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解放锦州，辽沈战役第一阶段结束。
关于东野统帅林彪对锦州解放有何反应，民间有两种说法：一是林彪向锦州方向久久鞠躬，沉默不语，二是林彪亲入锦州城，睡了多年以来最香的觉。
事实上，苦战了一个月的林彪并没有睡好觉，东西两路30万敌军还在虎视眈眈。
夺取锦州后的第二天，蒋介石再次飞往沈阳，命令廖耀湘“不顾锦州局势继续西进”；他空投手令，命令长春驻军立即突围。
飞回北平后，他再次严厉督促廖耀湘迅速西进，以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决心收复锦州。
东野将面临解放中国东北130万平方公里黑土地的最后一战。在即将爆发最后决战的黑土地上，烽烟漫卷，战鼓惊天。
但谁也没想到，我军打赢锦州后，首先取得进展的居然是长春，一个我军以为会耗时多日攻坚的大城市，而不是还在野外徘徊的廖兵团。
长春位于中国东北腹地，在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是伪满洲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
像许多地名一样，“长春”被赋予了人们对美好祝愿的追求和向往。十月的长春是四季中最美的季节。
然而，1948年10月，长春被称为“陆地上的孤岛”，成为一座死城。
此时，长春由国民党第一兵团守卫，其管辖的第7军、第60军和地方保安部队总兵力约10万人；
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将其守卫长春的方针总结为“加强工事，控制机场，巩固内部，搜购食物”。
长春被东野第一兵团重重围困，东野第一兵团辖第12纵队和5个独立师，兵力和同样番号的国民党军队相当。司令员萧劲光对长春国军的对策是“兵临城下，久困重围”八个字。
从北伐敢死队到国民党第一兵团团司令，黄埔一期学生郑洞国打过大小数十战。据说，在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中，郑洞国的伤疤最多。
其实，郑洞国本人并不想在长春待太久。早在1948年3月第60军撤出吉林时，郑洞国就主张放弃长春，将主力集中在沈阳和锦州之间，既攻守自如，又能保住一支生力军。
郑洞国这一想法与蒋介石从东北大撤退的总体战略是一致的，但蒋介石后来又反悔了。
他认为放弃长春在国际影响太坏，而坚守长春，不仅向国际表明国民党坚守东北的决心，还可以吸引共产党军队的主力，减轻沈阳和锦州的压力。
也许蒋介石和一些家庭主妇一样，认为“破家值万贯”，所以他对将军们关于撤退的提议非常不满：“你们放弃容易，再夺回来就难了。”
东野攻长春第一战，东野占领了大房身机场，长春和沈阳之间的空中交通完全中断，只能依赖空投补给物资。
守卫长春的国民党军队并不像想象的那样脆弱，他们仍然有相当强的战斗力。林彪对这次猛烈的进攻感到不满意。
6月25日起，我军开始正式围困长春，10万围城队在长春郊外距离方圆50里的地面上建造了一座“城外之城”。
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曾经说过，长春的防线是全国最好的，但现在这种防线已经毫无用处了。它不是用真刀真枪与人战斗，而是绞尽脑汁应对饥饿、疾病和死亡。
郑洞国仍然想在被围困的城市里保留“弦乐之声”，可他无法解决如何填饱肚子的问题。
国民党联勤司令部曾计算过供应长春的物资账目：空投粮食需要20架运输机，每天至少要飞两次，才能满足长春的需求。
不过，虽然联勤司令部每天都能派出运输机增援长春，可一天最多只有12架，以后一天三四架，然后一周三四架。下雨天飞机还不会出动。
