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 第6期
毛奇龄评点《西厢记》的“心学”意蕴
（上海大学 文学院，上海 200444）
摘 要
古今不少学者认为，毛奇龄经学研究的核心是心学研究。他壮年时期完成的《西厢记》论释，具有浓厚的心学意蕴，与他晚年的经学研究在思想价值、文学观念等方面密切相通。可以说，《西厢记》论释是毛奇龄经学研究的预演和准备。以往的看法是，文学总是被动接受经学的影响。而从毛奇龄的《西厢记》论释与经学研究的思想逻辑而论，则体现了文学对经学的滋养作用，从而揭示了经学与文学关系的另一个侧面。
关键词
毛奇龄；心学；《西厢记》
著名经学家毛奇龄被视为清初心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其门生邵廷采曰：“至先生而发阳明之学，乃无余蕴。” “‘致良知’三字，实合致知存心于一功。……如吾师直标宗旨，即今无第二人。”《四库全书总目》称：“奇龄历诋先儒，而颇尊其乡学，其直指知本，仍王守仁之良知。其主诚意，则刘宗周之慎独也。”不少现代学者也把阳明心学视为毛奇龄经学的核心。杨向奎认为，毛奇龄是“以经学就王学”，台湾学者陈逢源将毛奇龄的学思历程定位为“理学与经学的会通”。於梅舫说：“在毛奇龄本人或同时学人的认识中，阳明心学才是其学术核心，为其一生心血结晶”，其概括尤为明确。
毛奇龄博学多才，其经史文学固多建树，其戏曲成果也颇受人重视。他最具代表性的戏曲成果是对《西厢记》的校注和论释。其书原名《毛甡论定〈西厢记〉》（五卷二十折）（以下简称“毛本”），卷各四折，康熙十五年（1676）学者堂刊行，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毛奇龄的《西厢记》论释之思想与文学观念具有浓厚的心学意蕴，与他的经学研究呈现出一种互为补充、互为呼应的关系。
1毛奇龄论释《西厢记》所体现的心学观念
朱熹讲“性即天理”，只谈“性”不言情。而心学则强调“人欲即天理”，与宣扬“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大异其趣。从王阳明的“良知”说到罗汝芳的“赤子之心”，再到李贽的“童心”说，都主张人要率性而真地表达自己的合理欲望。泰州学派还进一步把人情物欲世俗化、生活化。王艮主张“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李贽肯定“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在阳明心学的影响下，百姓日用成为晚明文学的重点和核心内容，其波澜延及入清以后。一生服膺心学的毛奇龄，于是在《西厢记》论释中表现了对世态人情的密切关注。
（一）对“情理”的重视
在《西厢记》卷三第二折【朝天子】“近间面颜……病患、要安，出几点风流汗”、【四边静】“怕人家调犯”两曲后，毛氏夹批云：
“病患”以下，皆使气语，言何必太医也，只恁足矣；且亦何必问病也。既怕调犯，则万一破绽，大家不安，遑问甚病乎？只赚人上竿而掇梯看之足矣。此以反激为使气语，最妙。初最爱王伯良解，但过于奥折，且曲白不对，又与尔时情理稍有未合，今并参之。
在此，毛氏特地拈出“情理”二字，并据此作为论释《西厢记》的评价标准。
