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是什么？
是一点苦夹着一点甜，一点酸带着一点辣，是一点喜带着一点悲，每个人的日子里，都有喜有悲，有苦有乐。
作家史铁生对待生活，即便充满苦难，也是乐观积极的。
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对待生活，是敬畏的，因此他说，我就怕配不上我所受的苦。
而汪曾祺对待生活，则说生活是好玩的，走到哪里，就玩到哪里，活到哪里，就玩到哪里！
贾平凹说他：“汪是一文狐，修炼成老精。”
梁文道说他：“像一碗白粥，熬得更好。”
沈从文说他：“最可爱还是态度，'宠辱不惊’！”
但他自己说自己：写作颇勤快，人间送小暖！
01
1920年3月5日，那天是元宵节，家家户户都在“闹元宵”，汪曾祺也在江苏高邮出生。
汪家是一个旧式地主家庭，房屋、家具、习俗，都是旧的，只有一个叫做“花厅”的房间比较明亮。
祖父是清朝末科“拔贡”，平时爱喝一点酒，下酒菜是半个咸鸭蛋，喝完酒，就在屋里大声诵读唐诗：“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
他教汪曾祺读《论语》等书，教汪曾祺写字，有时候祖父也会给汪曾祺一杯茶，是西湖龙井。
父亲也是金石书画样样精通，每逢春秋佳日，天气晴和，他就打开画室作画。
汪曾祺喜欢看父亲作画，但见父亲对着宣纸端详半天，然后用笔杆或大拇指在纸上划几道，才开始作画，画完了再看看，最后题字盖章，挂在墙上，又反反复复仔细看。
等到稍大一点，汪曾祺就学会了喝酒抽烟，他就和父亲对坐饮酒，一起抽烟。
十七岁那年，汪曾祺在家里写情书，父亲就在一旁给他出主意……
父亲对他说：“我们是多年父子成兄弟”。
等到后来，汪曾祺和自己的子孙，也打成一片，家里人都亲切地叫他老头儿，他不反驳，反而觉得好玩。
02
高中过后，汪曾祺也面临着考大学的选择。
考哪个大学呢？
听说西南联大的学风是很自由的，学生上课、考试都很随便，可以吊儿郎当。
于是，他第一志愿就选了西南联大。
后来他说：
“大部分同学是来寻找真理，寻找智慧的。”
“我寻找什么？”
“寻找潇洒。”
决定了，那就考吧，但考试要到昆明去考，但到了昆明，他也得了一场严重的疟疾，不得不住进了医院。
那一次高烧超过40℃，护士给他打强心针。
他问：“要不要写遗书？”
护士嫣然一笑：“怕你烧得太厉害，人，受不住！”
后来检查结果出来，主要问题是恶性疟疾，护士拿来注射剂。
他又问：“是什么针？”
护士答：“606”
听见护士这么一说，他赶紧回：“我生的不是梅毒，我从来没有·····”
后来，“606”胜利了，疟疾渐渐好了，可是他觉得觉得太难熬了。
为啥呢？
原来医院规定不能吃饭，只能吃藕粉和蛋花汤，这让吃货汪曾祺怎么受得了，请求出院医生不准，他急了。
“我到昆明是来考大学的，明天就是考期，不让我出院，那怎么行！”
考试那天，喝了一碗蛋花汤晃晃悠悠进考场，考英语的时候，有一道题目是中文翻英语，中文是一段日记：“我刷了牙，刮了脸……”
最终，汪曾祺这个“学渣”不知“刮脸”怎么翻译，就翻译成“把胡子弄掉”！
考完了试，一点把握也没有。
03
1939年，汪曾祺考上了西南联大中文系。
那时候是西南联大，环境不好，教授的穿着也破破烂烂的。
教授闻一多穿一件早就过时了的夹袍，领子很高，袖子很窄；
