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此文章也就理解美国为什么反对中国大科技企业去美国挣钱了。
在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曾经对“山东抗日根据地”评价说：“山东是决定中国抗战成败的地区，是最完整的战略基地，北战东北，南下长江，靠得是山东。”
在峥嵘岁月里，沂蒙山区的临沂市始终是山东解放区的首府，善良质朴的临沂人民全心全意一直是抗日事业的坚强基石。
沂蒙山军民一家亲雕塑
中共中央华东局、山东分局、山东军区、山东省政府、八路军115师师部、新四军军部等党政机关的办公机关全部都设在临沂地区的大小山头中。
在那时，临沂素有“山东小延安”之称。
有一句曾经广度流传的歌曲《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歌中唱道：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民主政府爱人民呀，
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
呀呼嗨嗨伊咳呀嗨，
呀呼嗨呼嗨，呀呼嗨嗨嗨，
呀呼嗨嗨伊咳呀嗨。
曹操东临沧海而《观沧海》，感怀“壮丽海天”之后，最后言道：“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曹操的“歌以咏志”这四个字很妙。
对于山东临沂市莒南县朱坊乡横沟村、阚家沙土汪村、小嵯峨村、刘家扁山村还有石泉湖等村子中的村民来说，尽管他们没有曹操那两把刷子可以临海吟诗，但他们每每唱起“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这首歌的时候，绝对也是歌以咏志的状态，有感而发。
“歌以咏志”，高兴了就要唱！
但是，村民们唱的也并不尽兴。
“减息减租”运动后，临沂农民的土地收入明显地多了起来，这是件好事。
但是历史上从来也没有新鲜事。
农民多收了三五斗又能干什么呢？收获的都是些初级农产品，换不来几个钱，照常增产不增收，白白付出劳动。
比如莒南县和周围的几个县一直就有种植烟叶的传统，所产黄烟叶质地优良，味道醇厚，一直广受烟民欢迎。甚至远销到了大连、青岛和上海等大城市。
但是，当时也就只有大连、青岛、上海和济南等大城市才有正规卷烟厂。临沂少有抽得起纸卷烟的人，抽旱烟的居多。
所以那种二十支一包带有精美烟盒的纸烟卷，就算在日伪军中也要算是一种“奢侈品”。
手工卷烟
临沂人只会用土法手工卷制纸烟。
技术所限，虽然也有些烟农卷制的卷烟可以和机制卷烟媲美，但产量很少，也根本没有精美包装可言，都是散烟，至多像包装点心一样用张草纸随便包一下就往外发卖。
就这，乡下人也消费不起，烟农还是要把这些手工卷烟运去临沂城里，被烟商再盘剥一次。
烟农们还是直接出卖烟叶给收购商的时候居多。
顺理成章，烟叶价格也就被大连、青岛和济南的大型收购商左右了。这些大收购商联合垄断了市场之后，可没有“富长良心”，生出的都是奸计。他们每到烟叶收获季节就把烟叶价格压至最低，爱卖不卖。
翻身农民汗珠子摔八瓣辛苦一年收点烟叶卖不了几个钱。烟叶又不是粮食，可以自己消费，可以长久保存，便宜也要赶紧卖。
“翻身农民增产不增收”这件事情被八路军115师“敌工部”的同志看到了。
所谓“敌工部”，也就是“敌军工作部”。
它是一个很小的部门，只是师政治部的一个科室，专门负责对敌进行政治宣传、策反以及情报的搜集和分析。
八路军老照片
工作需要，敌工部的人常常要化妆成小贩深入沦陷区，游走在酒馆、饭店、集镇和赌场等敌人爱出入的地方，搜集情报。
这种办法也不是不好，只是被小贩的社会阶层所限，接触到的基本都是敌人的虾兵蟹将，散兵游勇。收集来的情报既不系统也不准确。
重要的大情报，根本搞不到手。
当时负责临沂情报工作的是张方庚（后担任临沂组织部长）和周子明（后担任枣庄行署副专员）两人。
两个人商量之后都认为当小贩不是个好办法，起码应该弄个“上档次的职业”掩护才是，于是联合了师情报处的所有人开会。