在笔者看来，在明清《西厢记》评点家之中，毛奇龄最为重视“情理”。《西厢记》论释中几乎每条批语都被揆以“情理”，并最终形成独特新颖的意见。如卷三第二折【醉春风】“半晌抬身，几回搔耳，一声长叹”后，毛氏夹批云：“‘半晌’三句亦只是懒，而继以长叹，则其情可知耳。”此“情”指莺莺相思中的慵懒情状。毛奇龄不言“情理”而合于“情理”的批评更为普遍。如卷一第二折【幺篇】“若共他多情姐姐同鸳帐，怎教他被铺床。将小姐央，夫人怏，他不令许放，我独自写与个从良。”毛氏夹批云：“此以调红为调莺语。‘央’者，央说许放耳。‘怏’，不肯也。……言倘夫人不肯，不教小姐许放，我独写与从良券合耳。‘许’属莺，‘令’属夫人，‘令许’二字俱有着落。俗作‘夫人央’，平韵不叶，王本欲改‘勉强’之‘强’，亦谬。”对于“从良”，不少《西厢记》评点家谓张生“有得陇望蜀之意”，希望既娶莺莺为妻，又娶红娘为妾。而毛奇龄则认为张生其实表明了爱惜红娘、不愿其做奴婢之意，其观点新颖而中肯。卷一第四折【乔牌儿】“大师年纪老，法座上也凝眺”，【折桂令】“大师难学，把个发慈悲脸儿来蒙着”，毛氏参释曰：“初云大师‘凝眺’，后又云‘难学’，似矛盾。不知以‘凝眺’之师，能假覆以慈悲之脸，故‘难学’也。”意谓众人皆惊艳于莺莺之美，惟普救寺住持法本大师则能“以慈悲之脸”相掩饰，没有显露出张生及众和尚的狂乱状，所以“难学”。其他《西厢记》评点家均未把“难学”之意解释得这么深细。
毛奇龄还批驳了前人《西厢记》批评中存在的诸多不合情理之处。卷一第一折【赚煞】“饿眼望将穿，馋口涎空咽，这透骨髓相思怎遣”，毛氏夹批云：“‘相思怎遣’，诸本作‘相思病染’，‘染’字属廉纤闭口韵，固非。若朱氏本改作‘病蹇’、王本改作‘病缠’，则亦非是。初见而曰‘病缠’、‘病蹇’，情乎？且【赚煞】第三句末二字须用去上，‘病缠’为去平，终是误也。旧本‘怎遣’，最当。”其意是说，张生初见莺莺，用“病缠”、“病蹇”很不合情理，用“怎遣”最恰当。卷一第四折【驻马听】“侯门不许老僧敲，纱窗定有红娘报”。毛氏夹批云：“‘侯门’二句，则因莺未至，而急作揣度之词，言僧众固难通，梅香应报知也，此时当至也。‘报’是报莺，故云‘纱窗’；王伯良解作红娘应报长老，误矣。”其意是说，张生推想，红娘应把法场开始的消息报给莺莺，莺莺即将来到。这样的理解细致而恰当。
（二）对爱情的赞赏
爱情也是人情的一部分，甚至是最重要的一部分。毛奇龄在《西厢记》论释中，对“崔张”爱情体会细致，表达了不少独特的意见和评价。如卷一第一折【后庭花】“若不是衬残红，芳径软，怎显这步香尘底样儿浅。且休题眼角留情处，则这脚踪儿将心事传。见慢俄延，投至到栊门儿前面，刚那了一步远。刚刚的打个照面，风魔了张解元。神仙归洞天，空余杨柳烟，只闻得鸟雀喧”。毛氏夹批云：“‘且休题’以下，却又从‘芳径’上写出一层，言不特眼角留情也，只此‘芳径’中有心事焉。何也？其踪迁延，不忍远也。及到入门处，因门有栊，刚此一步差远耳，余俱不然。芳径具在也，心事如此，却又刚于入门时打一照面，岂非眼角留情乎？因此‘风魔了’也。”该条批语说明，莺莺以眼角留情、以脚踪传心事，正是张生“风魔”之因。卷一第二折【耍孩儿】“当初那巫山远隔如天样”、【五煞】“则是年纪小”、【四煞】“夫人忒过虑”三曲后，毛氏参释曰：“此三曲反复红语，紧承上‘回头一望’、‘老母威严’二意，以申其缠绵之情，步步转变。”