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家弗兰克尔是20世纪的一个奇迹。纳粹时期，作为犹太人，他的全家都被关进了奥斯威辛集中营，他的父母、妻子、哥哥，全都死于毒气室中，只有他和妹妹幸存。弗兰克尔不但超越了这炼狱般的痛苦，更将自己的经验与学术结合，开创了意义疗法，替人们找到绝处再生的意义，也留下了人性史上最富光彩的见证。弗兰克尔一生对生命充满了极大的热情，67岁仍开始学习驾驶飞机，并在几个月后领到驾照。一直到80岁还登上了阿尔卑斯山。这《活出生命的意义》曾经感动千千万万的人，它被美国国会图书馆评选为最具影响力的十本著作之一。到今天，这部作品销售已达1200万册，被翻译成24种语言。他并不是当年集中营里被编号为119104的待决囚徒，而是让人的可能性得以扩大的圣者。
再回来说阿德勒。1925年我的论文《心理治疗和世界观》在他的《国际个体心理学杂志》上发表， 1926年又有一篇见报。同年，我参加在杜塞尔多夫举行的个体心理学国际会议，在会上做的主题报告和简要发言开始偏离正统的观点：我不赞同把神经官能症单纯看作一种实现目的的手段，而更倾向于用一种更加开放的视角去看待它，不单单将其视作一种单纯的“手段”，也定义为一种“表达”，也就是说，我希望不仅从工具性的层面，而且从表达性的角度去考察这一现象。
这是我第一次演讲旅行，在去程和回程时分别在法兰克福和柏林做了短暂停留。在法兰克福——真是难以置信，想想也蛮好笑的——我，一个21岁的医学院学生，受社会主义工人青年团的邀请做了一场关于生命意义的演讲，当时一大群年轻人挥舞着旗子，浩浩荡荡地从集合地点开拔，涌向演讲地，场面颇为壮观。在回程时，我又在柏林的个体心理学协会做了一次演讲报告。
1927年我与阿德勒的关系日趋紧张，与此同时，有两个人吸引了我的目光，他们的为人让我印象深刻，而且在其他方面也对我影响颇深，他们就是鲁道夫·阿勒斯和奥斯瓦尔德·施瓦茨[1]。在阿勒斯的影响下，我开始在他的知觉生理学实验室里进行实验工作，而心身医学及一支医学人类学的创始人施瓦茨则接受我的邀请，为我给希策尔出版社写的一本书作序，可惜这本书却由于我在这期间离开个体心理学学会而未能付梓〔后来我将这本中途流产的书的主体思路整理成文，刊登在1939年的《瑞士医学周刊》（Schweizerische medizinische Wochenschrift）上〕。在序言中，施瓦茨写道，我的这本书对于心理治疗的意义可以与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对哲学的意义相媲美——而他确实也是这么认为的。
在这个时期，我终于看清了我身上的心理学至上主义倾向，这还算是马克斯·舍勒[2]的功劳，他的《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Formalismus in der Ethik）被我奉为《圣经》，一直带在身边。那时候，对我个人的心理学至上主义进行自我批判已刻不容缓。阿德勒的拥护者、那个睿智的波西米亚人亚历山大·诺伊尔邀请我到维也纳的一家文人咖啡馆“绅士庭”小叙，他首先跟我说，他已经看过我的一些手稿，觉得相较于马克斯·普朗克在解决意志自由问题上的尝试，以及格式塔心理学的创立，我的成就更具有优先地位。不过接着——还是因为我的那些手稿，他又言辞激烈地批评我是“精神的叛徒”。一锤定音！而我当然毫不退让地与他争论起来。
接着就到了1927年的那个晚上，阿勒斯和施瓦茨正式宣布退出个体心理学学会（其实二人这之前就已脱离学会）并公开发表声明。这次退出仪式在维也纳大学组织学学院的大礼堂举行，礼堂的最后几排坐着几个弗洛伊德的支持者，他们幸灾乐祸地观赏着眼前这场戏剧表演，欣赏阿德勒在这幕大戏中要如何自处——当年阿德勒声明退出弗洛伊德的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而如今他也处在与当年的弗洛伊德同样的位置上。又是一次“独立”，而这几位精神分析派人士的到场使阿德勒饱受打击的内心变得愈发敏感起来。
阿勒斯和施瓦茨结束了他们的发言之后，会场的空气顿时凝固了——阿德勒会如何反应？我们不安地等待着。可是一反常态地，阿德勒未发一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场面变得尴尬起来。我和阿德勒都坐在第一排，他的一个女学生坐在我俩中间，他心里清楚，我和这位女学生都对他的学说持保留态度，最终，他转头看向我俩，讥笑道：“看，你们的英雄来了？”他的意思是，我俩不应该坐在这里畏手畏脚，而要勇敢地站起来表达自己的立场。
