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新中国已经正式成立，全国都沉浸在一片欢腾之中。但也有人不高兴，蒋介石就是其中一位，国民党虽然败局已定，蒋介石却依然看不清现实，企图利用国民党军残余势力，在新中国继续搞破坏。
湖南匪患严重，仍有20余万土匪在湖南作乱，若不能彻底解决湖南的匪患，就如同一个定时炸弹，成为威胁新中国的隐患。为了解决这个心头之患，毛主席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决定派黄克诚主政湖南，彻底解决掉湖南的匪患。
黄克诚虽然近视，常年需要佩戴眼镜，但黄克诚极富远见，往往比其他同级别将领看问题更具见地。黄克诚既有远见，又有主见，当年日本宣布投降时，黄克诚很早就提出了进军东北的重要性，与一向以高瞻远瞩著称的毛主席不谋而合，此后又为我军在东北占据主动立下大功。
10月下旬，黄克诚便立刻动身，登上前往湖南的列车，奉毛主席之命，前往湖南剿匪。毛主席对湖南匪患的严重性颇为了解，因此并未直接指派剿匪部队，而是询问黄克诚需要抽调多少兵力到湖南剿匪，将主动权交给黄克诚。
黄克诚深得毛主席信任，但也考虑到毛主席的难处，当时二野、四野正在大举向华南进兵，正是用兵之时，若黄克诚抽调兵力过大，自然就会将压力转移到华南方面。所以，黄克诚深思熟虑以后，只向毛主席申请了一个军的兵力用来剿匪，毛主席遂将四十七军留给黄克诚。
黄克诚此次前往湖南，出任的虽然是湖南军政委员会副主任，但事实上，正主任程潜马上就要调入京城任职，黄克诚是真正意义上的湖南一把手。程潜对湖南的情况比较了解，得知黄克诚即将担负起湖南重担，专门派人给他送去一封信。
这封信送到黄克诚手中时，他正在火车站的候车室等候火车，看到程潜派人送来的这封信，黄克诚有些不明就里，因为这封信不是程潜写给他的，而是写给一个叫瞿波平的人，而黄克诚此前从未见过这个名字。
程潜派来的人，同时还带来了程潜的一句话，“等你到湖南，这封信一定会对你有帮助。”黄克诚闻言，立刻表示感谢，并收下了这封信。他随后开始继续研究去湖南后的工作计划，将这封程潜的来信，暂时束之高阁了。
黄克诚抵达湖南后，首要解决的问题，便是粮价问题。由于连年匪患不绝，湖南又遭遇水灾，加上不良商家哄抬物价，导致粮价飞涨，民不聊生。黄克诚认为，“民以食为天”，若不能解决吃饭问题，其他的事情都无法办妥。
不良商家囤货居奇的问题，其实是国民党留下的弊政，黄克诚费了很大的力气，才逐渐扭转了局面，稳住了粮价，也稳住了湖南的人心。黄克诚称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最后我们经住了考验，证明共产党人不仅能打仗，还能治国安民。
解决了这个最紧迫的问题以后，接下来需要解决的问题，便是湖南的土匪问题。提起湖南的匪患的问题，具有一定的历史原因。从远的来讲，湖南的匪患存在已久，早在清末时期，就已经有很多巨寇悍匪盘踞在湖南。
湖南山区深山沟壑纵横，成为“藏污纳垢”的场所，为这些土匪巨寇提供了“裂土为王”的地理优势。再加上清末官军无能，此后蒋介石也剿匪不力，让这些土匪获得了生存空间，遗祸至今，已经根深蒂固，想要从根本上上清剿湖南匪患，绝非易事。
