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艾是司马家特意提拔的将领。
他对权力斗争的危险原本是有极其深刻见解的。
然而，最终，他还是在权力斗争的漩涡中遭冤杀。
他的遭遇，值得所有理想主义者深思。
邓艾，本是屯田民，出身寒微，自小放牛。
不过，邓艾自学成才，开始仕途。
由于出身低微，外加口吃，邓艾作了近20年的基层工作，无法出头。
后来，在一次去洛阳汇报工作时，司马懿发掘了邓艾，并留在太尉府作了掾属。
当时的邓艾，至少已经接近40岁了，长期担任基层工作，说话还口吃。
这样的人，放在今天的人才市场上，估计工作都不好找。
何况，魏晋时期，出身寒族的人，更是没有什么仕途上的机会。
然而，司马懿却能在听取屯田问题的汇报中发掘出这样的人才，足见司马宣王确实有过人之处。
可以说，要不是遇到司马懿，邓艾一辈子都没有出头之日。
正因如此，邓艾原本应该是很“安全”的。
出身寒微，他没有任何实力基础，荣辱生死，完全靠司马家。
出身寒微，他社会关系有限，很难与其他权贵玩到一起。
所以，邓艾，是司马家绝对的“自己人”。
或许，这恰是他后来敢于“专断”的“底气”所在。
遇到司马懿后，邓艾逐渐开始展示才能，显山露水，步步高升。
然而，邓艾绝不仅仅是一个只会埋头作事的人，熟读史书的他，对权力的危险是有深刻认识的。
吴国诸葛恪嚣张时，邓艾曾向司马师作了这样的汇报。
吴国的世家大族们，都拥有雄厚的实力。诸葛恪虽然掌握大权，但是实力有限。古代类似的情况下，伍子胥、吴起、商鞅都在信任他的主君去世后而遇害。如今，诸葛恪看不到大隐患，不能安抚上下却要急切对外用兵，必死无疑！
当时，有洞察力的贤臣很多，但唯有邓艾提前预见了这一点。
看来，邓艾不但不是“政治白痴”，其对权力本质的洞察更是远远胜过一般人。
然而，后来的邓艾，却比他所嘲笑的诸葛恪更“作”。
邓艾偷渡阴平灭蜀，建不世之功。
随即，邓艾效法东汉初年的邓禹，以天子的名义，擅自任命官吏。他拜后主刘禅为骠骑将军，又给投降的蜀汉各级大臣也封了官。
他志得意满，对蜀地士大夫说：“幸亏遇到我，要是遇到吴汉，你们就死啦”，又说：“姜维也是一时人杰，只是不幸遇到我罢了”！
在受到朝廷褒奖，晋升为太尉后，邓艾更是雷厉风行，上书：留陇右兵2万，巴蜀兵2万，修理船只，整顿兵马，作好战备。同时，厚待刘禅以降低孙休的抵抗意志，暂切留刘禅在蜀，等到灭吴之后，再封他为扶风王，以当年董卓的邬为宫室。把广陵、城阳设为王国，以后安置孙休！如此，等我们顺江而下时，东吴必然土崩瓦解！
这个···这是替司马昭做主了呀！
司马昭当然不高兴，要监军卫瓘提醒：不可不上报！你的这些主张不宜马上实行！
邓艾却直接回怼：我受命征讨，持天子所赐的符策。现在蜀国投降，承制拜官，安抚他们，这些都是合乎时宜的。现在蜀已灭，平吴势在必行。《春秋》之义，对国家有利的事情，可以专断而行！蜀中到洛阳相距千里，如果事事汇报，必然要贻误大事！“进不求名，退不避罪”，不应拘泥常法而失机遇！
这还有什么可以说的呢？
司马昭下令，将邓艾抓起来，带回洛阳！
邓艾为什么作这些事情呢？
首先，承制拜官，对于顺利安定蜀地是极其必要的。
尽管刘禅开城投降，但当时，蜀汉政权仍然拥有相对完整的武装力量。
姜维大军仍在，南中地区仍有规模不俗的兵力，而东吴的援军也在路上，蜀汉绝大部分地区仍然由蜀汉政权任命的官吏在统治。
相比之下，偷渡阴平而来的邓艾，兵力不多。
如果不能迅速安定人心，蜀中形势仍可能发生“反转”。
因此，承制拜官，迅速安抚蜀中的官民人心，是确保灭蜀成果的必须。
其次，立刻转入平吴准备，是早已经与司马昭确定的政策。
发起灭蜀战争前，司马昭就表示：先灭蜀，灭蜀后造大船，三年后顺江而下灭吴。
要想3年后转入平吴作战，当然是要立刻转入准备。
司马家当然是要篡魏的。那么，先灭了吴再篡不好吗？
最后，从邓艾的人事安排看，他完全没有要割据蜀中的打算。
邓艾任命师纂为益州刺史，又让牵弘等人兼领蜀中各郡的郡守。
师纂，是司马昭的主簿。伐蜀前，因为邓艾反对伐蜀，司马昭特意派去“喻之”，并监督的。
