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志，又称为埋铭、圹志、圹铭等，一般是放在墓中并镌刻墓主人生平事迹。魏晋以来，墓志的形制大小等内容逐渐形成，至刘宋年间，墓志的形制和文体也相对稳定下来，墓志为方形，并出现志盖，盖刻标题，底刻志铭。志铭分志和铭两种文字体。志即传，以散文写成，内容一般包含墓主人的世系、名讳、乡邑、族别、爵位、寿年、卒葬年月、墓葬地及子孙大概，重要的生平事迹等。铭用韵文，用以表达对墓主人功德的褒扬，表示对墓主人的怀念和赞颂。自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武威先后出土了《大周故西平公主墓志》《大周故青海王墓志铭》《大唐故政乐王墓志铭》《大唐故辅国王慕容忠》《大唐慕容府君（曦光）墓志铭》《大唐故武氏墓志之铭》《太原郡夫人武氏墓志》《大周故慕容府君（喜王）墓志》等8合均为志、铭共同出现的吐谷浑墓志。2019年以来，随着“甘肃武威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的考古发掘，再次将吐谷浑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潮，该文旨在以时间先后为序，系统归纳梳理近年来学术界对吐谷浑出土墓志的研究观点。
一
建国前后至上世纪末
1944年，夏鼐与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向达、阎文儒等在甘肃境内进行考古调查，期间也对武威南营青咀湾、喇嘛湾的吐谷浑墓葬进行了考古发掘，先后出土了弘化公主、慕容曦光、金城县主等墓志。
（弘化公主墓志）
1948年，夏鼐发表了《武威唐代吐谷浑慕容氏墓志》一文，该文以慕容曦光、金城县主墓志为中心，结合之前发现的弘化公主、慕容明、慕容宣彻、慕容忠等四块墓志，进行了综合性研究。之后，夏鼐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对该文《武威唐代吐谷浑慕容氏墓志》进行了修订，补入了武威出土的《李氏夫人墓志》和宁夏出土的《慕容威墓志》，并写了跋语收入《夏鼐文集》。
1962年将《李氏夫人墓志》移至武威文庙后，党寿山撰文《武威南山青嘴喇嘛湾又发现慕容氏墓志》，介绍了墓志出土情况，并进行了考释。
1978年《武氏夫人墓志》出土后，宁笃学撰《甘肃武威南营发现大唐武氏墓志》一文，对武氏夫人墓志进行详细考释研究。指出武氏夫人为武则天皇后侄孙女，其祖父承嗣是武则天的侄子，父延寿是承嗣的第四子。其夫慕容曦皓为唐军节度副使，并封燕王，其子为慕容兆。同年7月，适逢参加中国唐史学会组织的丝绸之路考察活动的周伟洲，考察了武威南山青嘴喇嘛湾的吐谷浑先茔墓地，并见到藏于武威的《大唐故武氏墓志》。考察结束后，撰写《武威青嘴喇嘛湾出土大唐武氏墓志补考》一文，载于《丝路访古》文集中。文中考证墓主武氏（武则天侄孙女）所适之吐谷浑燕王“慕容公”，志记其子为慕容兆。据两唐书之《吐谷浑传》记“宣赵（新书作“宣超”）卒，子曦皓嗣。曦皓卒，子兆嗣”的记载，提出，此慕容公应即曦皓；夏鼐先生在《武威唐代吐谷浑慕容氏墓志》论文所云：“或疑曦光即曦皓，然《志》（曦光墓志）不应漏载袭封'青海国王’事，当为两人”，两人为昆仲也；周则认为曦光、曦皓可能是同一人，并引上述两唐书文，作详细考证。
1984年李延恺撰《弘化公主和亲及唐浑关系考述》结合《大周故西平公主墓志》等出土文献和相关史籍，对唐朝与吐谷浑和亲背景、和亲年代质疑、唐浑关系加强等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
