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与命名
周口店的猿人遗址有悠久的挖掘传统。1930年，在清理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堆积物的边界时，在龙骨山顶部发现了一个新的洞口，故称之为“山顶洞”。因在山顶洞发现重要人化石，而将其命名为山顶洞人。1933年至1934年，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派裴文中主持对该洞穴进行了系统的发掘。山顶洞人（Upper Cave Man）化石材料包括3具相当完整的头骨，一男（101号）两女（102号、103号），加上其他零星的颅骨、牙齿和下颌骨标本，总共代表至少8个以上的个体。[5][7]不幸的是，当时出土重要遗物及化石均在1941年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丢失，至今下落不明。[4] 山顶洞101号头骨（图片来源：刘武等著《中国古人类化石》）[1]
考古成果
遗址
20世纪初，众多学者前来中国寻找人类祖先的起源地：瑞典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安特生发现了震动中外的北京周口店遗址。周口店遗址以出土丰富的、代表人类不同发展阶段的人化石而闻名于世，在不同时代的三处遗址：中国猿人遗址、第四地点和山顶洞人遗址。 1921年，协助安特生考察化石的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在周口店龙骨山进行了发掘，发现了众多的动物化石；随后，他在周口店发现了两颗人类牙齿化石。1926年公布这一发现后引起了国际古人类学界的密切关注。从1927年始，系统的发掘在周口店遗址陆续展开，一系列重要发现也随之而来。1929年12月2日，裴文中发现了第一个“北京猿人”头骨；1933年，裴文中等发掘了山顶洞遗址，发现了保存良好的早期现代人化石和装饰品等。[4] 周口店遗址位于北京西南42公里处，遗址的科学考察工作仍在持续进行。到目前为止，科学家已经发现生活在更新世中期的北京人遗迹，同时还发现了各种各样的生活物品，以及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8000至11000年的晚期智人的遗迹。周口店北京人遗址不仅是远古时期亚洲大陆人类社会的一个罕见的历史证据，也是人类进化的重要阐释。[9] 山顶洞人遗址
1930年，裴文中在龙骨山搜索中国猿人的边界发现了山顶洞人遗址。最初安特生和师丹斯基到周口店调查，发现这个遗址是只限于北部裂隙。1929年裴文中发现，中国猿人第一个头骨就是在北裂隙下部洞口附近发现的，而南部裂隙比北部裂隙大，但位置则高出许多，山顶洞就位于南列系南端，在中国猿人化石堆积之上部。1930年春季开始，裴文中等人在龙骨山上做一大规模的探寻工作。山顶洞也就是在这一年因为搜索中国猿人地界的边界而发现。[10]发现时洞口外露很小，宽约3米，高仅0.4米。洞口堆积着浮土和碎石，洞内大部被堆积所填，无堆积的空间很小，入内4米即到末端。[11] 1933年5月13日，德日进、杨钟健、裴文中等人决定集中力量发掘山顶洞人遗址。于1933年5月20日山顶洞人遗址的发掘工作正式开始，他们挖掘时发现其山顶洞东部的洞顶和洞壁及相连的洞口部分，石灰岩已相当破碎，四处堆积石灰岩，难以保存。为了剩下发掘工作和安全考虑，不坚固的地方必须拆除。及至12月19日结束，挖掘完山顶洞人遗址的全部堆积。到第二年春季集中在山顶洞的下窨，挖掘时发现了许多完整的哺乳动物化石，但无人类化石和文化遗物。所以裴文中等人推测下窨不属于山顶洞人遗址。山顶洞人遗址于1933年发掘，累计工作日为141天，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山顶洞人遗址的发掘在世人面前展现了一处于旧石器时代之末的山顶洞人生产生活的样貌，为我们提供了诸多意识形态发展的信息，成为中国同时代遗址提供史前信息最多的文化遗址。[12] 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第26化石地点——山顶洞[NaN]