于是我不得不站起来，当着所有人的面说明，个体心理学在何种程度上超越了心理学至上主义。此时我犯了一个错误，我在我的敌人、那些精神分析学者面前，称施瓦茨为“我的老师”；这样，即便我一再申明，我们没有任何理由退出个体心理学学会，因为个体心理学能够凭借自己的力量战胜心理学至上主义，也无济于事。我竭尽全力在阿勒斯、施瓦茨和阿德勒之间调停，却徒劳无功。
自那天晚上以后，阿勒斯便拒绝与我说话。每天晚上我走进喜乐咖啡馆，路过他的固定餐桌时，我向他打招呼他总是不理不睬，仿佛没看见一样。对于我没有无条件地站到他这一边，他终究是介怀的。
后来，直到我下决心离开个体心理学学会——虽然我仍没有充分的理由说服自己这么做，他对我的态度才缓和起来。几个月后，我正式退出了个体心理学学会。
这次的离开对我影响很大。这之前我负责发行个体心理学杂志《俗世之人》（Der Mensch im Alltag）达一年之久，如今这份杂志自然也停刊了。此外，我也不得不离开我的论坛。在个体心理学圈子里，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位没有因为我们在学术上分道扬镳而在生活中与我交恶，在此，我怀着感激之情缅怀几位逝者：埃尔温·韦克斯贝格[3]、鲁道夫·德雷克斯[4]，以及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的女儿亚历山德拉。
不过从那以后，我就不会为别人的此类说辞而困扰：意义治疗仅仅是“阿德勒派心理学中发展最好最成熟的理论”，它并不是一个自成一派的研究方向，也无须为它单独命名。我已经想好了如何应对这种说辞：除了阿德勒本人，谁还有资格判定，意义治疗是否属于个体心理学？而阿德勒已经说过，我被赶出个体心理学学会了，要说话算话。
[1] 鲁道夫·阿勒斯（Rudolf Allers）和奥斯瓦尔德·施瓦茨（Oswald Schwarz）是著名个体心理学家，后因其人类学主张无法在学会中得到认同而退出了个体心理学学会。——译者注
[2] 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 1874—1928），德国哲学家，他创立了“质料的价值伦理学”（materiale Wertethik），发展了自己的文化社会学，是现代哲学人类学的奠基人。——译者注
[3] 埃尔温·韦克斯贝格（Erwin Wexberg）， 1889年2月12日生于维也纳，发表多篇关于心理治疗和神经病学的论文，出版多部关于个体心理学的著作〔《个体心理学概述》（Individualpsychologie: eine systematische Darstellung）〕。——译者注
[4] 鲁道夫·德雷克斯（Rudolf Dreikurs， 1897—1972），奥地利教育家、心理学家，阿德勒的挚友，个体心理学重要代表人物，在芝加哥、里约热内卢和特拉维夫创建阿德勒学会，代表作有《孩子：挑战》（Kinder fordern uns heraus）、《教室中的心理学》（Psychologie im Klassenzimmer）。——译者注
维克多·弗兰克尔简介
为什么说他是20世纪的一个奇迹？
维克多·埃米尔·弗兰克尔（Viktor Emil Frankl M.D.）是享有盛誉的存在—分析学说的领袖，他所发明的意义治疗（Logotherapy）是西方心理治疗重要流派。
维克多·埃米尔·弗兰克尔（Viktor Emil Frankl M.D., Ph.D. 1905-1997），临床心理学家，出生于奥地利，1930年在维也纳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1949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是美国国际大学的著名教授，并任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迪尤省大学和南卫理公会大学的访问教授。弗兰克尔是言语疗法的奠基者，其治疗理论被称为维也纳第三精神治疗学派，前两个学派为S.弗洛伊德学派和A.阿德勒学派。20世纪20代，弗兰克尔开始发表论文，第一篇论文应弗洛伊德约稿刊布于弗洛伊德的《国际精神分析杂志》上，第二篇论文应阿德勒约稿刊布于阿德勒的《国际个体心理学杂志》上。然而，由于他的非下统观点，他被先后开除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会和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学会。此后，弗兰克尔受到O.施瓦茨和R.阿勒斯的影响，特别是存在主义者L.宾斯万格和现象学家M.谢勒的影响，不再信奉精神分析和个体心理学，开始倡导其独特的体系。早在40年代，弗兰克尔的理论就具有人本主义的倾向，他认为，人的主要动机是要理解生存的目的与意义，揭示自己生存的秘密，他把这种动机称作“探求意义的意愿”。
