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西藏地区发动叛乱，为剿灭叛匪，中央人民政府派遣11师、130师、134师入藏，连同原驻藏部队18军的几个团，组成不及5万人的作战队伍，历时3年平定匪患。
美军在战前推测解放军出兵必败，可美军忽视了取胜的关键。
以慕生忠为首修建青藏公路的1336名工人，才是制胜法宝。
1951年，解放军进藏时，西藏只有一条从布达拉宫到罗布林卡、全长仅3公里的公路，运行工具也只是英国人提供的一辆轿车。
解放军第18军进藏期间，同时兼顾修建康藏公路（也即川藏公路）的任务。
康藏公路意义重大，是联通内陆与西藏地区的生命线。
但这条公路每一年仅仅只有几个月的通行时间，一旦大雪封山便寸步难行。
此外，康藏公里沿线地区地质环境恶劣，泥石流、雪崩等天灾时常出现，无法支撑进藏部队的后勤保障工作。
1953年，康藏公路中断，驻拉萨部队粮食短缺，为供应食物，只能通过青海组织的一万七千只骆驼进行运输。
从西藏到青海地区，仅往返一次就需要半年，在成功运输155万斤粮食期间，人员伤亡以及牲畜损失程度都十分惨重。
当年由康藏方向的运输主要通过牦牛，而走青藏线的驮运主力就是骆驼。
海拔四五千米的青藏高原空气稀薄，即便有草也仅仅只是不及一寸高的矮草，而骆驼惯常吃高草，经常出现因无草料可食用而饿死的情况。
黄河源一带甚至还有一种醉马草，牛马吃了状似疯癫，骆驼吃了更是会直接暴毙。
向来以持久性强、驮载量大的骆驼，在进藏的路上倒下了7000多只，新疆提供的骆驼先遣部队伤亡更为严重。
当年全国骆驼不足20万，主要分布在新疆和内蒙地区，若是持续依靠骆驼作为后勤运输工具，没几年就会将国内的骆驼消耗殆尽。
仅有的一段康藏公路，在扩展时需要穿过横断山脉，沿途地形多为高山河谷，工事复杂，而青藏线虽然海拔高，但地势山形较为平缓，全年可运输时间也更长。
修建青藏公路，迫在眉睫。
当年的青藏高原是生命禁区，曾成功率军抵达拉萨的慕生忠，深知修建青藏公路的重大意义，在经过慎重思考后向彭总司令请命，主持修建青藏线公路。
通过彭总司令划拨的经费，再加自己多方筹措求援，1954年5月，青藏公路正式动工。
此时的慕生忠手中，只有24个干部，10名来自西北军区的工兵，1300名驼工，以及一个没有经纬仪等测算工具的独眼工程师。
就是这1336人的团队，用一辆吉普车和10辆卡车，以及锹、镐、锤、钎四大筑路工具，在7个月16天的努力中，成功修建并运行开通了青藏公路，堪称是工建奇迹。
甚至慕生忠自己，根本不懂修路。
但凭借着他过人的胆识以及魄力，这个人员构成混杂的团队发挥出极强的凝聚力。
独眼工程师邓郁清是公路专家，对于青海地区的地质十分有研究，曾在马步芳统治时期主持修筑了青海公路。
慕生忠十分看重他。
当面对危险地段或需要驾车试行时，慕生忠总会将邓郁清赶下去自己试练。
他常常说：
“像我这样的土八路一抓一大把，就算没了上级也会派新人接手，但你是这里的顶梁柱，不能出一点事。”
十八磅的铁锤，驼工们一次需要抡八十下，次次第一个上场的，还是慕生忠。
除了在工作中态度豪爽敢为人先，生活中处处关心团队人员外，慕生忠还有极强的判断经验。
在修建青藏铁路过程中，没有人能够确定三江源中的一处河流是否会在冰融期淹没道路。
凭借多次从青岛进藏的经验，慕生忠通过折树看年轮的方法，准确判断出历年水位线。
此外，他还拥有极强的远见和辩证思维，派人修筑一条从敦煌到格尔木的公路，若能成功，将比兰新线上所花费的路程里数减少将近一半。
公路修建时需要穿过柴达木盐湖，而当时的教科书中明确规定：土地含盐度超过7%的地方不可以修建公路。
同样是慕生忠大胆求证，力派原国民党投诚人员齐天然，主持修建格尔木支线的公路。
独创出察尔罕万丈盐桥，打开先河，此后柴达木的机场以及铁路，也都建在了盐湖上。
如今西藏地区的许多地名，如格尔木、不冻泉、沱沱河、五道梁等，都出自慕生忠之手，他的功绩将伴随这些名字永远流传。
1959年西藏平叛开始，青藏公路两侧是重点区域，当时的青藏线虽然还是以沙土为主，但已经根本性扭转了驻藏部队的后勤供给难问题，在平叛中发挥出关键性作用。
当时的叛匪中以及大部分成员是由甘青南地区流窜至此的安多叛匪，他们机动性强，战术灵活，总试图将解放军引入无人区。
