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江户幕府崩溃的原因，众人各有各的看法，在交流中注意到有人从幕府内的视角出发，将问题归咎于后几代将军短命或无能，或者是德川庆喜的不抵抗等等；有人从倒幕派的视角出发，认为是幕藩体制腐朽落后的结果，或者幕府军勇气不足士气低落等等；或者从改革与发展的视角出发，认为是幕府未能提出维新的方案，或者幕府以幕藩体制不能带领维新等等。我认为这些观点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都太浅显，没能触及根本。
今天我带着大家，从「佐幕史观」的角度出发，稍微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我们不妨先思考一下，为什么萨摩藩与长州藩能够成为倒幕战争中的绝对主力？
有人说，那是因为萨长地处偏僻的西南幕府管不到吗？不是，同样远离幕府且积极维新的佐贺、土佐并没有成为能够比肩萨长的战争主导者；那么是因为萨长藩领大且人口多吗？也不是，隔壁的熊本藩、冈山藩及其他藩国也不小；是它们坚持尊王攘夷的态度吗？那么水户藩才是幕末尊攘思想的起源地；至于是关原遗留的说法就更加牵强了，难以解释上杉家站在萨长对立面的奥羽越列藩同盟一边。
那是什么原因呢？我们可以从先这个角度来探讨：藩国的财力。
一．长州藩
长州藩位于本州岛的西南端，同其他藩国一样，在江户时代中期就陷入了武士政权的财政困难中。江户时代后期随着藩专卖制的强化、提高年贡而招致了农民的反对，1831年领内一度发生了大规模的一揆。天保年间（1838年）在毛利敬亲的带领下推行了改革，随后他起用了村田清风整理财政。面对藩士难以偿还的长期贷款，村田颁布了“三十七年赋皆济仕法”整理债务，向商人所借的债款以低利或无息长期小额偿还，并防止了家臣与商人勾结。防盗：原作者德川家禛其次，他废除了藩国的蜡专卖制度，允许商人自由交易保证商业活动，再对商人征税；他利用交通要冲下关海峡，设置了“越荷方”，即一种涵盖仓储功能、以货物为抵押的贷款功能、委托销售的机构，藩国为来自北越的货船设置休息处，修建仓库提供储藏服务，以运送的物资为抵押向经商者提供贷款，并可代替他们联系大坂的商人销售货物，使长州藩获得了巨大的利润。长州藩的财政最终在村田的主持下得以重建，不过村田本人被迫隐退，最终在1855年于悲愤中离世。
村田清风
黑船来航后，长州藩在村田所打下的财政基础上，致力于“尊王”事业，将藩论定为“攘夷”。几经变动，最终走上了倒幕的道路。
总体而言，村田的举措可圈可点，为后来长州藩在幕末的活动提供了物质保障以及珍贵的改革经验。长州藩的越荷方制度，既为经商者提供了便利，又不给民众添加负担，还充实了藩国的资金，而且总体来看其他政策也更加宽松，我大为赞赏。
相较而言，萨摩藩的财政改革就显得臭名昭著了。
二．萨摩藩
萨摩藩地处九州岛的南侧，在江户时代后期为了克服财政危机，最著名的莫过于天保时期调所广乡的改革。核心内容是借款、赖账和走私。调所广乡生于1776年，是萨摩藩家老，在岛津重豪、齐宣、齐兴前后三代藩主手下履职，受到重用。由于萨摩藩经年累月的财政恶化，到文政末年藩债约有500万两，年利息就超过80万两，而藩国年收入仅12万两，濒临破产，调所在这样的背景下接手了财政。
对此，他烧毁借据、胁迫商人、乞求幕府，最终实现将借款分期250年无息偿还；强化砂糖专卖制度，从奄美群岛的农民手中低价收购砂糖，再由藩国高价转卖，获得了丰厚利润；加强对琉球控制，扩大与清帝国的走私贸易；发行并使用伪铸的货币。种种制度配合之下使财政得到好转。防盗：原作者德川家禛因此有人对比同时期其他藩国的改革后评价到，调所广乡是折磨领民的“极恶人”。后来调所的行为被幕府发现，为了使处罚不落在藩主齐兴身上，他于1849年服毒自杀了。调所广乡虽死，但萨摩藩的财政改革成功了，为藩国积攒了多达200万两的储备。与长州藩的“松绑”政策相比，萨摩藩则是依靠本藩武士阶层壮大的特点将对庶民的压榨发挥到了极致，我对此评价极差。
调所广乡
在调所留下藩金积蓄的基础上，1851年岛津齐兴隐居，新就任藩主的岛津齐彬继续了改革。目标是应对外来危机，将萨摩藩建设为强有力的藩国。他建设了“集成馆事业”，即一个西洋化工场群。军事上，在黑船来航后发展武器制造、学习英国编练海军、从荷兰、法国购买军舰，不过很多都没有完成。1858年岛津齐彬突然去世，保守派一时夺回权势，使他的富国强兵计划中断，齐彬带领的改革告一段落。萨摩藩也随之进入岛津久光主政的时期，以新的姿态活跃在幕末的舞台。
