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沙这个写作者，在我眼中一直是诗人中的弱势群体，一方面老天没赐给他过多诗人和评论家的天分，另一方面他又勤勤恳恳笔耕不断，仿佛一头默默耕耘的诗坛老黄牛，上进精神让人着实感动。只不过，这人虽然嘴笨（没能力把主干问题说清楚），但却喜欢骂人说脏话，又是一头不值得人可怜的大笨牛。比如，德明博士批判口语诗“反讽的过剩”，“语感的夸大”，“对读者的愚弄”等毛病，本是针对轩辕轼轲、江非等类口语诗人的，与当前老实巴交的“伊式口语”本就关系不大，你完全可以据理力争以证清白，干嘛纠结一帮泥腿子去骂人呢？除了把问题弄成一团糟，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
我说过，我既不反对口语诗，也不反对书面语，但坚决反对“串种体”，就是那种四不像的“类口语”，很大一部分江郎才尽的学院派、口语派目前正交叉于此，利用跟编辑的既有关系再次冒充先锋风生水起。按理，写作是诗人的自由，什么体都有存在理由，但是这种体由于不是出自诗人真性情，属于典型伪诗，再在《人民文学》等刊物发表获奖会对初学者造成误导，因此必须批判。如以下《人民文学》的获奖诗：
《赠李白》 诗十一首（选前三）
《测量海》
龙王完全是错爱，给了把卷尺
就让我去测量海
从此我成了一个线人
每天都踩着海岸线前进
有时踩不巧踩到了海啸
就会被一扔老远，远到了天边
我只好用头罩当护照，劫持了飞碟
再回到沙滩，像陈景润
低着头走路撞倒了槟榔
像亚里士多德，光着屁股思考
把北冰洋当成了浴缸
人类在后面继续添乱
一会填海造田，用化肥渗透海面
一会挖海底隧道，用人群冲开鱼群
使我越来越像岳不群
不仅乱了方寸，也忘了江湖的尺寸
展开的卷尺缚住了自己的手脚
像尸布，像黑幕，正好把乱码的生命裹住
《内战》
他始终像一个逊位的皇帝
亲眼目睹着身体里的内战
为此他订制了一只穿衣镜
每天晚饭后，就站在宽银幕里
欣赏着皮肤上飘出的硝烟
昔日耷拉着的脖颈亮出了锁骨
企图和胸脯划江而治，而左胸
在心脏的小站练兵，一股股红衫军
欢呼着涌进血管，远交近攻
在脚板一着陆，就拥抱起趾头
在肺叶一掠过，就投入了巷战
他反复地咳嗽，拿起桌上的西药
却苦无良药，促成器官结为统一阵线
他亟需的是体外的敌人，是侵略军
他一发狠，左右拳同时挥向镜子
现在好了，在犬牙交错的焦土上
来自五脏六腑的血浆，终于开始了整编
《挑滑车》
我不该认识姓牛的，不该来到牛头山
不然一直在乡里饮酒打猎，一身安逸
现在倒好，被推向了历史的半山腰
挑这一辆辆不知从何而来的铁滑车
像加缪，在山坡推起了不断滚下的石头
他混血，在娘胎就成了纯种的局外人
一出生就是世界大战，成了和平的局外人
父亲参军，他成了孤儿，站在幸福的局外
富裕的局外，童年只有潮湿和贫穷
感染了肺结核，挡在了健康的局外
流离失所，和萨特失和，一直在
安定团结的局外，最后被飞速旋转的车轮
碾碎了中年，躺在了生命的局外
我仿佛置身于时代的局外，只是凭着惯性一挑
很快马就力不能支，我就力不能支，你们就
乐不可支，在一张白纸般的山道上
我会画出最新最腥红的图画，六毛四一张
被抢购，被撕碎，被诅咒，被传扬
这和我无关，我不高，我不宠，就当我犯病