活出生命的意义
动物寻求快乐与征服，却不懂生存的意义，人的本性在于探求意义。由于“探求意义的意愿”是人的主要动机，因此，倘若在现实生活中这一内在的欲求受到阻碍，就会引起人的心理障碍。启发患者去发现生命的意义，是意义疗法的核心。
弗兰克尔认为，人类存在的最重要的本质是“负责”，所以意义治疗中应让病人自己承担起判断的责任，医生的价值观念不能塞给病人。发现意义的途径有：（1）创造、工作；（2）体认价值：经由体验某个事件和人物，如工作的本质或文化、爱情等来发现生命的意义；（3）受苦：因为痛苦被发现有意义时，便不再痛苦了，通过认识人生的悲剧性和克服困境，促使人深思，寻找自我，最终发现人生的意义，实现自我超越。在意义治疗的实践中，弗兰克尔又发现过分意愿和过分注意是导致症状强化的原因，于是他发明了“矛盾意向”疗法，让患者故意从事其所害怕经验的事件，这与森田疗法的某些技术和系统家庭治疗中的“悖论处方”在操作上是大体一致的。
弗兰克尔考察了20世纪人类的心理状况后得出结论：人们疯狂追求权力、金钱、性欲的满足等享乐行为的原因在于存在空虚，求意义意志的挫折。为了避免存在空虚，人们采用了种种代偿方法，如求权意志和享乐意志等。现代人普遍存在的空虚感和紧迫感正是意义治疗的治疗指征，因此意义治疗已超越严格意义上的心理治疗。
你的生活中有他的影子
弗兰克尔发明了一些他用来治疗他的病人的特殊方法，这些方法能帮助病人正确认识事物，找到自己生活中的意义，其中有一种方法叫作“矛盾意向法”（Paradoxical Intention）。矛盾意向的理论前提是：在许多情况下，失调行为的产生是由于人们过分害怕某些令人恐惧的事物。这就是说，由于他老是担心着某种可能使他感到焦虑的处境，因而他变得万分恐怖，以至于不由自主地被引入这一境地。
在这种情况下使用矛盾意向法，即告知病人努力去做他在这种情况下最害怕做的事，或盼望这些事发生。当然，这是与真正的愿望相反的。这样，致病的恐惧感为相反的愿望取代了。弗兰克尔曾谈过一个十分有趣的例子，他曾治疗过一个很严重的成年结巴。那人说自己从懂事起就结巴，只有一次他没有结巴，那是他12岁那年，一次他乘公共汽车不买票，想蒙混过去，结果被售票员抓住了。他暗自想到，这下越结巴越好，让售票员知道他不过是一个可怜的结巴孩子，于是他竭力想结巴，但却一点也没有结巴。
如果一个人要用这种方法来医治对演讲的胆怯，那可以在演讲前这样对自己说：“我要尽力感到焦虑，我要焦虑不安，在台上心惊胆战，想逃遁，把自己从上到下裹起来。我要打哆嗦，浑身打战，我要汗颜，脸红脖子粗，要结巴，语无伦次。”通过这种矛盾意向的做法，人就会平静下来。嘲笑恐惧并以一种幽默的方式来决定你该针对恐惧自言自语些什么，这样就可以消除逆境可能对你产生的消极影响，让你在这种情况下仍然能应付自如。
在弗兰克尔看来，这一方法是以发现生活的意义为理论根据的。它使我们注意到我们是怎样常常把注意力集中到日常生活的琐事上，并且过分地夸张它们，这样做会导致非理性的、不必要的焦虑。要是我们停止这类无聊的把戏，把力量集中在有意义的事情上，那么我们马上就会摆脱焦虑，过一种更充实、目的更明确、更幸福的生活，矛盾意向就起抵消这些日常的琐碎恐惧感的作用。当然，这类恐惧感是从生存的空虚中滋生起来的，所以，过有意义的生活是对它的最好预防。
弗兰克尔发明的另一种方法叫作“逆反应”（de-reflection）。它与矛盾意向有些类似，就是努力对“强迫性倾向”产生反作用。我们常常在自我观察中发现这些强迫性倾向，我们常常在一件事情开始时投入太多的注意力，思考、咀嚼得越多，情况就变得越糟。显著的例子就是呼吸，假如你想留意自己的呼吸，希望呼吸正常，你愈是注意，呼吸就越紊乱，硬坚持下去，一切都乱了。失眠也是如此，假如你要强迫自己入睡，只会使得自己不能入睡。到了清晨，由于要起床了，你不得不放弃强迫入睡的企望，这时反而入睡了。有时，我们可能由于努力过分而无法取得成功，如果我们比较轻松自在地处理问题，成功也就容易得多，但这多少会有助于我们把注意力从那些使我们烦恼的琐事上转移到更有意义的价值和更重要的事情上。一旦我们这样去做，就会发现这样很能解决问题，我们就不再为焦虑所困扰。
Live as if you were living a second time,
and as though you had acted wrongly the first time.[1]
[1] 这是弗兰克尔的一句名言，意思是：“要这样生活：好像你已经活过一次，而在前一次的生命中，你做的所有事情都是错的，所以现在你要重新开始，把它们做好。”——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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