人类化石
山顶洞的人类化石于1933年在北京周口店的龙骨山山顶洞中被发掘。这些化石包括三具完整或基本完整的头骨、三块头骨残片、四件下颌骨、三块下颌残片、数十枚零星牙齿以及若干脊椎骨和肢骨。当时，仅对一些重要的材料制作了模型，原化石均在1941年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随同北京猿人标本一起丢失而下落不明。因此，后来的研究均只能依赖当时制作并至今保存的模型。这些保存下来的材料包括三具编号为101、102、103的头骨、一块编号为110的上颌、两具基本完整的下颌（编号101和104）、两具缺失下颌枝的下颌（编号108和109）以及桡骨、股骨各一段、一块髌骨和一根踱骨。[7] 山洞
山顶洞由洞口、上室、下室及下客四部分构成。洞口朝北，宽约3米，高约0.4米，下部宽约5米。[13]山顶洞最初外露的面积并不大，以洞口附近最窄。像一个向北伸出的道路，宽只有三米，洞的南部最宽横径约有八米，由洞口到南洞壁约12米。山顶洞堆积地面的形状好像一根火腿，洞口位于火腿的末端，洞口的方向不是正北，而是朝北偏东约25度。[14] 上室位于洞穴东半部，南北宽约8米，东西长约14米。在上室中间地面发现了一堆灰烬，底部的石钟乳层面和部分洞壁呈现烧炙迹象，表明上室曾作为山顶洞人的居住区。上室文化层中还发现了婴儿头骨碎片、骨针、装饰品和少量石器。下室位于洞穴西半部稍低处，深约8米。在这里发现了3具完整的人类头骨和一些躯干骨。人骨周围有赤铁矿粉末及随葬品散布，这表明下室可能用作葬地。在下室深处是一条南北长3米、东西宽约1米的裂隙，其中发现了多个完整的动物骨架，推测这些动物可能在人类居住之前意外坠入这个自然“陷阱”。[3] 遗物
山顶洞遗址的文化遗物，尽管石器数量较少且不具代表性，总共仅有25件，包括3件用砂岩砾石制成的砍斫器和几件用燧石或脉石英石片制成的刮削器，其中一件凹刃刮削器制作较为精致。两极石片多由脉石英制成，两端有剥落痕迹，这种制作方法在北京人遗址中也有发现。山顶洞的骨角器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骨针，残长82毫米，微弯且刮磨得光滑，针孔用尖器挖成，是中国最早发现的旧石器时代缝纫工具。另有一件赤鹿角，枝杈被截去，表面刮磨，尖头残缺，可能用作矛头。[15] 尽管石器不典型，山顶洞人的骨器和装饰品却制作精美，显示出他们掌握了钻孔、磨制和染色等技术。骨针的出现意味着当时已会缝纫，缝合兽皮可用于搭盖住所或穿戴。装饰品的出现表明山顶洞人已有审美观念。此外，他们还会用赤铁矿粉末进行染色，使装饰品更鲜艳。装饰品类型丰富，包括125枚穿孔兽牙、海蚶壳、小石珠、小石坠、鲩鱼眼上骨和刻沟骨管等，其中兽牙多由獾、狐、鹿等动物犬齿制成，孔眼多因长期佩戴而磨光变形。小石珠为白色石灰岩制成，一面钻孔，珠表面染成红色。[15] 山顶洞人的骨制品有两种类型：代表性的骨针和各种装饰品，如兽牙、骨管、介壳、鱼骨等。这些骨器制作方法显示出当时人们已掌握的磨光、钻孔等技术。钻孔技术表现在对砾石、石珠等物品的精准钻制上，这些技术的运用显示了当时人类生产技能的提高。骨针和其他骨、石饰品的制作过程充分展示了当时的工艺成就。山顶洞人时期的生产力水平相当高。至于山顶洞人是否与异族部落发生冲突，以及是否因战败而失去所有工具和武器，这只是一种推测。