在会议上，有人讲了一个他听来的故事：“有位同志去临沂城侦察，刚进南门，就看到一伙人在那里嚷嚷，近前一看，却是两个汉奸在打架，一个汉奸的衣裳已被撕成布条，另一个汉奸的鼻子被打破了，一脸的鲜血。围观的人说，两个汉奸都是烟鬼，因为烟贩子只剩一盒哈德门了，结果两汉奸为争买这盒烟不顾情面而翻脸打架了。”
民国哈德门香烟广告
故事讲完，张方庚一拍大腿，“敌占区如此缺烟，咱们根据地老百姓有的是烟，咱们何不就做这个生意？一来帮助老百姓卖烟，二来帮助咱们开展工作。”
讲故事的人也正有此意，余下的人也没等张方庚把话说完，纷纷说道：“好主意。”
“这主意好，这是一个大生意。”
“好，这可以用大老板的身份开展工作。”
“对，也省得做小贩花钱去别人那里上货了，还节省开支。”
说干就干。
敌工部一边派人从烟农手中收购手工纸烟，一边派了一个叫张玉卓的同志，带着妻子儿女一家人通过内线关系在临沂城中开了一间店铺，专门贩卖卷烟。
倒也别开生面，尽然不是大城市来的洋烟卷，可也是二十支一包的包装好卖的，比自己卷烟叶抽有面子多了，也方便多了。
算是洋烟界的A货。
“奢侈消费品”A货在手，情报工作开展的异常顺利，因为抽得起卷烟的多数是些日伪军，张玉卓时不时送出去一包两包，就会有意外的情报收入。如果再送个精致铁质烟盒，那些烟鬼简直会把我军情报人员当做大款朋友了，溜须拍马在所不惜。
民国铜制烟盒
按照分工，张方庚负责联络工作，他也就成了一个香烟批发商。经常骑着自行车来往于临沂和根据地之间，把一箱箱的纸烟从根据地运到临沂城，再把张玉卓等人搜集到的情报带回根据地。
可随着斗争的发展，又出现了新情况。
卷烟虽然已然供不应求，有多少卖多少，既赚了钱也赚了情报，烟农的收入也大大地增加了。再唱《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这首歌，唱得更尽兴更实心了，人人都觉得真是“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啊！历朝历代只见过征粮抓夫的官家，哪里遇到过带民致富的军队呢！
利之所在，根据地内老百姓甚至掀起了一小股学习手工卷烟的浪潮。可正因为香烟是手工卷制，临时学习，质量实在比不上大城市运来的香烟，连个正经包装也没有，临沂城日伪军中比较高级别点的头目根本不屑吸用。
在他们眼中，张玉卓的烟归根结底还是“土烟”！尽管烟叶是上等烟叶，吸着味道不错，可终究上不得台面。
为了让卷烟打入敌人上层，以获取更大更多的情报，赚取敌人更多的钱财，也为根据地人民创造更多的财富。1943年5月，山东军区政治部敌工部研究决定：依托广大烟农，自力更生，建立根据地烟厂，创制一个香烟牌子。
于是又开会。
讨论完加强质量事宜，情报安全之后。决定先派人去上海买卷烟机请技师，卷烟机一时半会买不到，也要先买到卷烟专用的罗纹纸和香料，请回来大烟厂的卷烟技师。
首要任务是要把根据地卷烟的“土味”去掉。
另外决定建立现代工厂制度，不再由各家各户独自生产，选定在莒南县朱坊乡横沟村徐家大院集中办厂。徐家是恶霸地主，早已逃跑。他们家有正房十六间、内外天井、东西屋十几间，还有一个宽达三米的大门楼。最重要的是徐家大院有一座坚固高大的炮楼，完全满足了战时创办工厂的需要。
最后一屋子的人开始准备给香烟起个名字。
张方庚首先提出了要求：“名字要通俗，含意要深刻”。
当时市面上流行的香烟牌子，基本是洋烟做派。什么哈德门、大前门、老刀牌、美丽牌、仙女牌、施威牌、白姑娘牌、交运牌等等。名字都偏于低俗，宣扬封建英雄美女价值观的味道浓厚，香烟包装上印制的也都是旗袍美女在抽烟。唯一不印美女的老刀牌印的还是一个外国强盗，赤裸裸的英美强盗文化侵略。
民国美丽牌香烟广告
民国仙女牌香烟广告
革命人民的香烟牌子自然不能追随这种庸俗流行。
但这个香烟牌子又肩负了打入沦陷区赚敌人钱，挖敌人情报的任务，名字当然也不能太过“革命”，招致不必要的麻烦。
一群人开动脑子在那里想啊想啊！想了足有十几个名字，要么太俗，要么太富有战斗意味，都被一一否决。
