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古代社会中，女性无论是家庭地位，还是社会地位，都明显低于男性。
她们不仅较少参与家庭之外的交往活动，更少有机会参与国家政治行动，因此，史书中对女性活动的记载较少，碑刻的记录刚好补充了史书这方面的缺失。
近年来，有关金代女性墓志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金代时立爱家族成员时丰妻张氏墓志铭考释》、《〈大金故礼宾副使时公夫人张氏墓志铭〉再考释》、《北京出土金代东平县君韩氏墓志考释》和《〈清河郡君牛氏墓志铭〉考释》等，这些成果大都根据墓志记载的内容，考察墓主的生命历程，尤其着重于对她们的婚姻对象和家庭情况进行研究。
本文拟通过对金代女性墓志的整体分析，探讨金代女性墓志的特点，并通过对分析墓志内容，考察金代女性的整体面貌和精神追求。
金代《随朝窈窕呈倾国之芳容》版画
金代女性墓志一般分为女性单人墓志、夫妻合葬墓志及多人合葬墓志三种类型。
由于受到墓主家庭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的影响，造成金代女性墓志中以夫妻合葬墓志最为常见，多妻合葬墓志则由于受到当时社会风俗的限制，极少出现或采用。
1.夫妻合葬墓志
在我国古代社会的丧葬礼制中，女性逝世后一般都采取从夫葬形式，这种葬俗也造成她们的墓志大都采取夫妻合葬墓志的形式出现。
从命名方式看，金代的夫妻合葬墓志一般都直书“合葬墓志”，如《冯开父母合葬墓志》、《大金归化州清河郡张君重合葬墓志铭并序》、《高松哥并妻大氏墓志铭》等都采用了这种命名方式。
也有一些金代夫妻合葬墓志在命名中以夫妻双方中的一方为主，只在墓志内容中详细记录另一方的信息，如《陇西郡李公墓志铭》就以墓主李信道信息命名，在志文中则对他的妻子智氏进行了较多介绍，根据志文记载，李信道的妻子“智氏治家严肃，训慈有法，先公亡”。
在李信道逝世后，其家人将他们进行合葬，并设立墓志。
《故李公墓志铭》也是以墓主李择的信息命名，并在志文中对其妻高氏的信息进行了记录。
据志文所载，李择的妻子高氏“先公四十六年卒，享年三十五”。
在李择逝世后，家人也为他们合葬，并设立墓志。
金代不仅有以男性墓主命名的夫妻合葬墓志，亦有以女性作为墓主命名的夫妻合葬墓志，《东平县君韩氏墓志铭》便是其中一例。
东平县君韩氏与丈夫吕忠敏“皆燕巨族，且世有旧好”。
吕忠敏逝世于大定二十年(1180年)，韩氏在丈夫死后独自承担起教育子女的责任，泰和三年(1203年)韩氏逝世，他们的子女于次年将二人一同合葬于吕氏家族墓地，并为二人制作了合葬墓志。
再如，都保正张象逝世于天会五年(1127年)，此后其妻韩氏“躬勤内事，鞠育诸子”，承担起了家庭重任。
正隆三年(1158年)韩氏逝世后，其子张珪为父母进行合葬，并设置了夫妻合葬墓志。
通过对比发现，金代的夫妻合葬墓志命名方式并不受性别影响，而是由夫妻双方逝世时间的先后决定。
虽然当时社会中女性的地位明显低于男性，但在丈夫英年早逝，妻子独自抚育幼子成年的家庭，母子间的亲情较其他家庭更为深厚，进而在这些家庭中较多地出现以女性为墓主的合葬墓志。
2.女性单人墓志
在金代社会中，男性一般与嫡妻共志，若男性在嫡妻逝世后曾迎娶继室，通常都会在志文中对继室的信息进行简要说明，但有部分作为继室的女性，也拥有单独的墓志，如南阳县太君李氏“年二十，嫁为赠朝列大夫同郡白君讳某之妻”。
从志文中记载其“拊前夫人子如所生”，可以看出，她是丈夫的继室。
李氏早于丈夫一年逝世，按照当时的惯例，她应该不能拥有独立的墓志，但她却因儿子“文举既参机务，而赠夫人南阳县太君”。
不仅提升了她的社会地位，还为她设立了单独的墓志。
清河郡君牛氏的两位姐姐先后嫁给了丈夫张慜亨，但她们却“皆少病卒，抛遗下甥男并女数，多虑张君别娶他姓，有失抚存，因而又适之”。
