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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军东北战略决策过程全景扫描(下)

三、延安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和朱德等人提出了“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

9月14日上午,曾克林同苏军代表飞抵延安,朱德马上接见了苏军代表,听取了苏军意见。主要内容是:国共双方军队在苏军撤退前,均不得进入东北;已进入沈阳、大连、长春等地的八路军单独部队,请命令他们撤岀苏占区;苏军将于不久后撤离,届时中国军队如何进入由中国人自行解决,苏军不干涉。另外,苏军代表还转达了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无论对朱总司令、八路军均抱有深厚的同情”。

当日下午,刘少奇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临时会议,听取曾克林的汇报,与会的有朱德、任弼时、彭真、陈云、康生、高岗、李富春、博古、叶剑英、杨尚昆等领导人。曾克林汇报了他们进入东北后的情况,由于出关后一直都很顺利,中央领导们自然也都很高兴。往下的汇报,军史书籍多是这么描述:见到领导们很高兴,曾克林一时兴奋,话就没搂住,多了些夸大。例如:东北秩序很乱,到处堆积着武器和物资无人看管,可以随便拿;只要不打八路军和中央军的旗号,可以自由进入东北;我们已经看守了沈阳各重要仓库和兵工厂,枪有几十万,大炮有几千门,弹药多的数不清;扩兵很容易等等,并说曾克林这些夸大了的信息给以后进军东北的部队造成了重大损失。

对曾克林的汇报,我认为还是要辩证地看。

曾克林的汇报虽有部分夸张,但还是有充分事实依据的。例如:据李运昌回忆,他的部队到十一月时已扩大到十余万人,打开了沈阳的一些仓库,全部换装新武器,除此之外还有大批军械物资;周保中部在北满一个月就扩编了两万多人等等。至于“新兵新枪,老兵老枪”,以及新部队不巩固等问题,与当时缺少强有力的组织因而混乱无序有关。

如彭、罗在12月30日给各部队的通报:

未退出沈阳前有一个极短时间(一周左右),我确曾控制大批物资(机器被服弹药)。除处理这批物资有缺点需检讨外,曾用极大的注意转运。

应首先补给西线。根据现存不完全材料运赴锦州方面的各种子弹(七九子弹40万发在内)三八子弹达80万发,手榴弹15万个,皮帽、鞋子各3万,大衣1万,棉裹腿10万。另由北面运去12000支步枪,机枪300挺。同时10月初尚抢运去很大一批物资,上述物资如能到达西来部队手中,当可解决大部分问题。这批物资究竟如何分配或失掉,望李、黄负责检查调剂。

彭、罗在稍后给中央电报中进一步说明:

……

由叶柏寿及马三家运锦之枪弹物资,在中途就被别人取用,无可靠部队押运,到锦已非原数,又未查清……其他物资本来准备全补充黄梁师,后以该部未到,锦州已失。大批物资(7列车)又运回朝阳、北票,为人又偷去、私拿一部。

……

类似的资料不再引用,说明曾克林的汇报不是太离谱。

实际上,后来在进军东北初期出现了一些混乱和无序,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必须要和蒋军抢时间。江南部队调江北、山东,江北、山东部队调东北,这样大规模的部队行动全靠两条腿,是需要时间的。来自各方的部队缺少统一的组织调度,先到先得、新部队鱼龙混杂而出现盗取、遗失浪费等现象也难免。但无论如何,能抢在蒋军之前把主力部署到东北并抢占了一些要点,扩张了势力,、已是战略上的重大胜利,在布局阶段己占先机。

把话题再转回延安。听完曾克林的汇报,领导人都非常兴奋,当晚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形成了两项重要决议:

一、立即成立东北局,以彭真为书记,陈云、程子华、林枫、伍修权为委员,马上随苏军飞机去沈阳。

二、从华中、华北派遣100个团的干部去东北。“不准带武器,穿便衣作为劳工到满洲去找东北局”,“消灭八路军原有的证件”。

张闻天、李富春、高岗等也纷纷要求去东北工作,会议一直开到深夜。

9月15日开始,在重庆的毛泽东、周恩来收到来自延安电报突然大量增加,内容大都是关于东北的情报。

9月17日,送彭真、陈云等飞赴沈阳后,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立即给毛泽东发电报,提出了“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由华东、华中调十万部队北上,为避免主力分散、处处被动,江南新四军主力撤至江北。毛泽东17日复电同意组建东北局和力争东北的决策,并于19日再次复电,完全同意“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并做了重要的人事安排:陈毅、饶漱石去山东,罗荣桓、萧华去东北,林彪去热河领导军事。

毛泽东将“向北推进”改为“向北发展”,蕴含的意义更为明确。

接到毛泽东的指示,刘少奇于当天起草了《中央关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部署给各中央局的指示》,立即发出。文件分析了全国形势后,作了部署,“山东主力及大部分干部迅速向冀东及东北出动,第一步由山东调三万兵力向冀东,协助冀热辽军区肃清伪军,开辟热河工作,完全控制冀东、锦州、热河,并在将来红军撤退时完阻止顽军进入东北热河。另由山东调三万兵力进入东北发展并加装备”“华东新四军调八万兵力到山东冀东,保障与发展山东根据地及冀热辽地区”文件还指出,“只要我们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全国人民的胜利”。