朱自清的大衣破得不能再穿，就买了一件云南赶马人穿的衣服披在身上，远看有点像一个侠客；
曾昭抡穿着一双空“前”绝“后”的鞋，脚趾头露在外面，鞋后跟烂了提不起来，只能半趿着。
汪曾祺在这里，日子过得也真的很潇洒自由，他在西南联大爱三样东西，一是美食，二是美酒，三是好书。
又抽烟又喝酒，让他牙不好，但也没有改掉爱吃的毛病。
甚至牙痛的时候，他就幸灾乐祸地想：我倒看你疼出一朵什么花来！甚至有时候牙痛到腮帮子肿得老高，他还能和别人谈笑风生。
当时昆明有一修女，是牙医，汪曾祺攒了一些钱，想去拔牙，可是到了教堂门上写着：修女因事离开昆明，休诊半个月。
牙是拔不成了，他反而很高兴。
拿着那笔拔牙的钱去馆子里，要了一盘冷拼，四两酒，美美地吃了一顿。
有钱了就去吃，就去喝，没钱了就帮同学写文章赚点小费，然后继续吃。
他帮别人写的文章，闻一多看了，对那同学说：“你的报告写得很好，比汪曾祺写得还好！”
04
很多年后，有人问，为什么当时西南联大，环境那么艰苦，时间那么短，却教出了那么多卓越的学生。
一个外国作家说：“自由”。
它不要求学生要听话，反而鼓励学生要有个性，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也就是在那样的环境里，才有汪曾祺这样的故事。
读大学时，汪曾祺有一个室友，两人同睡一张木床，汪琪曾上铺，室友下铺。
室友是一个很规矩，很用功的人，每天按时作息。
汪曾祺却是夜猫子，每天在图书馆里看一晚上书，天亮了才回到宿舍，等到回到宿舍的时候，室友已经在校园树下苦读英文了。
在西南联大，他逃课、泡茶馆，学习一塌糊涂，尤其是英语，大二考试还是0分，数学、体育也上不得台面。
他是当之无愧的学渣。
学科里唯有一样，他特别拿手，那就是国文课，因此闻一多、沈从文都特别喜欢这个小伙子，作文满分100分，沈从文给了他120分。
尤其是沈从文，对汪曾祺更加爱护有加。
他陪着沈从文一起逛寄卖行，旧货摊，买耿马漆盒，买火腿月饼。饿了，就到沈从文宿舍对面的小铺吃一碗加一个鸡蛋的米线。
有一回，汪曾祺喝得烂醉，坐在路边。
沈从文以为是生病的难民，上前一看，居然是汪曾祺，不得不和几个同学把汪曾祺扶回去，灌了好些酽茶，汪曾祺才清醒过来。
你看，对于汪曾祺来说，生活就是这么好玩。
05
汪曾祺潇洒，是真的潇洒。
似乎不管什么样的生活，他都总能“玩”，别人觉得好的，他在玩，别人觉得苦，他也在“玩”。
在西南联大的时候，日军轰炸机时常扫荡，所有人都要“跑警报”，人家都往山里跑，因为山里隐蔽，还有防空洞，但他却攥着一块点心往松林里跑。
别人喊他跑反了，他边跑边喊：“没反，松林里有松子吃，炸死总比饿死强。”
一个人“玩”到极致，就超越了苦中作乐，而是真正的洒脱。
但汪曾祺也吃过这份“潇洒”带来的苦楚。
那是1946年，西南联大的老师同学们纷纷北归，汪曾祺也回到了上海。但在西南联大时，汪曾祺由于违反了西南联大的某些规定，最终连毕业证也没有拿到。
在上海的汪曾祺，举目无亲，工作无着落，每天饱受牙疼的折磨，他甚至想到自杀。
老师沈从文得知后，写了一封长信，将他大骂一通，“你手中有一支笔，怕什么？”
他整天无所事事地逛皇后道、德辅道，活在在走廊上去看水手、小尚任、厨师打麻将。
那是一段无聊的日子。
后来，他在阳台上堆着的一堆煤块里，看到了一棵芋头：
“没有土壤。更没有肥料，仅仅靠一点雨水，它，长出了几片碧绿肥厚的大叶子，在微风里高高兴兴地摇曳着。”
他看到了生活的勇气。