她也由此成为了张慜亨的第二位继室。
牛氏25岁出嫁，28岁便逝世，她与张慜亨仅共同生活了3年，且未育有子女。
或是出于夫妻间的感情，加之考虑到继室的身份使她不能拥有墓志，于是丈夫张慜亨将她“权塚于先茔之侧”，并为她设立了单独的墓志。
金代社会中还有一些女性由于未婚而逝，死后无人可以合葬，因而她们只能单独设立墓志，独自安葬，如元好问的女儿元顺逝世时年仅13岁，其时她并未出嫁，仍跟随父母一同生活。
由于没有丈夫，她死后只能独自设立墓志，“权厝报恩寺殿阶之东南十五步”。
除这些由于特殊的家庭身份而未能与丈夫合葬，或是未及成婚就已经逝世的女性会被家人设立单人墓志外，金代社会中还有一些家庭由于社会地位较高或经济条件优越，在夫妻二人死后，其家人会为他们分别设立墓志，从而形成了夫妻分志的情形。
目前，可知的金代夫妻合葬墓中采用分志的家庭有：镇国上将军刘中德和夫人彭城郡夫人王氏；开府仪同三司、驸马都尉乌古论元忠和夫人鲁国大长公主完颜氏；张温和妻子智氏；礼宾副使时丰和妻子张氏；进士张伯豪与妻子聂舜英等5个家庭。
从墓主身份看，不仅有皇室宗亲、普通官员，也有平民百姓。
从逝世时间上看，既有逝世于天会、皇统时期者，也有大定、大安年间者，时间跨度长达80多年。
其中，刘中德逝世于大定十五年(1175年)五月，而他的夫人王氏则逝世于大定十六年(1176年)八月，“越明年四月二十八日，诸孤恭奉夫人之丧袝葬于节判镇国之茔”。并于此时为他们分别设立墓志。
乌古论元忠逝世于泰和元年(1201年)，而她的妻子鲁国大长公主则逝世于大安元年(1209年)五月，并于同月“合葬于故开府仪同三司、判彰德府、驸马都尉、任国公之墓”。
时丰逝世于天会五年(1127年)五月，葬于新城县孝悌乡版筑时立爱家族墓地，其妻张氏则逝世于皇统七年(1147年)六月，并于皇统九年(1149年)五月在其子时重国安排下与时丰合葬。
张温逝世于大定二十六年(1186年)四月，其妻智氏则逝世于承安元年(1196年)十二月，次年二月与丈夫合葬。
聂舜英夫妇逝世时间的间隔可能更长，据志文记载：
聂舜英“年二十二。尝嫁为进士张伯豪妻。伯豪死。归父母家”。
正大九年(1232年)，聂舜英在父亲逝世后自杀身亡，并在死后与丈夫合葬。
通过对比发现，金代夫妻分志的家庭，夫妻双方逝世的时间间隔短则相差两年，长则相差数十年，共同特点除墓主家庭殷实、社会地位较高外，家庭中的妻子都亡故于丈夫之后，她们的丈夫在逝世时就已经设立了墓志，因而其家属才在她们逝世后也为其单独设立墓志，并将二人进行合葬。
3.多人合葬墓志
相较于前两种墓志形式，金代多人合葬墓志发生的比例较少。
金代的多人合葬墓志一般表现为男性与妻子、继室的合葬墓志，而且通常情况下，写为男性与嫡妻的合葬墓志，如《高松哥并妻大氏墓志铭》便是墓主高松哥与嫡妻大氏、继室高氏的合葬墓志。
金代的男性多妻合葬墓志使用极少，仅有《时立爱三夫人墓志铭》一例。
时立爱是金初汉人世族的代表，不仅官居一品，也是当时最早获封王爵的汉官。
时立爱先后有三位夫人，但她们都先于时立爱而逝。
时立爱死后，国家为他颁赐了墓志。
他的孙子时重国便为其三位夫人共同设置了一方墓志，并“举三夫人之丧将同穴而祔焉”。
时立爱多妻合志的独特墓志形式也在这种独特的背景下形成。
现今可知尺寸的金代女性墓志共有11方。
从身份看，这些女性中不仅有宗室成员、官员家属，亦有普通平民女性。
金代女性身份与墓志尺寸对应关系如表一所示。
由表一可知，金代女性普遍采用中型或大型墓志，且墓志尺寸存在较大差异。
金代的女性墓志以鲁国大长公主完颜氏的墓志最大。
鲁国大长公主乃世宗嫡女，由于母亲乌林答氏早逝，她曾一度代为主持家政。
世宗继位后册封其为豫国公主，章宗时期改封鲁国大长公主。
由于特殊的身份和经历，她逝世后，章宗不仅在其丧礼中采用了极高的等级，“恩礼之崇无与为贰”，还为其设立了制作精良的115厘米的方形墓志，成为现今出土金代墓志中最大的一方。
