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古风五十九首》之三称颂秦始皇功业：“秦皇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明断自天启，大略驾群才。”又说求仙事，言“徐巿载秦女，楼船几时回”。徐巿率童男女数千人， “入海求仙人 ”（《史记 ·秦始皇本纪》），“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史记 ·淮南衡山列传》），据说到达日本列岛。然而关于其船队的记载未见“楼船”。《史记 ·平津侯主父列传》记载，秦始皇“使尉屠睢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军称“楼船”，应当是以水军为主力。有关“楼船”比较集中比较明确的记载，见于西汉史料。汉代航海事业得到具有历史意义的发展，东洋航路与南洋航路得以开通，远航记录见诸史籍，而远海地方发现的汉代文物遗存可以作为实证。当时的航海技术已经成为早期海洋学的内容之一。造船业进步的标志，是大型海船“楼船”出现，并有史称“楼船军”的“楼船”编队远航。“楼船”驾驶与“楼船”作战的训练受到帝王重视，在皇家宫苑中的昆明池中进行。“楼船”制作基地“楼船官”，成为海上敌对势力军事攻击的目标，可以说明“楼船军”在战争中的作用。汉武帝因南越国吕嘉等反叛，“令罪人及江淮以南楼船十万师往讨之。”对于所谓“楼船”，裴骃《集解》引应劭的解释：“时欲击越，非水不至，故作大船。船上施楼，故号曰'楼船’也。”（《史记 ·南越列传》）岑彭与公孙述在“江水”上作战，“装直进楼船、冒突露桡数千艘。”李贤注：“楼船，船上施楼。”（《后汉书 ·岑彭传》）有学者指出，“汉代兴起的楼船，其最主要特征是具有多层上层建筑。”（席龙飞《中国造船史》，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0，72页）大概“船上施楼”即“楼船”形制。西汉长安宫廷建筑已经开始有高程追求。高大的“楼”“阙”“台”成为建筑立体化趋向的典型代表。有些与上天神明信仰有所关联。关于“楼船”的“楼”的理解，日本学者林巳奈夫联系到佛塔一类建筑形式（〔日〕林巳奈夫编《汉代の文物》，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1976，368页）。这样的意见是有重要参考价值的。两汉之际，割据军阀公孙述“尽有益州之地”，“造十层赤楼帛兰船”。《后汉书·公孙述传》的这段言及“十层赤楼帛兰船”的记载，为林巳奈夫考论“楼船”时引录（〔日〕林巳奈夫编《汉代の文物》， 368页），以为“十层”形制的航船应当就是“楼船”。刘秀属下岑彭与公孙述“江水”上的军事竞争，都使用了“楼船”。汉武帝经营上林苑的故事中，已经可以看到包括“楼船”的风景。《史记·平准书》记载：“上林既充满，益广。是时越欲与汉用船战逐，乃大修昆明池，列观环之。治楼船，高十馀丈，旗帜加其上，甚壮。”这里第一次说到了“楼船”“高十馀丈”“甚壮”的形制规格。司马贞《索隐》：“盖始穿昆明池，欲与滇王战，今乃更大修之，将与南越吕嘉战逐，故作楼船，于是杨仆有将军之号。又下云'因南方楼船卒二十馀万击南越’也。昆明池有豫章馆。豫章，地名，以言将出军于豫章也。”昆明池“更大修之”，起初动机在于“欲与滇王战”。而后“将与南越吕嘉战逐”，有“作楼船”举措。理解昆明池“楼船”“高十馀丈”之说，可以比照后来公孙述的“十层赤楼帛兰船”。以昆明池为水战操练场地的记载，又见于《三辅黄图 ·池沼》“汉昆明池”条：“汉昆明池，武帝元狩三年穿，在长安西南，周回四十里。”汉武帝要开通往身毒国道路，“而为昆明所闭。天子欲伐之，越嶲昆明国有滇池，方三百里，故作昆明池以象之，以习水战，因名为昆明池。”