其意是说，张生所唱三曲，【耍孩儿】言莺莺本欲传情于己，而畏惧夫人威严；【五煞】其意一转，言莺莺之所以惮夫人者也，是由于年少性刚，未领略风流况味之故；【四煞】其意又一转，言夫人亦过虑耳，我岂妄想耶？郎才女貌，正相当也。三曲有三层转折，细致地展示了张生对莺莺的“缠绵之情”。卷四第三折【幺】“你与那崔相国做女婿，夫荣妻贵，但得个并头莲，索强如状元及第”。毛氏夹批云：“‘年少’以下，又承‘别离’来，言年少薄情，始多离弃，全不想我辈情深，非是之比，不容离也。然且今必离者，得无谓与相国作婿，不招白衣，必夫荣妻贵而后已耶？以我言之，但得并头已足矣，何必尔尔也？此节从来误解，致使莺口中，突作无理夸语，可笑已极。而陋者又复盱衡抵掌，谓从来妻以夫贵，而此则夫以妻贵。嗟乎！哀家梨已蒸食久矣。”一般批评家解释这段《西厢记》原文，认为莺莺以相国女婿、“妻荣夫贵”为由，不愿张生因科考而分离，其意颇为牵强。而毛氏则指莺莺因“情深”而不忍为功名暂别，且与“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之意甚相符合，语言简洁明快。卷五第二折【三煞】“则这天高地厚情，直到海枯石烂时，此时作念何时止？直到烛灰眼下才无泪，蚕老心中罢却丝。须不比轻薄子，弃夫妇琴瑟，拆鸾凤雄雌”。毛氏夹批云：“‘天高地厚’二语，莺情无尽也。‘烛灰蚕老’二句，感莺无尽也。情感如是，而犹疑为弃夫妻继别姻，何也？”毛评申明张生不别继良姻之意志，肯定了“崔张”二人深厚而坚定的爱情。
毛奇龄仅仅依据“情理”，实事求是地分析《西厢记》字里行间所隐含的“崔张”爱情意蕴，虽很少直接评价，但能让人明白感知他肯定和赞赏的态度。毛奇龄对爱情的肯定与赞赏，尽管未能达到晚明同情“心学”的一批优秀文学批评家（如提倡“童心”的李贽、宣扬“情至”的汤显祖、推崇“情教”的冯梦龙）那样的高度，但在观点与态度上是一脉相承的。
在生活中，毛奇龄也有过一段爱情佳话。他在京任翰林院检讨期间，曾娶丰台卖花翁女阿钱为妾，更其名为张曼殊。有人一度劝年轻貌美的张曼殊离开年迈贫困的毛奇龄，但她誓死相从。两人的忘年恋轰动京师。张英、周清原、陈维崧、汪楫、汪懋麟、施闰章、任辰旦、方象瑛、王嗣槐、乔莱、李澄中、龙燮、李铠、丘象升、吴陈琰、张鸿烈、潘耒、梁清标、尤侗、冯勗、汪霦、彭孙通、阎若璩等皆感怀赠诗。数年后，24岁的张曼殊病死，京师诸公悲其遇，又争作挽吊，其中尤以周清原的《续长恨歌》最知名。毛奇龄特作《曼殊葬铭》，录诸公吊词于其中。这段爱情经历，折射了毛奇龄学术人生的一个精彩侧面，对我们理解毛奇龄的《西厢记》论释不无帮助。
2心学影响下的戏曲文学观念
毛奇龄论释《西厢记》的主要成果是戏曲评点，借此表达了不少受心学影响的戏曲文学观念。
（一）“艳体”亦风雅
毛奇龄特别肯定了“艳体”亦即情词的文学地位。毛本卷首《论定〈西厢记〉自序》云：
或曰：“《西厢》艳体词，其词比之经之《风》、骚之《九歌》、赋之《高唐》、美人诗之《同声》《定情》《董娇娆》。宋子侯以下，其在词则《江南》《龙笛》等也。”虽不必尽然，然绝妙词也。
《西厢记》作为“艳体”，上接诗骚传统，乃是“绝妙词”。毛本卷首吴兴祚《序》亦云：“如《西厢》之经文纬质，出风入雅，粹然一归于美善，仍所罕有。……世有以《西厢》为艳曲者，吾不得知。”吴兴祚是毛奇龄的好友，两人都拿《西厢记》比附“六经”之一的《诗经》。