除此之外，目前还出土有7方金代官员配偶的墓志。
从墓志尺寸的对比中可以发现，她们的墓志规格与丈夫的官品存在一定联系，如漆水郡夫人耶律氏和丈夫萧公建都是辽朝贵族后裔，萧公建在仕金后任金紫光禄大夫、同知留守事，官居正二品，作为妻子的耶律氏采用97×100厘米的墓志，完全符合金代二品官90～100厘米的尺寸规格。
刘中德官至镇国上将军，为从三品高官，他的妻子王氏采用79×62厘米的墓志尺寸，与三品官所用墓志80～90厘米墓志规格大抵相符。
吕忠敏任职为朝散大夫、尚书刑部员外郎，官至从五品，其妻韩氏采用61.5×52厘米的长方形墓志，也符合四品、五品官员60～80厘米的墓志尺寸规格。
金代也有部分女性使用低于其丈夫所处官品的墓志等级，如史氏的丈夫崔尚书官居正一品，但却采用了60厘米的方形墓志，远小于金代一品官员100厘米以上的墓志规格；牛氏的丈夫为宣威军安远大将军，官居从四品，但她的墓志却采用了42.5×27厘米的墓志，小于四品、五品官员60～80厘米的墓志规格。
这一现象的出现，还需要从她们的家庭身份考察。
根据墓志记载，牛氏是张慜亨的第二位继室，其“前二室系俱亲姊，皆少病卒”，继室的身份使她的墓志需要低于丈夫官品一个等级；而史氏则是“崔尚书小娘子”，属于妾室，本不可设立墓志，或是由于她东莱史氏旧世族的出身，加之她本人又受到丈夫的宠爱，因而才为她设立墓志。
但在墓志尺寸上，史氏却需要低于丈夫官品两个等级，进而表明她的家庭地位不仅在嫡妻之下，也在继室之下。
需要注意的是，金代女性墓志中也有僭越现象的发生，《时丰妻张氏墓志》便是其中之一。
张氏18岁时嫁于时丰，两人一同生活7年，时丰便英年早逝。
时丰逝世后，采用了标准的78厘米的方形墓志。
皇统九年(1149年)，张氏因病逝世，主持丧事者为张氏与时丰的独子时重国。
由于感念母亲独自抚养自己不易，时重国在墓志的制作中有所僭越，采用了94厘米的方形墓志，从而造成张氏墓志大于丈夫时立爱的墓志。
综上可见，金代社会中，由于夫妻一体思想的影响，使得官员夫妻墓志大都采用同一规格。
由于继室和妾的地位低于嫡妻，墓志也要分别低于嫡妻和继室一个和两个等级。
这不仅是她们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的直接体现，更是儒家礼教中嫡庶尊卑观念在金代丧葬礼制中的直接运用。
女真族在建立政权之初，受到传统渔猎经济的影响，男女在社会中的地位几乎相同。
随着农业经济统治地位的确立，男性在国家经济中的地位日益凸显，而女性则逐渐退出经济领域。
在政治方面，由于女性既不能参与科举，亦不能参与政务，社会地位的下降不可避免，尤其是在汉化改革后，受到儒家文化影响，金代女性在家庭中逐渐处于从属地位，只能在家中承担起赡养老人、教导子女等职责。
只有皇室宗亲女性，才能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
金代的皇室宗亲家族因与皇帝的血缘关系，不仅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也掌握较多的社会资源。
这些家族中的女性享受良好的教育和优渥的物质生活，拥有其他女性不能具备的家庭地位和社会影响力。
在男权社会中，夫权主导家庭生活，但皇室宗亲中女性却可以凭借身份带来的特权，在家庭生活中拥有更多话语权，甚至是决定权，其中，尤以公主家庭中表现最为明显。
从政治身份看，公主作为皇室成员，她们的社会地位要高于丈夫，公主与驸马之间在政治身份上属于君臣关系；从社会身份看，男性在社会中的地位又高于女性，妻子应在家庭中依附男性。
当一个家庭中，身份差异与性别差异产生矛盾时，身份对于家庭地位的影响就显得更为重要，因而造成与皇室有血亲关系的公主在家庭中拥有主要话语权，而驸马则只能居于从属地位。