忽然，窗外传来了一声尖锐响亮的“喔、喔、喔”，紧接着就是一片此起彼伏的一片“喔、喔、喔”。
众人推窗一看，却原来是天亮了，村中所有公鸡开始打鸣。张方庚一拍大腿，“有了，咱们的烟就叫'大鸡’烟吧！我们抛头颅洒热血不就是盼鸡叫、盼天亮、盼劳动人民翻身解放、盼打走日本鬼子吗？”
不要认为“土八路”真土，其中各种人才有的是。在众人纷纷站起鼓掌的叫好声中，烟厂职工孙鲁光沉默不语，静静地坐在一边，用铅笔在纸上乱画。
众人停住掌声，一起看向孙鲁光，孙鲁光微微一笑，把手中的纸一举。好家伙，瞬时之间，他已经画好了一只正英武打鸣的雄壮大公鸡。大家同声喊道：“好！”没容大家发表意见，孙鲁光当即吟诗一首：
阴云漫天雾重重，
东风横扫露寒星。
雄鸡高歌天破晓，
红日冉冉正东升。
公鸡打鸣
至此，大鸡烟厂正式建立。
时至1942年秋季，抗日正在最艰苦的时段，敌强我弱，但也正是烟叶大丰收的季节。
烟厂开张之后，因为战斗形式严酷，只能以秘密方式进行生产活动，以免在日伪军的“扫荡行动”中暴露出临沂城中张玉卓大老板的“大鸡烟”原来是八路军生产。
烟厂搬了好几次家，到1943年，抗日形势逆转，日军几乎发动不了什么像样的“清剿”了，大鸡烟厂才搬到了刘家扁山村安定了下来，生产规模更大了。现如今大鸡烟厂旧址就在刘家扁山村。
而在这之前，因为“大鸡牌”香烟原料纯正，质量优良，价格便宜，气味芬芳，包装精美，已经远销到江苏连云港和徐州去了，一时间名声大振。
沦陷区的各界人士纷纷以抽“大鸡烟”为荣；以认识张玉卓大老板为荣，不仅普通日伪军政人员争相购买大鸡烟，就连临沂城中的日军高级将领川本和高桥也偷偷地把大鸡香烟当做了生活必需品，有时候还买去供奉给自己的上官享用。
大鸡烟标
借着大鸡烟的畅销，我敌工部人员更是结交了不计其数的日伪军“朋友”，从而获得了更多重要情报。
周围烟农们的收入自然也大幅度增长了。
在大鸡烟厂的生意闭环中，唯一吃尽暗亏的就是日伪军了。
日伪军的封锁线在张玉卓面前形同虚设，也算不清各地炮楼的日伪军因为一盒烟到底卖了多少他们的“战友”。
当时为了解决根据地药品的匮乏，曾经组织了一个11人的地下采购组，潜入日军戒备森严的青岛、天津和上海等地专门采购药品，帮助这11人来回闯过层层封锁线的就是一条又一条的“大鸡烟”。
日伪军据点剧照
在经济混乱的时代，香烟这种容易计量，小巧轻便地“轻奢品”最容易成为比正经货币还要硬气地“硬通货”，几乎可以购买任何货物。
“大鸡香烟”那时候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整个大山东地区的贸易“硬通货”。
而当时根据地的贸易政策正是鼓励和沦陷区大小商人以货易货，以根据地剩余生产品换取根据地缺少或者不足的必需品。敌占区的商人们唯利是图，只要有大鸡烟，几乎什么也敢“以货易货”给根据地。
在大鸡烟厂驻刘家扁山村的那段岁月里，因为村民得到了切实利益，刘家扁村成了远近有名的抗战模范村，在大生产运动中，该村男女老少齐上阵开垦了荒地上百亩，村民刘继兴获得了劳动英雄的称号。
不算后来的解放战争，仅在抗战时期，刘家扁村就有18名男青年、12名女青年参加了八路军，还有48名青年男女出夫支前，6名青年在战场上光荣牺牲。
日寇投降后，烟厂跟随山东省领导机关和部队搬进了交通更便利，商业更发达的大店镇，生意做得更大了。仅仅一年时间，日产香烟就达到了2000多条。
再后来“大鸡烟厂”职工挺进济南，接管了济南制烟厂，为稳定济南战后市场做出了新的贡献。
几乎与大鸡香烟诞生的同时，距离山东抗日根据地不远的淮南抗日根据地，也诞生了一个名牌香烟，“飞马牌”香烟。
飞马香烟来头更大，它是由淮南抗日根据地淮南军区司令员张云逸大将亲自兴办的。
张云逸大将本人是不抽烟的，在他治下的淮南抗日根据地也是很富足的，说起来不用靠着开烟厂赚钱。
他在根据地内开展大生产运动，组织翻身农民开展互助合作，开荒种地养鸡喂猪大办农业之外，还先后创办了被服厂、织布厂、毛巾厂、榨油厂、印刷厂、纸厂等很多工厂，特别是因陋就简办了一个兵工厂和军械修理所，花了不少钱。
淮南根据地的部队一个月有三斤肉的定量，在当时，这简直要算富裕生活了。淮南根据地完全做到了衣食住行自给自足，还有剩余物资支援其他根据地。