三．再来看一下幕府的情况
江户时代后期的天保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随着货币经济发展而压力日益增大的幕府财政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随着开港通商条约的签订，以英、美为主的西方国家开始了与日本的贸易，日本被动地纳入到了世界贸易体系当中。防盗：原作者德川家禛尽管通商带动了开放港口的快速发展与经济的繁荣、向幕府提供了更多的贸易税金、丰富了市场上的商品、乃至奠定了横滨成为当代日本第三大都市的基础。但作为贸易体系中弱势的一方，日本也承受着诸多负面影响。
主要包括外国商品冲击日本市场，关东地区原本用于内循环的商品被大量用于出口，进出口的不平衡使国内供需关系的急剧失调，商人的投机活动则进一步恶化了市场秩序，各种生存必需的农产品的价格也随之暴涨。甚至在后来在幕府的中心江户，因与开港地点横滨临近，也出现了民生凋敝的景象。
开港后的横滨
由于日本尚且没有工业体系，出口的商品主要为生丝、蚕种、茶叶、水产等初期农副产品，进口产品多为织物、武器、设备、舰船等工业制成品，贸易逆差引起了贵金属的外流，引起了通货膨胀，人民的生活水平恶化。
另外，当时日本的金银汇率与外国并不相同，较世界水平而言金价十分低廉，因此在开港之初就造成了黄金的大量外流，本土的货币秩序被扰乱。幕府为防止黄金的进一步外流不得不降低新铸货币的成色，使货币贬值，而物价上涨的问题则被进一步放大，底层民众成为了首当其冲的牺牲品。
底层的士民所感受到的并非是历史趋势或工业体系这些虚幻的概念，而是自黑船来航后原有的平静日子被打破，因此他们将外国视为问题的根源，仇视外国人并怨恨与之开港通商的幕府。
但是另一方面，物价的飞涨并非仅与对外贸易有关。由囤积大米引起的市场秩序的混乱，也与当时幕府的权威受到挑战、政局动荡有关。不过武士阶层天然地对商贸排斥，自然难以理解经济规律，于是武士出身的攘夷派志士将一切问题归咎于外国，并将这样的思想传导给了经济利益直接受到损害的农民、商人，于是攘夷的势头愈演愈烈，成为了当时日本社会上的主流思潮，提倡开国的论调被挤到一隅。
为了稳定市场秩序，1860年幕府发布《五品江户回送令》，命令将五种重要物资运往江户，分别为生丝、纺织品、灯油、蜡、杂粮。禁止商人直接将商品从产地运往横滨对外销售，必须先卖给江户的商人。只有当江户的产品有盈余时，才允许运到横滨从事外贸。此法令避免商人盲目追求高利润的外贸、保证江户地区的重要农副产品本地供应充足、抑制物价的同时，也是为了保护江户地区商人的利益。防盗：原作者德川家禛由于横滨位于本州岛面向太平洋的中间位置、临近物资丰富的江户地区，在开放港口中占据着中心的位置，绝大部分的进出口都依赖在横滨进行，催生了一批专职从事在横滨贸易的商人。他们的活动影响了传统的江户商人的利益，从长远来说也打破了幕府原有的以江户为中心的经济结构，对幕府来说，是变革的机遇，更是严峻的挑战。
江户商人
而幕府通过此次法令的颁布，也是有意识地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尝试管控日本国内外商品的流通，进而以幕府为中心构建开国体制。不过该举措有赖于政治的稳定以及充足的权威才能推行，而因生活恶化而群起的攘夷论者与尝到开国甜头的幕府显然有着难以调和的矛盾，这是开港所潜藏的一个危机。
另外，随着开港后出口贸易的繁荣，国内用于出口的商品生产的专业化提高了：一些地区由原来自给自足、多余商品用于贸易的小农经济，转变为专司生产某一产品，丰厚的利润在购买生活用品之余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模式；以及外贸对不同地区经济影响并不一致，一些地区的商贩、农民积攒财富后成为中大型商人，需要雇佣劳动力，而一些地区的庶民则面临着破产的威胁，将要沦为雇工。客观上来说，以上二者为日本近代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提供了基础。
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则会破坏江户时代幕藩体制下的封建经济，从根本上推动着整个日本的社会制度的改变。它给幕府及诸藩的武士政权带来了挑战：孰能率先适应社会的变革，便能在后面的政治行动中取得优势，进而成为下一个时代的领航者。显然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像长州、萨摩这样的藩国以天保年间奠定的财政基础、积累下来的成功的改革经验，走在了前列；体量虽大却臃肿，且因开国与攘夷争端处在风口浪尖上的幕府则显得在改革方面力不从心，对于新的经济形式的适应和接下来的政治行动慢他人一步。
