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一聊：张裕钊行书的笔法、字法、章法和墨法

张裕钊行书之笔法

笔法是书法技法的核心内容，也称“用笔”，是指在行书过程中运笔用锋的方法。

笔者通过对张裕钊先生留世的资料进行搜集与整理，并参考相关文章发现，张裕钊本人仅在《张廉卿先生诗文稿》中有三处文字记载，是张裕钊对执笔法和永字八法的理解：

“明指得力，指能转笔，落纸轻，入墨涩，发锋远，收锋急，指腕相应，五指齐力。”

“明指得力，指能转笔，落纸轻，注墨辣，发锋远，收峰密，藏锋深，出锋烈。”

“一点为侧，二横为勒，三竖为弩，四挑为趯，五左上为策，六左下为掠，七右上为啄，八右下为磔。弩如流金下注，磔如巨舰凌波，掠如饥鹰掠影，侧如跃虎蹲崖，啄如利剑破的，勒如长剑决云，趯如莽奉出□，策如潜虬趯渊，折如曲流赴壑，戈如壮士挽强。”

寥寥数语，却是张裕钊先生长期练习书法总结出的精髓。前两处主要论及其笔法、墨法、用指、用腕，短短数字却两次提到“明指得力，指能转笔”。指出行书时应该用无名指用力和转笔，便于笔力贯穿笔画始终，使笔画一直保持中锋轨迹，写字开合自如。

书法史上，中锋是书法的一条基本原则，这既是由汉字的造型特点、毛笔的属性等决定的，中锋用笔可以发挥毛笔的最大弹力，可以使得线条沉实饱满，也是传统文化“中庸”的集中反应，但是到了宋朝中锋偏废。张裕钊的书法，用笔苍劲，锋敛而见芒，笔法特点是中锋用笔。其子曰：“汉人用笔，莫不中锋，其法至唐尚存。宋以后纯用偏锋，失厥旨矣。先严苦索冥思数十年，尽得汉魏人之真谛。殆合北朝之高浑、唐人之整肃而为一。”宫岛咏士记述中也说道：“书道之旨，首在捻笔。劲直之基，在第四指。微妙之作用，在拇指尖。来锋远，收锋急，姿势则得。汉唐人运笔，悉由中锋。宋则亡，千有余载，廉公独悟，可谓神矣。”

中锋用笔须有一定的技巧，清代书法家刘煦载针对中锋用笔提出'逆入，涩行，紧收' 的观点，解释起来即是，行书时入笔用逆锋，中间运笔涩行，笔画收笔时使用回锋。张裕钊笔笔中锋，极少使用侧锋，运笔注意敛锋，同时通过对碑帖融合，他的楷书笔画特征为外方内圆，在用笔上叫“外拓里带”。在用笔上转折处外折为方内转为圆，且一笔带过，形成外方内圆的框架。这种方圆结构使每个字立体更均匀、圆润。这种中锋转折的视觉上点画高古深刻，已改过去楷书的纤弱之态。点画的方圆结构，其勾挑也皆以内圆外方，使每个字都内侧为圆外侧为方。用笔上，张裕钊先生善用硬毫，追摹古人刻石之刀痕，石质剥蚀后的自然情趣。

如下图作品，楷书《韩愈新修滕王阁记》、《千字文》皆是用中锋书写，内圆外方，起笔和落笔敛锋，笔法既不粗野凌厉、也无古拙笨重之风，毫无帖学浮华的媚俗之风，借鉴北碑，汲取篆隶，融会贯通，另辟蹊径。

张裕钊行书之字法

字法，指字内点画的搭配、穿插、呼应、避就等关系 ，也称“结字”、“结构”。

欧阳中石先生提到：张裕钊先生的书法，结字以唐为主，加之以北碑的神采，入笔颇有篆法，行笔则取势于北魏，藏头护尾，中正不倚，折笔取法于汉隶，撇捺敛锋，出钩回锋，蓄而不使芒颖外显，但精神爽利，法度俨然。

张裕钊极力倡导中锋用笔，书法结构从唐代楷书，尤其是欧、颜、柳诸家得力尤多，因此其书法以骨力胜出，代表作品有《重修南宫县学记》、《千字文》等等代表作品中。

张裕钊引碑入行，在书法创作中，尤其是结体方面，对唐人借鉴很多，字形平正长方，注重横向的开张和笔画方向、形状的变化，以横竖笔画展现静态，以夸张拉长撇捺的长度来体现动态，加上点画穿插，写成的字生动活泼。在局部构建方面，“上紧下松”，上半部分比较紧凑，下半部分笔画舒朗，强化了整个字形结构的纵向视觉效果。

张裕钊行书之章法

经查找章法的含义是指，一幅字的整体布局，也称“布白”，包括字与字之间关系、行与行之间关系的处理，不但一个字的结构要安排妥当，就是通篇的字体也要调整有序。不但每个字需要排匀，字形体的大小、笔画的肥瘦、距离的远近灯均须布置适宜。

由于行书时笔法和结体的特点，张裕钊在楷书方面字距和行距相对布白较多。虽然每个字都剑拔弩张，但整体风貌却充满雍容的文人气息。而行草则是张裕钊先生书法中更为擅长的一种书写方式，这类字体多见于给学生文章的批语中。从字貌的特征看，笔画之间，特别是字与字之间，很少牵连，似乎纯用楷书为之，对行草特有的使转牵连，既有表现又含而不露，意显笔藏，藴藉深厚，韵味隽永，字字、行行形成的正体章法，蒸腾着文雅之气，充分体现了张裕钊先生的继古创新精神。

张裕钊行楷书的典型作品是《八分考》，意趣圆润，笔墨浑厚，姿态多变，气韵贯通，布白得体。《八分考》气势磅礴，浑然一体，楷间带行，笔连形连，意连爽杂其中，具有鲜明的节奏感，形神兼备。

在章法上，张裕钊打破传统，舍弃突出线条连贯性的一笔书画貌，而是以字字独立的面貌特色，保持通篇的整体性，营造形离神合，更加显得耐人寻味。

张裕钊行书之墨法

墨法，是用墨之法，指墨的浓、淡、干、枯、湿地处理。

张裕钊曾对钱葆青说：“什么’破墨’、'涨墨’我都未有使用，'宿墨’常用，是练字用的，随写随甩，凡是要书重要的精件，我都喜欢用新水新研出的墨，鲜与腐效果大不一样。”

古人书写书法，皆用墨，墨是一种媒介，不同的墨法也影响着写出字的效果。破墨，即在用笔蘸了浓墨之后，在蘸少许清水混合着用，有助行笔流畅，并能使墨色活泼而有风致；涨墨，就是在写字时对溢出之墨，恰当调理，增强字体的神采；宿墨，即用隔夜或搁置时间稍长的墨，掺水和用。先生用墨多有突破，善于根据作品功用而采取不同的墨色来表情达意。正式作品中可以浓墨重彩，平时书写时常常不顾洇晕漫散，以达到风雨剥蚀的碑版自然效果；还喜用宿墨，有时甚至直接蘸清水书写。

张裕钊将北碑剥蚀的效果用到行书之中，改变了单调的碑味行书，使作品整体上呈现出浓淡枯湿的变化，让作品“浓而不凝滞，淡而不浮薄”，极大拓展了书法的表现力。张謇曾记述：“往时从学江宁，见师坐右积旧书叶寸许，每晨蘸墨壶宿汁作书，或今隶，或分或草，必十余纸。既满则书其背之空行，几于反复皆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