《三辅黄图》又引《三辅旧事》说到“楼船”：“（昆明池）中有戈船各数十，楼船百艘，船上建戈矛，四角悉垂幡旄葆麾盖，照烛涯涘。”所引《庙记》写道：“池中后作豫章大船，可载万人，上起宫室，因欲游戏。”这些记述，似乎强调的是“楼船”“豫章大船”装饰华美富丽，服务于宫廷“游戏”生活的作用。而实际上，当时“楼船”更多应用于军事（尤其是海上战争）。二 “楼船将军”和“楼船卒”、“楼船军卒”、“楼船之士”回顾西汉水战史，是可以看到“楼船”用于军事的实战史例的。通过有关“楼船将军”“楼船卒”“楼船军卒”等史籍记述，可知以“楼船”为基本装备的部队已经活跃在战争史中。杨仆曾经任“楼船将军”。《史记 ·建元以来侯者年表》记载，将梁侯杨仆“以楼船将军击南越，椎锋却敌侯”。《史记 ·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写道：“元鼎五年，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出桂阳；主爵杨仆为楼船将军，出豫章：皆破南越。”“元鼎六年，故龙頟侯韩说为横海将军，出会稽；楼船将军杨仆出豫章；中尉王温舒出会稽：皆破东越。”“元封二年，秋，楼船将军杨仆、左将军荀彘出辽东，击朝鲜。”名将杨仆以“楼船将军”身份先后三次远征——“破南越”“破东越”“击朝鲜”。汉武帝“因南方楼船卒二十馀万人击南越”（《史记 ·平准书》），虽然没有经历航海行程，然而也有海上作战经历。《史记 ·南越列传》记载，“楼船”“伏波”两部“力攻”入城：“吕嘉、建德已夜与其属数百人亡入海，以船西去。”“（伏波）遣人追之。以其故校尉司马苏弘得建德，封为海常侯；越郎都稽得嘉，封为临蔡侯。”最终使得汉武帝为“闻喜”“获嘉”（《汉书 ·武帝纪》）捷报而兴奋的战功，是在海面上成就的。与“破南越”不同，楼船将军杨仆后两次（“破东越”“击朝鲜”）战役，都经过长距离的海上航行。《汉书 ·严助传》说“楼船卒水居击棹”，体现这些士卒在水运能力方面有特殊的优势。《汉书 ·闽粤传》又有“楼船军卒”之称。“楼船卒”可能出现较早。《越绝书 ·越绝外传纪地传》说越王勾践将都城从会稽迁徙到琅琊：“初徙琅琊，使楼船卒二千八百人伐松柏以为桴。”“种山者，句践所葬大夫种也。楼船卒二千人，钧足羡，葬之三蓬下。”关注这条史料，应当注意《越绝书》成书于东汉的事实。所谓“楼船卒”“楼船军卒”，又称“楼船之士”（《史记 ·平津侯主父列传》）。而“南方楼船卒二十馀万人 ”，又称“楼船十万师”（《史记 ·南越列传》）。又有“楼船士”称谓。《汉书 ·食货志下》说“因南方楼船士二十馀万人击粤”。东汉依然使用此称：“今国有众军，并多精勇，宜且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及军假吏。”（《后汉书 ·光武帝纪下》）“楼船士”身份，又见于出土文献。如刘赐墓出土木牍文字可见“楼船士四百一十四人 ”（王子今《〈堂邑元寿二年要具簿〉“库兵”“库工”“楼船士”考议》，《文博》 2022年 2期）。汉武帝征伐南越，数路同时出击，其中有“楼船将军”率领的部队。“元鼎五年秋，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出桂阳，下汇水；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出豫章，下横浦；故归义越侯二人为戈船、下厉将军，出零陵，或下离水，或抵苍梧；使驰义侯因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牁江：咸会番禺。”（《史记 ·南越列传》）汉远征军进击南越，在攻破番禺之后结束了战争，又“入海”追击吕嘉、建德等，在海上实现了最后的胜利。据《史记 ·东越列传》记载，“至元鼎五年，南越反，东越王馀善上书，请以卒八千人从楼船将军击吕嘉等。兵至揭扬，以海风波为解，不行，持两端，阴使南越。