除了这些遥远的历史原因外，还有一些近期的原因。湖南解放与东北等地靠战争解放有很大不同，湖南境内大部分地区，都是和平解放。这种解放方式的优点在于，既对城市的完整性有好处，又能让湖南百姓免遭战火，避免生灵涂炭。
但和平解放对于湖南而言，其实也有弊端，由于没有经历大规模的战争，盘踞在湖南的土匪巨寇们，得以保存实力。一些国民党残余势力，也得以隐藏，让顽敌保存了力量，只等着我军稍有疏忽，他们便会趁机作乱。
所以，湖南的土匪，根深蒂固，盘踞湖南多年，经营日久之下，各地土匪、山寨都有自己的武装和地盘，外来的解放军想要一举攻破土匪有难度。而且，这些土匪在国民党残余势力的影响下，逐渐成为反动势力，剿匪其实就是人民解放战争的延续。
彼时，湖南的匪患颇为严重，全境内有近20万的土匪，规模超过百人的股匪多达170余股。这些土匪分布在湖南各地，尤其以湘西最为突出，正所谓湖南匪患，湘西近半。
而且，在湘西还盘踞着许多规模很大的土匪，例如土匪翟波平，就是湘西巨匪之一，匪众一度达到过近两万的规模，是当地的一大祸患。这些土匪打家劫舍、无恶不作，令各地良民居无宁日。
如果湖南匪患只是这种程度，想要剿灭虽然难度大，但只要解放军介入，逐一清理之下，总会迎来清剿完成的胜利日子。遗憾的是，剿匪并非是派兵清剿这么简单，因为在湖南的土匪背后，有国民党的支持和鼓动，令这些如同散沙的土匪，有了统一的步调。
解放战争后期，解放军节节胜利，国民党军的败局已定。为了保住大西南，阻止解放军继续南下，国民党不敢继续在正面战场与我军对战，逐渐将目光投向湖南各地的土匪。国民党聚拢散兵游勇，收编各地土匪，以国民党军残部为骨干，组建新的反动武装力量。
解放军攻占南京以后，蒋介石命令宋希濂，将湘西地区的股匪收编为暂编军、暂编师，仅仅数月时间，在利益的驱使下，宋希濂就收编了3个暂编军、12个暂编师。为了掌控这些土匪，国民党可谓煞费苦心，一边与这些土匪称兄道弟，一边又派特务进入队伍掌控武装。
收编进度神速，令国民党看到了希望，嚣张气焰再次高涨。他们企图建立“千里人防长城”，与解放军对抗，宋希濂作为执行此次任务的负责人，更是眼高于顶，似乎前阵子被我军打得溃不成军的人不是他一般。
宋希濂是黄埔一期，自诩是高材生，不将解放军将领放在眼中。他认为，除了林刘彭粟徐等几位将军以外，他都不怕。当解放军负责到湖南剿匪的人选定了黄克诚以后，宋希濂态度更加嚣张，大肆宣扬黄克诚不善军事指挥，作战能力不行。
宋希濂为了鼓舞土匪们的士气，专门亲自去拜访了土匪头目们，将自己对黄克诚的看法传达给他们，还罔顾事实，多加渲染，谎称毛主席派黄克诚来，就是一个败笔。土匪们不了解黄克诚，对宋希濂的话信以为真，这种说法很快就传播开来，导致土匪们听闻黄克诚即将来湖南剿匪，却全都不感觉害怕。
其实，宋希濂的话真假参半，黄克诚最擅长的是战略目光，军事指挥虽然不是他的最强项，但他头脑冷静，思路清晰，反而更适合剿匪。毕竟，剿匪是一项很复杂的工作，不能完全寄希望于军事战争，否则结果不会理想。
正因为黄克诚拥有清晰的头脑，他在抵达湖南之初，就将湘西匪患的情况进行了一次梳理。在黄克诚看来，湘西匪患虽然杂乱，却并非无迹可寻。在诸多的匪患之中，可以分为国民党残军、在本地历代为匪的惯匪，以及小规模的零星土匪等。
这些土匪按照轻重缓急来看，影响力最大，战斗力最强的土匪要属国民党残军。也就是宋希濂收编的那些暂编军和暂编师，应当列为首要消灭的反动武装力量。黄克诚制定的剿匪策略非常奏效，剿匪之初仅仅三个月时间，47军就消灭了国民党残军2.3万人，取得初步胜利。