1985年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周伟洲先生撰《吐谷浑史》，书中结合吐谷浑历史，对上述出土墓志作了论述；1992年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吐谷浑资料辑录》一书，则著录以上出土的唐代吐谷浑墓志共10方，并作了详细考释。这是继夏鼐先生之后，步武前贤，先后出版了《吐谷浑史》《吐谷浑资料辑录》（增订本）等，相关成果由后出转精，将吐谷浑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1995年三秦出版社出版了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2辑，收录了诸多新出土隋唐墓志，值得一提的是首次公布了20世纪90年代出土于今西安长安区杜城一带的《唐故大同军使云麾将军左武卫大将军宁朔县开国伯慕容公（曦皓）墓志》。从志文可知，公讳曦皓，字曦皓，京兆长安人，为弘化公主曾孙。祖慕容忠，父慕容宣超，世袭可汗。曦皓为宣超与姑臧县主的次子，以宝应元年（762）九月十二日终于任，春秋五十五岁。以大历四年（769）二月十日，自太原启殡，卜于长安县高原阳礼也。
1998年靳翠萍撰《唐与吐谷浑和亲关系始末考》一文中，分别论述了“弘化公主与诺曷钵”“金城县主与苏度摸末”“李深与慕容若”“姑臧县主与慕容宣超”“金明县主与闼卢摸末”等五组和亲史实，通过将出土墓志与史料相互印证的研究方法，纠正了史料记载中的部分错漏，还对唐浑和亲对民族关系的促进进行了论述。
二
二十一世纪的墓志研究
2000年，陈忠凯撰《三方吐谷浑族墓志之考释》，发表于《碑林集刊》，对《弘化公主墓志铭》《慕容忠墓志铭》《慕容神威迁奉墓志》三方墓志进行了研究，论述了吐谷浑慕容氏家族的谱系和汉化历程。
（青海慕容忠墓志）
2002年，杜林渊撰《从出土墓志谈唐与吐谷浑的和亲关系》一文中通过出土墓志的研究将唐代吐谷浑王族世系、婚配、生卒年进行梳理研究，并对部分史实进行考证，特别是因慕容曦皓墓志的出土，而提出两唐书《吐谷浑传》记载有误，并对唐朝中晚期与吐谷浑和亲的历史事实进行逐一分析，随着吐谷浑制衡吐蕃作用的逐渐削弱，唐朝出适宗族女、外戚女的身份也逐步降低，进而对唐浑关系、唐蕃关系进行了细致深入的探讨研究。
2010年，孙瑜撰《唐慕容曦皓墓志考释》一文中对慕容曦皓墓志进行详细考证研究，深入分析阐释了《慕容曦皓墓志》的真实性，结合墓志与史料记载辨析了其与慕容曦光之间的关系，将慕容曦皓及慕容曦光的世祖及子嗣情况进行梳理。
2012年，李鸿宾撰《慕容曦光墓志铭反映的若干问题》一文，详细分析了慕容曦光与武氏夫人、与慕容曦皓之间的关系，并对吐谷浑王族降唐之后的安置及唐浑之间的和亲进行分析，对吐谷浑在唐代的地位变迁以及唐蕃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随后根据墓志记载及史料推断还提出“慕容曦光参与镇压康待宾叛乱”这一观点，并提出“慕容曦光充任朔方军节度副使”这一问题，对慕容曦光任副使时间与押蕃部落使进行研究探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吐谷浑王族在唐代中晚期扮演的历史角色和历史地位。
2013年，于志刚撰《从墓志看唐代吐谷浑诺曷钵家族的汉化》，通过对武威出土吐谷浑墓志的研究，论证了吐谷浑诺曷钵家族在汉化过程中出现了汉人的郡望观念，恢复了慕容鲜卑意识，他们普遍具有了一定的汉文化修养，并热衷与汉人通婚。在汉化进程中，他们内心已开始出现汉族人的夷夏观念《慕容曦光墓志》就有“摧破凶胡”“胡贼再叛”用的记载，显然他们开始以汉人自居。诺曷钵家族是吐谷浑内附部的上层贵族，虽然志文中所展现的其家族的汉化现象并不能完全反映整个内附部族，但任何内附族群对汉文化的吸收都需要经历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随着诺曷钵家族汉化的加深，汉文化将会以较快的速度扩散到整个内附族群，并促进整个族群的汉化。
2013年，濮仲远撰《唐代吐谷浑慕容氏王室墓志研究述评》，评述了出土的唐代吐谷浑慕容氏十一方墓志的研究概况，提出从墓志研究吐谷浑世系、与唐和亲及入侍宿卫等专题及研究慨况。