当我军党的地下工作者劝说第60军军长曾泽生造反时，讲述了长春市民被围困的悲惨情况：
“90%以上普通市民的主要生活依靠卖衣服和典当家中物品维持。目前，城内老百姓都拆走了桌椅作为燃料。饿殍随处可见。”
食物一天比一天少，钱一天比一天贬值。仅仅4个月，长春市一斤高粱米的价格从几元涨到了1亿元。
刚刚空投下来的面值一万元的纸币就像废纸一样。一捆钞票只能买一捆草，一块金镯子只能换一个大蛋糕。
国民党中央银行长春分行最初发行的纸币最高面值为100元，之后两三天面值增加了一次，逐渐变成200元、1000元和1万元。
长春解放时，国民党发行的纸币面额最高居然为5000万元。然而，一张5000万元的钞票在黑市上买不到半斤高粱大米，所以普通人用钱都用秤称。
在围困长春期间，国民党采取了“杀民养军”的政策，迫使老百姓将存量交给守军集中分配，造成了可怕的饥荒。
郑洞国在他后来的回忆录中写道：“那时，我眼中的太阳已经失去了光芒，我真正体会到所谓没有光的日月的滋味。长春市变成了一个阴郁的世界。”
国民党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遵照上司的命令撤出吉林进入长春后，很快发现他们在这个饥饿的城市里是不受欢迎的人。
食物成了不满的导火索。俗话说“不患寡而患不均”，本应在危机时刻互相帮助的国民党军队，又犯了内讧的老毛病。
作为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新七军在长春有一些粮食储备，并掌握着空投物资的分发权，所以他们对云南杂牌第六十军另眼相看。
因此，长春驻军有这样一种现象：新七军官兵吃米饭和白面粉，六十军官兵吃掺了沙子的大豆和高粱。士兵们的腿又饿又肿。别说打仗，他们连躺下来都受不了。
第60军被逼无奈，只好抢一点吃一点。每天飞机来空投前，部队用水烧开大锅，只要把粮食空投到自己的防区，马上就放进锅里。当收集食物的新七军军官到达时，生米已经进肚子里了。
士兵们说：“我军要和共军拼死战斗，在死前饱餐一顿并不过分。”
郑洞国害怕逼反六十军，只能听之任之。一些军官甚至公开说：“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到处不留爷，爷去找八路。”
就在这时，传来了东野攻占锦州的消息，长春的国民党守军士气更加低落。
前国民党第60军第21师司令陇耀晚年写了一篇关于起义回忆的文章，讲出了当时的心境：
“锦州一丢失，我军就考虑够呛了。如果锦州不丢失，蒋介石就准备从葫芦岛把十几个师开过来，把长春的部队撤到华北去，和傅作义的部队合到一起，大家还有一丝希望。”
“锦州一失守，我的幻想就破灭了，以后就考虑两个出路，一个起义，一个战死。”
十月十六日上午，蒋介石再次向郑洞国等驻长将领下达突围令，语气极其严厉：
“现在匪所有纵队都被我吸引到辽西，该部要服从命令，立即行动。如果再行拖延，致全盘战局不利，副总司令和军长应受到最严厉之军法制裁。”
接到校长的命令后，郑洞国迅速制定了突围方案，第二天（10月17日）立即召开军事会议，将突围时间定在第二天（10月18日）黎明。
但是在17日晚上，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长春的人民街在伪满洲时期被称为大同街，在国民党时期被称为中正街。
国民党驻长春部队以这条街为界，东边是60军，西边是新7军。现在长春铁路局是国民党第六十军军部旧址。
1948年10月18日之前，第60军军长曾泽生在这里度过了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时期。
同为国民党军队，却享受两种不同待遇，这给了第六十军官兵强烈的心理刺激。