由文件可以看出,中央当时的指导思想是“独占东北”。

与此同时,在重庆的周恩来向国民党方面提出了新的和平方案,我党主动放弃在南方的8个解放区,从而打破了重庆谈判的僵局。

四、黄克诚电报建议的意义

9月14日(曾克林汇报的同一天),新四军三师师长兼政委黄克诚以个人名义向中央发电报(华中局负责人拒绝以组织名义发出),提出建议。

电报的前半部分分析了当前局势与我军及根据地现状,指出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本质,而我军缺少精干坚强主力,各根据地均难以长期独立支持大规模战争,,认为应当“政治上仍进行谈判,而军事上应进行集中主力决战,在决战胜利之下,取得联系一大片的大战略根据地,有利进行长期斗争”。

电报的后半部分就军事部署提出以下建议:

……

(一)东北既能派队伍进去,应尽量多派,至少应有五万人,能派十万人为最好,并派有威望的军队领导人去主持工作,创建总根据地,支援关内斗争。

(二)以晋、察、绥三地为关内第一战略根据地,应集中十万主力,进行消灭傅作义、阎锡山、胡宗南之决战,达到控制整个察、绥与西北部,太行山全部。

(三)以山东为关内第二战略根据地,应集中十五万主力,待敌缴枪之后,在济、徐、胶,徐海铁路线,进行决战,达到控制整个山东。

(四)其他各地区,则成为二大战略根据地之卫星,力求争取局部决战之胜利,不可能时,即以游击战争长期坚持。

五、为执行上述方针,山东应调三万人到五万人去东北,华中应调三万到六万人去山东,在河南和平原主力的一部应调山西,江南一个师主力中应调回江北,只以一部留在江南活动。一师为新四军之坚强部队,目前向顽作战,毫无希望,估计将来被截断之后,会被迫打游击,以坚强主力去打游击,极为不利,故应迅速北调。

六、我对各方面材料,了解甚少,可能有片面之处。但我认为我党若没有联系一片的大战略根据地,就不会有大的胜利,也没有大规模决战的胜利,就不会有联系一片的大战略根据地。故集中兵力进行决战,当为当前之急,如依靠谈判或国际干涉,均带有极大危险性。是否有当?请考虑指示。

刘少奇在9月17日致电毛泽东时,也附上了黄克诚的电报,他的建议得到了毛泽东的赞扬。

之所以照录电报的建议部分的全部内容,是因为近年来网上流行一种说法:认为进军东北的决策或者“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来自黄克诚的建议,这显然是有违史实的错误说法。

进军东北的决策过程,本文已详细叙述。这一战略确定后,以我军的实力,如派主力进军东北,势必要收缩战线。对于中央领导人,这一思考并不困难,这也是毛泽东在8月26日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分步让出广东到河南、江南以及江北的原因。如果一项牵动全局的重大战略决策,因一位远离东北的将领的建议,在收到电报三天之内便依此完成决策及做出种种重要部署,不但过于神化,也未免太儿戏了些,也太低估了刘少奇、朱德等人的战略智慧。

那么,黄克诚的建议意义何在?他的可贵之处在于:能站在全局的角度对形势进行认真分析和战略思考,并如实地把自己的想法向中央汇报。应该肯定,电报中尽管有的内容不太切合实际,但关于东北的建议充分反应了他的战略水平。现在我们无从得知他的建议在形成“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针中占有多大权重,但这并不重要。共产党的胜利,正是由于党内有一大批能以全党利益为重,脱离本位主义而站在全局看问题的干部。反观国民党方面,又有哪些将领向校长“斗胆直陈”呢?两党内部政治生态的比较,也已分出高下。

五、后记——“让开大路,占领两厢”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

进军东北的战略决策过程己经结束,但经略东北的大戏才刚刚开始。与前者一样,如果用认识论的观点来分析,经略东北的战略方针,也是随着战争实践的不断发展而逐渐形成的。

限于篇幅,我们就概述脉络吧。

“双十协定”签订,毛泽东返回延安。

10底至11月初,国民党13军、52军相继在秦皇岛登陆。军委指示林彪、彭真,“我必须集中可能的力量,争取这次战略性质的决战胜利,奠定我巩固的大根据地”。

11月16日,山海关失守;11月22日,蒋军进占兴城、锦西、葫芦岛;11月26日,蒋军占领锦州,双方形成对峙。“独占东北”的设想已不可能实现。

自蒋军进抵山海关,苏军逼迫东北局撤出沈阳和长春铁路沿线城市,11月26日,东北局和部队撤离沈阳。

在此期间,毛泽东因病住院。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收到彭真11月20日关于东北苏军的要求的情况汇报后,在复电的最后指出,“大城市让出后,应力求控制次要城市,站稳脚跟,和蒋军斗争”。11月22日,刘少奇在给重庆的周恩来、王若飞的电报中,明确提到:“我们已去电要他们(注:指东北局)服从彼方(注:指苏军)决定,速从城市及铁路沿线退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这标志着我党在东北战略方针的重要转折。

从12月初起,毛泽东抱病征询了东北的很多领导干部对当前形势的看法。12月28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这一纲领性文件。

总结

从1944年11月毛泽东首次提出开辟东北工作,到1945年9月最终形成“向北防御,向南发展”的战略方针,整个决策过程随着国内外形势的不断变化,战略方针日趋明晰,是对唯物主义认识论科学性的一次完美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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