但在金代公主墓志中，不仅会对她们参与政治行为进行记载，还会对她们礼敬丈夫的行为进行记述和褒扬，这也是男权社会中对个别受到女权压制家庭现象的刻意扭转。
如世宗嫡女鲁国大长公主，在出嫁前就极受世宗信赖，在母亲乌林答氏死后，“世宗以家事付之，朝夕恪谨，奉视膳服，训抚弟妹，翼然如老”。
世宗继位后也对她极为信赖，“凡宫中之事皆咨焉，多所裨益”。
这也使她在国家中有着极高的政治地位。
即便如此，鲁国大长公主也在出嫁后“能冲抑自持，不失妇道”，她还直接提出“身虽帝女，今已下嫁，义当从夫”，表达出对丈夫的尊敬。
世家女子虽然不及皇室公主那样能有规劝皇帝、扶助丈夫的机会和能力，但由于她们有着较好的出身和学养，能够以自身的学识及素质教育和影响子女。
她们善于治家、教导子女，成为子女日后行为的典范。
出身契丹皇族的漆水郡夫人耶律氏就由于家中“藏书万卷，部分分别，各有伦次”。
使她有别人无法企及的学习便利，并通过不断学习拥有较好的学识和修养。
在她出嫁后，也“以所事父母之尊章而能祗敬，夙夜勤劳匪懈”，为子女做出很好的示范。
再如，出身汉人世族幽州韩氏家族的东平县君“聪明严重，言动有仪矩，性精勤，善理家”。
她的言行展现了世家女子良好的教养。
丈夫逝世后，她还“教其子读书十余年，始随以仕”，以自身的学识为子女进行启蒙教育。
与世家女性墓志注重体现教养相似，非世族出身的女性墓志也多着重记录她们对子女的培养。
或是由于她们自身的学识不足，对子女的培养多体现在延请教师、督促学习等方面。
如时丰妻张氏在丈夫死后独自承担起教养儿女的责任，她在儿子时重国幼年时代便督促其读书，并“逮总角辟馆舍重金币礼，延当代名儒以训诱之，严历责未尝懈怠”。
为其子日后的科举之路打下基础。
赞皇郡太君梁氏也在丈夫死时，“书哭之后，益以教子为事”。
在她的教导和督促下，三个儿子极为出色，长子“献卿中泰和三年进士第，献诚、献甫同以兴定五年登科，乡人荣之”。
这些非世族出身的女性也通过培养儿子成才，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
由于女性的社会地位和自身学识的不同，她们的日常言行也有较大区别，但墓志中却无一例外着重对她们忠君爱国、尊重丈夫、教导子女进行记载，从而展现了金代社会对女性优良品质的追求和赞誉。
女真族最初在白山黑水间过着游牧和渔猎生活，这一时期的男性和女性都参与生产劳动，他们的社会地位基本平等。
金朝建立后，随着汉化的推行，儒家文化逐渐深入社会各阶层。
受儒家礼教影响，金代社会中倡导女性对男性的忠贞、对家庭付出和关注弱势群体，并将其作为女性的重要衡量标准，墓志对金代女性的记载也大都以此为标准。
贞节观念在中原政权中由来已久，但在早期的女真社会，由于男性与女性社会地位相对平等，女性不仅有着婚姻自主权，“接续婚”也广泛地在社会中存在，贞节观念也未在女真社会流传。
金朝建国后，随着汉化的推行，儒家婚姻观逐渐进入到女真社会，尤其是随着女真与汉族通婚，也使他们在民族心理和生活习俗等方面与汉族渐趋一致，汉族女性的贞节观念也由此进入女真社会，甚至还出现了对女性“嫠居寡处，患难颠沛，是皆妇人之不幸也。一遇不幸，卓然能自树立，有烈丈夫之风，是以君子异之”，这也促使贞节观念开始在金代社会中流行。
虽然金代女性在丈夫死后也可以改嫁，但社会中却更提倡女性在丈夫死后“守节”，墓志中对女性守节也多有褒扬之语，如
封志安逝世时，其妻冯氏只有24岁，冯氏的父母“巧辞诱之，欲夺其志，俾之他适”，但冯氏却认为“足践二庭，非贞妇之志”。
她主动承担起照顾公婆、抚育幼子的责任，终身未再嫁。
与冯氏状况相似，苏嗣之的母亲白氏也在青年守寡，她的兄嫂企图强迫其改嫁，她提出
“我为苏学士家妇，又有子，乃欲使我失身乎”。
体现了金代女性对贞节的看重。
另如李文妻史氏，“夫亡，服阕，誓死弗嫁”。
最终在父亲的逼迫下，只能自缢而死，以实际行动捍卫对丈夫的忠贞，她也由此获得金廷的表彰。
