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舰事件也叫“三二〇事件”。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调动军队宣布戒严，断绝广州内外交通；逮捕李之龙，扣留中山舰及其他舰只；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其卫队枪械；包围广州东山的苏联顾问所；驱逐了黄埔军校中及国民革命军军中以周恩来为首的共产党员。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为破坏国共合作，夺取革命领导权，蓄意打击和排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事件。
吴佩孚（1874.04.22—1939.12.04）山东蓬莱人。民国时期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反日立场坚定、鲜明，九一八事变后，他多次参加反日活动。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特务机关想选择吴为傀儡，建立全国性政权，被吴严词拒绝。1939年12月4日，吴佩孚病逝。吴佩孚维护民族大义，保持了晚节，他还是亮相《时代》杂志封面的首位中国人。
二是奉系张作霖，约35万人，由日本支持，占东北、北京、天津；
张作霖（1875.03.19—1928.06.04）辽宁盘锦人。北洋军奉系首领，1928年（民国17年）6月4日，张作霖所乘列车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的炸药炸毁，张作霖被炸成重伤，送回沈阳官邸后不久即逝世，享年53岁。
三是直系另一支孙传芳，约20万人，由英、美支持，占长江中下游五省。
孙传芳（1885.04.17—1935.11.13）山东泰安人。与张作霖、吴佩孚并称为“北洋三大军阀”；九一八事变后，孙传芳隐居天津佛堂，果断拒绝冈村宁次邀请其做华北伪政府主席的无理要求，拒绝与日本人合作，具有一定的民族气节。1935年11月13日，孙传芳被施剑翘刺杀身亡。
施剑翘（1905—1979）安徽桐城人，自幼生活在山东济南。为报父仇，1935年，在天津佛教居士林刺杀直系军阀孙传芳。后被捕入狱，1936年被特赦。新中国成立后，她因病移居北京，病愈后又移居五台山光明寺村，并以居士身份在碧山寺修行。1957年当选北京市政协委员会特邀委员。1979年病逝于北京，享年74岁。
1926年3月，唐生智带兵开进长沙，接着宣布代理省长，同蒋介石南方政府沟通联系，南方政府将他的部队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唐生智任军长。
唐生智（1890.10.12—1970.04.06）湖南永州人，1937年临危受命，指挥南京保卫战，战后，唐生智辞去一切职务，决定回东安老家办学。其宗旨是维护抗日统一战线，培养抗日救亡英才。1949年参加湖南和平起义。此后他在湖南军、政机构任职到湖南省副省长等。1970年4月6日，因肠癌于长沙逝世，终年79岁。
1926年5月，南方政府在各方热情的推动下，开始筹划北伐。叶挺独立团和李宗仁的第七军一部先期进入湖南，下旬，独立团在安仁、攸县地区首战告捷。
1926年7月，南方政府誓师北伐，兵分三路，向军阀势力席卷而去。
1926年8月，北伐军接连取得平江、汀泗桥、贺胜桥等各战役的胜利。
1926年9月，北伐军占领汉阳、汉口，兵临武昌城下，中路军占领江西。
1926年10月，军事形势已经完全明了，吴佩孚和孙传芳都溃不成军；北伐的最后胜利，只是时间问题了。
北伐战争之所以进展如此顺利，中国共产党的全力以赴是其中重要的原因，独立团的战绩、工农民众的的发动、革命形势的造成、军队士气的培养、上海三次武装起义，都是中国共产党背后推动的。
中国共产党在战争中发展壮大起来了，特别是工农力量都掌握在共产党手中，这是国民党右派们绝对不能忍受的。
北伐战争要想取得胜利，就必须借助于共产党的力量，这点蒋介石十分清楚；但战争胜利同时造成共产党力量的陡长，却是蒋介石最为痛恨的事。
从1927年3月开始，羽翼已丰的蒋介石对中共和工农力量的打击转而公开化。
1927年4月1日，汪精卫从欧洲途径莫斯科回到上海，在上海逗留几日就要到武汉国民政府任职。
汪精卫在上海会见了中国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发表了《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宣言十分乐观的评价了国共合作的局面，并号召两党同志加强团结，继续合作。
陈独秀大概没有料到，这个宣言，将使中国共产党人在几天以后发生的一连串的屠杀事件中，付出加倍的牺牲。它实际上解除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武装，使得整个共产党在对形势的判断上，产生了严重的错觉，在屠杀到来的时候毫无思想警惕。
1927年4月11日夜，上海工人领袖、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被上海滩有名的青红帮头子杜月笙杀害，“4.12”政变中对工人和共产党人的屠杀由此开始了。
