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国“三桓”专政

鲁国是周王室早期分封的一个重要邦国。它是周王室重点考虑的战略要地。这里离王都较远，又是殷商势力比较强盛的地区，另外，东南沿海的淮夷、徐戎有时服时乱。基于这个原因，周室便将周人力量最强的一支分封到了鲁地。武王封周公于齐、卫之间偏南的鲁，的确是把鲁作为周室的东方前哨阵地来看待的。周公因需辅佐武王，就派长子伯禽就鲁，伯禽去往封国时，周室就对鲁国制定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的治国方略，就是说不是把商代的那些东西都抛掉，而是让“商政”与“周索”融会在一起，形成一种新的礼仪文化。由于周公的特殊地位，鲁国被赐以“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凡四代之器、服、官，鲁兼用之。是故，鲁，王礼也”。（《礼记·明堂位》）在同姓诸侯中，鲁的地位最高，《国语·鲁语上》说“鲁之班长”，就是鲁在诸侯中地位最高。可是，社会变革的大潮是无情的。春秋以降，就是这个诸侯国中的“班长”，也免不了发生重大的变化。鲁隐公在鲁国历史上是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国君，《春秋》一书就是以鲁隐公元年为起始点的。公元前723年，执政四十六年的鲁惠公去世，太子允年幼，长庶子息姑摄行国事，这就是鲁隐公。

一般认为，鲁隐公是一个很懂得礼仪的君主，他的生母去世后，他既没有给诸侯发讣告，安葬后也没有回到祖庙号哭，更没有把神主放在她的旁边，这些都是严格按照周礼办的。在外事上积极推行睦邻外交，也取得了积极的效果。隐公摄政十一年，此时桓公也已长大成人，隐公正准备把君位让给桓公，不料萧墙生变，同族中人急不可待地实施了弑君。不管凶手是否是继位的桓公，但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角度看已是大打折扣的事情了。桓公即位后，当政十八年，违礼之事屡见。郑国原有参与周天子祭泰山的义务，故在泰山下有“祊（bēng）田”，所谓“祊田”，就是天子在泰山祭天的专用地，是最神圣的。而鲁有“许田”，所谓“许田”是鲁君朝见天子的驻足之地。可是，就是这个鲁桓公以“许田”，去换郑的“祊田”。这样一来，既不让周天子祭天，又不想再去朝见周天子，岂不是最大的非礼吗？另外，按规定，诸侯新即位，在为去世的君主治丧结束后，应当去朝见周天子，天子按情况授予新君礼器，称为“受命”。可是，桓公根本不管那一套，自顾自登上君位就是了。这也是极大的非礼之举。

鲁桓公十八年（前694），鲁桓公带着夫人文姜去齐国会齐侯，在这过程中鲁桓公发现文姜与齐侯私通，就责备文姜，文姜以此告齐侯，齐侯就派人杀死了鲁桓公。桓公死后，庄公继位。庄公是文姜的儿子，当时还不足十二岁。这时的文姜便频频来往于齐鲁之间，并干预鲁政，这从鲁国的传统来说是不允许的。文姜干政，实际上就是乱政。文姜是齐女，对鲁国的文化礼仪根本不懂，对鲁国的传统治国规范是一种致命的冲击。到了庄公末年，发生了所谓的“庆父之难”。鲁庄公三十二年（前662），鲁庄公临死时，请教自己的三个兄弟——庆父、叔牙、季友——商量是“父子相继”好，还是“兄终弟及”好。庆父、叔牙、季友实际上都是当年桓公的血脉，由是就有了“三桓”之称。这时，三个弟兄分成了两派，庆父与叔牙是一派，要求“兄终弟及”，他们两人共推庆父为鲁君，季友是另一派，推庄公的儿子公子般为鲁君。最后由将死的鲁庄公定夺。鲁庄公看出了庆父的阴谋，就果断地定下让其子公子般为君的决策。庆父是个阴谋家，又是野心家。由于庄公的一句话和季友的反对，他的野心没有得逞。在这当口，季友趁机逼杀了叔牙，但庆父的势力是很大的，两个月后就使人杀了国君公子般，立不到八岁的公子启为国君，这就是鲁闵公，这种情况下季友也不得不外逃。后来，庆父又杀死即位不到两年的闵公。

庆父连杀两位鲁君，这在鲁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所以当时鲁国有人说：“不去庆父，鲁难未已。”（《左传·闵公元年》）在万民的声讨声中，庆父外逃到了国外。这时季友就立公子申为君，这就是鲁僖公。在逃的庆父派人回国要求宽恕他，得不到允许，就在住所上吊自杀了。经过“庆父之难”，鲁国的君权大伤元气，大夫的势力也就急剧上升了。鲁僖公在鲁国历史上被称为“德高者”、“中兴之君”。毫无疑问，由于僖公本人的推行德政，又由于像季友、臧文仲这样的大臣的辅佐，鲁僖公执政三十余年间，总体上政局稳定、国力强盛、外交成功。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君权在下滑，大夫的权力在上升。为了表彰季友的辅国之功，“以季友为相”，还赐季友汶阳之田（今山东省泰安市西南汶水之北）及费（今山东省费县西北）。这是季氏权力上升的一个新起点。后来季氏一直是鲁国政治的执牛耳者，可能就是由此开始的。“诸侯有卿无军。”（《国语·鲁语下》）依周制，除了周天子以及侯伯（即侯霸）有军队专事征伐外，诸侯是不能有军队的，他们都在周天子和侯伯的护卫之下。当然，诸侯下属的卿是有一些军队的（相当于地方部队），他们负责保卫诸侯国的日常安全。到了春秋时期，周天子只有天下共主的名，失去了天下共主的实，诸侯们就大力发展原先掌在卿、大夫手中的地方部队，长此以往，地方部队也就成了诸侯国的常规军，而军权一般掌在卿大夫手中，这是卿大夫得以专政的军事基础，鲁国三桓之兴道理也在于此。

公元前572年，鲁襄公即位，也是一个三四岁的小孩，政权自然更是落在三桓的手里了，并使三桓的专政得以巩固。公元前562年（鲁襄公十一年），鲁国发生了一件标志性的大事：三桓“三分公室”。这事一发生，鲁公从此完全丧失了军事权力，成了三桓手中的傀儡。对于这件事，《左传·襄公十一年》记述得十分详尽。那年的春天，先是季氏和叔孙氏有一个密谋。季武子悄悄地对叔孙穆子说：“我打算组建三军，你看怎么样？有了三军，我们可以分头指挥。”叔孙穆子说：“国政将要轮到你执掌，又要去管军队，行吗？”季武子说：“行，军队是一定要掌管在我们三家手里的。”叔孙穆子想了下说：“如果那样，公开的设盟誓，让大家都知道。”于是，就在僖公庙前开会、盟誓，宣誓“三分公室”是为了国家的安全。事情办得很快，就在一月里，组建起了新的三军：把原来公室指挥的军队一分为三，三家各领一军，三家再将自己的私族军队解散并入。这是列国间最大的变故了。三桓专鲁政是好事还是坏事，那不是一两句话所能说清楚的。但是，有一点必须指出，当时登台的卿大夫为了夺取政权、稳定政局、赢得人民，的确是做了许多值得一书的好事的。不只三桓如此，春秋时期其他各国当政的卿大夫也如此。有几则十分感人的故事。一是季氏节俭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