此外，良善精神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社会所倡导的美德，金代女性墓志中对此都以赞赏的姿态加以记载。
由于女性参与的社会交往活动较少，她们的良善精神就集中体现在处理家庭内部人和事之中，因而其良善精神也就表现得更为集中和突出，如
彭城郡夫人王氏，“以齐戒自持，仍养老济贫为念”，“姻睦善其族，以宽恤御于下妇”。
赞皇郡太君梁氏“振贫乏。抚孤幼。僮仆之无依怙者。聚之一室。躬自存养。有父母之爱”。
王氏和梁氏都是地位较高的女性，她们不仅主管家中事务，而且对待地位较低者也给予极大的同情和关爱，以此昭示她们身上的品行。
墓志中采用以小见大的记录方式，通过她们由于自身的品行获得家庭、社会认可和赞誉，说明她们获得国家册封外命妇的合理性。
在中国封建社会，孝悌观念一直是主流价值观的核心内容之一。
“孝”在家庭中表现为“善事父母”，并逐渐引申为“尊老”；在国家中由于君主和臣民间有君父与子民的关系，因而“孝”也可以引申为“忠君”。
女真族在建国前，孝悌观念尚未流行，但在政权建立后，为了实现“忠君”的目标，缓和国内民族和阶级矛盾，也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提倡孝悌观念，并使之成为当时社会对人们的重要品评标准。
孝悌观念在金代女性墓志中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上至皇室贵族，下至普通平民女性，都以孝敬父母为对女性最主要的衡量标准，并成为墓志记载的重要内容。
由于金代女性普遍早婚，她们人生中的多数时间都在夫家生活，因而其尽孝的对象主要是公婆，“善事舅姑”也成为金代已婚妇女孝行最直接的体现，如世宗皇后乌林答氏“既归世宗，事舅姑孝谨，治家有叙，甚得妇道”。
在皇后的引领和带动下，金代社会的普通女性更以孝悌为念，因而在墓志中大都对女性的孝悌行为进行详细记述。如
南阳县太君李氏“姑老且病，饮食医药，必躬亲之而后进；及持丧，哀毁过礼，乡人称焉”。
彭城郡夫人王氏“既嫁也，以恭敬为舅姑称之”。
部分金代女性由于没有成婚，或者在丈夫逝世后回归母家生活，她们尽孝的对象只能是自己的父母，如元好问的女儿元顺“母张病殁。孝女日夜哭泣”。
由于日夜啼哭，过度悲伤，最终染病而亡，年仅13岁。
“一时士女贤之，有为泣下者。”
与元顺年幼，一直未婚不同，聂舜英“尝嫁为进士张伯豪妻。伯豪死。归父母家”。
此后她长期与父母一同生活。
父亲因兵变受伤后，更是
“日夜悲泣。谒医者。療之百方。至刲其股杂他肉以进”。
“割股奉亲”在唐宋时期一直广为流传，成为当时孝行的重要体现，聂舜英或也是受此影响，而采取了相似的行为。
虽然最终未能挽救父亲的性命，但却赢得了时人的尊敬和赞誉。
由于受到儒家文化影响，金代女性的社会地位逐渐降低，夫妻一体观念也在此时逐渐流行，在女性墓志中处处体现出女性对男性的尊敬和依附。
在墓志设立上，金代女性墓志规格一般根据丈夫的官品确定，嫡妻与丈夫的墓志处于同一等级，继室和妾则分别低于嫡妻一个和两个等级；
在墓志内容上，金代女性墓志大都记载女性对丈夫的尊重、长辈的孝敬、子女的爱护和困窘者的帮扶，并由此展现当时社会对女性贞洁、孝悌和良善的评价标准。
由于史书中对金代女性的记录较少，女性墓志所反映出的内容，补充了史书记载的不足，也成为当时社会现状最直接的展现。
① 王新英：《金代时立爱家族成员时丰妻张氏墓志铭考释》，《北方文物》2017年第4期。② 冯利营：《〈大金故礼宾副使时公夫人张氏墓志铭〉再考释》，《文物春秋》2019年第5期。
③ 孙勐：《北京出土金代东平县君韩氏墓志考释》，《中国历史文物》2008年第4期。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