[15] 年份推测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等单位的研究人员选取了11件哺乳动物化石进行新的年代测定，测年样品来自3个主要文化层位。新的年代测定在牛津大学的碳十四实验室进行，年代样品采用了“超滤”的实验室前处理方法。此种方法可以更为全面地去除“新碳”的干扰，得出的年代更能代表标本的真实年代。新的测年结果显示，取自文化层最上层的样品年代为距今3.3万年，可以基本确定洞穴文化堆积的最晚年龄；出土大量人类化石和装饰品的第四层，年代在距今3.5万至3.8万年。[4] 最新成果
2023年7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研究团队在周口店第15地点使用先进技术发现了一块人类顶骨。这是继1973年以来，时隔50年，周口店地区首次发现的更新世人类化石。标本呈黄褐色，已完全石化（图A），其骨壁厚度、曲度和尺寸可与周口店直立人头盖骨的右侧顶骨大致重叠（图B）第15地点位于第1地点附近，发掘出的化石年代为中更新世晚期，约20万年前。周口店第15地点的发现填补了人类化石的空缺，对于深入研究该区域的人类演化过程极为重要。它将有助于通过比较解剖学和分子生物学方法探讨中国古人类的演化模式，并为中国百万年来的人类演化史提供关键的实证材料。[6] 周口店第15地点发现的人类顶骨化石（A顶骨化石外侧面观；B周口店直立人头盖骨模型顶面观，示顶骨化石位置）
人种特征
山顶洞人的颅骨最大宽处位于顶结节附近，牙齿较小，齿冠较高，有明显的颏隆凸，脑容量为1300~1500毫升。这些特征均与现代人相一致。但是，在山顶洞人身上又可以观察到某些较为原始的性状。例如，眉弓发达，尤其是101号男性颅骨上的眉弓更为显著，形成了眉嵴，在其眉嵴后上方还存在着一条浅沟。[5] 这在晚期智人中是比较常见的特点，但却极其罕见于现代人群。与现代人相比，山顶洞人的颅顶显得略为低平一些，枕骨大孔的开口方向略微朝向后方，而不是像现代人那样略偏前。下颌关节窝较深，关节结节也较现代人发达。[5] 生产生活
山顶洞人生活在一个类似于现今当地环境的自然景观中，其中包括茂密的森林和广阔的草原。该地区曾栖息着虎、洞熊、狼、似鬃猎豹、果子狸以及牛、羊等动物。山顶洞人的生存方式主要依赖渔猎和采集，遗址中发现的大量野兔和北京斑鹿骨骼表明它们是狩猎的主要对象。同时，发现的鲩鱼和鲤科鱼类的化石说明山顶洞人已具备捕捞水生动物的能力，拓展了他们的生产活动范围。[15] 山顶洞遗址的居住地、埋葬地和仓库布局规范合理，反映了人们长期生活中积累的经验。从遗址内的配置看，这时的人们已由过去较为松散、游动的群体发展为比较稳定的母系氏族公社。他们根据需要和经验选择适合居住的天然洞穴。稳定居住的需要既源于生产力的发展，也与血缘关系维系有关，与氏族公社的状况紧密相关。新近研究表明，山顶洞遗址中发现的人体骨骼可能代表了不同代际的人群，包括老年、中年、壮年和儿童。他们的埋葬方式有所区别，老年和妇女尸体周围撒有赤铁矿粉末，并佩戴装饰品，这可能反映了他们在氏族中的领导地位。[15] 在生产方面，山顶洞人时期的技术已相当成熟，如磨制、钻孔技术的出现以及渔猎经济的发展。尽管仅发现了25件较为粗糙的石器，但从整体文化遗物看，当时的生产水平并不低。[15]
山顶洞人的经济活动主要包括采集、狩猎和捕鱼。这要求有一个较大且稳定的团体以更有效地组织生产活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组织结构的改变反映了山顶洞人意识的提高。他们对老年人实施特殊葬仪，这不仅为研究早期艺术起源提供了重要资料，也反映了他们对妇女的尊重。[15]
人类学家和宗教学者普遍认为，山顶洞遗址中的葬仪方式，如尸体周围撒布赤铁矿粉和装饰品的发现，反映了山顶洞人已有某种“灵魂”观念和对死后生活的看法。[15] 相关研究