军官的抱怨，士兵的怒火，为了一袋食物争来抢去，都给曾泽生的情绪火上浇油。
锦州的结局让他相信，在没有食物、没有弹药、没有斗志的长春，只有一种方法可以拯救他的士兵，
郑洞国决定突围的时候，也是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决定领导起义的时候。
十月十六日晚，决定立即起义的曾泽生在军官会议上问道：“我军两万多弟兄该怎么办？”回应他的是沉默。
当他说到“起义”这个词时，得到了下属的一致同意，他们异口同声地喊道：“请军座下命令吧！”
想尽最大努力确保长春和平解放的曾泽生，特地给郑洞国写了一封信：“今天，我军军官一致同意以军事行动反对内战，打败蒋氏政权，以图救国救民，走出内战泥潭。”
第二天一大早，郑洞国收到这封信，看了后说：“曾军长要造反是他的事，要我跟他走，绝对不行。”
10月17日晚，曾泽生率领60军26000人起义，当晚将长春东半部移交给东野。
10月18日黎明时分，从睡梦中醒来的新七军官兵睁开眼睛，发现面对的竟是东野官兵，防区顿时一片混乱。
就在马路对面警戒的东野官兵没有开一枪。他们在僵持中耐心地等待着。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所期待情形的出现了。
新七军的一名士兵首先放下武器，然后是一个班，一个排，然后是一个连和一个营，最后整条阵地的守军全部交出武器。
看到大势已去，许多高级军官不得不随大流。长春防务像多米诺骨牌一样迅速瓦解。
新七军军长李鸿卧病在床。当他听说第60军起义时，迅速召集连以上的军官到他家开会讨论对策。
在第一次会议上，只有一半多一点的人参加了会议。参加会议的军官一致要求以第60军为榜样，向共产党投诚！
追随孙立人多年的李鸿心里不想投诚，就采取了拖延时间的策略，决定先看形势：形势有利就突围，形势不利就投诚。
几个小时后，李鸿看到剩下的部队不多了，赶紧又开了一次连以上军官会议，只有二十个人参加。
李鸿
无奈之下，李鸿不得不派人联系解放军投诚：士兵由解放军共产党收编，军官们可以自由回家。
10月19日，新七军和地方保安部队全部放下武器，长春和平解放。
然而，第三天清晨，位于长春市中心的前伪满洲国中央银行大楼发生枪声。
伪满洲国中央银行大楼建于1932年，1938年完工。它地上四层，地下两层。基础为钢筋混凝土结构，整体浇筑而成。
建筑主体为钢架结构，外墙全部为印度花岗岩，厚度约一米。大量的弹药、食物和淡水可以储存在楼内，并且可以自己发电。一扇金属门重26吨，由不锈钢制成。
郑洞国坚守长春的最后一段时光就住在这个地下室里。他没有像其他将军一样逃跑，这在蒋介石的黄埔学生中是罕见的。
前伪满洲国中央银行大楼旧址
蒋介石想派直升机去接他，但他以“太晚了”为由拒绝。像王朝末期的孤臣孽子一样，他决心与濒临灭亡的政权葬在一起。
10月20日晚十一时，郑洞国给蒋介石发了最后一封“来世再见”的告别电报，说他“履行了军人的职责，维护了国家的完整，决心杀身成仁”，但当他摸枕头时，发现手枪不见了。
10月21日上午，当枪声停止时，郑洞国在警卫的搀扶下从地下室来到一楼大堂，眼前的景象令他大吃一惊：全是东野官兵。
原来，为了不让郑洞国难堪，他的手下已经秘密联系了解放军，达成了“对空射击，假装抵抗两天，造成大楼失守，司令部被攻占”的事实，给他们的司令官一个体面的台阶。
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东野政治部一直在现场等待的摄影师没有拍到郑洞国带领司令部投降的情况，只在郑洞国到达哈尔滨时拍摄了一组照片。
郑洞国抵达哈尔滨
10月24日，郑洞国抵达哈尔滨后，国民党重要报纸在头版刊登标题：“长春国民军战斗到最后一颗子弹，郑洞国将军以身殉国，三百多名军官壮烈牺牲。”