这种“诗”说是抒情诗，他又调侃失当，皮笑肉不笑，因此抒不出情，就是德明博士说的“对读者的愚弄”；说是理性诗，他又超现实主义失当，东一耙子西一扫帚，连最起码的语境、语言逻辑都不尊重，就是德明博士所言的，“语感的夸大”；说是批判现实，他又似是而非，装腔作势，在痛苦上玩嬉皮士玩荒诞，就是德明博士所言的“反讽的过剩”。因此，这种类口语诗才是当代诗的真正敌人，成了非抒情、非言志、非批判、非说理的浪漫主义怪胎。
接下来说说大笨牛伊沙的被窝理论：
在伊沙的被窝理论里，将抒情诗、意象诗都想当然地设置为了口语诗的对立物，而口语诗究竟是个什么玩意还是没说清楚，一大堆废话实际就说了一句：口语诗就是伊沙体，像伊沙那样的诗就是口语诗，伊沙体那样的特点就是口语诗的特点，伊沙体的好就是口语诗的好，简直可笑至极。
其实，口语唯一有效对应物就是书面语，离开这一个对应物去探讨口语诗，便失去了任何逻辑依傍，成了某个人群狭义的“口语体”。口语与书面语入诗只是一个相对概念，中间很难找到一条一刀切的清晰界限，诗人只需根据题材、书写习惯不同随意安排就是了，若把这种个人习惯当作一个雷打不动的标签，来代替口语诗的泛化特征，这相当于活人被尿憋死了。
口语诗与抒情诗。
口语诗怎么能与抒情诗对立呢？这种对立不就是伊沙和他的脚趾头对立吗？它俩一个是纲一个是目，本就不同宗、不搭界，你弄一床被子就把他俩给稀里糊涂结婚了？口语诗有口语诗的抒情诗，书面语有书面语的抒情诗，哪条法律规定口语诗人不能写抒情诗？难道他们没权恋爱写情书？写了抒情诗还没权被称作抒情诗？那到底叫它什么东西合适呢？像李亚伟那样典型的口语抒情诗人，都抒了大半辈子情了，临了还要被开除出抒情诗队伍？
很显然，大笨牛把“抒情诗”的概念定义为了狭义的小女生爱情诗，其他的诸如乡情、友情、爱国情、爱大自然等等的抒情诗，全被排除在外了，你这不是在被窝里设讲坛是什么？你这是在替口语诗正名还是堵路？
众所周知，诗歌的呈现功能无非三种，抒情、说理、智性（如果再细分，抒情诗里面可以分离出言志和批判现实），口语和书面语只是一种诗人个体语言创作风格的倾向性，表达范围依然跑不出这三种功能。就当前中国的口语派而言，写的百分之九十八全是抒情诗，其中伊沙本人就是典型的言志类口语诗，具备说理、言智能力的少之又少。若说口语诗本质功能不是用来抒情的，是用来说理的，那韩东就是口语派代表诗人，伊沙不是；若说口语诗本质功能是用来表达智性，那杨黎就是口语派代表诗人，伊沙不是。很显然，伊沙搞出的口语诗不是抒情诗，等于把自己开除出了口语诗人队伍，开除出来之后，又不知道自己这种东西到底叫啥了，很可怜，成了一条无家可归的大笨牛。
口语诗与意象诗。
把意象诗设置为口语诗的矛盾对应物，这相当于伊沙和伊沙的膝关节是对立的。书面语诗歌有书面语诗歌的意象，口语诗有口语诗的意象，二者虽然语境不同，但“意象”的身份是不会变的。你不能把有意象的书面语诗叫“意象诗”，管有意象的“口语诗”叫“非意象诗”，更不能把两者对立，如果把意象驱逐出口语诗，这世上的好口语诗将至少减掉一半。恐怕连你自己写的八分之八十都不是诗。