宋希濂再也没有了此前的嚣张气焰，白崇禧鼓吹的“千里人防长城”，也随之被粉碎。国民党残军的武装力量被消灭以后，湖南就只剩下那些大小土匪，这些土匪的战斗力要远弱于国民党残军，这就令我军产生一种错觉，认为剿匪工作进展顺利，很快就可以剿灭湖南全境的土匪。
但事实上，前文笔者也已经提到了，仅仅依靠军事手段剿匪，是万难达到全面剿清湖南土匪的。在扫灭国民党残军以后，很快就遭遇了困难。这些看似实力不强的湘西老土匪们，对当地情况十分了解，犹如抓不住的泥鳅一般，剿匪的解放军很难捕捉到他们的身影。
此后的三个月里，47军主力部队如之前剿灭国民党残军一样，到深山中寻找土匪们的主力部队，准备一战定乾坤。但土匪自知军事力量不如我军，始终采取躲避隐藏的手段，避免与我军搜山的军队发生战斗。
这就导致了几万人的部队，大部分时间在山里打转，却始终没有任何斩获。最可气的是，小股部队进山的情况下，还会遭到土匪的突然袭击，虽然找到土匪的主力，却又无法歼灭，处境十分被动。
1949年11月，1140师派出的一支剿匪队伍就吃了这种亏。当时这支剿匪队伍一共有几百人，为了完成剿匪任务，在没有全面了解当地情况之下，就进行了一昼夜的急行军，迅速进入了一处两侧是悬崖峭壁的地形之中。
这种狭长如谷、两侧高峰的“壕形地”最底端，是一条水流湍急的河流，不利于行军作战，却利于伏击。当地土匪显然提前侦察到了我军的行踪，提前利用地形设下埋伏，趁我军休整吃饭时，突然涌出上千名土匪武装，对我军发起猛烈攻击。
虽然我军战士作战经验丰富，立刻有序组织反击，并撤出了不利地形，但由于土匪先发制人，又抢占了制高点，居高临下冲锋之间，还是让我军一战就牺牲了数十名战士，留下了血的教训。
要知道，41军将士马不停蹄地忙碌数月，也才仅仅斩获了土匪数百人而已。可见，剿匪工作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湘西剿匪首战告捷的41军，为何剿灭当地老土匪时却碰了壁，战斗力自然无需质疑，主要是因为湘西的土匪在当地经营多年，即便在群众之中，也有一些根基。
这些老土匪非常狡猾，在多年的为匪生涯之中，全都总结出一套特别的“生存之道”。他们虽然平日里打家劫舍，无恶不作，却很少在自己地盘周边采取残暴行动。即便是在外欠下满手血债的大土匪头目，回到自己的地盘也会换上另外一副伪善的面孔，“善待”周边百姓。
甚至还有土匪头目总结出三个规定，严令自己的手下遵行，不许对地盘周边的百姓动手。这三个规定分别是：
第一，打家劫舍时，要抢有钱人，尽量不要去动那些穷人；
第二，外出抢劫时，不许侮辱百姓家的妇女；
第三，抢劫过程中，可以抢夺财物，但耕牛除外，不能抢。
这三点就是各大生存下来的土匪，总结出来的“规矩”，在自己地盘周边抢劫时，要严格遵守。土匪的这三点规定，并非是良心发现，而是他们能够长期生存下来的原因所在。对此，湘西著名的大匪首瞿伯阶，曾经专门给自己手下的土匪讲解过原因。
他告诉手下的土匪们，只有严格遵守这三个规定，才能更久远的生存下去。这也是为什么他能将土匪规模扩大到上万人，并且无论是清军，还是国民党军，都无法将其剿灭的真正原因。