对“艳体”的积极评价，体现了毛奇龄个性化的文学观。孔子在《论语》中说“郑声淫”，主张“放郑声”。朱熹易“郑声”为“郑诗”，提倡“淫诗”说，认为郑卫之风多是男女淫奔之辞。毛奇龄针对朱熹的“淫诗说”进行了尖锐批评。他分辩说：“三百五篇皆可施礼义者也，皆弦歌者也。向使为淫奔诗，则不惟礼义所绝，几见有淫诗而可弦之歌之者？且淫诗何诗，谓可以合之舜之《韶》、武之《武》，与夫在朝在庙之《雅》、《颂》耶?”他为了证明“郑诗非淫诗”说，特地把《论语》所说的“郑声淫”解释为“声溢于诗曰淫”。毛奇龄的“郑诗非淫诗说”，与论释《西厢记》的“艳体亦风雅说”，相互贯通，相得益彰。
（二）元曲为“一代文章”
在毛奇龄看来，“艳体”尚且接续“诗骚”，那非“艳体”又如何呢？当然后者更具有积极的教化作用。他为《何孝子传奇》作《引》云：“昔元词以十二科取士，原有忠臣烈士孝义廉节诸条，不尽崔徽丽情也。读《孝子传奇》而不知其有裨于世也，则请过勾栏而观之可也。”毛氏在顺治末曾作“连厢词”两部：名曰《不卖嫁》《不放偷》。其《自为墓志铭》云：“予少好为词，至是无赖，取元人无名氏所制《卖嫁》《放偷》二遗剧，而反其事，作《连厢词》，谓可正风俗，有裨名教。”由此可见，借戏曲创作倡导教化是他一贯的主张。毛氏倡导戏曲的“教化”功能，对戏曲价值与地位的提升当然是有帮助的。
心学一脉总体上对戏曲等通俗文学评价甚高。王阳明说：“今要民俗反朴还淳，取今之戏子，将妖淫词调俱去了，只取忠臣孝子故事，使愚俗百姓人人易晓，无意中感激他良知起来，却于风化有益。”王学中之泰州学派代表李贽《童心说》云：
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
李贽把《西厢记》《水浒传》、唐传奇、金元院本等与秦汉古文、唐代近体诗并称“古今至文”，大大提升了戏曲小说的地位。毛奇龄也有这种倾向。他在《拟元两剧序》中言：“予思曲子昉于金而盛于元，本一代文章，致足嬗世。”毛氏明确把戏曲作为元代文学的代表，与诗词文等传统文学中的正宗和主流等量齐观，体现了卓越的文学史识。此说对焦循“一代有一代之所胜”和王国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之说不无启发。
（三）肯定戏曲文学的通俗性
毛奇龄在《西厢记》论释中肯定了“俗”文学的积极意义，但不反对必要的“雅”。其《西厢记》论释中有不少对俗语、俗文化的解释。如他指出，卷二第三折【殿前欢】“‘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系俗语”，卷五第三折【斗鹌鹑】“‘谢肯’勿作‘问肯’，系俗礼，今尚有之”。一方面，毛奇龄明确肯定了戏曲语言的通俗性。毛本卷三第一折【混江龙】后，毛氏参释曰：“‘灭门绝户’句，亦元词成语，如《蝴蝶梦》剧‘那里便灭门绝户了俺一家儿’，勿诟其俗。”卷四第一折【村里迓鼓】【后庭花】诸曲后，毛氏在夹批中引曹受可之言曰：“‘浑身通泰’，甚俗。然与‘医可九分不快’句相应，正‘十分’也。不然前欠一分，无谓耳。”另一方面，对《西厢记》的部分唱词及说白中的诗词，毛奇龄也提出了“雅”的要求。卷五第一折，叙张生中举，寄信报捷，莺莺回信附诗云：“阑干倚遍盼才郎，莫恋宸京黄四娘。病里得书怀旧事，窗前览镜试新妆。”其中“怀旧事”三字，俗本一般作“知中甲”，毛氏认为“既不对，又不雅，可恨”。总体而言，相对于“雅”，毛奇龄更重视“俗”。
