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崇庆与王溱的金兰之交
周进鹏/文
有明一代，濮阳人事繁盛、英贤辈出，“五十进士出开州（今河南濮阳县）”“八都三尚书”即是最好诠释。他们以能识才学履职尽守，也以桑梓情怀慰藉乡愁，演绎了不少手足之情、莫逆之交。其中，“八都三尚书”中“三尚书”之一的王崇庆，与同窗同科、官至河东（山西）盐运使王溱跨越几十载的乡情友谊，被广传为金兰之交，如煦风酥雨，润泽龙乡500年。
一、同窗向学
王崇庆（1483-1565），字德征，号端溪，明开州晋阳乡东郭里（今属濮阳县胡状镇）人 。其父王纶，明弘治庚戌科进士，曾任江苏常熟知县、山西沁州（今沁县）知州等职。王溱（1484-1532）,字公济，号玉溪，明开州孝义乡得胜里（今属濮阳县城关镇）人 。其从曾祖父王政，明永乐戊戌科进士，历任金堂知县、监察御史等职。
王崇庆与王溱，同出身于进士家庭，同以“溪”为号，同窗同师，同科举人，同为明正德年间进士，同有山西任职经历，同重名节，同好诗文。过多的“同”、共同的“好”，成为两家交好、两人友好的深厚基础。
两家对孩子都寄予厚望。王溱父王瑞“严于课子”，王纶则“择痒生教子”。怀揣科举入仕、成才报国的共同梦想，明弘治十四年（1501），他俩一同走进开州州学，意气风发，同学相长，度过人生最美好的时光。两人学习非常刻苦，都很有定力。八都之一史褒善称誉王崇庆“与王公济为年友（指同科举人），读书三年不出外户”。
明弘治十七年（1504），两人乡试受挫，怅然而归。回家路上，王崇庆在所宿馆舍墙题明志：“甲子开场，颇恨此行虚度；皇明召士，何愁他日登科？”后王溱常对人说起此事：“此吾友端溪公未遇时留题也。然而果如其言矣。壮哉！壮哉！”
翌年，二人“同藏修于（州学）射圃”，继续潜心深造。“凡经书子史以及性理诸书，不旬月而讲之讨之无复遗者，暇则间作文字五六篇。未几，积而盈箧，人亦鲜有知者。”王崇庆感谢王溱对其学业的帮助：“吾平生天资既劣，性复疏懒。后来得少闻道，实于公济有力焉。”
明正德元年（1506）,直隶提学御史顾潜来开州督学，对两人学识、学力大家赞赏，选拔二人到京城学习深造。二人师从理学大师、翰林院编修湛若水，眼界大展，学业大进。
明正德二年（1507）,两人再次参加乡试，双双中举，获得翌年春季会试资格，其中王崇庆列第十四名。
明正德三年（1508）,两人一同赴京参加会试。26岁的王崇庆，有幸与同乡孙经、胡巍同登吕柟榜进士第，列二甲第九十三名。王溱此试不济，未能如愿。王崇庆鼓励王溱继续奋力，以备下科会试。王溱苦学三年，终于在明正德六年（1511），与同乡孙聪一同荣登杨慎榜进士第，列三甲第三十八名。后来，州治大街为王崇庆所立戊辰进士坊、地官宪台坊、孝廉坊，为王溱所立辛未进士坊、绣衣坊，为王崇庆、王溱等四人集体所立的丛桂坊，见证了进士荣耀、乡贤风采。包括王崇庆、王溱在内的50位明代进士同出开州，别开生面，蔚为壮观，成为开州最为耀眼的人文盛景，这也是“开州八都三尚书”形成的人才基础。
二、同志相携
受导师湛若水理学思想和人格修养的影响，围绕正德、嘉靖时期宦官干政、邪术惑众、皇统礼仪等一些重大政治斗争，王崇庆、王溱坚守文人气节，敢于上疏陈见。这也决定了两人仕途多舛、时遇坎坷，他们相互提携、相互提醒。
王崇庆“性坦率，不设城府，与人无少长贵贱，温温可亲。及临大节，则励志不可夺，虽触罪罟有不避”。他年长一岁，见识更广，宦历更丰富，也给予王溱更多的鼓励帮助。
王崇庆初授户部主事时，正处明正德时期，宦官刘瑾“浊乱纪纲，流毒缙绅”。刘瑾下狱后，王崇庆即上《请诛逆瑾疏》，力请“早正典刑”。并甘愿“罢己官留进，以开言路”，不惧下锦衣卫，为因弹劾刘瑾余党得罪皇帝的刑部主事宿进伸张正义。后，被贬任广东肇庆府寿康水驿驿丞。
在任山西按察司佥事期间，针对豹房管事、回族人佘永利用淫乱等邪术迷惑正德皇帝，以及山西总兵李隆暗中指使叛军首领杀死都御史许铭，王崇庆上疏请求诛杀佘永、李隆。其远见卓识，深得同僚赞许。明嘉靖初年(1522)，王崇庆再次上书，针对当时弊政提出十三条新政措施，被朝廷采纳。
王溱前期仕途较顺，政绩也很突出。王崇庆评价王溱，“不妄交，不党恶，不隐贤，而又不雷同附和以浮沉于世，故其勋志亦不大究于时。”王溱初授山西沁水知县，“比及四年，政大著”。王崇庆因父丧在家守孝期间，吟诗《怀李东昌（指八都之一李珏，时任东昌知府）王沁水》，表达祝贺之意、想念之情。其诗曰：“迢递东西路，苍茫忆二君。交情推管鲍，功业并河汾。夜月寒孤剑，春溪细白云。会须重下榻，取次一论文。”