他们不是劫富济贫的侠客，却不允许抢劫、杀害穷人，因为抢劫穷人没有意义，穷人又没有钱，抢又抢不到钱，反而因此多了一个敌人。而且，穷人往往很重义气，你对他三分好，他就会敬你七分，你不抢他、不杀他，他会认为你“讲义气”，下次有官军来剿匪，他就会替我们通风报信。
那么，为什么不许侮辱妇女呢？因为你一旦侮辱一个妇女，得罪的就是一家人。这些人会将土匪视为死敌，下次遇到会拼死反抗。所以，瞿伯阶告诉土匪们，可以多娶妻妾，拿出一些钱，就可以完美解决这个问题了。
至于不能抢耕牛，原因就更简单了。在穷人看来，手中的钱没了可以再赚，但耕牛没了，也就意味着家里无法种地，失去了生存的保障，被抢耕牛以后，他们只有与土匪拼命一条路可以走，会让土匪逐渐失去生存空间。
瞿伯阶为何深谙此道，因为这全都是他自己的亲身经历，他的地盘在龙山一带，一直以来严格遵守这三个规定，这才保障了他在龙山的地位，当地百姓全都愿意给他通风报信，帮他们躲避官军的追剿，这些好处全都来自他对龙山周边百姓的“宽仁”和“恩惠”。
那么，是不是说瞿伯阶这种土匪属于良心未泯之人呢？当然不是，土匪不事生产，若非依靠烧杀抢掠，又如何维持他大鱼大肉的生活呢？这一切只不过是土匪头子的伪装而已，他们的“伪善”只是为了更好的抢劫。
瞿伯阶到底有多狠辣？只要是对凝聚土匪有利，对匪帮发展有益，他甚至连自己的亲生父亲都可以“牺牲”。早在1945年，国民党对他进行过一次大规模剿匪，瞿伯阶感觉难以抵挡，便将父亲安置到一户农家，并威胁这家农户帮忙隐瞒身份。
当国民党大军抵达后，手段同样十分狠辣，对那些包庇土匪的人一律严惩。这家农户见状，顿时倍感畏惧，为了避免被误会成窝藏土匪的窝点，他主动勒死了瞿伯阶的父亲，扔进了窖井之中，躲避祸事。
结果，国民党军剿匪不力，很快就撤走了。瞿伯阶率匪众卷土重来，到农户家接父亲回家时，才从农户口中得知了实情。土匪素来残暴，大家都以为瞿伯阶会杀了农户报杀父之仇时，瞿伯阶却一反常态，饶恕了这个农户，他的说法是：
“父亲已经死了，即便杀了这个人，父亲也无法活过来。”
如此一来，瞿伯阶不仅没有传播凶名，反而留下了美名，被当地许多人视为“大善人”。此后，国民党数次派兵进山剿匪，全都无功而返，反而令瞿伯阶的规模越来越大。程潜主政湖南以后，打算以招降的方式解决匪患。
但瞿伯阶这只老狐狸非常狡猾，表面上接受程潜的招降，却只带一部分匪众出山，其余匪众仍留山中虎啸山林，一箭双雕，令程潜也大呼头疼，却又无可奈何。但程潜在这段时间，与瞿伯阶和他的儿子瞿波平有了些交情，这也是程潜给黄克诚那封信的原因。
47军剿匪工作受阻后，引起了黄克诚的重视，他召开会议探讨此事时，许多人提出建议，让黄克诚再向中央请兵。黄克诚闻言很生气，他将一组数据摆在众人面前，“有的部队一个月歼灭土匪8名，有的部队一个月抓到2名土匪……”
黄克诚反问，这是兵力不足导致的吗？这是剿匪的办法不对、方向不对。在黄克诚看来，47军剿匪，兵力已经足够了，而且当时46军也在湘南驻扎，随时可以支援剿匪。黄克诚越说越生气，火气上来以后，开始批评47军就知道作战，不讲究方法，令47军军长曹里怀十分尴尬。
随后，黄克诚又做了自我批评和检讨，并安排了47军下一步工作方向。此前，黄克诚就开始着手了解湘西剿匪的困难所在，自然也弄清楚了瞿伯阶讲究的那一套“土匪招数”。虽然当时瞿伯阶已经死了，由他的儿子瞿波平担任新的土匪头子，但他依然继承了父亲的策略。