山顶洞人种族问题
山顶洞人种族问题历来是研究的重点。其三具头骨虽然在形态上相当复杂，但共同展现了蒙古人种的明显特征。这些头骨在形态学上表现出蒙古人种的特点，而在测量学上则既有全世界新人化石共有的原始特征（如头骨的某些指数和低眶高度）也有中国新人化石特有的特征（如鼻指数）。在很多方面，这些特征与现代蒙古人种的不同地区性种族相似，尤其是中国人、爱斯基摩人和美洲原住民。因此，有充分理由相信山顶洞人属于原始的蒙古人种。可能蒙古人种的上述三个分支是由山顶洞人或与其体质相近的早期类型分布到各地后逐渐演变而成的。山顶洞人虽然已具备不少现代蒙古人种的典型特征，但也有一些特征尚未明显分化形成。这一点反映了智人类型各主要人种形成过程的一般规律。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蒙古人种正处于分化和形成的过程中，其不少典型特征当时尚未完全形成。[16] 1939年，德国解剖学家和体质人类学家魏敦瑞（Franz Weidenreich）发布报告提出山顶洞人种族归属的看法，他认为101号的老年男性[17]个体在颅骨测量指数上非常接近于克罗马农人，但从形态学角度又可以判定为原始的蒙古人种；102号的青年女性[18]与美拉尼西亚人较为接近；103号的中年女性[18]则属于爱斯基摩人类型。这些不同种族的成员可能共同组成了一个家庭，但是其堆积物化石深度相差8.5m，这就意味着埋葬时间相隔较长。即使是同时埋葬的，后来经过兽类或古人类的侵扰，也难使深度差距如此之大，因此所有个体组成一个家庭是难于成立的。[5] 1946年，魏敦瑞在对北京猿人化石的研究发现了许多与现代蒙古人种一致的体质特征，但由于北京猿人与现代蒙古人种之间存在较长的时间间隔，且缺乏发展的中间环节，这种多中心论的假设逐渐被忽视，现代蒙古人种被认为起源于西亚的智人，北京猿人更接近于早期人类的阶段，而山顶洞人则属于解剖学上的现代智人。[19] 中国古人类学家吴新智对这一观点提出了不同意见。吴新智对山顶洞人的三具颅骨标本进行了重新研究，指出101号男性颅骨的几乎所有面骨测量指数都与现代或化石的蒙古人种相似，而与西欧的化石智人不同。该颅骨的颧骨突出且位置较垂直，鼻骨较窄，梨状孔下缘为鼻前窝型，具有下颌圆枕等特征，都是蒙古人种的典型性状。102号女性颅骨更接近于现代或化石的蒙古人种而非美拉尼西亚人。103号女性颅骨则展现出更为显著的蒙古人种典型形态特征，表明她与爱斯基摩人、美洲印第安人和中国人有着密切联系。因此中国人类学家们比较一致的建议是山顶洞人代表了原始的蒙古人种，他们之间个体形态差异的存在，说明当时的蒙古人种正在形成之中，某些形态细节尚未完全形成。[5]但是吴新智也指出在眼面扁平度及鼻根突隆程度上，山顶洞人101、102号头骨与现代蒙古人种之间有明显的差距，迄今还难做出解释。[20] 1987年，三位西方遗传学家提出所有现代人的直系祖先都起源于非洲，其迁出非洲后替代了欧亚大陆等地原先存在的本土古老型人群，如尼安德特人，东亚直立人等。另一假说认为，世界各地的人类与原先分布于亚、非、欧三大洲的早期智人乃至更早的直立人有连续演化的关系。通过化石形态学和古DNA的研究，揭示了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等古老人类与早期现代人存在复杂的基因交流历史。这一发现促使越来越多的学者支持自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同化”模式，这与出自非洲[21]的“完全取代”模式形成对比。“同化假说”强调基因交流在人类演化中的重要作用，认为欧洲的尼安德特人与走出非洲的现代人之间存在基因交流。这一假说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现代人起源的多地区进化模式，但不同之处在于，它认为走出非洲的现代人仍是世界各地现代人类的主要直系祖先。