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西院士弗朗索瓦·莫里亚克的《给麻风病人的吻》，不论发表之初还是一个世纪后的今天，都是跻身“畅销书”行列的佼佼者。由于书名所给的阅读期待，初读第一遍的时候，你会以为这就是一个言情故事，读第二遍的时候你以为莫里亚克在讨论“资产阶级制度和黑暗教会压迫下的家庭悲剧”，而读到第三遍的时候你才发现：莫里亚克是一位圣徒，他严肃探索着宗教与哲学，传统意识与现代意识，理性与非理性之间人的心灵冲突。
他说：“我们何曾见过一部杰作，来自一颗对人漠不关心的心灵？”
《给麻风病人的吻》是一部中篇小说，篇幅不长，讲述了法国外省的富家青年让·佩罗埃尔在教会与父亲的干预下和美貌的诺埃米结为夫妻，而由于双方在相貌和地位上无法弥合的差距，尽管让·佩罗埃尔卑微地爱着妻子，他们却过着有名无实的婚姻生活。在让·佩罗埃尔一次短暂游历巴黎之后，为了结束诺埃米婚姻的痛苦，他故意染上麻风病，而此时诺埃米被年轻的医生吸引，却因害怕有违天主教义而终生守寡。
维持这段婚姻的是二人的愧疚和隐忍，让·佩罗埃尔最初的爱慕，因为自己的自卑与无性婚姻而日渐消磨。他每天以外出打猎为由逃离妻子，甚至自我“流放”到巴黎，“他避开她，好让她重吐鲜艳”。诺埃米可以是女殉道士，是修女，是妻子，却唯独不是爱人。她时而以妻子的义务勒令自己装模作样，压制心中本能的厌恶，对丈夫作出挽留，时而因为怜悯和同情，给予丈夫一个圣徒圣弗朗西斯性质的抚摸和吻。
圣弗朗西斯是贯彻了基督之爱，被称为“使徒时代之后最像基督的人”，他不愿领受神职，破衣烂衫云游四方，带给人物质和精神上的关怀。因流传着他亲吻了面目全非的麻风病人后病人痊愈的的神迹，后世教徒为检验自己是否降临基督之福，他们会去亲吻麻风病人。但和这些愚昧亲吻传染病患者的教徒一样，诺埃米也无法做到圣人之爱，她对丈夫的关心基于道义而非真心诚意，她的温顺归根到底是虚伪的。她为了获得救赎而忍受“苦难”，而她顺应一切才是这份苦难真正的源头。
“诺埃米是神父先生从所有姑娘中间挑选出来的，她是本教区的模范人物。她是那种在婚姻上毫不追求肉体快乐的女人，安分守己，一切听从上帝和丈夫的安排”。教义要求她对痛苦甘之如饴，她履行自己的义务，同床共眠时“如同在教室的梯形祈祷室里，一位基督教圣女猛地向那头野兽身上冲过去一样。”她被让的自我牺牲感动，在临终时发觉对他的爱。她不愿面对自己爱上医生的事实，也没有勇气违抗“令人尊敬的寡妇地位”。
莫里亚克把宗教和哲学问题深刻连接起来，他最擅长运用五感描写人物的心理矛盾和细腻情感。195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评委会给出的颁奖词是：“因为他在他的小说中剖析了人生的戏剧，对心灵的深刻观察和紧凑的艺术”。
《给麻风病人的吻》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让·佩罗埃尔对尼采“超人哲学”的思索：
“他反复读者尼采的话，对这些话的含义心领神会，并且听到这些话在他体内咆哮着，好像十月呼啸的狂风一般。刹那间，他竟相信在他的脚边瞧见了自己的信仰，那就像一株连根拔起的橡树。难道他的信仰不是在这酷热的天气里横躺在那儿吗？不，不。橡树仍然用它的千万条根须紧紧地缠住他的信仰。……他突然发现宗教是他的一个避难所，它为这个丑八怪孤儿拉开了安慰的帷幕。”