很显然，大笨牛把几十年之前专用风景、动、植物为意象的书面语诗定义为了“意象诗”的全部，同时也把“人类”这种意象开除出了意象队伍之外。不过这种对立尚有情可原，因为那时候口语诗没兴起，当前国内的大部分老辈诗人也没进化到“后现代”，还在保持过往风格。但从发展的角度，这种对立还是拖后腿的被窝理论，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以风景、动植物为主体的意象诗，很可能被包罗万象的电子时代事物所冲击所取代，比如电脑、手机、微信、透视仪、电子干扰、虚拟现实、探测器、等等，若他们不是“意象”，很可能在伊沙眼中，意象诗就绝种了。
即便就当前而言，口语诗人中也不乏炼意象起家的诗人，比如《诗潮》主编刘川，他的口语诗几乎百分百“意象诗”，几乎每一首诗中都有意像，要么是明喻，要么是隐喻，你能说刘川写的不是口语诗吗？
刘川
《地球上的人乱成一团》
我总有一种冲动
把一个墓园拿起来
当一把梳子
用它一排排整齐的墓碑
梳一梳操场上的乱跑的学生
梳一梳广场上拥挤的市民
梳一梳市场混乱的商贩
只需轻轻一梳
它们就无比整齐了
《这个世界不可抗拒》
世界上所有的孕妇
都到街上来集合
站成排
站成列
就像阅兵式一样
我看见并不惊奇
我只是惊奇于
她们体内的婴儿
都是头朝下
集体倒立着的新一代人
与我们的方向截然相反
看来他们
要与我们势不两立
决不苟同
但我并不恐慌
只要他们敢出来
这个旧世界
就能立即把他们正过来
抒情诗、意象诗与叙述诗
大笨牛罗里吧嗦一大堆，不但没说到点子上，还把自己绕进去了，不过，他虽然没说明白，我还是大致听明白了。他所言的与抒情诗、意象诗对立的那种诗实际叫叙述诗，是关于诗歌怎么写问题的技法划分，与诗歌内容根本没什么关系，他把食道和尿道混一块了。
当前看到很多诗人提“拒绝抒情”，实际真正拒绝的是抒情词，而不是拒绝抒情诗，他拒绝的不是抒情，而是把老式的象征、排比改作冷叙述来处理了。不过，这并不算什么进步，一旦大家都来婆婆妈妈地叙述，两天半又看够了，现在你看到排比、象征诗可能会感到牙齿被酸倒了，但一旦都是叙述的时候，你可能又会感到鼻子被堵住了，吃不下饭了。毕竟叙述是说理诗最有效的武器，西方的叙述是为说理说出意味而存在的。
叙述式诗歌因为修辞比较少，那么意象相应便减少了，这是叙述诗歌和意象诗的显性区分所在。但叙述式诗歌究竟属于口语还是书面语，也无严格界限，还是视语气词、俚语、粗话等等成分含量而定。类似德明博士批评的伊沙的《崆峒山小记》，叫作口语可以，叫作书面语也未尝不可：
《崆峒山小记》
上去时和下来时的感觉
是非常不同的——
上去的时候
那山隐现在浓雾之中
下来的时候
这山暴露在艳阳之下
像是两座山
不知哪座更崆峒
不论哪一座
我都爱着这崆峒
因为这是
多年以来——
我用自己的双脚
踏上的头一座山
这首诗也不是一点诗性没有，伊沙把法做在了“崆峒”上，利用“kongtong”与“空洞”的谐音，玩了一把小暗示，虽说也不是十分精彩，但与口语书面语牵扯并不大。
不过，伊沙所言的“要走官方路线就不选择口语诗”的被歧视感觉有点言过其实，近两年最红的几乎全都是口语诗人，诸如雷平阳、余秀华、周啸天、车延高等等，最出名的作品几乎都是口语风格，而且最红的编辑也不乏口语诗人，诸如朱零、刘川、刘年等等，口语、书面语只是一柄武器，哪个顺手用哪个，活人不能让尿憋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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