[19] 山顶洞遗址中发现的大量装饰品，让学者推测出相同装饰品类型的共享预示着不同群体间可能存在着更紧密的联系。其装饰品在种类和形态上与欧亚大陆西部，特别是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距今约4.5万至4万年的装饰品有许多相似之处，如使用穿孔的鹿类和小型食肉类动物犬齿制作装饰品、以及骨管和串珠装饰品的存在。基于这些发现，推测山顶洞人与西伯利亚地区的早期现代人群可能存在更紧密的文化联系。此外，有学者指出山顶洞人类化石的某些形态特征与欧洲早期现代人相似。田园洞早期现代人化石的古DNA研究也显示，这一人群与古欧洲某些人群有一定程度的联系。综合多方面的线索，目前普遍认为山顶洞人可能是现代人通过所谓的“北方路线”扩散的一个分支。[4] 文化遗产
遗址保护
周口店遗址位于北京市西南约50公里的房山区，紧邻太行山脉并面向华北平原。周口店是多个古人类群体的生活地点，包括70万至20万年前的“北京人”、20至10万年前的第4地点早期智人、约4.2-3.85万年前的田园洞人，以及约3万年前的山顶洞人。该遗址共发现了27处不同时期的化石和文化遗物地点，出土了200余件人类化石和10多万件石器。此外，遗址还包含大量使用火的遗迹和上百种动物化石。因其丰富的发现，周口店遗址已成为世界知名的人类化石宝库，以及古人类学、考古学、古生物学、地层学、年代学、环境学及岩溶学等多学科综合研究的重要基地。[23] 重要展品
周口店遗址博物馆
出土于周口店山顶洞，距今4万-1万年。长210毫米，宽144毫米，高170毫米。头骨保存的最好，下颌骨也保存得很整齐，满口的牙齿无一脱落。 出土于周口店山顶洞，距今4万到1万年。长223毫米，宽139毫米，高148.5毫米。头骨保存较整齐，左右的顶骨和枕骨都已破碎，尤以顶骨为重。
出土于周口店山顶洞，距今4万~1万年。长206毫米，宽129.6毫米，高148毫米。头骨破碎，为女性。
出土于周口店山顶洞，距今4万~1万年。长110毫米，宽121.7毫米，高61.5毫米。下颌体保存完整，并附有9枚牙齿，为女性。
上海自然博物馆上海科技馆分馆
国家博物馆
中国古动物博物馆
影响
东亚地区发现的更新世晚期人类化石中，山顶洞人化石数量最丰富、保存状态最好，特别是发现的一些过渡类型人类化石（如陕西大荔人、河南许昌人、辽宁金牛山人）以及中国南方距今7万~13万年的早期现代人化石。作为东亚地区更新世晚期人类的代表，山顶洞人对研究东亚地区现代蒙古人种及美洲印第安人的起源发挥着重要作用。[1][27]山顶洞人遗址的发现展现了一处于旧石器时代之末的山顶洞人生产生活的样貌以及生活习性，为科学家研究人类历史进化历程提供了宝贵信息，成为中国同时代遗址提供史前信息最多的文化遗址，令东亚地区在人类起源研究上的重要性有了新的认识。[12] 文化与技术的演进：山顶洞人的生活习性表明，他们在某些方面已经具备了较为复杂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特征。例如，他们使用的打制石器和技术如磨光钻孔，捕鱼，缝制衣服，佩戴装饰品等。这些技术和行为的出现标志着人类文明的萌芽和发展，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28]
埋葬习俗的发现：山顶洞人有意识地将死者埋葬在一个特定的地点，揭示了他们对死后世界的态度。这种行为反映了对祖先和死亡的尊重，成为现代人类共有的文化现象之一。[29]
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
点击举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