他在宗教与反宗教之间徘徊不定，这位天主教徒把自己的研究计划定为“权力意志与神圣”，他把自己称为“尼采所要消灭的奴隶式人物”，他始终无法以主人的身份心安理得地去“享用妻子”。
拉斐尔长于圣母像，其画以“秀美”著称，画作中的人物清秀，场景祥和。
尼采“主人道德”与“奴隶道德”的观念，是建立在其“权力意志”哲学体系基础上的，尼采认为：生命的本质是意志，精神强力和非理性是人创造的原力，热情和激情才是人的本能。把人的存在和内心情感意志统一起来，使人成为自己的主人和世界的主人，从而不受凌驾于人之上的力量（即上帝）的支配。“主人道德”包含着对权力的欲望和权力本身，表现为充沛的强力意志，蓬勃的创造精神。“奴隶道德”则是那些有助于缓和受苦受难者的生存痛苦的品质：同情、温和、乐于助人、宽厚、忍耐、谦恭和友善，这些“最有用的品质”不过是解决生存重负的方法。
他鄙夷一切世俗的信仰，批判基督教的弱者道德，排除基督教对某种绝对的彼岸的目标的追求，而肯定现实的世界人生权力意志。他认为基督教是“反生命”的宗教，是个人及整个民族意志的衰退。因为它的基础是“人生而有罪”，上帝退化为“厌世者的拐杖，溺水者最后的救命稻草”，成为“穷人，病人 及罪人的上帝”，所以尼采写道，“基督教是一切可以想象的堕落中最大的堕落”。
莫里亚克绝非认同尼采，其天主教徒身份甚至令他在情感上对尼采有本能抗拒，他在《羔羊》中说：“基督教的最大益处之一就是给人类的痛苦带来了一种意义。”但是，他同时是一个宗教上的浪漫主义者，他信奉天主教信仰而非天主教会，只要一个人以对人类的大爱行天主教义之实，哪怕无天主教徒之名也能得到他的尊重。他对宗教机构，宗教制度有许多不满，对教会充满了“伪善之人”愤懑，他们“徒知教条，而乏真正的基督之爱。”莫里亚克借书中主人公之口表达自己的宗教主张：“让很少把宗教教义放在心上，他公开主张一种感情外露的宗教理论。”
莫里亚克对宗教本质的清醒认知，以及“为人写作”的人本主义精神，导致他看起来与现代教会的形式背道而驰，继而与反叛者尼采的思想显现出部分契合。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位把爱恨和性都写得如此隐秘克制的古典写作者的作品中，会出现尼采——这位高呼“上帝死了”的历史上最激进的反基督者言论了。
但他们二者实际上有着更深层次的联系，莫里亚克曾经编撰过《帕斯卡尔文选》。压强单位“帕斯卡”，“人是一根会思考的芦苇”，都来源于这位伟大的天才——布莱兹·帕斯卡尔。帕斯卡尔是现代西方人本主义的先驱，尽管他哲学主张在17世纪沉寂，却在叔本华、尼采之后得以发扬光大，成为一种普遍的哲学思潮，即非理性主义或人本主义思潮。叔本华与尼采率先以非理性的意志阐释世界与人，把意志既看作是世界的本体，又看作是人的本质，只是这意志在叔本华那里被叫做“生存意志”，在尼采那里被叫做“权力意志”。非理性主义表现出的诡辩主义、怀疑主义以及神秘主义也为尼采继承。换言之，莫里亚克所受的哲学滋养和尼采一脉相承。
“甚至可以说，现代存在主义试图在揭示人的真实存在状况诸如悲哀、无聊、荒诞与虚无等之后，为人指明一条通往永恒福祉的道路的尝试，完全是帕斯卡尔有关思想的翻版或现代化。”这也可以解释莫里亚克对萨特发难的默认，以及他对加缪的极度赞赏。