牵弘，则是名将牵招之子，大族之后，更非邓艾亲信。
从这些人事安排看，邓艾完全没有借机谋取私利的打算，确实是“进不求名，退不避罪”。
最后，卫瓘到邓艾军中时，邓艾、邓忠父子在自己的军队中，虽然感叹“白起之祸”，但未作任何抵抗，“遣散人众，束收待罪”。
可以说，邓艾虽专断，但行事坦坦荡荡，绝无作乱之心。
只是，坦坦荡荡而又雷厉风行的人，最容易遭受诬陷。
钟会从中改写邓艾的奏章，使邓艾的建言充满悖逆之言，才最终引发了司马昭的愤怒。
其实，此时的邓艾，未必必死。
5年后，另一位出身寒族的名将石苞，也是受诬，也是束手待罪，但能得以善终。
而我个人认为：如果邓艾真的被押回了洛阳，未必必死。
然而，邓艾没有这样的运气。
邓艾束手待罪，可押解北去。
不久，钟会之乱发生，钟会、姜维被杀。
既然钟会是叛逆，那么，邓艾就是冤枉的咯？
因此，邓艾部下的将领要去救邓艾。
然而，卫瓘也曾参与诬陷邓艾，为了灭口，卫瓘派田续追上，杀掉了邓艾父子。
邓艾、钟会，二人被杀的性质截然不同。
钟会是已经事实上策划，并实施了“作乱”，而邓艾并没有任何实施的“作乱”行为。
然而，事后，由于出身世大大族，钟会只有养子钟邕一同被杀，其余人不但得以保全，连官爵都没有受到影响。
而邓艾家族，除儿子邓忠一同被杀外，留在洛阳的余子也全部被杀，妻子和孙子被发配西域！
此后，屡屡有大臣上书，为邓艾平反。
他们表示：朝野都认为邓艾是冤枉的，应给予平反。
然而，司马炎虽出于仁德，逐渐取消了对邓艾孙子们发配等惩罚，甚至还给了官职，并承认邓艾“束手受罪”，与一般贪生暴虐之人不同，但却从来没有正式为邓艾平反。
邓艾十二岁时，随母亲到颍川，见到已故太丘长陈寔的碑文：“文为世范，行为士则”。
邓艾大受震动，自己取名邓范（后来与族人重名，才改名），子士则。
“文为世范，行为士则”，就成了邓艾的人生准则。
熟读史书的邓艾，对商鞅、吴起、伍子胥等人的遭遇如数家珍，能够看出诸葛恪的险境，对自己的险恶环境当然是能够认识的。
见证过高平陵之变，参与过平定淮南三叛，听闻过司马昭弑君，邓艾对司马家的残忍当然是了解的。
邓艾，当然不是“政治白痴”！
然而，驱动人行动的，不完全是个人利益、安危，对于理想主义者来说，价值观往往是更底层的驱动力。
在“行为士则”的指导下，他选择了“进不求名，退不避罪”，雷厉风行。
而年已七旬的他，又深感时不我待，必再追求平吴之功。
他受惠于司马家，一生勤恳效忠司马家，他幻想凭自己与司马家的特殊关系，自己的坦荡举动，能够保障他专断而行。
然而，邓艾到底低估了司马家的猜忌、阴险。
比之过去所见的权臣、君王，司马家的猜忌、阴险，是登峰造极的。
司马家谁也不信，他们不光不信任别的将领，连自己一手提拔的也不信！
此时，司马家正准备推行“兄弟出镇”的方针。
即：各地的都督，全部由司马家的兄弟担任。
至于灭吴之事，可以缓缓！
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司马家牢牢把握形势。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是军事家的理想，却不是权臣的理想。
权臣要的，不光是打胜仗，更需要“一切尽在掌控”！
为了“一切尽在掌控”，司马昭连君都可以弑，还介意牺牲一个邓艾吗？
邓艾死了。
邓艾之死，留下什么警示呢？
没有什么警示。
邓艾了解商鞅、吴起、伍子胥的遭遇，以此能预测诸葛恪的悲剧，但最终自己仍然难免类似的悲剧。
人只要想干实事，就难免遇到中伤，危险。
而这种中伤，危险，防不胜防，你会不会倒下，三分看自己“作不作”，七分看环境、运气。
邓艾没有束手束脚，虽然没有防住暗箭，但却因为敢想敢作，偷渡阴平，建了不世之功。
所以，与其受到各种模糊警示的束缚，束手束脚，不敢作为，还真不如如邓艾一样，干自己该干的事情，坦坦荡荡，大干一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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