2014年，濮仲远在《唐代吐谷浑质子考——以唐代吐谷浑王室慕容氏墓志为中心》一文中结合甘肃武威、宁夏同心和陕西西安出土的墓志及史传系统勾勒了吐谷浑入侍唐朝质子情况，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质子对唐吐关系的作用和影响。
2018年，仇鹿鸣撰《读吐谷浑、吐蕃入唐家族碑志丛札》，对吐谷浑内附唐朝和武周时期与吐谷浑的和亲关系等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该文中认为吐谷浑王族及其部落从凉州内迁志灵州是迫于吐蕃军事压力，但吐谷浑王族成员去世后大多坚持归葬凉州，其族群内部仍认为凉州为故里。该文中还从安史之乱之前吐谷浑王族成员大多归葬凉州的习俗进行分析，认为其归葬之地的选择寄托了吐谷浑王族成员的故国之思，也由此反映了安史之乱之后吐谷浑王族慕容氏的核心统领地位已不复存在。
2019年，周伟洲撰《吐谷浑墓志通考》，对21世纪出土墓志研究作了补考：关于吐谷浑世系及封爵问题，从此志文追述其先世可知，祖宣超有四子，慕容曦光、慕容曦轮、慕容曦皓、慕容相，则曦轮非姑臧县主所生，为庶出。
2019年，张慧兵在《武周〈弘化大长公主墓志〉及相关问题考》中对墓志的书法进行了研究，分析了墓志书法的用字和书法风格，认为《弘化大长公主墓志》应该为武周时期典型的楷书代表之作。
2020年濮仲远在《祖居之地与华夏认同——以唐代吐谷浑慕容氏家族墓志为中心》中利用武威等西北地区出土的唐代吐谷浑慕容氏家族16方墓志，对吐谷浑慕容氏家族墓志铭中祖居之地整理、祖居之地的变迁与华夏认同等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吐谷浑慕容氏家族内附唐王朝后，籍贯经历了阴山、昌黎、长安的变迁，归葬地也从凉州变为长安，二者从分离到最终统一，不仅反映了吐谷浑慕容氏家族活动重心从边疆转移到内陆，更反映了族群从自我认同到华夏认同的变化。
学术界除了对吐谷浑墓志在民族关系方面的研究之外，对吐谷浑墓志本身的文字内容及书法艺术也进行了深入探讨。
2020年，姚汪炯撰写《吐谷浑墓志书法研究》硕士论文中对吐谷浑墓志研究来窥探唐代书法，详细分析了弘化公主及其子慕容忠两方墓志的书写者以及墓志中所反映的唐代书法艺术，通过将吐谷浑墓志与大量同时期碑帖进行对比研究，认为弘化公主墓志及其子慕容忠墓志书法深受二王书法影响，慕容明墓志深受褚遂良书风影响。
同年，周永研在《吐谷浑墓志释文献疑》一文中对弘化公主墓志铭文记载进行释读，并对部分字词进行考释。
三
新出土墓志研究
2021年，刘兵兵、陈国科、沙琛乔等所撰的《唐慕容智墓志考释》一文中指出慕容智是诺曷钵与弘化公主的嫡三子，永徽元年（650）之后出生，最初被授予的是左领军将军，由于永徽至龙朔年间（650～662）慕容智尚小，担任左领军将军的可能性不大，其担任左领军将军的时间应当在咸亨、光宅之间（670～684）。光宅元年以后左领军卫改名左玉钤卫，慕容智又晋级为正三品的“守左玉钤卫大将军”。于“天授二年（691）三月二日，薨于灵府之官舍，春秋卌有二，即其年九月五日迁葬于大可汗陵”。同时，对墓主人喜王慕容智的祖籍与世袭、入侍经历，归葬之地的变迁、古吐谷浑文字作了详细的考释，填补了吐谷浑王族世系的空白。志文首次提及吐谷浑王族又一先茔“大可汗陵”的存在，明确了吐谷浑王族在武威地区至少存在两个陵区的事实。志石侧面还发现有两列未能释读的文字，初步推测应为失传已久的吐谷浑文。该墓志的发现为研究唐吐谷浑王族历史及游牧民族文字构造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吐谷浑喜王慕容智墓志）
