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雄才大略，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物质遗产和思想遗产，被明代思想家李贽誉为“千古一帝”。然而，大秦帝国却国祚短促，二世而亡，其历史教训十分深刻。
秦始皇在最后一次巡行天下时，至平原津而病甚，乃为玺书赐公子扶苏曰：“与丧，会咸阳而葬。”书已封，在中车府令赵高所，未授使者而始皇崩于沙丘。当时丞相李斯、少子胡亥、中车府令赵高扈从。赵高“私事公子胡亥，喻之决狱”，一向得到胡亥的崇信，很希望胡亥继位，执掌天下，以使自己飞黄腾达，又怨恨蒙毅曾报请始皇“高法应死，除其宦籍”，因而有了谋逆和害人之心，就与丞相李斯、少子胡亥暗中谋划，拥立胡亥为太子。
赵高等更为书赐公子曰：“朕巡天下，祷祠名山诸神以延寿命。今扶苏与蒙恬将师数十年以屯边，十有余年矣。不能进而前，士卒多耗，无尺寸之功，乃反数上书直言诽谤我所为。以不得罢归为太子，日夜怨望。扶苏为人子不孝，其赐剑以自裁。蒙恬与扶苏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谋，为人臣不忠，其赐死。”
当时，扶苏看罢玺书必定十分惊骇，心思完全纠结于父皇之绝情，他根本想不到秦始皇已经死去，也想不到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矫诏，更不会仔细推敲玺书之真伪。君叫臣死，臣得死，父叫子亡，子得亡。公子扶苏别无选择。仁弱的扶苏笃信玺书的内容是秦始皇真实意思的表达，于是奉诏自杀。
蒙恬倒是看出了玺书有诈，但或者过于自信，或者心存侥幸，或者宁死不反，反正没有率三十万大军反叛，尽管他有这个能力。他没有选择自杀，疑而复请之，后被囚禁，争辩无效，被处死。
秦二世而亡的主因，固然是胡亥和赵高倒行逆施，政权腐朽，导致天怼人怨，但秦始皇对于秦亡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主要是秦始皇求治太急、善后无方。求治太急，是说搞大规模基建，劳民甚烈，超出了百姓的心理和生理的承受能力；善后无方，是说秦始皇没有早立太子储君，导致赵高沙丘之谋得逞。
那么，如果秦始皇在位，赵高、李斯也会反吗？笔者认为，他们不会反。
赵高虽然阴险毒辣，但他不会反。因为，其一：秦始皇对赵高不仅有知遇之恩，还有救命之恩。中车书令赵高，因为犯了大罪，秦始皇责令蒙毅依法惩治。蒙毅不敢枉法，判处赵高死罪，并除掉了他的宦官籍。秦始皇却以赵高办事认真高效、勤勉敬业为由，赦免了赵高，恢复了他的官爵。秦始皇对赵高很信任，选他作为胡亥的老师。这些都使得赵高对始皇感恩戴德，在始皇执政、国无变故的情况下，赵高不会有造反的念头，哪怕是一闪念。其二：秦始皇的巨大威势和秦法的严厉，赵高也不敢反。在大秦江山稳固的背景下，赵高既不掌兵权，权力又尚未达到炙手可热地步，他想造反无异于飞蛾投火。因此，赵高也不敢反。
李斯也同样不会反。赵高酝酿谋逆之时，李斯很震惊，根本没有谋逆的想法，但他惧祸重爵，最终苟合赵高。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如果始皇在位，李斯权衡利弊，他不会有反的念头。这不仅因为形格势禁，也因为秦始皇对他有知遇之恩。
秦始皇不杀功臣大臣（除非谋逆），用人凭能力和贡献，与大臣肝胆相照，大臣与之不离不弃，也在情理之中。
从商鞅变法起，秦国开始建立一套完整的以能力和贡献为核心的人才激励政策和行动机制。最重要的是军功授爵制，英雄不问出身，国别、年龄、民族、贫富、贵贱、职业等皆不是问题和门槛，只要肯于为秦国效力，一切都不设限，都给其一方舞台，让其淋漓尽致地施展才华，变相马为赛马，能获取多大的功名利禄，全凭你的本事和累功，真正做到了有能力和贡献，就有相应的地位和物质回报。而这一切都可以量化，透明真实，没有猫腻，让人心服口服，无法抱怨。秦廷满朝文武和诸生，没有关系型、安置型、照顾型、忽悠型、平庸型、裙带型者，健康而有序的社会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使秦国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聚才不易，驭才更难。人才者，若德之不修，则难驾驭，驾驭不了，负作用会更大。让缺德之才忠心耿耿，始终释放正能量，绝不是一味地宠惯、一味地宽容、一味地给其高官厚禄那么简单，弄不好会祸国殃民、弑君篡位，因为欲壑难填，永无满足。《群书治要·淮南子》曰：“天下之物，莫凶于鸩毒，然而良医橐而藏之，有所用也。”由此说来，驭才有方是一种大智慧、大能力。秦始皇不仅能聚才，而且也善于驾驭人才。