我军进入长春市后，立即派出30万斤救灾物资，连夜分发给市民。在一周的时间里，灯、电话、邮局、自来水、电车等都恢复了正常，垂死的长春又活了过来。
蒋介石对他的将领在东北的表现非常恼火。由于卫立煌没有积极实施收复锦州的计划，蒋介石将东北的军事指挥权移交给了杜聿明。
锦州之战仅过了一天，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就向军委中央请示下一步行动。毛泽东回答说，应全歼锦西和葫芦岛之敌，在一个月内完成此项任务。
毛泽东当时担心国民党东进兵团会逃跑。
而长春解放后，国民党在东北只剩下最后一个大城市——沈阳，而沈阳驻军的主力廖耀湘兵团正在不情愿地执行蒋介石收复锦州的计划。
自从10月6日廖耀湘出兵辽西，切断我军南向补给线，被《中央日报》称为“决定性胜利”以来，谁也没想到我军会在31小时内以闪电般的速度征服锦州。
此时，想当主角的廖耀湘被甩在了一边，本以为出兵辽西这是一场精彩的表演，但却无人喝彩。现在则落到了骑虎难下的境地。
当年的东北野战军，有一句顺口溜：“吃菜要吃白菜心，打仗要打新六军。”
新六军老军长廖耀湘是国民党军队中的少壮派。黄埔六期毕业后，前往与美国西点军校同名的法国圣西尔军事学院学习新武器和现代战略战术。
他足智多谋，在抗日战争和远征缅甸中立下了赫赫战功。
新六军来到东北后，曾经在四平打败过解放军，全军都有自豪感。
然而此一时彼一时，廖耀湘因形势的剧变忧心忡忡：西进锦州的前景渺茫，而回师沈阳又绝非易事。
锦州解放后的第二天，杜聿明向廖耀湘传达了蒋介石继续西进的命令，廖耀湘当即列出了一堆问题，并再次提出了从营口撤出的建议。他认为这是目前唯一能保住军队的办法。
沈阳的卫立煌也认为西进收复锦州是死胡同。他要求廖耀湘集结军队进攻黑山，打开通往营口的通道，就等着蒋介石下命令。
但是，蒋介石十八号又飞到沈阳，听到将军们一片撤退之声后突然大发雷霆：“我军有空军和炮兵的优势，为什么不能打锦州？”
顶头上司往后拖，最高统帅朝前拽，准备好撤退的廖耀湘急得团团转，进退两难，宝贵的时间在这场反复的辩论中溜走了。
直到10月20日，国民党最高统帅部才最终决定廖耀湘兵团继续向西进攻锦州，如果不能攻下，就转向营口撤退。
这是蒋介石在东北决战中犯的致命错误。
根据以往的经验，他认为我军刚刚结束锦州战役，已经不能再打了，必须有一段时间的休息和补充。
空军还向他报告说，东野进攻锦州的部队已经转移。
这使他判断我军不会坚守锦州。
美国顾问团许诺“只要锦州保住，就给予大量援助”，这使蒋介石下定决心要赢。
但他没想到，10月16日至21日为期五天的三方角力，毁掉了10万主力部队最后的生存机会。
毛主席、林彪改变了进攻锦西、葫芦岛的计划，千方百计想包围廖耀湘兵团。此时已由不得廖耀湘是攻锦州还是退营口了。
这个时候，只要我军抓住这个机会，就可以把这场战斗发展成敌我在东北的最后决战。林彪最先看到了这一步棋，解放东北的最后决战正式开打。
林彪决定采取“拦住先头，拖住后尾，夹击中间，分割包围”的战术，在辽西建立严密的包围圈。
这场战争成功的关键在于能否“拦住先头”。为此，东野速调第十纵队连夜占领黑山和大虎山。
黑山是进出营口、沈阳、锦州的唯一通道，也是辽西走廊的咽喉。
无论廖耀湘兵团要撤退到哪里，都必须控制黑山。只有占领黑山，它才能掌握出关入海的通道。
黑山已经成为廖耀湘兵团的生死攸关的地方。
黑山的是绰号“梁大牙”的梁兴初，他麾下的兵力有第10纵队和1纵1师、内蒙古骑兵第1师，共5个师。
他面对的是一支由六个国民党精锐主力军组成的强大兵团，火力是他的十倍，兵力是他的三倍。
在国民党的五大主力中，有两张王牌，新一军和新六军，被称为“虎威”、“鹰扬”。
关键一战，双方必须殊死拼搏。
就在梁兴初接到命令，连夜率领部队到黑山修建防御工事的当天，廖耀湘发布了进攻黑山的命令。