及汉破番禺，不至。是时楼船将军杨仆使使上书，愿便引兵击东越。上曰士卒劳倦，不许，罢兵，令诸校屯豫章梅领待命”。从“屯豫章梅领”可知，“楼船将军杨仆”主力“击东越”路径不由海上。然而馀善“请以卒八千人从楼船将军击吕嘉等”，是与楼船军相关的军事行动，“兵至揭扬，以海风波为解”，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关于航海行为遭遇“海风波”不得不终止航行的文字记录。虽然我们现在还不清楚此“海风波”的强度是否与台风有关，但是这一事实为我们理解楼船军航海实践提供了参考。元鼎六年（前 111），馀善反，汉武帝发数军合攻，“遣横海将军韩说出句章，浮海从东方往”，“元封元年冬，咸入东粤”（《史记 ·东越列传》）。这是汉军大型船队行驶浙闽海面的明确史例。《后汉书 ·南蛮传》：“交阯女子征侧及其妹征贰反”，“遣伏波将军马援、楼船将军段志，发长沙、桂阳、零陵、苍梧兵万馀人讨之”。马援受命“督楼船将军段志等南击交阯”，然而“军至合浦而志病卒，诏援并将其兵”。随后的进军路线，据《后汉书 ·马援传》记述，“遂缘海而进，随山刊道千馀里”。“十八年春，军至浪泊上，与贼战，破之。”马援随即又进军九真：“援将楼船大小二千馀艘，战士二万馀人，进击九真贼征侧馀党都羊等，自无功至居风，斩获五千馀人，峤南悉平。”通常有以为“楼船军”是“海军”“水军”“水兵”的成见。中国航海学会编的《中国航海史（古代航海史）》写道：“史书对汉代水军称作'楼船’。这个名称实际包括两种含义。一是对战船的通称；另一含义是对水军兵种的专称。”（人民交通出版社， 1988，78页）有学者说，“秦之水兵称楼船之士”。分析秦汉“军兵种”构成时，似乎多“以'楼船之士’称水军”（熊铁基《秦汉军事制度史》，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0，190—191页）。有学者在考论秦汉“军种、兵种和编制时”也说：“'水兵’在文献中称'舟师’或'楼船士’，这是利用舟船在水上作战的一个军种。”（黄今言《秦汉军制史论》，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3，213页）张铁牛等《中国古代海军史》说：“汉代水军称楼船军。在我国武装力量中正式设置水军，是从西汉开始的。”（张铁牛、高晓星《中国古代海军史》，解放军出版社， 2006，24页）而事实上汉代“楼船军”主要的作战形式仍然是陆战，汉武帝时代征服南越和东越的战争中大体都是如此。朝鲜战事中可见所谓“楼船军败散走”，将军杨仆“遁山中十馀日，稍求收散卒，复聚”。这里所说的“楼船军”已可以看作陆战部队，与《史记 ·东越列传》“东越素发兵距险，使徇北将军守武林，败楼船军数校尉，杀长吏”相同。“楼船”，似乎并非战舰，在某种意义上只是运兵船。看来，简单地以“海军”“水军”定义“楼船军”的说法，还可以斟酌。或许黄今言的意见是正确的：“当时的船只还不是武器，只是一种运输工具，作战时水兵借助船只实施机动，到了作战地，即舍舟登陆，在陆上进行战斗。”（黄今言《秦汉军制史论》， 213— 214页）就汉代文献分析，看来当时的“楼船”似乎并没有在海面实战中直接发挥战舰的作用。王粲《从军诗》所谓“楼船凌洪波，寻戈刺群虏”等形容“楼船”水上作战情景的文字，应未必是海战的写实。楼船的使用，史籍可见多例。《文选》卷四五汉武帝《秋风辞》有“泛楼舡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句。可见在“汾、河”有楼船以为帝王乘度之用。汉元帝酎祭宗庙，出长安便门，准备乘坐楼船，御史大夫薛广德“免冠顿首曰：'宜从桥。’”光禄大夫张猛也以“乘船危，就桥安，圣主不乘危”相谏，于是“乃从桥”（《汉书·薛广德传》）。显然渭河津渡也备有楼船。黄河水系的楼船制作地点，我们目前尚未知晓。