李斯才胜于德。他那篇以客卿身份呈给嬴政的《谏逐客书》，文采斐然，说理透彻，极富感染力，千百年来无数骚人墨客净手焚香品读不辍；其隶书写体《仓颉篇》亦如荆山之玉、灵蛇之珠，曾为秦汉人藏之深阁，奉为圭臬。他献离间计：“诸侯名士可以下财者（接受其贿赂），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离其君臣之计，秦王乃使良将随其后。”进一步分化瓦解了抗秦力量，戕害了抗秦的顶尖军事人才，加速了东方六国的灭亡；他精通法律，商鞅变法，李斯定法，百代皆行秦政法；他对秦国以统一货币、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为主要标志的制度整合、文化整合，多有助益。在秦始皇时期，李斯这个想成为仓鼠的缺德之才，还是忠君爱国、敬业有为的。然而，盘圆水圆，盂方水方。失去了秦始皇驭人的缰绳，他就遗臭金石了。秦始皇死后，他立身无本，贪恋权力，罔顾忠义，苟合赵高，掀起滔天恶浪；他做人无基，投机善变，面临失势，在秦二世面前，先义正严辞，后摇尾乞怜，助推胡亥厉行督责，残贼天下，最终被赵高玩于股掌，受尽残忍的酷刑而死。
赵高亦然。秦始皇耳闻目睹赵高擅长书法、精通法律，勤奋有为，便提拔他为中车府令，掌管皇帝车舆，还让他教自己的小儿子胡亥法律。赵高能赢得秦始皇的信任，一定是他忠于秦始皇，而且很敬业，办事妥帖，因为秦始皇讨厌平庸无能者，想在他身边滥竽充数，根本不可能。史书说赵高善于察言观色、逢迎献媚，很快博得了秦始皇和胡亥的赏识与信任，那是根据赵高后来的表现揣测出来的。秦始皇在世，赵高恐怕连谋君害国的闪念都不会有，唯有卑躬行事，为君王和国家效力。这体现了秦始皇高超的驭人艺术和能力。
识才讲究的是察其德才兼备者，才突出的是能力，德强调的是品质，两者的关系是，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谁都知道“篡臣必危”，缺德之才的破坏力很大，但察之不易，正如夜间人们都在闭眼睡觉，不到天亮起床时，看不出谁是瞎子，可往往知道谁是瞎子后为时晚矣。
我们对人性不能估计过高，对人性不要抱怨，更不要试图改变。树倒猢狲散，大难临头各自飞，是正常现象。只有少数人，激励和凝聚他们不主要靠钱，而主要靠事业，是一起做大事的苦与乐，是一起做大事的成就感，是长期一起做大事的兄弟情和温暖感。如此看来，提高驭才制才的能力很重要。
孙皓晖先生在《大秦帝国》中，假借公子扶苏之口，盛赞秦始皇敬重爱惜人才：举凡能才，父皇无不与之迅速结成笃厚的情谊，且从来不去计较那些常人难以容忍而名士又常常难免的瑕疵与狂傲。无论哪个山东名士，只要亲见了父皇且与父皇相处几日，则无一不对父皇感佩有加，甘为大秦忠诚效力，数十年无一例外。人固可一时一事伪善之，然则数十年面对接踵而来的英雄名士，始终如一地敬重结交，伪善为之，岂非痴人说梦！所以如此，在于父皇从不猜忌用事之能臣，从来没有过某功臣盖主之狐疑。文臣如王绾李斯，武臣如王翦蒙恬，此四人堪称帝国四柱，然父皇却无一不与之情同挚友。即或有政见分歧，只要不涉及根本性长策大略，父皇从来都是豁达处置，谁对谁错，决不以王权强扭政事。被诸多名士们尊崇的夏商周三代圣王，其对能才功臣之杀戮也是屡见不鲜。春秋战国之世，各国杀戮功臣遗弃能才，更是连篇累牍地发生着。即便是父皇以前的秦国，也有过车裂商鞅、弃用张仪范雎、逼杀白起的耻辱事件。独有父皇亲政之后的秦国，除政见根本两端的吕不韦被父皇逼杀，此后没有一个功臣出事；纵然是父皇称帝，连借机贬黜功臣的事端也没有发生一件。可以说，始皇帝之秦帝国，其人才之雄厚之稳定，足以傲视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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