黄克诚研究出三个办法，对应的正是瞿伯阶父子那一套办法，在军事手段难以奏效的情况下，黄克诚清晰地判断了当时的局势，制定出的三个策略，可谓精准！
其一，黄克诚下令禁毒。此举看似与剿匪无关，实则是在动土匪的根基。在湘西有“三多”的说法，指的是土匪多，枪多，还有就是“烟多”，这里的“烟”指的就是鸦片。
鸦片的利润丰厚，却毒害百姓，当地百姓之所以很多人种植，其实是受当地土匪的威胁。土匪逼迫当地百姓种植鸦片，可不是为了带领他们致富，而是将他们当成摇钱树。等鸦片到收获的季节后，土匪就会低价从农户手中买走，再高价卖出，从中牟取暴利。
黄克诚禁毒手段很高明，并未采取强制“一刀切”的办法，而是采取了“拉腰一棍”的政策。直白来讲，就是从轻管理种植的人和吸食者，将重心放在贩运上。
一来贩运者都是获利者，基本由土匪在操纵，重点打击这一层面可以有效打击土匪；二来，贩运一断，鸦片自然流动不起来，种植的卖不出去，吸食者买不到，间接就断了土匪的利益链；
其二，黄克诚下令在湘西进行土改，整治那些控制乡村土地的土豪劣绅。这个行动与禁毒一样，看似与剿匪无关，实则与剿匪息息相关。因为这些土豪劣绅是土匪经济来源的另外一部分。
早些年土匪刚刚兴起时，四处劫掠，将各地的土豪劣绅视为首要目标。这些人恨透了土匪，甚至打算养一个属于自己的武装来对抗土匪，但土匪来去自由，行踪飘忽不定，很难应付。土豪劣绅们无力招架，便改变策略，每年定期给土匪一些“保护费”，这才免遭劫掠。
土豪劣绅们自然不甘心白白拿出这部分钱，便将压力转嫁到当地老百姓身上，对他们进行更加严苛的搜刮。如果遇到一些反抗者，或者是争夺地盘的情况，原本敌对关系的土匪，反而成为他们的“黑武装”，帮他们争夺利益，两者之间形成一种扭曲的合作关系。
所以，土匪们不用抢劫穷人，穷人的钱自然会通过土豪劣绅们的压榨，依然进入土匪的钱袋子。这一点，与大土匪瞿伯阶的三条“规矩”是有很大联系的。所以，搞土改，限制土豪劣绅，其实就是在压缩土匪的生存空间；
其三，黄克诚对土匪搞政治攻势，进行招降，令那些被裹挟的穷苦人率先离开。在我军采取了“严惩首犯”的办法以后，失去了经济来源的土匪，逐渐开始从内部瓦解。那些大土匪都是世代当土匪的家族，囤积的资源比较多，但好在有程潜的那封信，算是帮了大忙。
黄克诚以程潜送他的这封信为媒介，与湘西大土匪翟波平取得联系，以翟波平为突破口，发起攻势，劝他接受招降。事实上，翟波平当时的处境已经很难，周边的小股土匪全部剿灭，经济来源又断了，生存空间越来越小，若不及时接受招降，后果可想而知。
翟波平迫于无奈之下，只好接受了收编。他是湘西的大土匪，接受收编以后，让其他土匪纷纷效仿，也算为招降提高了效率。时间来到1951年，当年初入湖南时被宋希濂看不起的黄克诚，顺利完成了剿匪任务，而宋希濂则一败涂地，两者之间相比显得十分讽刺。
黄克诚数年来剿匪，剿灭国民党残军在内的反动武装和土匪共20余万。值得一提的是，黄克诚剿匪与其他历史上湘西剿匪情况有很大区别，以往剿匪都是官军来了土匪消失，官军走了匪患死灰复燃。但黄克诚剿匪，是从根本上让土匪失去生存土壤，基本不存在死灰复燃，真正做到了让湘西百姓过上安稳幸福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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