找到生活勇气的汪曾祺，和黄永玉、黄裳一起泡咖啡馆，谈论文学艺术，组成“上海滩三杰”。
他们一起到巴金萧珊夫妇家喝茶，看萧珊表演功夫茶。
喝茶，玩，写作，到地摊书店里看书。
1949年，第一本短篇小说集《邂逅集》由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06
有些人把生活看做经历，因此能随遇而安，而有些人把生活看成享受，因此怕受苦。
我始终觉得，汪曾祺是把这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的人。
他玩，既是随遇而安，也是为了享受。
在“反右”运动中，汪曾祺成了“右派分子”，被发到张家口西山种树。
走的那天，他给妻子留下一张纸条：“等我五年，等我改造好了就回来。”
在农村种树很苦，他要在石多土少的山头用锄头刨坑，很累很苦，每天又是只吃两个干馒头，一个大腌萝卜。
时间长了，觉得难以下咽。怎么办？
山上的酸枣熟了，摘酸枣吃。
草里有蝈蝈，就烧蝈蝈吃。
“蝈蝈要吃三尾的，腹大，多子，一会儿就能抓半筐，点一把火，把蝈蝈往火里一倒，劈劈剥剥，熟了，咬一口大腌萝卜，嚼半个烧蝈蝈，就着馒头吃，香啊”
改造期间，已经年近40的汪曾祺，每天干的都是重活脏活。
“扛170多斤重的麻袋，在木板上折返，木板一颤，身子也跟着颤动。”
日子很苦，但依旧要每天快活。
他被分配去掏厕所，张家口的冬天太冷，把公厕里的屎尿都冻成了大冰坨子，他得把它们掏出来，搬到一块儿。
妻子问他：“脏不脏啊，臭不臭啊？”
他笑起来，手舞足蹈地做了一个甩手的动作，没事，冰碴子落在我身上，抖抖就掉了！
也许真的像他说的那样：“我们有过各种创伤，但我们今天应该快活”。
07
“右派”的帽子摘掉了，一时间没有地方去，他选择留在农业科学研究所打杂。
研究所要画一套马铃薯图谱，这个任务就给了他。
去到工作的地方，远离了家人和朋友，身上就带着几本书，其中一本《乐府诗集》，白天画图谱，晚上灯下读书。
他画各个种类的马铃薯，马铃薯开花，他就画花和叶子；
等马铃薯逐渐成熟，他就画薯块。
画完一种薯块，他就把它放进牛粪火里烤烤，然后吃掉。
对此，他颇为洋洋自得。
因为像他这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的，全国没有第二个。
“人不管走到哪一步，总得找点乐子，想一点办法，老是愁眉苦脸的，干嘛呢？ ”这是汪曾祺说过的一句话，这句话在他的身上，也正适合不过。
人生如梦，他投入的是真情！
他一直在生活里“玩”，自己玩开心了，也带着别人一起开心。
关于那些苦难的日子，有人曾问他：“这么些年你是怎么过来的？”
他回答：“随遇而安。”
08
1980年，北京玉渊潭公园飞来几只天鹅，汪曾祺每天都会去看看。
一天夜里，两个青年将天鹅打死了，要吃它们的肉。
汪曾祺很气愤，也很悲悯，回家之后连夜写下了一篇小说《天鹅之死》。
他说：“我们青年的生活应该更充实，更优美，更高尚”
他的儿子汪朗说：“他写这篇小说，并不只是叹惋一只天鹅的命运，而是对许多人失去爱美之心而感到深深的悲哀。”
这一年，汪曾祺已经60岁了。
就在他60岁这年，他开始火了起来，越来越多的人知道这个“玩世不恭”又很爱吃的温暖的老头。
晚年的汪曾祺，儿孙绕膝。
他的夫人叫他老头儿，他的三个儿女也叫他老头儿，就连他的孙女，也叫他老头儿。
他在家里有了一个别号：“老头儿”。
不仅如此，两个孙女还会给他“上课”。