此时的廖耀湘认为我军兵力少，他手上有六个军的精锐之师和重炮战车组成的钢铁洪流，因此对黑山守军不屑一顾。
从10月23日起，黑山变成了“红山”。廖耀湘动员军队轮流猛攻黑山，打黑山血流成河。
梁兴初接到东部总部的命令：“回师黑山的主力部队因道路拥挤，前进受阻。他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坚守三天。”
守卫101高地的第28师师部位于一座天主教堂。战斗开始时，梁兴初特意派了几个人到教堂里清点敌人的打过来的炮弹，当炮弹落下时，他把一颗大豆扔进了碗里。
后来打得分不清了，直接一把抓碗里的大豆。后来抓都不抓了。
原来，101高地是一座尖耸的山峰，迫使炮弹和飞机击落一大块，变成一个弥散的圆圈。
在敌人重炮火力的攻击下，我方石山阵地陷落，92高地陷落，90高地陷落...敌人呈三面包围之势，进攻101高地。
如果我军不夺回高地，敌人就会突围我军黑山的防线，打开向南逃跑的缺口。
但是，我主力还没有到，情况很紧急。林彪命令梁兴初：“即使打到只剩最后一个人，你都不能丢掉101高地！”
梁兴初说：“剩下一个团我是团长，剩下一个连我是连长，我发誓要夺回101高地！”
第28师的师长贺庆积在打长春时失明了。他用棍子组织了反击：“敌人组织了一支突击队，从薄弱的地方绕道高家台冲了进来。”
“我组织厨师、担架员、卫生员、机关干部和他们拼了。没有子弹就用石头和木棍与敌人打。”
廖耀湘很恼火。他下令严惩进攻不利的第91师师长戴海荣，并派王牌新第6军参战。
第四十九军军长郑庭笈预感到情况很危险，认为应该迅速改变路线，寻找出路。
傲慢的新第六军军长李涛坚持要他的部队给那些非嫡系部队来一场精彩的攻坚战表演。廖耀湘支持他。
半天之内，数万枚炮弹倾泻而下，弹坑都被炸没了。这座101米高的山被炸平了2米，变成了“99高地”。最后，国民党军队用同归于尽的方式夺取了阵地。
在三天的战斗中，国民党军队伤亡8000多人，第十纵队也付出了4100多人的沉重代价。
黑山战役后的第三天，蒋介石第四次飞往沈阳。他把卫直接叫到北陵机场，并在飞机上召开了长达一小时的紧急会议。
在会议上，蒋介石不顾卫立煌的反对，再次重申西进锦州的命令。他严令廖耀湘“按原计划日夜兼程继续西进，夺回锦州”。
一切都安排好之后，已经是下午了。蒋介石没有进城，而是来到沈阳北陵朝拜。
他在清太宗陵墓前站了很久。这是他这辈子最后一次站在这里。
也就是这一天，廖耀湘失去了冷静。虽然他的重炮可以炸毁那些山丘，虽然他的敢死队和忠于“党国”的先锋队可以一次又一次地攻击阵地，但他永远无法翻过这座并不起眼的山。
空中侦察发现，从锦州北进的解放军主力已经出现在他周围。
黑山长期无法攻下，西进攻锦也没有希望。廖耀湘只得抓住最后的机会冲出一条生路。
进攻黑山的第三天，他下令停止进攻，全军转向营口撤退。
在黑山阻击战之前，林彪下了一盘棋，命令辽南独立二师南下夺取营口，封锁敌人海上撤退的通道，并派总部参谋主任苏静带一个重炮连去指挥。
廖耀湘也下了一盘棋。他要求第五十二军放弃辽阳，占领营口，掩护整个兵团的撤退。
战斗开始后，东野发现敌人没有撤退到营口，于是改变命令，让独立二师掉头参与围歼。国民党第52军军长刘玉章急于从营口撤退，独立二师刚走，他就趁机占领了营口。
毛主席得知此事后非常不满，因为他总是担心东北的敌人会从营口撤退去支援华北。他在电报中批评此事，并命令林彪立即出兵夺回营口。
战争中确实有意想不到的巧合。10月25日，向营口挺进的廖耀湘兵团先头部队，碰巧撞上了从营口返回的独立二师。
以此时廖耀湘兵团的实力，如果猛打猛冲，很有可能会冲过独立二师的防线，直奔营口。
就在战前，到达独立二师的苏静带着一个重炮连，他们架起105重炮狂轰国民党军。
苏静少将
虽然因过于仓促，炮打得并不准，但重炮雷鸣般的声音让廖耀湘产生了误判——根据多年与我军作战的经验，他知道有重炮的一定是我主力部队。
