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意大利人中有个传闻，说中国人都是“不死的”，因为他们在意大利所看到的华人华侨都年轻、勤奋而富有活力，却神秘地从未看到他们中有人老去和死亡。这当然是一种基于偏见的怪诞传闻，不过的确，在欧美、日本、台湾地区还时常能在各行各业（尤其是服务业中）看到白发老人的身影，国内的就业者却普遍相当年轻：秘书极少会是中老年女性，职场精英也往往未满四十就已身负重任，百万富豪也在整体上比西方社会年轻得多。十多年来，我就职过的各家外企中，无一例外的都是未婚者占了员工中的大多数，35岁以上的通常不会超过两成，以至于很久以来我们一些朋友就在笑谈起一个问题：这些职场中的白领，在老了以后都去哪里了？
这在原来的确只是一个笑谈，因为国内的大部分白领都尚未变得足够老。鉴于外资企业大举进入中国是在1992年以后，而创造了许多就业机会的新科技或前沿领域也是此后才不断涌现出来，可以说这些已堪为“老前辈”的第一代白领，也不过就刚刚开始面临中年危机。日前和他们中的一些人夜谈时，有人感叹：“人生还有下半场。”强打精神规划自己的“下半场”人生，那在中国也算得是“摸着石头过河”的事。
在原先的年代，中国人大概是无须多考虑“下半场”的事的，因为那时在面对“抑制、减速、开阔的中年”（诗人肖开愚语）时，大多数人无非是安稳地度过余生，不会再想着折腾出一个什么不同的活法来了。美国生物学家乔治·夏勒1984年发现：“我在中国遇到的生物学家，大多年满五十岁就在心理上宣告退休，一心一意保护既得的地位，避免被年轻人夺走，尽量不引人注目，等着领退休金。”在更早的时候，人均寿命这一点本身就免去了人们多去思虑这个问题。这点上，社会学家潘光旦在数十年前说过一番富有远见的话：“医学的发达与工业机械化是近代文明进步的两大柱石，但从劳动界的老人看，它们便不啻是一副夹棍，把他夹在中间。一边，医学把他的寿命延长了20岁，又一边，到了40岁光景，工业已经硬把他当作老者，要他退休。”
现代人之所以身陷中年危机的窘境，说白了大概正是如此。毕竟，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之一，就是知识更新的水平大大加快，老人们甚至不得不向儿孙们学习体验最新的科技——这些知识对所有人而言都是最新的，仅此就足以冲击年长者的权威及其经验的价值。年龄和经验不再意味着资质，有时反而成了瓶颈和累赘。即便老员工和新人学得一样快，从企业成本控制的无情逻辑来看也未必是合算的，因为如果两者能完成同样的工作，支付给新人的薪资显然可以低得多。大部分工作并无多少门槛，据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在《白领》一书中所说的：“一般的估计是，大约80%的工作人员的工作可以在三个月内学会。”
在淘汰机制上，信奉效率和成本控制的外企与民企，要比那些不那么遵循市场规律的单位残酷得多，而不可避免的事实是：不是每个人都能不断提升自我跻身高层的（越到高层，职位也总是越有限），因而在外企中，不时会有一些人到中年无法提升的人被温和地辞退，原因只是他们的工作可以由更年轻、薪资要求更低的人同样完成。强制年长员工退休的现象在市场化最彻底、知识技能更新速度快的美国，并非偶然。其情况之广泛与严重，导致美国国会在1967年不得不制定《禁止雇佣年龄歧视法》，禁止企业因年龄而强制员工退休，规定企业须提前3-6个月通知员工解雇消息，以便给他们充足的应对时间。
在一个高喊“创新”和“灵活”的时代，没有人是真正不可替代的（对一个现代企业来说，如果有太多员工不可替代，那它在制度上恐怕也有问题），想“安安稳稳一直干到退休”基本上是不太切实际的梦想，不适于一个快速变动的市场。除非像一些人所（半真半假地）梦想的那样，在实现财务自由之后，在40岁乃至35岁就提前退休。然而“退休”也并不就意味着可以“全职地玩”，一个人毕竟总还是要找事来做。就此而言，在人到中年之际，除了那些能在职场上不断向前平顺发展的人之外，无论是创业还是退休，事实上都意味着要重新开始。
这无论如何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即便有离开本职的勇气和心理准备，但一个人在全身心投入某一行十几二十年后，往往会发现自己除了这，不会干什么——在某种程度上，大概就像退役的中国奥运选手。去年一次老同事十年聚会，各自说起近况，有人谈到自己在做本职之余还投资做了一个儿童游泳池项目，谦称自己“不务正业”。座中一位笑了笑说：“我看这才是你的正业，你的本职倒是副业——应该说，我们都在找自己的‘正业’。”