有一次，他们一家人聊到汪曾祺的作品，大家都挑好的说，但孙女气哼哼地说：“爷爷写的东西一点也不好。没词儿。”
外孙女也在一边说：“就是嘛。另外中心思想一点也不突出，扯着扯着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按我们老师的评分标准，最多算个二类文。”
他听后，哈哈大笑，嘴里还一再重复着：“没词儿，没词儿，说得好，说得好！”
他喜欢画画，可是他的孙女觉得他画的鸟太丑，因为他画的鸟“瞪着眼睛，梗着脖子”。
于是，两个孩子就送了他一件礼物：
一个小小的鸟窝模型，窝里有几只小蛋，窝边上立着一只小鸟。
她们很认真地说：“爷爷，你画的鸟太丑了，老是瞪着大眼睛，脖子还梗着。以后照着这个鸟好好画啊。”
老头儿笑呵呵地把鸟窝放进了自己的书柜，一直留着。不过，他画的鸟还是瞪着眼睛，梗着脖子。
还有一次，他画了一幅荷花，两个孩子看了说：“荷花应该是长在水里的啊，怎么看不出来呢？咱们给他添上吧”
于是两个人便在画的下面添上了几道水纹。
添完之后看了看，又说：“右边怎么空了那么多地方啊，添上两朵花吧，于是又画上了两朵荷花”。
一幅画，变成了祖孙三人的共同作品。
汪曾祺在一边，也不反对，甚至觉得有趣。
年岁越大，他似乎越懂得生活的乐趣。
09
今天外卖看汪曾祺的作品，很多都是美食相关的。
比如写咸鸭蛋，他说：“曾经沧海难为水，他乡咸鸭蛋，我实在瞧不上。”
比如他写西瓜：“西瓜以绳络悬之井中，下午剖食，一刀下去，咔嚓有声，凉气四溢，连眼睛都是凉的。”
瞧，他就是这样的人，他不仅写，而且喜欢自己做美食。
四方食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
“到了一个新地方，有人爱逛百货公司，有人爱逛书店，我宁可去逛逛菜市场。看看生鸡活鸭、新鲜水灵的瓜菜、彤红的辣椒，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
他说自己最大的乐趣，就是看家人和朋友吃他做的饭菜盘盘光。
1987年，汪曾祺去美国参加国际写作活动。
给妻子施松卿写信：
“不知道为什么，女人都喜欢我，真是怪事。
昨天董鼎山、曹又方还有《中报》的一个记者来吃饭。
我给他们做了卤鸡蛋、拌芹菜、白菜丸子汤、水煮牛肉，水煮牛肉吃得他们赞不绝口，曹又方抱了我一下。”
这么可爱的人，把生活玩得这么温暖而诗意的人，谁不喜欢呢？
史航说：“这世间可爱的老头儿很多，但可爱成这样的，却不常见。”
1997年5月16日，汪曾祺离世。
去世前，他对女儿说：“给我来一杯碧绿！透亮！的龙井！”
可是，茶还没上来，他便与世长辞。
10
汪曾祺曾说过：“我希望我的作品能有益于世道人心，我希望使人的感情得到滋润，让人觉得生活是美好的，人，是美的，有诗意的。”
如今，他的愿望已经实现了。
他的一生，他留下的那些作品，给了很多人生活的力量。
有些人累了，会读一读他的作品。
有些人失意了，会读一读他的作品。
就像他在《慢煮生活》里说的：“你很辛苦，很累了，那么坐下来歇一会儿，喝一杯不凉不烫的清茶，读一点我的作品。”
在我看来，汪曾祺是一个“顽童”，少年起，他就一直在玩，工作是玩，写作是玩，快乐是玩，痛苦也是玩。
和我们把生活看成一种沉重的负担不一样，他把生活用来玩。
所以，在这个世界上，他玩得很开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