可是张云逸大将他爱护战士。
新四军战士
一天，部队开大会，在台上讲话的张云逸无意中看见台下有两名战士从地上捡烟头，他皱眉头说道：“这简直不像话，还要不要新四军的形象了？”
然而呢，批评了一下也就算了，毕竟不算啥大错误。
可是没过几天，他又发现了他的一个警卫员把树叶卷了一卷当烟在抽。他就责问警卫员，“你这么大的烟瘾啊？不抽不行吗？”
警卫员脸刷的一下就红了，“司令员同志，俺每天打仗生产很辛苦，部队规定不准喝酒，俺也就靠着抽烟解一解疲乏，想家的时候抽一口也能缓解思乡之情。”
张云逸闻听了警卫员的话，立刻找来了供给部部长胡弼亮，说道：“以前都怪我考虑不周全，没想到抽烟还和革命有联系。我们应该建造一座卷烟厂，好让每一名战士有烟抽。”
胡弼亮自然没意见，但是建立一座工厂毕竟不是小事，需要花钱，还需要技术人才，“哪儿去弄资金呢？”他问。
张云逸从身上掏出42块“淮北币”，递给了胡弼亮。胡弼亮接过去一数，“俺的司令啊！您这点钱也就是几盒烟钱，哪里能够办烟厂啊？再说谁又懂香烟生产呢？”
“我知道，你去想想办法，这点钱算是我私人捐助，一定要把烟厂办起来。”
命令下去之后，很多人也有意见，“我们是新四军，又不是军阀部队，整天抽烟像什么样子？”
张云逸说：“为了让战士们更好地革命，这烟必须让战士们抽，抽多少，咱们就生产多少。谁再说闲话，让他来找我张云逸讲道理。”
淮北币
当时淮南地区并非没有烟厂，天长县桐城镇就有一家小烟厂。也并非缺少烟叶，淮南的烤烟叶一直闻名海内外。
可小烟厂因为遭受不起原来的日伪盘剥、敲诈勒索，和洋烟厂的挤压，早就倒闭了。烟农种植的烟叶无处可卖，只好一直被日伪区的收购商低价收购。
所以才导致了战士们买不到烟抽。
胡弼亮去找了烟厂老板，提出合作办厂，资金和人员由新四军出，场地和技术由老板出，老板拿五分之一利润。
烟厂老板喜出望外，忙不迭地答应了，“胡部长您放心，这方圆几百里，要说造烟，不是我吹，我应该是第一名。”随之，“新群烟草公司”就成立了。
当地烟农听说新四军开办烟厂，比烟厂老板还要高兴。一来因为新四军先前搞得“减租减息运动”收获了人心，二来都知道新四军仁义之师，买东西从来也不还价，全是现金支付。
烟农转身踢走了原来的收购奸商，纷纷在家精挑细选了上等烟叶，全部送到了新烟厂。
一下子原料也不缺了，还都是上等优良烟叶。
结果烟厂老板果然没有吹牛，这个“公私合营”的“飞马香烟”一经面世，马上就以“烟丝纯正、满嘴余香”风靡了起来。
民国飞马香烟广告牌
好酒不怕巷子深，口口相传，飞马香烟走出了解放区，很多沦陷区和国统区的人也开始抽起了飞马烟。
当时，沦陷区和国统区的烟商们为了买到飞马香烟，彻夜在桐城镇排队，汽灯照的黑夜亮如白昼。
一不小心，飞马香烟倒成了根据地创税大户，也成了富民工厂，挣的还是根据地外的钱，算是挣了“外汇”了。
于是，为了满足生产，“飞马牌”香烟又设置了四个分厂，规模越办越大，制作技术也不断改进，质量日益提高。
和大鸡香烟同样的道理，飞马香烟也成了“硬通货”。因为是新四军生产，在沦陷区和国统区得了一个外号叫“四爷的烟”。即是说，在沦陷区，飞马香烟是新四军生产的是公开的秘密。
也许是因为这个“公开秘密”有点禁忌意味，吸食它反而变成了更有面子的事情，让沦陷区中国人有点参与了打日本鬼子的感觉。
“我这里有'四爷的烟’，兄弟来一根？”大街上一个人对他的朋友低声说到。
“哈！'四爷的烟？’那要来一根。”朋友亦低声应道。
两个朋友点着了烟，相视一笑。
飞马香烟在沦陷区和国统区卖得异常地好，比抗日根据地还好。抗日根据地毕竟是革命者居多，吸烟的少，节俭的更多，自己卷烟叶吸得比较多。
飞马香烟在沦陷区甚至打败了诸多洋烟，惹得他们又是降价又是打广告，但是哪个有“四爷的烟”这句广告词来得厉害！
曾经发生过有伪军情愿以两把枪和一个情报换取五包飞马香烟的事情。
厉害不厉害。
抗日战争中也有惊心动魄的经济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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