2022年，李宗俊撰写《吐谷浑喜王慕容智墓志及相关问题》一文，通过志文释义与志主生平、志主父祖及本人王号等方面进行研究，根据墓志记载，还对吐谷浑王室墓地及其凉州情节进行了深入分析，运用文献史料诠释了凉州在吐谷浑王族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随后，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武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天祝藏族自治县博物馆联合共同发布《甘肃武威市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发掘报告，对墓葬形制与结构、壁画、随葬器物等内容均进行了详细深入的介绍，并在报告最后对墓主人的身份、墓葬年代、墓葬特征以及“大可汗陵”的初步认识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2022年，张国才撰写《唐代吐谷浑墓实证中华民族文化交融与历史自信》一文中，提出慕容智墓志首次记载了“大可汗”陵区，对吐谷浑王族墓葬群的范围进行了扩充，也为研究吐谷浑文化融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奠定基础。
2022年，周阿根在《吐谷浑喜王慕容智墓志校理》一文中对通过与史料的对比分析，对慕容智墓志文字释读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2022年，王浩旭在硕士论文《新出武威唐代墓志研究》一文中，以武威新出土8块唐代墓志为例（其中包括李深墓志、慕容智墓志）分析了墓志文化中的郡望、姓氏、宗教、典故等内容，还对墓志文字书法进行详细考证研究，认为慕容智墓志书法不仅承接了北朝遗风也充分吸收了欧阳通的书法风格。而李深墓志则深受褚遂良书法艺术风格影响。除此之外，对志盖书写、纹饰以及墓志中出现的异体字现象也进行了考证释读，该文不仅为研究武威唐代墓志奠定坚实基础，也对墓志细节内容进行了详细考证，为吐谷浑墓志研究打开了新的想象。
随着2019年武威吐谷浑王族墓葬群的考古发掘和保护工作开展以来，吸引了考古学、文物与博物馆学、历史学、书法学、美术学、服装学等多学科的关注，从墓葬的形制、墓葬群分布和结构、出土文物的研究和出土墓志的考释等各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丰富和拓展了丝绸之路物质和精神文化资料，推动了对唐代西北民族史、书法史、美术史、交通史等相关领域的研究。
近日，甘肃武威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发掘项目主持人，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刘兵兵表示，“经过对区域内冰沟河与大水河流域约400平方千米范围的调查、勘探，共计确认吐谷浑墓葬23座。”这一推断不仅揭开了吐谷浑王族“先茔”地的神秘面纱，也为研究吐谷浑历史文化奠定坚实基础。武威吐谷浑王族墓葬群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代表，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播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大的作用。吐谷浑王族墓葬群以及吐谷浑史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拓展，有些研究盲点和问题还有待进一步解决。随着墓葬发掘和考古出土修复工作的逐步开展，吐谷浑王族墓葬群的保护和吐谷浑文化精华的宣传推广是接下来需要关注的内容。
作者简介：杨琴琴，女，甘肃武威人，云南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现供职于武威市凉州文化研究院，曾主持完成多项省社科院单列课题，在省级期刊上发表论文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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