1927年4月12日凌晨，全副武装的青红帮成员装扮工人模样，对工会和工人纠察队展开攻击；早已准备好的国民党军立即包围现场，借口工人“内讧”，强行解除了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号称80万工人的组织也被毁于一旦。
各国租界武装也参与行动，将被捕的一千多名工人和党共中员，未经引渡就全部交给了国民党军。
1927年4月13日上午，蒋介石下令向游行请愿的工人群众开枪扫射。
4月15日，李济深在广州向中共和进步人士举起了屠刀。
李济深（1885.11.06—1959.10.09）广西梧州人，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一致抗日的号召，反对国民党政府反共政策。后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等职。1959年10月9日在北京病逝，终年74岁。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等中国共产党人在北京被杀害。
自“4.12”反革命政变以后，中国共产党内一直响动着这样一个呼声：“我们要暴动”。
蔡和森是其中最激烈者。
6月初，蔡和森就提出了一个“两湖暴动计划”。在党的政治局会议上大声疾呼：“我们不要再为他人做嫁衣裳，伐来伐去，依然两袖清风，一无所得。我们必须坚决的来干我们自己的事，来找我们自己的地盘和武力。”
不过，武汉起义终究没有发生。不走到最后的绝境，不到同国民党政府的联合再无丝毫的可能，在共产国际和陈独秀中央指导下的中共，是不可能断然采取最后行动的。
对于中共在大革命中的全面失败，共产国际无疑应该承担相当的责任。他们处在一个远离中国的地方，以自己固有的思维方式来看待发生在中国的事情，常常差距很大，给出的指导，也是谬误百出。
而且，共产国际的立场，很多时候又渗透着苏联在外交上的需要，以苏联的国家利益为出发点，越到后期，这种倾向就越是明显。
1927年7月上旬，鲍罗廷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建议中国共产党成立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组成的中央中共政治局兼常委。
1927年7月13日，“五人中央”发表了一个宣言，公开斥责了武汉当局，声明对武汉当局目前的政策不负责任；决定撤回参加武汉政府的党共中员。公开表示自己要脱离武汉政府了。
“五人中央”的成立，使得中国共产党举行武装暴动成为可能，“五人中央”从一开始，就在策划如何开展武装斗争，这是“五人中央”与陈独秀中央根本不同的地方。
在武装斗争的总体方针上，决定在两湖、广东和江西四省同时举行“秋收暴动”；关于当前的具体策略，决定先拉出共产党可以掌握的部队，发动一次军事行动，时间上越快越好。
同志们的鲜血终于使得长久以来一直处于迷惘中的中国共产党清醒和奋发了，中国共产党终于接近了日后被认为是正确的道路。
这是1927年7月18日，武汉已经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中。
武汉政府20军军长贺龙安排共产党员周逸群，将被受到武汉政府清剿的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工农武装等大量共产党员汇集到20军里来，并安排到各重要部门任职。
各方力量都在对贺龙的部队进行争夺拉拢。汪精卫、唐生智、蒋介石、周恩来等都来到贺龙处，或许以重诺、或晓以利害、或阐明大义；最终，贺龙对周恩来表示：我听共产党的，决心同蒋介石、汪精卫这班人拼到底。
1927年7月中旬，贺龙带领20军从武汉上船出发，浩浩荡荡的开往九江。
中共自发表“7.13”宣言后，领导机关便开始由汉口沿长江而下，往九江移动。最初的意图是经九江朝上海转移。除了这些有组织的疏散外，更多的党共中员也随着武汉政府所属的几支军队，陆续到达了南昌、九江一带。
“7.15”事变后，宁汉合流。不过双方又因争当正统的中华民国政府，再起纷争；汪精卫让唐生智带兵东征讨伐蒋介石。
宁汉纷争造成了一个新的军事格局，就是：宁汉双方已经把主要军事力量放在了相互对峙上，形势日益紧张，中国共产党有可能利用这一特殊局面，在军事上比划一个动作。
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聂荣臻、叶挺、吴玉章、林伯渠等一大批中共领导人就是在7月中旬，随这些东征的部队一道到达九江的。
谭平山召集各分批抵达九江的中共领导人，举行会议，大家都认为从现在开始，必须计划自己独立的军事行动；最后商议在南昌发动暴动；随后，李立三和邓中夏赶到庐山，向在庐山的瞿秋白汇报了向中央的建议：把可以掌握的军事力量赶快向南昌集中，在南昌举行暴动，建立一个新的政府。
7月下旬，瞿秋白将这个意见带到了武汉，报告了军委书记周恩来，随即紧急召集“五人中央”会议，迅速确定南昌起义的名义、政纲和重要策略；决定周恩来立即前往九江，与已经在那里的李立三、恽代英、彭湃一道组成一个前敌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书记。
这个决定，是在没有报请共产国际同意的情况下作出的，这是近年来中共在进行重大决策时，很有限的几次例外。
会议一结束，周恩来就带着中央的决定，在陈赓的陪同下，匆匆赶往九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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