毛奇龄特别强调不应以雅俗分高下，曰：
古乐有贞淫而无雅俗。自唐分雅乐、俗乐、番乐三等，而近世论乐者动辄以俗乐为讥，殊不知唐时分部之意原非贵雅而贱俗也。……故设为雅俗之辨，欲使知音者毋过尊古，毋过贱今，谓当世之人为今人不为俗人，谓今人之声为人声不为今声，则于斯道有庶几耳。
毛氏这段引文虽是从乐曲的角度立论，但与其文学及戏曲批评多有相通之处。晚明以来，“心学”对百姓日用的关注，引发了明代文学艺术尚俗的潮流，李开先、袁宏道、冯梦龙都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毛奇龄在论释《西厢记》中认可必要的“俗”，正是这一潮流的延续。
（四）具有宗唐倾向的文学理论范畴
唐诗和宋诗不仅是两个朝代诗歌的总名，而且代表了我国诗歌史上两种诗风和诗法。唐宋以后，历代诗歌派别之 宗旨基本上体现为“宗唐”或“宗宋”。历代文学批评家论唐诗，多偏重性灵、兴趣、意象、神韵、格调、趣味，论宋诗则多偏重理趣、才学。毛奇龄在《西厢记》论释中，使用了一些文学理论范畴，诸如性情、兴会、意象、传神阿堵、刻画等，这些术语体现了毛氏宗唐的文学倾向。
1.性情
毛奇龄认为，戏曲创作要抒发性情。他晚年接受洪昇邀请作《长生殿院本序》云：“才人不得志于时，所至诎抑，往往借鼓子调笑，为放遣之音。原其初，本不过自抒其性情，并未尝怨尤于人，而人之嫉之者目为不平，或反因其词而加诎抑焉。然而其词则往往藉之以传。”毛氏认为，像《长生殿》这样的优秀戏曲作品乃是作家性情的自然流露。
毛氏把“性情”的主体归因于天赋异禀的才子。《西厢记》卷四第二折【幺】“你与那崔相国做女婿，夫荣妻贵，但得个并头莲，索强如状元及第”。毛氏夹批引赤文之言曰：“为相国婿，便夫荣妻贵，不惟作者无此陋词，莺亦定无此秽语。且通体转折，俱断续不合，不知向来何以能耐此二语，不一体贴也？《西厢》词世人能诵而不能解，其中多有未安处。经此论定，俱涣若冰释。谓非此书之厚幸不可矣。文章有神，千古文章自当与千古才子神会，西河之降心为此，或亦作者有以阴启之耳？”这就是说，戏曲批评也需要“神会”。“赤文”是一同论释《西厢记》的好友，称毛奇龄为“千古才子”，称毛氏的论释是与《西厢记》这部“千古文章”的“神会”。从中，我们可以更清晰地认识“才子”与“兴会”的关联。
2.兴会
在古代文论中，“兴会”主要指偶有所感而产生的意趣。毛奇龄认为，诗歌即源于性情与意绪的“兴会”。其作《张禹臣诗集序》云：“诗有性情，非谓其言之真也，又非谓其多愬述少赋写也，当为诗时，必有缘感焉投乎其间，而中无意绪即不能发，则于是兴会生焉。乃兴会所至，抽思接虑，多所经画，夫然后咏叹而出之，当其时讽之而悠然，念诵之而翕翕然，凡此者皆性情也。”毛氏认为，性情与意绪的统一，抒情、赋写、描画的结合，都需要借助“兴会”，如此才能产生艺术审美意趣。
毛奇龄把“兴会”用在戏曲的解释与批评上。毛本卷首《〈西厢记〉杂论十则》云：
卤略者以不求解而存《西厢》，敏悟者以好解而反亡《西厢》。何也？以解之不得，则改窜从此生也。《西厢》犹近古，正由其耐由绎耳。今请翻《西厢》者，勿先翻《论释》，只就本曲字句寻求指归，志意相逆，文词不害，徐而罔然，又徐而涣然，然后知以我定词而词亡，不如以词定词而词存也。世实多真解会人，鄙识弇促，妙义层累，岂无补苴所未备、疏辟所难通者？踵事增华，是所望于嗣此者尔。