有迹象说明，庐江有楼船制作中心。《汉书 ·地理志上》关于“庐江郡”的内容中，说到“楼船”基地“楼船官”：“庐江郡，故淮南，文帝十六年别为国。”“庐江出陵阳东南，北入江。”“有楼船官。”在汉帝国东南沿海，闽越以优越的航海能力与中央政权关系微妙。与朝廷离心的诸侯势力往往联络闽越以谋求策应。《史记 ·孝文本纪》说，淮南王刘长“谋反”，“遣人使闽越及匈奴，发其兵，欲以危宗庙社稷”。《史记 ·吴王濞列传》：“七国之发也……南使闽越、东越，东越亦发兵从。”叛乱平定，“吴王子子华、子驹亡走闽越”。他的两个儿子在流亡中为闽越所收留。闽越对长安政权的这种态度，与背靠外海的地理形势有关。《汉书 ·严助传》：“今闽越王狼戾不仁，杀其骨肉，离其亲戚，所为甚多不义，又数举兵侵陵百越，并兼邻国，以为暴强，阴计奇策，入燔寻阳楼船，欲招会稽之地，以践句践之迹。今者，边又言闽王率两国击南越。”指出不解决闽越问题，“则会稽、豫章必有长患”。“闽越王”的进取，包括“阴计奇策，入燔寻阳楼船”。此说未可判断是已经破坏了寻阳楼船基地还是仅仅只是“阴计奇策”，尚未实施。关于“寻阳楼船”，颜师古解释：“汉有楼船贮在寻阳也。”（《汉书 ·严助传》“颜师古注”）闽越王 “入燔寻阳楼船”，即使只是策划，也体现出对“楼船”军事航运能力的重视。《汉书 ·朱买臣传》：“诏买臣到郡，治楼船，备粮食、水战具，须诏书到，军与俱进。”可知会稽也是“治楼船”的基地。前引《史记》“楼船将军杨仆从齐浮勃海”，启航地点是“齐”。这里应当可以批量制造楼船。从“吕嘉之难”发生，卜式上书汉武帝表示愿往南越战地赴死，说到“博昌习船者”（《汉书 ·卜式传》），或作“齐习船者”（《史记 ·平准书》），可知当时齐地沿海地方有比较集中的航海专业技术人员培训能力。《太平御览》卷七〇二引《吴志》记述了这样的故事：“刘基，孙权爱敬之。尝从御楼船上。时雨甚，权以盖自覆，又令覆基，馀人不得也。”可能三国孙吴武昌（今湖北鄂城）也有楼船制造基地。孙权“御楼船”竟然无从避雨，似乎“楼”的结构尚未完成。上文说到公孙述、岑彭军中楼船，说明长江多处地方皆有楼船制作的能力。包遵彭《汉代楼船考》有较早的单行本，其内容收入《中国海军史》。该书第三章“秦汉时期”的第四节“楼船式样”提示了“楼船”形制的文物资料说明。关于“铜鼓上的楼船纹样”的介绍，引凌纯声“就船之建造形制而言”，“铜鼓上的神船”“都是'船上施楼’ ”说，认为“铜鼓上的楼船”“是汉代已建造楼船有利的标示”。有关“汉砖上的楼船纹样”的讨论，引录罗香林关于所藏“广州汉代城砖”的说明：“余所获广州汉代城砖，亦有划绘楼船形者。”然而“该书未附图，楼船纹样不可知。”包遵彭指出，“山东滕县出土汉画象砖上，有一船纹”，“船面中部为舱楼，这证明汉代楼船之样式，已确实信而有征”（包遵彭《中国海军史》，中华丛书编审会员会， 1970，56— 58页、135页图版三、 136页图版四）。察看图像，“铜鼓上的楼船纹样”之所谓“楼”，只是略高于甲板的小平台。而“山东滕县出土汉画象砖”所见“舱楼”亦可疑，有可能表现的是舱房的出入口。日本学者林巳奈夫《汉代の文物》中关于“楼船”举列的图像资料是“镜背纹”（图1）“楼船”，画像有仙人状貌。论者以为与东王公、西王母崇拜有关（〔日〕林巳奈夫编《汉代の文物》， 754页，图 7—81）。江苏仪征博物馆藏1983年仪征新城镇林果村出土的东汉“铸图铜簋”（图 2），据介绍，“器底铸有画舫图形，十分独特”（仪征市博物馆编《仪征出土文物集粹》，文物出版社， 2008， 98页）。查看其样貌，可以视为“楼船”图像。船尾杆上有幡，向后张扬，显示船在行进。“楼”占据了甲板几乎全部面积，或许有所夸张。但多层次的形制，无疑是仿拟了“楼船”的实际状貌。
“楼船”，或许可以看作汉代文明水准的重要标志、汉代发明与创新的典型性成就、汉代历史文化的光荣纪念。至于更明确的“楼船”文物实证的发现，我们对考古工作今后的进步寄予热切的期待。