精明果断的廖耀湘犯了一生中最大的错误，命令全军撤退到沈阳。
十万多人的大兵团很难在战斗中突然调转方向，混乱由此产生。
廖耀湘刚刚在黑山的胡家窝棚兵团总部下达命令，更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
根据第三纵队司令员韩先楚的命令，正在搜寻敌主力部队的第三纵队第七师派出一个加强营去胡家窝棚碰碰运气。
指挥加强营的第21团副团长徐锐碰巧成了整个东野最幸运的人。
加强营在行军的时候遇到了几个普通路人，碰巧也是从胡家窝棚里出来的。更令人惊奇的是，这几个人还多说了几句：“胡家窝棚有三多，电线多，手枪多，车也多。”
还用判断吗？连不懂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胡家窝棚一定有大鱼。
此时，廖耀湘并不知道我军的军队正在从四面八方包围他。清晨，当兵团部大门前响起枪声时，他震惊了。
士兵们被突如其来的袭击打昏了，没有人回头看看有多少解放军来了，都只想着逃命。廖耀湘的兵团部和新三军、新六军军部转眼间就被消灭。
后来，廖耀湘回忆说：“解放军第一棍就打碎了西进兵团的脑袋，这让我觉得整个兵团的命运岌岌可危。”
胡家窝棚的廖耀湘着急上火，牤牛屯的林彪也急得团团转，因为奉命切断敌人退路的第六纵队已经失踪两天了。
辽西会战“拦住先头”，林彪派出了第十纵司令员梁兴初。“拖住后尾”则点名第六纵队司令员黄上将来执行。
根据东部总部给第六纵队的命令，此时第六纵队应继续向南推进，切断廖耀湘兵团经台安逃至营口的通道。
但没想到，电报令下达后，黄上将和他率领的第六纵队与东野司令部失去了联系。
原来，26日凌晨4点，第6纵队在李家窝棚遭遇新6军14师。第6纵16师最擅长野战，在李家窝棚和姚家窝棚与敌军当即打了起来。
刚打了不到半个小时，就接到总部的命令，要六纵继续前进，必须挡住廖耀湘。
当时，黄上将与赖传珠政委商量：“我军已经抓到敌人，不能再走了，必须先去消灭敌人，然后再前进。”
此时，经过两天一夜250里急行军的第六纵队官兵，并不知道他们遇到了廖耀湘兵团的主力。
林彪已经两天没有第六纵队的消息了，他怒不可遏：“简直是乱弹琴！如果让廖耀湘逃走，必须军法从事！”
刘亚楼也火了。他起草了一份电报：“命六纵迅速前进，否则军法从事！”
当时，林彪不知道廖耀湘将指挥大军向哪个方向移动，在战场上吃掉了国民党的十万精锐部队，这在我军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这个时候胜败的关键在于能否尽快确定对手的位置。
六纵抓了一名新六军少将参议，说廖耀湘兵团要撤退到沈阳。这样一来，六纵更不能走了，就把这个信息报告给总部，说已经逃跑的廖耀湘部被拦截了，而且是他的主力。
平时很少出现笑容的林彪接到六纵队的电报后说：“这个黄司令呀！”笑了。
六纵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强大之敌，因为他们挡住了国民党西进兵团主力，求生的本能使国民党军队必须做困兽之斗。
当时我军寡不敌众，六纵拦截的人马只有两个师，廖耀湘五个军则全部压上来。
一开始截住他的先头部队第14师。新一军企图向北迂回，黄上将又调另一个团来堵住漏洞。
6纵长黄永胜、政委赖传珠决定不再按司令部的命令组织突袭，而是进行拦截；并给部队下了死命令，每个阵地都必须战斗到最后一名士兵。
26日一天一夜，27日一天，第6纵队三面受袭，没有预备队，只有两个师，全部展开。
黄上将只带了一个骑兵班去李师长的第十六师指挥所。连16师指挥所的警卫连都上去了，只有这个骑兵班能保护他的指挥所。
直到27日晚，第16师有5个连只剩下10个人。两天之内，第六纵队的官兵与潮水般涌来的敌军拼命战斗。