“解会”就是指人对“兴会”的理解。毛氏提倡做《西厢记》“真解会人”，要依据“本曲字句寻求指归，志意相逆”，反对强解和妄改。“志意相逆”，语出《孟子》：“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毛氏把孟子“志意相逆”作为“兴会”的内涵，要求立足原典字句，达到解注者之意与原作者之志的妙合。
3.意象
卷五第一折【逍遥乐】“何处忘忧？看时节独上妆楼，手卷珠帘上玉钩，空目断山明水秀，见苍烟迷时树，衰草连天，野渡横舟”。毛氏夹批云：
“何处忘忧”七句，但一路填词，而意见言外，如云必欲忘忧，除非望远，但空见尔尔，则又何能忘忧耶？“空”字内有止见此而不见人意，此正如昔人所称王龙标诗：“外极其象，内极其意”，此填词最高处。且亦本董词“无计谩登楼，空目断，故人何许？”并“楚天空阔、烟迷古树”诸句。而或者訾为填句，无理。且“手卷真珠上玉钩”出李璟词，“凭高不见，芳草连天远”出王和甫词，竟痛加涂抹；谓“珠玉”等字随手杂用，则病狂甚矣！他可勿复道耳。
在唐代,“意象”是颇具特色的诗歌范畴之一。王昌龄历来被视为唐代诗人中运用“意象”技巧的典范，其《诗格》甚为关注“意”、“象”及其会通之“境界”。明末陆时雍《诗镜总论》云：“王昌龄多意而多用之，李太白寡意而寡用之。昌龄得之椎练，太白出于自然，然而昌龄之意象深矣。”毛奇龄在此借用“意象”概念，凸显了崔莺莺抒发离愁的景中之境、言外之意。毛氏把“意象”概括为“填词最高处”，对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揭示元曲最佳处在于文章有“意境”之论当有所启发。
4.传神“阿堵”
毛奇龄在《西厢记》论释中数次用“阿堵”表示“传神”之意。卷三第二折【普天乐】“晚残妆，乌云散，轻匀了粉脸，乱挽起云鬟”，毛氏夹批云：“不曰‘晓妆’，而曰‘晚妆’，以宿妆未经理也，前言‘云乱挽髻偏’故也。此言‘乌云散’则髻解将理矣。又曰‘乱挽起云鬟’，则因见简帖而又仓卒绾结也。此正模画入阿堵处，而不知者以为重复，何也？”其意是说，“乌云亸”与“乱挽起云鬟”，细致地表现了莺莺见到张生来信前后发饰的变化，不仅不重复，反而十分生动、传神。在《西厢记》卷五第二折前，毛氏“参释曰：此与前折作对偶，俱用虚写。盖未合以前，则以传书递简为微情；既合以后，又以寄物缄书为余思。皆作者阿堵也”。毛奇龄认为，卷五第一折叙莺莺寄信物给张生、并一一说明其用意，第二折张生收到莺莺信物、又一一猜中其用意：这两折都是在“崔张”结合之后，采用虚笔。而在前面卷三中，第一折叙张生寄信给莺莺表达相思之情，第二折和第四折叙莺莺寄信给张生邀其赴约：这三折都是在“崔张”结合之前，属于实写。《西厢记》虽然用了五折篇幅表现寄信场景，但在重复中又有变化，因而都是传神之笔。
5.刻画
“刻画”也是毛奇龄论唐诗的关键词之一。《西河诗话》云：“自无学者谓唐诗笼统，不知唐诗最刻画。”毛氏还曾例举李商隐、张谔诗为“刻画”的典范，曰：“唐诗刻画如李商隐《和韦潘先辈七月十二日》诗：‘桂含爽气三秋首，蓂吐中旬二叶新。’其赋七月十二日便镂琢至此！先兄曰：‘初唐《九日》诗有 “绛叶从朝飞着夜，黄花开日未成旬”，其镂琢倍于韦诗，且赋九日只一句。’”“镂琢”是指特别精细的刻画。