莫里亚克从不热衷于谴责，他在作品中对尼采的态度暧昧不明，既没有把让·佩罗埃尔的悲剧归罪为“权力意志”，也没有对教会全力赞扬，而是着力在让·佩罗埃尔信仰的摇摆不定上。当接触到“十页尼采”之后，他失去了“生命的支点”，否认世上有绝对的“主人”，却摆脱不了自惭形秽的“奴隶”的一生，不得不把教堂当做避风港。看到诺埃米因为自己的爱而枯萎时，他抱着崇高的姿态选择自我牺牲，而当他了解到医生对的爱慕后又燃起妒火，本能地对“牺牲”后悔不已。
作为一名因作品“宗教性”熠熠生光的作家，有评论家认为：“莫里亚克与纪德构成了二十世纪上半叶法国小说的两个半圆。阴与阳。”纪德是莫里亚克的文学启蒙偶像，同样擅长心理分析，其《窄门》讲述因宗教影响弃绝爱情的悲剧、《田园交响曲》则讲述牧师骗取盲女感情的恶行。纪德的作品更多地反映出法国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对宗教黑暗面的揭露。
莫里亚克与纪德相反，他是擅长宽恕的虔诚天主教徒。尽管小说中让和诺埃米的婚姻被教父强行拉扯到一起，并时刻强调着禁欲主义和忍让精神，他还是不愿把教父写作十恶不赦的人，而是把这次婚姻处理为教父的好心。在让·佩罗埃尔死后，教父备受折磨，他开始不断谴责自己，并放弃了权威的姿态和古板的教条，“他能做到的仅仅是让热罗姆现实同意删去一条体现他最终愿望的，迫使诺埃米不再改嫁的条文。”
而除了神性光辉的崇拜，莫里亚克区别于纪德的是：他不满足于对宗教表层好坏善恶的判断。表现传统意识与现代意识在人心理中的冲突，人性的深度与人性存在多面的可能才是其小说的核心。他试图跳出纪德的藩篱，并且他做到了，用高超的叙述技巧把人性中难以言说的复杂一层层挖掘出来：
一点的钟声敲响了——她在这间举行婚礼的房间的黑暗中，窥伺着一直躺在她身边那具可怕身躯的扭动，她憎恶得浑身发抖，此刻又少了一个小时。而他处于对她的怜悯，却假装睡着了。有时他的一只胳膊把她碰醒，她整个身子随即便悄悄地溜到墙与床的中间；有时他俩的手轻轻接触一下，她就直打哆嗦。当丈夫以为她睡着的时候，才敢于大胆地抚摸她。这时，轮到诺埃米装睡了，心里却害怕这会诱使让·佩罗埃尔做出进一步的动作。
他充分展现了人性的神秘莫测，他推崇人物的“不确定性和生命的神秘”，认为人物本身具有一种引导自身的能力，可以将写作带向未知的领域。因此，在《给麻风病人的吻》中，哪怕是自私自利的伪善父亲热罗姆，一心想占有诺埃米的医生，都并非全然是坏人。而莫里亚克对让·佩罗埃尔、诺埃米、神父三个角色的塑造更是营造出“模糊感”，因为这三人都会“自省”。尤其夫妻二人的意念变化多端，再加上全知全能视角把作者和人物的思想掺杂在一起，都加大了读者阅读的难度：
1
“让·佩罗埃尔卑劣地恨着他，但同时由厌恶自己的这种感情。他幻想这个小伙子将会变成一个面目难看的农民，……我的灵魂比我的面孔还有丑恶不堪。”
2
“她是愉快的，因为她亲爱的人儿回来了。但她扮演这一角色只不过几分钟光景，而她每一秒钟又不能不认为这是一些装模作样的做法。”
他既浪漫也严厉，既古典也前卫，既传统也现代。他以其人本主义精神，满怀热情地向世人彰显宗教的真谛：“不要躲到天主那里以逃避世人，而是要从世人身上重新找回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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