般不如诸子散文丰富多采。但它们指责现实黑暗，揭露社会矛盾，切合实际，畅所欲言，质朴深厚中流露充沛的感情，不失为诸子散文一种传统作风的继承和发展。代表作家有贾谊、晁错、桓宽、王符、崔是等。其中以贾谊的成就为最高，影响也最大。
　　两汉乐府民歌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两汉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的思想感情。它们直接道出了人民的苦难、爱憎和愿望，具有很大的时代意义和思想价值。它们的叙事性和典型性，标志着现实主义在民歌中的发展，也就是“风诗”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尤其《孔雀东南飞》是一篇现实主义杰作，它成为我国古代长篇叙事诗的艺术典范。两汉乐府民歌是我国古代诗歌优良传统的代表作品，对后世诗歌发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以杜甫、白居易为代表的许多现实主义诗人的成就，都和学习两汉乐府民歌反映现实社会生活的精神和方法有密切的关系。
　　东汉文人五言诗是在民谣和乐府民歌的影响下产生和发展的。五言诗的形式，有语言、音节的运用和变化，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因而更便于抒情和叙事，迅速地为诗坛所接受，代替了四言诗的旧形式。五言诗的兴起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它始终为我国古代诗歌的一种主要形式。无名氏《古诗十九首》是东汉文人五言诗的成熟作品。它们反映了一部分中下层文士的极端苦闷甚至消极颓废的情绪，是东汉社会黑暗的一个侧面写照。它们很少涉及具体事件，直抒感兴，以抒情为主，是我国感伤主义文学最早和最集中的表现。后来每当封建王朝没落的时候，它的感伤主义传统就在新的文学样式里得到继承或表现。它们以“怨而不怒”的态度，“比兴”的手法，富于音乐性和形象性的语言，构成了特殊的含蓄的风格。这一风格对后世文人抒情诗也发生了长远的影响。
　　两汉文学，经历了四言诗、骚体赋的衰微，大赋的兴盛和衰微，以及抒情小赋和五言诗的兴起等一系列文学形式的兴衰变化的过程。这一过程说明了：一种文学形式的兴起或衰落，都和社会生活的变化以及适应这种变化的文学发展要求有密切的关系。而能否学习民间文学或优良的文学传统则是一个重要的关键。五言诗代替了四言诗，大赋代替了骚体赋，抒情小赋又代替了大赋，都是具体的例证和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