这虽是戏言，却是实话。对“人生下半场”的规划，说到底确实就是一个人在成熟地认清自己的能力、爱好和困境之后，更务实地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活法。有时，这意味着利用自己积累起来的经验去开创新事业（如我早年的一个美国老板，开始以其二十多年在华经验，为那些想进入中国的公司提供咨询服务）；另一些时候则意味着毅然放弃原有的经验积累和生活方式，顺从自己觉醒的内心（如我另一位曾经的老板，42岁退休后回香港攻读心理学去了）；而最具挑战的，则是在一个新的领域创业，开创另一种可能。
人们对“退休”的观念也发生了改变。在那种与长期、稳固、紧密的社会关系为特征的体制下，退休往往意味着在单位保障之下安享稳定闲适的生活，那是一种“不必为生计奔忙”的安逸理想，虽然也伴随着“离开原有生活圈子”的不适感。现代职业常常要求人们全身心投入，因而对许多人而言，公司其实是比家庭更能让他获得存在感的社会网络。堺屋太一在《知识价值革命》中曾说，在日本，“很多人甚至为了退休后不能去工作单位而感到沮丧。实际上，对今天在日本就业者中占大多数的工薪阶层来说，单位既是工作场所，同时也是文化沙龙。人们的话题、时尚和娱乐几乎概出于此”。对于那些一天十多个小时待在工作场所的人来说就更是如此了，因为他的几乎整个生活都在其中。人类学家许烺光在《祖荫下》一书中也曾将美国人与中国社会作对比：“大多数精力充沛的美国人害怕退休。在美国，男性事业的顶峰在中年早期。从那以后，他便日渐迟钝，其社会价值也就随之下降。”他是在1948年说这番话的，如今，中国社会也开始体会到这种意味。
虽然职业经理人阶层（无论是好听一点的“外企白领”，还是直白的“打工的”）通常很难说有什么自主性和独立性，往往受市场波动的影响（心理学家弗洛姆因而认为这种市场取向的人格、自尊心是靠不住的）；然而或许也正是因此，对他们而言，积极主动地做一件事，与消极顺应局势，有着巨大的差异。《无缘社会》一书中，曾说到在日本，“一个人一旦退休，往往被视为是因为无能才不得不放弃工作，结果常常引发忧郁症”；确实如此，当年丘吉尔的朋友就曾说他，“温斯顿不能闲下来，一闲下来就陷入颓丧。退休之后，他那副德性，你是知道的。怎么说呢，他告诉我，他每天都祷告，只求一死”。这一心理的结果是：即便只是为了心理健康，一个人也必须在闲下来之后找到适合自己做的事。这也就是说，“退休”也得变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工作”，成为一个人重新开始的人生契机——如果不是这样，那你就有麻烦了。
从这一意义上说，这其实是一种积极的改变。中老年人如果只想着“不求无功，但求无过”地占着位置领取养老金，势必挡住年轻人上升的通道；虽然看起来中年再做出改变颇为艰难，然而把下半辈子用在消磨时间上，如今看来也并没多少吸引力。社会虽然推动着人们非做出点什么改变不可，但如果更主动而自觉地认识到这一点，那或许也有不少人发现，比起自己年轻时的白手起家，如今除了精神活力之外，其他方面也未必就更艰难。后半生毕竟是人生继童年之后又一段自由的时光，“中年危机”在此意义上倒不如说是强制改变的突发事件；如果你不是那么消极地应对它，或许发现这一处境也未必就“尴尬”。此刻人们只怕也已足够成熟到理解歌德曾说的那番话：强者并不是那些从不跌倒的人，而是那些跌倒了再爬起来的人。
这不仅只是一句励志的话，事实上也是一个现代社会独有的特质：与那种较为僵化的传统社会不同，现代社会允许人从头来过，就好像允许你在一生中尝试几辈子的活法。这样，如果说以前一个人在中年之后就必须更多地“扮演”自己的社会角色（是丈夫、父亲乃至“活着的祖宗”），压抑真实的自我，那么现在则鼓励你不断去寻求做真实的自己，去找到适合你的新领域和新活法，无论多迟开始都可以。就此而言，人生的下半场即便或许以“尴尬”开局，但它其实对所有人来说都是“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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