激烈的战斗从白天持续到晚上，从晚上持续到黎明。活着的人仍在死人中顽强地战斗。当我的主力部队终于到达时，许多士兵再也站不起来了。
廖耀湘在方圆几十里的范围内被东野包围。情急之下，他不顾保密，用明语给部队打电话：“火速向二道岗子集中、火速向二道岗子！”
林彪立即在地图上找到了三个叫二道岗子的地方，并迅速确定廖耀湘说的是新立屯旁边的那个二道岗子。
10月27日是廖耀湘兵团的最后一天。前一天，林彪已经向全军下达了总进攻命令。
一向小心谨慎、没十足把握不动手的林彪这次不顾三七二十一，命令所有纵队不要吃饭、睡觉、休息，全面出击，猛冲猛打，哪里有枪声就往哪里打。
不分敌我，突击与反突击，包围与突围，国共50多万军队纠缠扭打在一起。十月的辽西平原到处充满了喊打喊杀声。国民党军队已经全军覆没，根本不能有效组织起来。
廖耀湘等人挤在人群中。参谋长杨昆还在喊：“兵团司令和军长都在这里。谁护送他们出去，官升三级，奖黄金百两！”
但这个时候，根本没人理会他。升官发财对这些士兵来说都不如自己的命重要。国民党军的高级将领们最后只能仓皇逃命。
这一天，东野司令部不再发号施令，把指挥权下放给了纵队，他们只用等待已经掌握在手中的结果。
有人告诉林彪，“纵队找不到一个师，师找不到一个团，部队很乱。”林彪说：“我不在乎这个，只要找到廖耀湘就行了！”
东野一纵师二师师长贺东生晚年回忆说：“我走着走着，前面抓着俘虏。第一批遇到我的人告诉我，这是新六军某师的师长，然后回去说这是十四师的师长。”
“一路都是俘虏，见到一个就向我介绍某某是哪个大官。介绍了很久，大家都说你没抓到廖耀湘也是白费。大家也在吵吵这件事，最后说抓到廖耀湘了，让民兵逮到的。”
在法国见过世面的廖耀湘在北镇中安堡被捕时，戴着一顶半旧的毡帽，穿着破棉袍，骑着一头小驴，上面有两袋花生。
当民兵赵成瑞问他时，他用湖南口音报名：“胡庆祥。”
有当地人说廖耀湘是在于家老店被抓的，也有人说是在谢家老店。
当时，民兵在北镇设卡盘查，倒不是为了抓住从辽西跑出的党国大员，而是为了严查烟土和武器走私。
混杂在老百姓中的廖耀湘却心虚了，拿出黄金贿赂赵成瑞，引起怀疑，押送他到附近的第三纵队后勤部驻地。
第三纵队后勤部直接将其送到司令部，纵队作战科长尹灿贞向他介绍：“这是我3纵韩先楚司令员。”
廖耀湘颇不服气：“我还没摆开阵势，你们一个偷袭，就把我的指挥部给打了。简直是耍赖”
韩先楚从不喜欢逞口舌之快，一挥手：“你要多学习，以后你就知道败在哪里了。”
东北国民党军最精锐的廖耀湘兵团十万余人，就这样在短短的三天时间里全军覆灭了。
27日深夜，辽西围歼战的枪声还未完全停止，接到告捷电报的毛泽东在回电中称“极为欣慰”，又同时命令东野不要停顿，星夜兼程东进夺取沈阳和营口。
此时的东北野战军，与其说是战斗，倒不如说更像马拉松赛跑。拼命跑，就怕敌人跑了，还怕兄弟部队跑到自己前边。
战士们一边跑一边说：“去晚了连热馒头都抢不上了，还抓什么俘虏，赶快加油跑吧！”
林彪的命令也很简单: “向沈阳开进。”
我军向沈阳进军
独立10师接到夺取工业重镇本溪的任务。部队被浑河阻挡，既无桥又无船。架桥一要时间，二又容易暴露意图。
抚顺市区有两座桥，一是火车桥，二是人行公路桥。但此时抚顺还在国民党手里，这就不是单单过路，而是攻城了。
按惯例攻城要经上级批准，紧急中师长赵东寰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首长有临机之权。如等上级批复，就会坐失战机。”
他们一面发报给兵团，一面指挥部队攻击夺城。五个小时后即攻占抚顺，俘虏敌守城师长。
赵东寰被任命为抚顺市的军管会主任，他上任后的第一个命令，即拉闸切断了输向沈阳的电力。
时间就是生命，毛泽东急，蒋介石更急。30日上午，蒋介石命令在葫芦岛的杜聿明马上到沈阳去布置防务。