因与解放军第11师交过手，有一定战斗经验，在得到美军的武器支援后，又建筑起防御工事，势力猖獗。
随着叛匪大量涌入，从甘南地区调来的步兵11师、刚从朝鲜战争回国的54军134师，以及蒙骑13、14团、军区骑兵2团等骑兵主力加入战斗。
青藏线的修筑对于部队来说意义重大，为保障公路建设安全，反叛军还在纳木错、麦地卡、2号地区（青藏交界唐古拉山）等地发动了几次战役。
平叛过程艰苦卓绝，步兵当时只能携带几日的干粮，携带100发子弹，但面对叛匪时依旧英勇无畏，出现了许多战斗英雄。
54军步副排长胡汉钊枪法极准，在击毙数名敌人后，肉搏时被敌军用石头击中头部英勇牺牲；
藏族班长赤来，身负重伤时依旧以冲锋枪挡住洞口继续战斗；
11师机枪手田都来，更是在全班牺牲的惨况下与七八名叛匪奋力搏杀，身中12刀，鲜血淌满衣衫。
慕生忠率领的1336名建路工人，也在修路保路过程中，使用200架轻机枪沉重打击了沿途叛匪。
此外，虽然叛匪在叛乱过程中挟持了大量人质，但渴望得到翻身解放的农奴也同样不少，在战斗过程中自发支援反叛军，组成战斗群体，为平定叛乱贡献出不小力量。
1、曾经的西藏如同地狱
不同于现在的旅游胜地，解放前的西藏对于本土农奴和百姓来说，堪称是人间炼狱。
2、宗教刑罚极为残酷
布达拉宫的外部有一个不起眼的房子，旧西藏时名为“雪监狱”，在传言中是神明与信徒沟通的神圣之地。
然而，所有进入“雪监狱”中的人，没有一个能活着走出来，事实上，他们也大多是被当时的统治者强制抓进去的。
进入“雪监狱”后会被看管者用鞭子将身体抽的皮开肉绽，即便在这种残酷的刑罚折磨中侥幸活了下来，也大多会被再次扔进“蝎子洞”喂食蝎子，直至失去生命。
3、森严的等级制度下，农奴没有人权
在西藏还未曾解放时，整个西藏地区实行着极为严苛的等级制度。
占据总人口10%的贵族群体，享受着西藏地区80%的财富。
为了保住自己的贵族地位，以防财富流失，贵族们也只会与同阶级的贵族进行通婚，是以贵族阶级的地位及财富权势越发巩固，对农奴的控制和剥削也越发严重。
这些农奴生活在贵族的监控之下，通过劳动所获取的资产也都会被尽数没收，居住环境极其恶劣，甚至比不上贵族饲养的牲畜。
为巩固阶级统治，旧西藏还专门立法，对不同人的价值进行划分。
一条草绳，就是一条农奴的命。
奴隶主杀死一个农奴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也同样可以将其随意买卖，农奴没有任何反抗的权利。
甚至即便是想要与另一个农奴结婚，也需要向奴隶主缴纳一大笔资金。
而他们的孩子，从一出生就会被烙上农奴的印记。
西藏唐卡是藏族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制作精美价格高昂，但在旧西藏，唐卡的背后是血淋淋的生命。
如今的布达拉宫中就收藏着一件由人皮制成的唐卡。
而它们的原材料，大多取自16岁的少女。
在藏传佛教中，16岁的少女思想极为纯净，深受神灵喜爱。
在制作过程中，他们会将少女迷晕，而后在其昏迷状态下将皮肤剥落，经过专门处理后交给唐卡画师进行绘制。
旧西藏的奴隶主对这种人皮唐卡极为推崇，常常会将其妥善保存起来。
此外，少女们细嫩的皮肤还会被制成人皮鼓。而每制作一把人皮鼓，就会有两名少女因此丧命。
甚至她们的骨头也会被取出，作为喇嘛沟通神灵时的祭祀用具。
即便不是少女，美貌的农奴或低阶级女性，也常常是被奴隶主肆意迫害的对象。
种种黑暗在西藏人民的生活中笼罩多年，直到解放军入藏后，才成功从那些制度中挣扎出来。
是以，在叛匪与解放军展开混战时，西藏地区农奴积极参加民主革命、加入解放军，不断觉醒自我，协同作战。
历时3年多的平叛之路，依靠的不仅仅是解放军的英勇无畏。
如今前往青藏地区已经不难，每到旅游旺季更是车水如龙，我们在感叹西藏的神秘广阔同时，不妨缅怀一下这1336位修路英雄，学习西藏线、川藏线的“两路精神”。
这始终是人民群众、以及解放军共同创造的伟大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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