王溱被提拔为都察院监察御史，成为中央官吏，先后巡按广西道、京师城中、江南四镇马政、河南，长达10年。在巡按河南期间，王溱遇到麻烦。其与文学复古派“前七子”之首、赋闲在家的李梦阳交往过密，并积极参与文学改革活动，卷入政治斗争，成为其仕途受挫的转折点。
明嘉靖三年(1524)，王溱明升暗降，到地方任职，出任山西平阳知府（府治在临汾），心中颇感不快并向吏部尚书辩白。对此认命，时任山西按察副使的王崇庆也感到意外。他希望王溱振作精神、东山再起。在《仲夏怀王玉溪》《会玉溪子》两诗中，王崇庆分别表达了这种愿望：“王事分歧路，熏风一怅然。野云连朔草，芳树隔汾川。对榻思今昔，弹琴说往年，平阳新视篆，喜极慰情牵。”“不见玉溪久，对床真可怜。逢人皆欲妒，念我独思贤。摇落琴三弄，风流诗百篇。河东（指山西）有余兴，闻擢蚤言旋（指提拔官职）。”
在朋友牵挂下，王溱逐渐释然，并在平阳任上大有作为。在境内推行重视农桑、支持副业的《谕俗恒言》,强化社会治安，被百姓誉为“明君”，被“天子嘉其功，赐食俸三品”。
在事关嘉靖皇位正统问题的“大礼议事件”中，王溱因有“不当”言论，在平阳任期届满后，平级调任江西南康（今属九江）知府，一干又是三年。他继续推行《谕俗恒言》，重视教育，教化百姓。境内有肇创于唐代、被誉为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首的白鹿洞书院，但有名无洞。明嘉靖九年（1530），王溱祭山开洞、石鹿塑像，并撰《新辟石洞告后士文》，使白鹿洞书院实至名归、名震天下。
南康知府三年任期届满，王溱被提拔为管理盐政的河东都转运使（从三品）。对仕途已生倦意、身心俱疲的王溱，“自知不为流俗所喜，乃上疏乞田里”，但却遭到调查，被迫带着病体上任。明嘉靖十一年（1532）十一月六日，带着仕途郁愤、朋友眷恋，王溱病逝于任上。
三、同趣相投
“纵情山水云为伴，执意诗书月比邻。”两人工于文，钟于诗，凭山言志，借水抒怀，互赠互答，留下大量诗作。王崇庆与王溱曾有约定，弃官回乡后，两人在一起著书立说、赋诗作文、整理旧作，找回过去美好时光。
在任上曾多次提出辞官的王崇庆，多次规劝王溱以保重身体为重，并建议辞官养病。其《再赠玉溪子》《谢玉溪惠书茶》两诗表露心声：“南国郡城吏，西州盐运郎。天生才不偶，人羡德难量。病骥终知险，寒鸦故怯霜。雅风还叹汝，羞效俗人忙”“江海回迁客，乾坤借病身。香茶分密意，书刻及闲人。白鹿看非远，青袍情自真。残冬有封事，应得慰严宸。”
王溱离世，使两人美好愿景成为幻影。王崇庆饱蘸深情，“挥涕”亲自为王溱撰写墓志铭，可以想见当时的心情是何等的悲怆。王溱诗文功力很深，对王崇庆影响很大，令其佩服之至。墓志铭云：“君生而聪明机警，沉潜善虑，论议英发。博群书，善古文，尤长于诗。每为诗文，必积苦思，以至旬月然后出。故其文必类《国语》《左传》，诗必追盛唐晋人，宜见之者无不抚掌称叹。所著有《玉溪诸集》。尝谓予曰：'练句不如练字，练字不如练意。’故天下至文，必良工而后得之。其不苟于造诣率若此，而予之小有进益，大抵君之力也。”后来，王崇庆倾心研究湛若水、王阳明理学思想，与王溱在诗文方面的交流才逐渐减少。
可以告慰王溱的是，王崇庆历官后期，在从政、为文上更加稳健、成熟，大发异彩。先后任四川右布政使、四川左布政使、南京太常寺卿、工部右侍郎、礼部右侍郎、礼部左侍郎、南京户部尚书、南京礼部尚书、南京吏部尚书等职，屡有建树。王崇庆还是濮阳历史上留下文献典籍最多的乡贤之一。著有《五经心义》《山海经释义》《元城语录解》《端溪文集》《南京户部志》等，是明代中国经史集大成者，也对濮阳世风、文风产生重大影响。
王崇庆是濮阳方志的开拓者。主纂的嘉靖《开州志》为濮阳开山之志，还参与、指导《长垣县志》《内黄县志》编修。王崇庆为王溱立传，称其“卓卓其才，振振其识，何其雄也。使天乎假年，大其辞藻，终其造诣，崔、蔡（东汉文学家崔骃、蔡邕）岂足多哉？”并选王溱两首诗作，表达对故交旧友的崇敬、惋惜之情。今录嘉靖《开州志》选录的《过澶州故城有感》，感悟一下王溱诗作的功力、意境，也重温两位乡贤的金兰之谊。诗曰：
十里荒城策马登，洪洋山下半丘陵。
金人故垒风烟在，宋主行宫草树凝。
沙势几多横陌路，河流一带变沟塍。
声声野鸟竦林外，似对斜阳说废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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