但当杜聿明飞到沈阳上空时，飞机已不能降落了。此时的沈阳已乱作一团。廖耀湘兵败如山倒的结局让国民党军政大员们都变成惊弓之鸟，人人都争相逃命。
飞机场成为最混乱的地方。蒋介石派来接卫立煌的飞机降落后，卫立煌由卫兵护驾刚刚钻进机舱，往日风度翩翩的军政大员们随即蜂拥而上，喊叫怒骂，互相挥动手杖和枪把子，挤在机舱门口动弹不得。
幸亏参谋长赵家骧骗众人说，还有4架飞机马上就到，并煞有其事地宣布那几架飞机的乘坐名单，人们才慢慢退后。
卫立煌抵达葫芦岛，面对着接他的杜聿明、侯镜如长叹一声：“差一点儿见不了面了。”
1948年10月31日，是蒋介石的61岁生日。据说此日的蒋府一反往年贺客如云的盛况，无声无息。也就在这一天，我军开始进攻沈阳。
卫立煌匆匆离开沈阳，防务留给了国民党第8兵团司令官兼53军军长周福诚，所部约有8万人。
周福成是张学良的老部下，经历过西安事变，我军一直想劝他弃暗投明。没想到他居然宣布固守待援。
然而他手下的官兵们早就各找门路与解放军接洽起义。1948年11月1日拂晓，一阵激烈的枪炮声后，国民党沈阳外围防线被突破。
当东野官兵冲入沈阳的大街小巷时，他们惊奇地发现，敌兵在三三两两地闲逛，一看见我军就很自然地缴枪。到处都有枪响，却哪儿都没有像样的战斗。
周福成（中）
各路部队像逛大街一样在市中心会合了。老百姓纷纷走出家门高兴地说：“看样子不打了。”
白旗成为那段日子里国民党守军最时髦的标志，他们或将枪炮车辆排列好，拿着花名册等待“共军”接收；或驾着吉普车上街寻找，迎接“共军”；
有的还挑肥拣瘦，要向正规军投降，不爱向独立师缴枪；更有的还坚持要举行个正规仪式。
我军一个士兵冲入市中心敌“剿总”战车团院内，喊了一声：“不许动！”看守战车的士兵齐声回答：“我军早就不动了，车子武器都在这里了。”
这时，他才看到敌人的全部车辆早已摆好一字形，司机端坐在驾驶位上，如同接受检阅一般。
唯有青年军207师仍在抵抗，这是一支类似德军党卫队的军队。
笔者找不到青年军207师的图片，只好用203师代替
然而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战斗中他们的头上竟然落下了自己师属炮团的炮弹，原来该师作战室主任和一位炮兵团副团长已在前一天秘密向我军投诚。
原2纵6师师长张竭诚记得：“俘虏到处都是。打别的地方俘虏兵你不看好，他就跑了；在沈阳抓俘虏兵，是攒雪团，越攒越多。”
“一个连队开始带了 100多个俘虏，后来带了200多个，他就跟着你来。他不跟着，他没饭吃，老百姓恨他，也不支持他。”
此时的第8兵团司令官周福成躲在了世和公银行内。他的女儿曾带着张作霖夫人的亲笔信赶来劝他起义。
周福成火了，竟拔枪要枪毙亲生女儿。拒不起义的周福诚，从这里被押出来后，却一直坚持自己不是被俘，而是投诚。
11月2日，沈阳宣告解放。同日营口也被我军占领。至此，解放军以伤亡6.9万人的代价，取得了歼灭国民党军47.2万人的辉煌战绩，历时52天的辽沈战役胜利结束。
从这一刻起，我军开始在数量上占有优势。以300万对290万，这是我军自诞生22年来空前的变化。
南京的蒋介石又像原先丢了济南又来指挥东北一样，丢了东北后他又拟定了一份徐蚌会战计划，专注淮海去了。
毛泽东为辽沈战役的胜利兴奋不已，仅一个月就解放了全东北的结局出乎他的意料。
在大获全胜的第12天，他在为新华社写的题为《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一文中，对他两个月前所做的五年打倒蒋介石的估计做了重要更正：
“再有一年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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