正如俗语“树大招风”。幕府作为当时日本官方代表政府，在对外和对内上都背负着重大责任和巨大的挑战：列强纷来沓至的谈判要求和武力威胁，以及攘夷论者的攻讦与朝廷及诸藩的期许，使幕府不能抽出全部的精力去解决自身的问题。重建财政不尽人意、军事改革也受到缺乏资金的影响，进而在政治上也逐渐失去了权威，无暇顾及各地的藩国；而长州、萨摩的情况则相反，以黑船来航前的改革所打下的相对牢固的基础，趁着幕府难以对国内事务面面俱到的时候，政治上责难幕府的开国举措、经济上则进一步扩大了走私活动、军事上则率领军队出入京都向幕府问鼎轻重、外交上还引起了萨英、下关战争令幕府背上了额外的赔款。
当萨长这样的藩国脱离了幕府控制、接近朝廷、独自行动愈演愈烈时，幕府的权威就愈发低落、对外国的胁迫也就更加无力；外国越是压迫幕府就越会引起攘夷派的不满使局势恶化、各藩的独立性进一步加强，由此形成了恶性循环。
最终戏剧性的，长州藩与萨摩藩虽然以“攘夷”为口号，却都是黑船来航后的开国中的受益者；而幕府虽然首倡了“开国”，却蒙受了巨大损失，并成为了在社会各阶层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攘夷论者的公敌。防盗：原作者德川家禛 当周遭的一切负面压力超出了承受范围后，幕府的统治自然会在短时间内就土崩瓦解，胜负早在戊辰战争爆发前就决定了。
故而说幕府的覆亡，既不是因为其保守落后反抗近代化、也不是没有提出明确的改革路线、还不是所谓的勾结外国或者忤逆朝廷、更不是肤浅的作战意志差及军事失利，而是因为缺乏应对危机的财政基础，在各方面上成为众矢之的的情况又加剧了财政的压力，并且仅有的几次有望突破的机会又因为各种人为原因浪费了。防盗：原作者德川家禛
四．总结
本文主要从财政的角度分析了一下江户幕府在幕末维新中失败的重要原因，但要说明的是并不是唯一的原因。希望不要误解，不要断章取义。由于以往的经验，以前在介绍某个问题的“某个原因”时，总被人讹传为“唯一原因”，因此这里特地强调一下这个问题。
这就是佐幕史观中对于“德川幕府失败之因”的大致思路。在综合了前人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萨长为什么能成为倒幕的主力，幕府为什么在黑船来航后显得力不从心，并将二者结合对比，重点讨论了开港通商对江户周边的影响和对幕府财政基础的冲击，以及由此扩大到其他领域的情况，说明了率先开国的幕府反受开国之害与萨长等藩以攘夷为口号却得开国之利的事实，并提到了对幕府而言内外形势的恶性循环。同时，认为幕府在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固然有失当之处，但并不是最致命的，而且这些失当中的很大一部分又由本文重点讲述的经济问题所致；也不能将问题一味归咎于某个或某些人物的个人因素，领导人的个人能力因素固然也很重要，但如果没有坚实的财政基础作为依靠，容错率就会很低，错失机会就变得更加无可挽回了。
对于幕府而言，如要在幕末时代延续统治，当务之急的既不是去讨灭萨长，尤其是在倒幕运动爆发前当时的幕臣尚不能以上帝视角确定何者是敌人的时候；也不是急于打造一支强师劲旅，尤其是在肆意扩编后就连补给和训练都得不到保障的时候。而是应当抓住一切对幕府相对有利的时期，如安政大狱后、八月十八日政变后、禁门之变后、大政奉还后，以“公武合体论”稳住朝廷创造较为安定的环境，优先将视野从国外调集中回国内，从打击异己转移为发展自身，而不必追求面面俱到；或可按照胜海舟的图景暂时收缩力量，以一介普通大名身份退守关东，学习萨长的经验并完成改革，再图关西，而后某推进全国维新之事。可惜当时人不能预知后世，历史也不能重来，能做的是我们这些后来者认真找对幕府崩溃的病根，悉心吸纳前人的教训。
另外也不必总是追问能否忽视财政上的困难先讨伐萨长解决国内的问题。如果钱粮不足，又该如何驱动士兵积极作战呢？能否忽视锦之御旗同理，名分欠缺，又如何令崇信天皇的士兵们战意高昂呢？
德川家禛
2023.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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