《西厢记》卷四第一折叙“月下佳期”，毛氏在【混江龙】一曲后参释曰：“前七曲一节，后十曲一节，俱极刻画。”其意是说，本折前面从【点降唇】到【寄生草】七曲叙张生等待莺莺的情景，后面从【村里迓鼓】到【煞尾】十曲叙张生莺莺相会的情景，刻画极为细致生动。同折【幺篇】叙莺莺幽会时的情态：“半推半就，又惊又爱，檀口揾香腮。”毛氏夹批云：“‘揾’者，以手抆物，如‘揾泪’之‘揾’，从手；此推就之际，似羞其不洁而抆口在颊，真刻魂镂象语。”“刻魂镂象”，是指把虚实景况都刻画得细致生动。
总之，毛奇龄在《西厢记》论释中引用了不少唐诗，其作者有李白、杜甫、白居易、李贺、李商隐、陆龟蒙等，但他同时也引用了范仲淹、苏轼、李清照等人的诗词，对唐宋文学皆有所取。然而在文学观念上，毛氏却有强烈的宗唐倾向。毛氏明确把“刻画”、“意象”概括为唐诗的重要特色，而性情、传神、兴会历来亦被公认是唐诗特色。《西厢记》是曲词，与诗词关系非常密切。毛奇龄把这些诗词术语运用于戏曲批评范畴，由此显示了他的思想宗唐的文学倾向。
在毛奇龄诗学观中，“尊唐”与“抑宋”是彼此相通的两个侧面。毛奇龄对宋诗的厌弃甚至都不需要说明理由。他曾说：“诗以雅见难……亦以涵蕴见难……又以不着厓际见难……然则为宋诗者亦何难何能何才技而以此夸人，吾不解也。”在他的意识中，优点都属于唐诗，缺点则归于宋诗，后世学宋诗之人亦毫无所取。他只要有机会，便毫不客气地贬抑宋诗。其自叙云：
尝在金观察许，与汪蛟门舍人论宋诗。舍人举东坡诗“‘春江水暖鸭先知，正是河豚欲上时’，不远胜唐人乎”？予曰：“此正效唐人而未能者。‘花间觅路鸟先知’，唐人句也。觅路在人，先知在鸟，以鸟习花间故也，此先先人也。若鸭则先谁乎？中水之物皆知冷暖，必先以鸭，妄矣。且细绎二语，谁胜谁负？若第以‘鸭’字‘河豚’字为不数见，不经人道过，遂矜为过人事，则江鳅土鳖皆物色矣。”时一善歌者在坐，观察顾曰：“诗贵可歌咏，若‘河豚’句似不便咏吟。试倩善歌者歌之，能脱嗓否？”各笑而罢。
汪懋麟喜欢宋诗，绝口称赞苏轼，引起毛奇龄不满，当场反驳说苏轼“此正效唐人而未能者”。毛奇龄的意见得到其好友、江南按察使金镇的当场呼应。
毛奇龄诗学研究“尊唐抑宋”的倾向，与其经学观的“尊明抑宋”态度是一致的。毛奇龄的经学研究专门攻击朱熹，大力维护阳明心学，因此他对宋学痛加诋毁。宗唐是明代诗坛的主流，在晚明受心学影响的诗人身上表现得尤其明显，如前后七子、竞陵派都倾向于尊唐。因此说，毛奇龄“尊唐抑宋”的文学观与“尊明抑宋”的经学观是互为表里的。
综上所述，作为清初心学代表人物之一的毛奇龄，其对《西厢记》的论释与心学研究，在思想价值、文学观念等方面密切相通。他壮年论释《西厢记》，晚年才专注于经学研究，其学术思想、治学方法与理念实际上是首先形成于《西厢记》的论释中，然后才运用于经学研究的。从此意义上来说，毛氏的《西厢记》论释尤其值得关注。就经学与文学的关系而论，以往的看法是，文学总是被动接受经学的影响。而从毛奇龄的《西厢记》论释与经学研究的思想逻辑而论，则体现了文学滋养经学的认知规律，从而显示了经学与文学关系的深层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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